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青海的一次流血事件

赵淮青

中共青海省委书记王昭摄于文革前夕


1967
2月,解放军武装游行,向搞打、砸、抢、烧的造反派示威(李景瑞摄影)

 

  1967223日下午2时许,《青海日报》印刷厂的前门和后门,忽然枪声大作,数百名“八一八”造反派倒在血泊中,酿成文革中震惊全国的流血事件。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作为一个见证人,我应该把这个悲剧记录下来。

 

仇恨发芽便疯长

 

  文革开始不久,中共青海省委机关报《青海日报》得风气之先,根据1966516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精神,于63日刊出一篇题为《大进攻,大反击,大革命》的社论,鼓吹把全省搞它个天翻地覆,天下大乱。这篇社论见报后,许多干部群众乘车或结队到报社提出抗议,要求省委严肃处理报社负责人。在这种情况下,出于一种压力,中共青海省委把这篇社论定为毒草,并撤销了报社总编的职务。

  也就在这个时候,江青把持的“中央文革”闻到了个中气味,把首都的“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和“北航红旗”等造反组织,以及哈尔滨军工大学一批天兵天将派到青海来。他们下车伊始,就要为“六三社论”平反,并在青海日报社首先组织起“八一八”红卫战斗小组(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日期命名)。这就是“八一八”红卫兵司令部的雏形。嗣后各行各业陆续组织起“八一八”造反组织。于是,全省以破“四旧”为名,开始了打、砸、抢、烧运动。

  进入1967年,得到毛泽东支持,在上海首先兴起的夺权运动,波及到青海。青海省级单位的党、政、财、文大权摇摇欲坠。来自北京和哈尔滨的红卫兵闯进省委各部门串连,如入无人之境。《青海日报》红卫小组最先夺了报社的权,并发出号召全省夺权的社论,把夺权运动推向全省。与此同时,报纸上也出现了“批判省军区刘邓反动路线”、“打倒省军区一小撮走资派”一类的论调,埋下了军队与造反派冲突的隐患。

 

青海军区领导层的分裂

 

  1967年元月下旬,毛泽东发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广大左派革命群众”指令。以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为代表的部分领导做出决定,要大力支持“八一八”造反派组织。刘贤权曾是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一个师长,后来升为军长,是林彪的老部下。林彪在文革初期,就培植亲信,排除异己,控制和扩大自己的力量,以巩固自己的权力。“八一八”造反派组织起来后,刘贤权很快与之挂钩,同时把斗争矛头指向中共青海省委第二书记、省长王昭。王昭曾任国家公安部副部长,是此时已被打倒的中央军委负责人罗瑞卿大将的老部下,在青海人民心目中很有威望。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为代表的另一方坚决反对刘贤权的这一举动,军区内部大部分机关干部支持赵永夫,与刘贤权对抗。

  有个背景应在此交代。19671月中旬,全军“文革”小组改组,江青当了顾问。并立即动手抄了总政主任肖华的家,这是部队上层机关乱起来的一个信号。江青的做法受到部队高层领导的抵制,以中央军委领导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几位元帅为代表,坚决反对把部队搞乱,他们认为,军队的稳定是党和国家根本利益之所系。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据说林彪也支持),经过多次与上边磋商,毛泽东认可了,1967128日,颁布了一个中央军委的红头文件“八条命令”,内容包括: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不许武斗;不许抓人抄家;不许串连等。据权威人士分析,这个文件反映了毛泽东既希望把部队的“文革”进行到底,又担心军队失控,影响整个局势稳定的矛盾心理。“八条命令”的颁发,摆脱了军队领导机关的瘫痪状态。

  “八条命令”下来后,青海军区内部,赵永夫的观点更加占了上风,刘贤权陷于有职无权的境地。“八一八”造反派多次到军区附近张贴“打倒省军区一小撮混蛋”、“革命军人要掉转枪口,对准叛变革命的指挥员”等内容的大字报,军区大院门前,多次出现辩论场面。可是,由于广大官兵长期接受部队传统教育,老作风、老信念依然很有影响,对红卫兵的种种作为产生强烈抵触情绪。

