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

谢 韬

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汇编》[1953—1956年]第308页)
  这是我们认识到了但没有勇气实行的一项政策。这些对自己错误的反思还仅停留在嘴上,正确思想的火花一闪很快就熄灭了。现在我们要把我们当时认识到但没有勇气改正的错误改正过来,实行新经济政策。不要因噎废食。看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蓬勃发展,就惊呼:“大事不好,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了!”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近代的欧洲。没有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社会主义永远是空想,永远是“大锅饭”的水平。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各种生产力的发展,更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更有利于一个高级新社会形态所需的各种要素的创造。”(《资本论》第一卷,1966年人民出版社第962页)
  如果把第二国际(社会党国际)和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所建立的社会制度比作两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实验的话,后者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它没有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这样一个条件,而且连资本主义的萌芽都消灭了。正如辛子陵所说:“一场以消灭私有制为结局的革命,一种以排斥先进生产力为特征的社会制度,无论以什么堂皇的名义,都是没有前途的。”由此可见,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都是“左”倾修正主义的失败,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而社会民主党人所作的那个实验,以瑞典模式为代表,影响了整个西方工业国家,改变人类历史的方向。我们要更加重视、更加尊重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成果——民主社会主义。
  其次,辛子陵这部书稿以令人信服的历史考证说明,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所谓“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书稿《导言》里指出:
  没有什么“共产主义”大目标,这是一个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年提出来晚年抛弃了的命题。1847年10月恩格斯写了《共产主义原理》一文,勾画了这位27岁的青年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憧憬。1893年5月11日恩格斯73岁时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发表谈话,否定了年轻时设计的未来社会模式。
  恩格斯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
  前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谈到,勃列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前苏联领导人的错误不在于放弃共产主义目标——一旦发现这是不能实现的空想自然应该放弃——而在于拿自己不再相信的理论继续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欺骗人民。一个带领人民前进的政党必须像恩格斯那样与时俱进地对自己的奋斗目标作出调整,并郑重地告诉人民。
  设置终极奋斗目标是基督教的文化传统。相信耶稣基督降生后一千年,基督要复活,要在世界上建立天国。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从这里衍化而来,是基督教天国理念的现代版。黑格尔和马克思、恩格斯都相信,人类社会的进化不是无限连续,永无止境,而是要达成一个终极目标,完成一个社会形态。在这一点上,黑格尔和他的弟子马克思、恩格斯都违背了辩证法。对黑格尔而言,这是自由国家;对马克思、恩格斯而言,则是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成了乌托邦的旗帜。当伯恩施坦主张扎扎实实地改良社会,切切实实地为工人谋福利,提出“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时候,他理所当然地成了高举共产主义旗帜的列宁的敌人。
  建立天国的想法,表现了科学尚不昌明时代人类对具体地改善处境、提高生活质量的无奈,把现实中实现不了的事情推向遥远的未来。所谓“共产主义”大目标在各个历史时代是不同的,是具体的,变化的。马克思说“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时候,不会想到人人需要一部电脑;恩格斯曾说人人都住上有暖气的房子就是共产主义了。我们在延安时代理想中的共产主义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事实上,我们今天所拥有、所享受的物质文明,早已超过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想象,超过了他们所制定的共产主义标准。
  用所谓“长远利益”否定“当前利益”,用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抚人民,叫人民忍受现实的饥饿、贫穷和苦难,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欺骗人民的把戏。这一切都应该收场了。
  反“右派”以后仍然没有停止思考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顾准说:“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
  我常常想,德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马克思,俄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列宁,就像我们比外国人更懂得孔夫子一样。为什么德国人扬弃了的马克思主义不适合现实生活的部分,为什么俄国人抛弃了的列宁主义,我们要当作神物供奉着?当作旗帜高举着?
  民主社会主义剔除了马克思主义中的空想成分,使马克思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现实。作为活着的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生根的马克思主义,是给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带来高工资、高福利的民主社会主义,而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乌托邦。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人既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又代表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有广泛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不是挑起阶级冲突,激化社会矛盾,而是把社会各阶级团结起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在社会财富总量的不断增加中,调节分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共同富裕不是让有产者变成无产者,而是让无产者变成有产者;不是让富人变成穷人,而是让穷人变成富人。这是社会民主党人治理国家的总的思路。这个崭新的思路比我们曾经奉行的“阶级斗争”劫富济贫的思路高超百倍,前者是共同富裕,后者是共同贫穷。
  就在暴力社会主义走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民主社会主义在西北欧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富裕+专制腐败也不是社会主义。普通民众的富裕和政府官员的廉洁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两大亮点。民主社会主义寄托着人类的希望。
  辛子陵这部书稿从历史大视角回顾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为批了多年的所谓“修正主义”翻案,为民主社会主义正名,为中国共产党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扫清了障碍。他指出,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经验对我们渡过难关、解决面临的棘手问题有重要参考价值。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瑞典虽是小国,瑞典社会民主党虽是小党,但它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典范,它的经验具有普世价值,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在民主宪政框架内,瑞典社民党依靠自己政策的正确,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得以连选连任、长期执政的经验;在经济建设中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实现同向分化、共同富裕的经验;正确处理劳资关系,调动工人和企业家两个积极性,实现劳资双赢的经验;有效地防止特权阶层出现,杜绝官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长期保持廉政的经验,为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构成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是民主宪政、混合私有制、社会市场经济、福利保障制度。民主社会主义核心是民主。没有民主的保障,其它三项都会异化和变质。
  晚清以来,中国学习西方文明有一条祖训:“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学工业,学科学,学教育,这是所谓“用”的部分;至于“体”,即这一套体制,那是祖宗家法,不能变的。祖宗传下来的这一套,是最好的政治体制,改进一下都不行。
  孙中山创立民国,有了宪法,有了国会,但蒋介石强调一个党,一个领袖,党在宪法国会之上,领袖在党之上,还是专制独裁。
  有人说我们的制度好得很,决不学西方民主。一个制度好不好,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实践问题。实践是检验真民主和假民主的唯一标准。我们的制度不能阻止把五十多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不能阻止公社化和大跃进的疯狂发动,当法西斯式的文化大革命废止宪法、停止议会活动的时候,我们的制度没有任何反抗。
  2004年胡锦涛在法国国民议会的演讲,郑重昭告世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我们明确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制度,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权利。”这些说法给中国的民主政治带来了新的希望。
  如果实行了这个转变,我们的党就会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就一定会赢得世界近百个国家民主社会党的欢迎,与欧洲各国及美国民主势力共建社会主义的统一战线。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就会成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同盟军。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将加强而不是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我们将举得更高,举得更有力。中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就会开辟世界历史发展的新航道。
  政治体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我党我国如只在经济上改革开放,而不使政治体制改革紧紧跟上去,说重点的话,我们真可能重蹈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走向灭亡的官僚资本主义道路。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贪污腐败问题,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我的入党介绍人张友渔在1994年弥留之际曾对我说:“抗战胜利后,我们目睹国民党专制独裁贪污腐败,最终失尽人心丢掉政权。我们这些老同志无论如何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党也走上这样一条路。”当时相对唏嘘,并无良策。读了这一部书稿,兴奋之余,写下了上面一席话,算是执行张老的临终嘱托。耿耿救党之心,同志朋友亮察。
  (2006年2月)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
(责任编辑 吴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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