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在起草具有新中国大宪章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时，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曾就是否写入“社会主义”这一术语及相关内容有过一番争论。鉴于对社会主义主观认识不足，客观实践条件欠缺，纲领的过渡性、时效性以及加强团结、避免分歧等因素的考量，最终《共同纲领》只谈昨天与今天，主管新民主主义阶段，不写“社会主义”，只是在具体政策上确保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理论认识薄弱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时间较早，但系统的理论认识，直到新中国成立前，都严重不足。马克思和列宁都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个“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吸收了这一认识。陈独秀、瞿秋白、邓中夏、周恩来等都对革命的阶段和革命成功后的政权性质进行了思考。他们纷纷认识到革命是艰巨的，认为不可能一下子进入到社会主义。但是，资产阶级革命何时以及如何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时期”到底要多久，早期理论家一直没有说清楚。

直到全面抗战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思考。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井喷期，当时被誉为“毛主席三大名著”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相继问世，毛泽东思想也正式形成。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很好地解决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的问题。但对下一步的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时间、条件、契机，社会主义的标志、特征等一系列后续问题的认识，因战争形势的一再突变，严重不足。

战略反攻阶段的1948年3月20日，党中央准备由陕甘宁边区东进到晋察冀解放区的前夕，发布了《关于情况的通报》。该文件对革命形势作出两个判断：一、估计再打一个整年，即至明年春季的时候，敌我两军在数量上可能达到大体上平衡的程度；二、五年左右（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消灭国民党全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是在形势好转的情况下作出的估计，即再有一年时间达到敌我数量的持平；再有三年，至1951年，打败国民党。但是，革命的发展形势远超预期。《通报》发表不到半年，各野战军就陆续发动反攻。反攻用时不到半年，解放军的数量和整体质量都反超对方。在此背景下，11月14日，毛泽东根据敌我力量变化的新形势，对解放战争的进程作了重新预估：“原来估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毛泽东认为，到1949年底，就可以攻占南京，推翻国民党政权。但是，他并不认为这就意味着解放战争的结束。在他看来，彻底消灭以国民党为首的敌对势力仍须较长时间，“至于在全国一切地方消灭反动势力，完成人民解放，则尚需较多的时间”。最终，形势的变化再次比预估的进程更快，提前一年半结束内战。如彭真回忆说：“原来预计五年，实际仅三年半，就消灭了八百万国民党军队，推倒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

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等主要领导人始终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还有一个较长时间的建设阶段。至于时间有多长，何时结束，因形势突变，一直没有条件给出清晰的答案。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说：“在将来，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时间会要相当地长。”还提出，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条件未具备之前，“不应当轻易谈转变”。1937年5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重申了这一观点，“我们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我们反对尾巴主义，但又反对冒险主义和急性病”。1939年12月，毛泽东在思考“中国革命的前途”时提出中国革命的终极前途和最后结果毫无疑问是社会主义，但革命胜利后，“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1945年4月，在抗战胜利接近尾声之际，毛泽东在题为《论联合政府》的党代会报告中就战后建立新中国问题提出“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的时机和条件依然不成熟，需要的是“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1947年的“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反对将社会主义前途写进会议文件，批评说“这也是急性病”，“社会主义还早着哩”。为此，会议把“保护民族工商业”确立为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1948年3月1日，毛泽东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再次强调：“我们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而不同于十月革命那样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晋绥干部会议的讲话上，毛泽东将这一指示精神上升到“总路线和总政策”的高度。为避免“左”倾冒进，毛泽东反复强调“不轻易谈转变”。这些重要思想后来都成为《共同纲领》的重要指导原则。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对社会主义理论认识长期存在不足，更多是将社会主义预设为一个奋斗目标，在文件中经常与共产主义混用。这无疑留下了如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时代难题。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历史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论，初步解答了这个难题。进入解放战争时期，本应在解决革命阶段问题的基础上，继续探索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二者之间过渡的问题。但由于内战的很快发动和革命形势一再超出预期，导致对社会主义的理论思考远远不足。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区别在哪里？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契机和标志是什么？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因时间、精力和社会发展程度所限，并没有完全认识清楚，这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提出不将“社会主义”写入《共同纲领》的重要因素。毛泽东后来在研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和在“七千人大会”上，都在反复思考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他指出：对社会主义建设，还有很大的盲目性；对于社会主义的规律，要有一个认识过程，现在尚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