 

部队接管《青海日报》遇到抵抗

 

  以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为首,联络青海其他驻军领导——205部队领导张晓川以及军区直属部队独立师的领导,组成了“联合指挥部”。他们决定尽快接管《青海日报》,因为报纸天天号召造反,号召夺权,号召大乱,他们无法接受,认为这样的报社领导班子必须改组。而“八一八”造反派也横下一条心,要守住这块已经夺到手的舆论阵地。先是,部队在市区一些街道,张贴大字报,指名道姓揭发“八一八”组织不纯,是社会渣滓……23日,部队又出动250多辆军车,满载荷枪实弹战士,在西宁街头进行武装游行,沿途高喊“坚决镇压反革命”等口号,以显示力量,威慑造反派。214日,部队公开宣布《青海日报》是非法的,必须实行军管,并派出十多个连队,占领了五个制高点,对报社印刷厂大院进行包围,一场生死搏斗,一触即发。

  “八一八”造反派针锋相对,从各行各业调来上千队员,日夜轮流守卫报社。他们带着红袖箍,把守通向报社的各个路口。入夜,报社印刷厂大院点起堆堆篝火,为人们驱寒照明。部队多次派代表与造反派领导交涉接管报社事宜,均遭到严词拒绝,有时甚至被驱逐出来。219日,“八一八”造反派组织示威游行,对部队表示强烈抗议。当游行队伍经过报社大院门前,与对立面组织——“捍卫队”发生冲突。捍卫队一个女队员惨死在车轮之下。捍卫队当即抬着尸体游行,仇恨在斗争中升级,矛盾进一步激化。223日清晨,部队联合指挥部公开宣布,“八一八”红卫兵为反革命组织,下令立即取缔。

  

相持九天九夜,枪声大作

 

  《青海日报》印刷厂大院坐落在湟水岸边,那些天成为两种势力对垒的焦点所在。“八一八”的头头们驻守在此,人称“八一八”司令部。而部队领导赵永夫则坐镇西宁宾馆,亲自进行指挥,与报社大院相隔只有一箭之遥。在斗争最激烈时,刘贤权曾派人给“八一八”头头送信,要他们“坚持到底,就是胜利”。这时造反派的情绪日趋狂热,北京红卫兵的广播车在不断呼喊“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八一八”的高音喇叭更是破口大骂,什么“把披着黄皮的保皇狗赶出去!”“砸烂省军区一小撮混蛋领导的狗头!”……漫骂声不堪入耳,这使部队官兵更加磨拳擦掌,仇恨之火在心中燃烧。赵永夫原来认为,“八一八”会藏有大量枪支弹药,曾说“就是用刺刀挑,也要占领报社!”也说过:“如果‘八一八’开枪,我们坚决还击!”而实际上“八一八”造反派却没有枪,而且对部队开枪,也缺少思想准备。

  1967223日,也就是部队包围报社的第九天,上午11时许,一阵清脆的枪声传来。刹那间,震耳欲聋的高音喇叭戛然无声,部队的第一枪是对着“八一八”的高音喇叭发射的。这时,报社院子里混乱起来,人们小跑着出出进进。但是枪声很快停了。人们在等待。下午二时,枪声大作,像大年夜的爆竹声一样,从报社的前门响到后门。有冲锋枪声,也有机关枪声,连成一片。开始还能听到语录口号声,“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后来就看见许多人扑倒在地,许多人向四处奔逃……

  因为五个制高点都由部队占领,一处开枪,对面制高点的部队,误以为子弹是从报社大院里打出来的,当即还击,于是四面枪声交叉齐鸣,局面无法控制。赵永夫一看死了那么多人,也傻了眼。

