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解放战争时期，为保护革命后代，消除在前线奋勇杀敌的革命者们的后顾之忧，在战火中诞生的延安第二保育院用时两年零十个月，在三五九旅战士的护卫下进行三千里大转移，最终把136个孩子全部安全送到目的地。幼教工作者们在这项艰巨的任务中践行了“大人在，孩子在；大人不在，孩子也要在”的豪迈誓言。应该说，这一群默默无闻的幼儿教育工作者，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也为我们党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

1944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军民正在积极主动地向日寇发起攻势作战，延安的广大干部都积极要求到前线去。为了使一部分已经成家的干部上前线打仗能少些后顾之忧，党中央决定把这些干部的幼小子女和之前转送到延安的烈士遗孤都管起来。因此，决定筹建延安第二保育院，以便做好这些孩子们的抚育和抚养工作。

朱德总司令和康克清同志对建院工作作了很多重要指示，并亲自为第二保育院选址。1945年6月1日，在靠近党中央机关的枣园川南面的小砭沟，延安第二保育院诞生了。

在战时的特殊环境下，延安第二保育院不得不在没有完全筹备好的情况下，仓促地收托了不同年龄大小的孩子。第一批入院的就有60多个孩子，最小的才1岁多。

五天内撤离延安

1946年9月上旬，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部突然在延安南面百里地的富县增兵两个师，发出要进攻延安的信号。

对此，康克清同志早在8月就开始有所准备，她派人制作了保育院撤退时要用的木驮床。11月5日，康克清同志到保育院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要求力争3天，最多不超过5天，保育院撤离延安。并强调说，这些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一定要全部安全地带到目的地。事实上，党中央非常关心这些孩子的安危，给撤离沿途的党政军机关都发了电报，要求全力保护这些孩子的安全。

然而，在炮火连天的年月，带领136个年幼的孩子长途行军，除却翻山越岭的艰辛，还要防备敌人的围追堵截和敌机的狂轰乱炸，以及随时可能发生的疾病，可谓困难重重。况且受当时的条件所限，交通工具只能靠毛驴、马和骡子。孩子们年龄又小，体质有强有弱，有的出发时就生着病。这样的转移，真是“一步一个困难，一步一个危险”。

时任院长的张炽昌是经过正规军事训练的革命干部。面对这一艰巨的任务，他召开紧急会议进行动员，谈到如何在行军中保证孩子们的安全时，张院长号召大家摆问题，再逐步想出解决的办法。保育院各个岗位的同志都相继提出了具体问题，有人提出：行军途中，遇到敌机轰炸和扫射怎么办？张院长给出了相应的对策，在行军队伍的前、中、后部设立三个荷枪的防空瞭望哨，由军人出身的男同志担任。若发现敌机即吹响警戒哨，保育员听到哨声，立即把孩子抱出驮床，找就近的有利地形卧倒。为了做到临危不乱，还对全院工作人员和孩子宣布了防空纪律和防空措施，并进行了防空袭的常识教育和防空演练。所以，后来队伍在陕甘宁边区三十里铺村突遇敌机扫射时，工作人员能够按照预先演练的程序做好隐蔽，保证了所有孩子都安然无恙。

撤离准备过程中，保育员们为每个孩子缝制了大小各一个口袋，装上换洗衣物，还不辞辛苦地拆洗了全部的被褥，考虑到路上风大，为每个孩子赶制出一顶棉风帽。炊事员准备了路上应急吃的一千八百斤牛肉肉松、一千斤饼干、六百斤炒面和五百斤煮鸡蛋。医护人员准备了轻便的急救药箱，配备了医疗器械和急救药品。总务人员对全院物资无论带走的还是带不走的都进行了登记造册。终于在上级规定的五天时间内，全院的同志完成了繁重而细致的行军准备工作。

1946年的11月11日和12日，延安第二保育院的全体工作人员和孩子告别延安，分两批向太行山解放区转移。

“马背摇篮”是最平安的港湾

在离开延安前，张炽昌院长就一再强调“大人在，孩子在；大人不在，孩子也要在”。孩子是希望，是革命的火种，大家抛头颅、洒热血乃至献出宝贵的生命，就是为了这些孩子们以后能够过上幸福美好的新生活。

梁汉平老人曾经历这次大转移，虽然当年只有五岁，但至今记忆犹新。他回忆说，那是一列长长的骡马队伍，每头牲口的背上驮着两个小木床，孩子们就睡在小床里。保育员们随队伍跑前跑后地来回查看，看看驮床里的孩子们被子有没有盖好，是不是蒙住了口鼻等等，每个孩子都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顾。这就是“马背摇篮”称呼的由来。