实践条件欠缺

1948年下半年始，革命胜利在望之际，中国共产党开始集中精力思考：革命成功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以及革命胜利后保留多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集中思考的时间“大约是在从1948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到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这段时间”。

1948年的“九月会议”是商讨建立新中国问题的会议。在会上，刘少奇在报告中说道：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的政策是要不得的，否则“要犯‘左’倾的错误”，与民族资产阶级“可搭伙10年至15年”。毛泽东回应说：资本主义“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15年”。会上，刘少奇还认为不能走俄国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路，提出“我们不要去套书本子”。毛泽东表示赞同。毛泽东还谈道要反对农业社会主义，反对过早消灭资本主义。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自中共七大伊始便多次谈道发展资本主义问题，直到新中国建立一段时间，党中央确实允许资本主义有相当的发展。

之后，毛泽东和刘少奇多次强调“稳步过渡”的思想观念。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同时要求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都应当采取“稳步”的政策，提出“五种经济成分”理论，要求把生产建设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而不能乱碰乱撞，妨碍、贻误这个中心。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召开后不久重申要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前提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1949年6月，刘少奇在党内的报告提纲《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中也强调要“稳步”，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资本主义的倾向”；“另一种是冒险主义的倾向，就是在我们的经济计划和措施上超出实际的可能性，过早地、过多地、没有准备地去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

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影响下，党中央就过渡问题达成基本共识：建立新中国后新民主主义还要持续1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宜过早进入社会主义；必须采取稳步的政策，既要防止“左”的冒进错误，也要反对右的错误。“其所以不写，既不是一时疏忽，也不完全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如有人说是为了麻痹资产阶级等），而是从当时的实际出发，经过中央慎重考虑作出的决策。也就是说，我们党在立国之初，要搞一段新民主主义，是真心实意的”。为此，即使涉及社会主义原则的条文，《共同纲领》也没写。“没有写入《共同纲领》的，还有‘不劳动者不得食’。因为这个原则是表明人人都应有工作，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在当时还做不到”。事实证明确实做不到。据统计，1949至1952年，每年的城镇失业人数分别高达474.2万、437.6万、400.6万和376.6万。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客观形势要求不能过早转入社会主义。党中央在制定基本路线、基本理论、基本方略时遵循了客观规律。

由此，解放战争后期，党中央集中讨论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怎样建设新中国的问题。在讨论过程中，对社会主义的特征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如“实行公有制”“按劳分配”等。但也意识到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还缺乏立即转向社会主义的条件。因此只能先采取保留资本主义经济，联合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社会贤达群策群力的策略，实施“稳步”政策，坚持15年乃至更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路线。

主体定位所限

对革命进程的判断存在多次转变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对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设想也存在一个因时因势的转变过程。1948年，毛泽东在解放战争还要打3年的设想下，对政治协商会议的最初设想只是一个小规模的数个政党代表会议。1948年4月27日，毛泽东关于请张东荪等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开代表会议一事给刘仁写了一封信。信中要求刘仁务必找人告诉张东荪、符定一：“我党准备邀请他们两位及许德珩、吴晗、曾昭抡及其他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开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讨论：（甲）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乙）关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会议的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地点拟在哈尔滨。开会时期在今年秋季。”党中央发布的该年“五一”节口号的第五条重述了这些内容。