  半小时后,解放军押着“俘虏”队伍由西向东移动,其中多数人受伤,行动一瘸一拐的,向中共省委大院走来。伤员们被同伴抬着或架着,胳膊或小腿悬空摇荡,仿佛仅仅连着一点皮肉。人们一个个灰头土脸,身穿蓝布羊皮大衣,大半是省公路局的工人,今天正巧轮着他们值班守卫报社。这支队伍最后被押到省委大院的操场上,有几个解放军班长、战士手持冲锋枪,飞快攀上附近的省委食堂房顶,铁青着脸,大声喊叫:“不许动,谁动打死谁!”而受伤的人们,有的在地上打滚,有的在地上翻跟头,翻几下也就不动了。还有人嘶哑着嗓子喊叫:“快来给我包扎,疼死我啦!”而在战士眼里,这些人是洪水猛兽,是青面獠牙,谁会管他们呢!

  清理战场时,死者170多人,重伤近200人,“俘虏”约2000人。就在响枪的那天晚上,有近万人被关进监牢,各机关、各单位开始残酷逼供,刑罚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单位用烟头烧,铁丝捆,甚至用上了“老虎凳”。

  

来自北京的声音

 

  开枪的当晚,赵永夫给中央军委一位元帅打电话汇报情况,对方回答:“林副主席指示,打得好,打得对,总结经验。”直到“北京三司”红卫兵赶回首都,与“中央文革”江青、康生等人接上头,江青又向毛泽东做了汇报,1967311日,毛泽东在一个书面材料上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就值得研究了。”后来,“中央文革”做了调查,主要是听信返京红卫兵的一方汇报。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否认了他讲的“打得好”那些话。324日,经毛泽东同意,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做出《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决定》认为,青海省军区内部的问题,是一次反革命政变,是赵永夫夺了刘贤权的权;成立以刘贤权为首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为“八一八”革命群众组织平反,抚恤死者,等等。

  “八一八”造反派平反后,对待支持部队那一派,施行了同样残酷的批斗。仇恨一旦发芽,就要疯长。严刑拷打比比皆是,骇人刑罚时有所闻,虽未枪杀,也算是血腥报复吧!有一次,拥护赵永夫那一派的头头脑脑近二百人,被带到掩埋被部队打死的工人、学生的墓地(有人称为“短期烈士陵园”),通通下跪,被打得鬼哭狼嚎,皮开肉绽。在那次报复性的行动中,被打伤打残者不在少数。

  那一时期,同事之间,乃至家庭间、亲友间,为了“革”与“保”之争,能够发展成你死我活,不共戴天。青海日报社一个美术编辑的妻子,“揭发”其夫要谋害伟大领袖,给那位美编带来了灾难。笔者所在的单位,当“八一八”得势时,一位领导曾拿一张放大照片给我看,说是从厕所墙壁上拍下的“反标”,上书“打倒‘八一八’反革命”。他问我是不是一个年轻记者写的,并说据此可把他打成“反革命”。我说,“不像是他的字。”又问:“也许是左手写的呢?”我仍然说:“不像是他写的。”心想,又不是要打倒共产党和伟大领袖,反对一个群众组织,就能打成反革命吗?后来查无实据,才不了了之。无独有偶,当“八一八”造反派被部队打成反革命时,那个年轻记者也来找我,说他从兰州把那个想把他打成反革命的领导抓回来了,省军区领导与他意见一致,应该枪毙。我知道,当时杀个人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平常,于是建议说“这可不是件小事,应该请示一下总社领导。”那位年轻记者与总社代社长王唯真通了电话,王问:“什么罪状?”接着又说:“你们先打个报告来,再定罪不迟。”后来那位领导被关进监狱,却没有被枪毙,是王唯真救了他一命。

 

省委书记王昭的冤案

 

  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指定由青海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全权处理青海问题。又明确点明,青海“八一八”群众组织被镇压,“同原省委书记王昭直接有关”。真是天大的冤枉。此事与王昭并无关系,而王昭却为此受尽折磨,最后死在狱中,是全国有名的一个冤案。

  王昭是河北平山人,1932年参加共产党,抗日战争中是晋察冀地区一个美名远扬的地委书记。与国民党作战时,参加过华北和西北的几大战役,指挥有方,战功卓著。从抗美援朝前线胜利归来,担任公安部副部长,受到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罗瑞卿的赏识。1961年春夏,与中共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一道,去甘肃、青海两省解决饥饿问题。此后即留在青海担任第二书记、省长,实际上负主要责任。他不畏艰苦,到缺氧的高原地区作调查,并顶住重重阻力和极“左”势力,解决青海积重难返的问题,特别花大力气解决群众的吃饭问题和死人问题,恢复被破坏的草原,纠正平叛中一些过激做法,平反冤假错案,坚决与违法乱纪做斗争,被老百姓誉为“王青天”。

  “文革”开始,王昭敢作敢为,敢于承担责任,与当时省委第一书记遇事往后缩的做派形成鲜明对照。但他没有表态支持哪一个群众组织,尽管他对“八一八”造反派的所作所为有自己的看法,比如“八一八”有些组织大搞所谓破“四旧”,搞打、砸、抢、烧,侮辱和迫害省里文化界、宗教界有威望的人士,他是非常不满的。但是,青海流血事件发生前后,他因胳膊摔坏,前往河南洛阳疗伤,没有参与“八一八”造反派与部队的矛盾冲突。中央宣布《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时,他被召唤到场,曾大声疾呼:“此事与我无关,我冤枉!”

  早在196611月间,中共青海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刘贤权得到上层的信息和授意,在会上“揭发”,说王昭与已被打倒的彭真、罗瑞卿关系密切,是他们派到青海来的,应该拔掉这个钉子。《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宣布后,林彪、江青、康生等人,指令把王昭押回青海接受审查,在动身之前,周恩来当面叮嘱刘贤权和“八一八”负责人,“王昭不是黑帮,是踏踏实实工作的人,你们要保证他的人身安全。”可是当时的周思来,说话已经不能令行禁止,王昭一回青海,当即被栽赃为“‘二二三’流血事件的总后台”,一下子被推进仇恨的旋涡中去,受到“八一八”造反派以及死者家属的残酷迫害。一个月时间,被批斗近五十次,每斗必打,每打必伤,胳臂多次被扭断,耳朵多次被撕坏,脸上被钉子扎了许多孔洞……后来又被送进南滩监狱。王昭有严重的糖尿病,在治疗上采取了敷衍应付的态度。不久又被诬陷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有关人还得到指示:“不能放虎归山,不能让他活着出去!”19702月,年仅53岁就惨死在狱中。1977年,胡耀邦出于无私正义的爱心,多次过问王昭的事,那年8月邓小平做了批示:“王昭问题是个冤案,应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中共青海省委常委,领导全省公、检、法工作的王仲方,和王昭同时遭到诬陷。就在那次为“开枪事件”定性的中央碰头会上,很少发言的林彪,听到在公安部为罗瑞卿任十年政治秘书的王仲方,正在接受审查,竟说道:“王仲方这个人,我找他很久没找到,他是罗瑞卿的心腹,罗的事他全知道,要把他搞起来!”几句话,把王仲方推进五年多铁窗生活,历尽劫难,九死一生。他父亲王肖山是辛亥革命老人、教育家,竟受他株连被活活饿死。王仲方直到1978年才彻底平反。

  在批斗王昭、王仲方的同时,全省还有近百名厅局级干部被折磨迫害,不少领导干部和群众被致残,甚至致死,罪名是“王昭死党”,“在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站错了队”。

  赵永夫还算万幸,虽经多次残酷批斗,总算保全了性命。他在住医院期间,受到部下保护,全身被打上石膏,使施暴者无法下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取消了“反革命政变头子”的说辞,从监狱中放出来,调回北京重新安排工作。但他的妻子因丈夫株连治罪,这位精干刚强的知识分子,宁死不屈,卧轨自杀。

  “文革”——全民族的互相摧残戕戮,在中外历史上绝无仅有。

(责任编辑 萧 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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