4日后，党中央于5月1日关于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协商召开新政协问题给统战部沪局、港分局的指示，所交代的会议任务、时间、地点与毛泽东给刘仁的信一致。略微不同的是，增加了一条会议发起人的内容，“会议拟由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及中共联名发起”。当日，毛泽东还致函李济深、沈钧儒，提出：根据目前形势，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请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会议讨论“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信中还提议由民革、民盟和中共“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可见，起初的政协会议是小型的几个政党内部的协商会议，并不具有普遍代表性。正如章伯钧所说：新政协最初筹备时，规模是很小的。

1948年4月底至5月初，党中央集中在思考的一件事就是筹备召开新政协。不过，这次的政治协商会议与一年后的政协会议在内容、目的、主体、时间、地点上都有所不同（见表1）。

那么，为着推翻国民党政权、加强合作而计划召开的小规模会议为何发展为创建新中国国体和政体的会议呢？这与解放战争的发展态势密切相关。在国民党节节溃败、共产党节节胜利的情况下，为更好地指导全国的解放和建设工作，1949年3月，党中央及其所属机构由西柏坡迁至北平。与此同时，已经从香港、上海及海外抵达哈尔滨、西柏坡并准备召开新政协的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也一道齐聚北平，共商国是，筹建新中国。在共产党主导下，并经各方同意，顺势将会议开成具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性质的新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6月的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出以毛泽东为主任的筹备会常务委员会。8月26日，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上对《纲领》和《宣言》的定位作了区分：“纲领中只说现阶段的任务，如果再说的远一点就变得空洞了。就是说，纲领是带有时间性、有变动的。它是行动纲领，是为着规范当时的行动而规定的；它不同于《宣言》，不是描绘新中国社会发展前途的图画。”根据毛泽东的设想，《纲领》管当下，《宣言》讲未来。可以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共同纲领》都具有过渡性，这在新政协筹备会筹备阶段就确定了的。在《共同纲领》的起草过程中，毛泽东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以力求它能“照顾四面八方的利益”，能使“每一个方面都会赞成”，以成为共同的政治基础和可行的施政大纲。

刘少奇在后来的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对不写入社会主义及转入社会主义的时机作了一定说明：“大家都知道，中国共产党除开自己的最低纲领之外，还有它的最高纲领，而这个最高纲领，则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所没有包括进去的。在协商过程中，有些代表提议把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写进共同纲领中去，但是我们认为这还是不妥当的。因为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如在共同纲领上写上这一个目标，很容易混淆我们在今天所要采取的实际步骤”；至于何时进入社会主义，则“必须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要求。到了那种时候，中国共产党也一定要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进行协商并共同地加以决定”。即是说，不写入社会主义旨在防止混淆今天与明天之间的关系，明天的社会主义问题留待以后商榷。

由此，《共同纲领》作为新旧交替的产物，其定位是很明确的，那就是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的临时约法，具有时间限制和过渡性质。它所规定的都是当前及接下来一段时间要事，更长远的社会主义不在其列，故不宜写入。当然，不写入并不意味着大家不认可，而是遵从问题导向，坚持稳步过渡，避免过早、过快转变社会形态。

政治艺术需要

《共同纲领》伴随筹备建立新中国的全过程。自1948年10月始，《共同纲领》历经三次更名，即《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还多易其稿。其思想渊源再往前可追溯到1946年。在“旧政协会议”召开期间，中国共产党于1946年1月16日在《新华日报》发表了题为《论共同纲领》的社论。社论提出了政治民主化的六项主张。《论共同纲领》作为当时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对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纲领具有奠基作用。但总的来看，早期的纲领仅仅局限在政治领域，与后来的三份纲领不同。新中国成立后的纲领就国家性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都作了规定。

新中国成立前，各民主党派在讨论《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时，就对“新民主主义”作为建立新中国的原则提出了质疑。有的主张“革命的三民主义”，有的主张“人民民主主义”，有的主张“民主主义”，个别人还拟定了讨价还价的“纲领”。这体现了当时政治诉求多元化的趋向。

争议不断的情况延续到了之后的新政协会议筹备会上。会上，代表们围绕该不该写明社会主义前途问题，意见不一。中共中央的意见是不写入“社会主义”。会议期间，多数代表支持共产党的意见，认为纲领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以不写社会主义为好。民盟主席张澜在第一届政协会议的发言中便说道：“我们今天应做的，要做的，和能够做的，这个纲领都一一标举出来了。中国将来应做的，要做的，但今日事实上还不能够做的，这个纲领就暂时保留不说。它没有高调，它更没有空想。”随后，民主建国会代表黄炎培在大会讲话中形象地将新中国比作一座大厦，“这所新的大厦最高的顶尖上边，飘扬着一面大旗，大旗上写的是什么？是新民主主义”。

但也有部分代表提出质疑。质疑声分成两种：一种是认为社会主义既然是必然趋势和前进方向，应当写入纲领；另一种则抱怨道：现在是共产党领导政权，为什么怕讲社会主义？后一种观点反映了一些人对共产党的执政和社会主义前途的怀疑。当事人孙晓村记载道：“在讨论《共同纲领》总纲时，发言很热烈，民主气氛十分浓厚，特别是《共同纲领》中没有写明‘社会主义’，当时有不少同志认为‘社会主义’的前途一定要写进去，认为社会主义是全国人民的奋斗的方向；有的同志说共产党领导，为什么怕写‘社会主义’。”并且“几种观点争论热烈，相持不下”。

为避免扩大分歧，周恩来于9月22日在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上作的报告中对不写“社会主义”的做法加以解释。他说：“在讨论中，曾有一种意见，以为我们既然承认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性质的阶段，一定要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发展，因此总纲中就应该明确地把这个前途规定出来。筹备会讨论中，大家认为这个前途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但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而奋斗。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而且这个纲领中经济的部分里面，已经规定要在实际上保证向这个前途走去。”总理的坦诚赢得大多数与会代表的理解和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反对者的疑惑。

后来，周恩来在1952年6月的全国统战部长会议上再次对上述问题作了回顾：“《共同纲领》没有写社会主义前途，是因为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虽然把这个前途写出来他们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有点强加于他们，所以我们采取等待的政策，没有把社会主义前途写进去。但是这个前途是肯定了的”。

由此，从统一战线和群众路线的角度出发，为防止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不同意见的扩大化，又考虑到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接纳要有一个过程，因而采取慎重态度，选择不写入更高阶段的“社会主义”。

可见，《共同纲领》基于对社会主义主观认识不足，客观实践条件欠缺，纲领的过渡性、时效性，以及加强团结、避免分歧等因素的考量，经党中央提议，各方磋商，最终从实际出发，以问题导向为主，《共同纲领》只谈昨天与今天，主管新民主主义阶段。做到了不“左”倾冒进，不空谈误国。《共同纲领》虽然没写“社会主义”术语，但也吸收反对意见的合理成分，作出了利于社会主义前途的导向，政治、经济、文化政策规定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使各方由分歧不断转为达成共识。党中央对《共同纲领》是否写入“社会主义”争论的处理，折射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坚持的是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有机统一的基本方略。

历史和实践证明，党中央的决策往往受到奋斗目标导向和现实问题导向的合力作用。以奋斗目标导向和以现实问题导向作出的决策，有时是合拍的，有时却是南辕北辙的。科学的模式是坚持以问题导向为主的，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有机统一的价值导向。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指出：“如果不把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起来，不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那我们就要造成缺陷、缺点，甚至造成错误。”不讲实际不行，只讲实际也不行；没有理想不行，空谈理想也不行。因此，要把理想现实化，跟着规律走，对准问题抓。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首要的是解决好奋斗进程中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又不能背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不能滑向封闭僵化或改旗易帜的错误道路。■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 王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