1946年11月23日拂晓，经过几个小时的夜行军，队伍来到黄河岸边。考虑到孩子们普遍想看看黄河的好奇心，阿姨们带他们先到黄河边观察了翻滚的激流。等上船后，保育员们便反复叮嘱孩子们要乖乖地躺在驮床里，孩子们也因满足了想看看黄河的愿望，上船后都很安静，直至顺利抵达河对岸，并平安转移到渡口的山下林地中。就因为安排好的夜行军，赶在天亮之前渡过了黄河，整个队伍才躲避了每日追踪他们的敌机，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长出了一口气。

在晋绥解放区山西汾阳县柳林镇休整了两个多月后，1947年春天，队伍又继续开始了马背摇篮的征程。不过这次出发，换上了清一色的大马车，每辆车上放有十来张小驮床，使孩子们减少了很多颠簸。保育阿姨轮流或坐在车帮上、或跟车步行，随时看护照料着车上的孩子。

行至晋绥解放区的李家湾村子边，面前是一条宽阔的大道，路南有连绵不断的山脉，路北则是一片广袤的农田。就在这里，发生了这次转移行军中最惊险的一幕。

原来，一直尾随侦察的敌机突然发现了眼下是伏击的好地方，猛地俯冲下来。担任对空瞭望的战士见势连忙吹响了警戒哨。坐车的保育阿姨闻声跳下车，和随车走的人员迅速抱起孩子冲向山根儿隐蔽。就在此时，一匹受惊的马从远处飞奔而来，转眼间连车带马撞翻滚进田地里。伴随着翻车的撞击声，传来了孩子的哭喊声。敌机在头上盘旋，子弹在空中呼啸，保育员田喜英不顾一切地朝着翻车的方向奔去。马车翻了个底儿朝天，扣在小驮床里的孩子大哭大喊地乱蹬着。田喜英连忙把孩子从空档处拉出来，竟然是小班的孩子梁汉元。她抱起哭喊的孩子，飞奔向山脚下，小汉元得救了。其实，这个小汉元是保育院保教科副科长姚淑平最小的孩子，当时只有两岁半。姚淑平一直是把小儿子交由她11岁的外甥女帮忙照看，所以，孩子遇险的时候，姚淑平根本顾不上，她当时正抱着别的孩子冲向山脚。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木制小驮床，它们是老红军柯青元负责设计并指导制作的，设计科学又结实。行军途中，两次发生意外（一次是牲口和驮床从山上掉到山沟里，牲口摔死了，小驮床里的孩子却一点儿没有受伤；另一次是惊马翻车，车厢里的驮床扣到地上，保护了孩子），多亏小驮床的结实，才确保了孩子们的安全。

世界上最好吃的半碗面汤

在通往太行解放区的道路上，最后一只拦路虎就是绵山。翻越这座山必须连续爬过十八个连绵的山峰。因为山高坡陡，树枝交错，保育院领导决定舍弃驮架，不用牲口，由当地政府组织民工配合第二保育院背孩子过山。背孩子没有背带，就把孩子的褥单撕成三寸多宽的布条当背带。山上特别冷，大家又动手把孩子的棉被缝成了棉被筒，爬山时把孩子装在棉被筒里，还突击给每个孩子赶制了一副棉手套、棉风帽、大口罩。

经过一整天的翻山越岭，队伍翻过了绵山，进入了敌我拉锯的地带，不能停留。所以，在寒风袭人的黑暗里，又紧张地行军了近六、七个小时，半夜才到了一个叫作红窟上的小村庄宿营。炊事班来不及做晚饭，只能是吃干粮解决。孩子们也已经非常疲乏，吃点干粮、喝点水，阿姨给他们铺好被褥，安顿他们睡下。小小村子没腾出几间房子，孩子们把炕睡得满满当当，哪还有工作人员休息的地方。大家只好挤在炕边、倚在炕头，男同志则索性在炕脚下、门槛上坐着休息。

张院长看到孩子们一天多没有好好吃顿饭了，实在心疼。便不顾疲劳自己去找老乡购买粮食，可是村里老乡的存粮也被国民党反动派糟蹋盘剥尽了，几乎什么都没剩下，他挨家挨户走一圈儿，好不容易才凑了半斤白面。

有了这半斤白面，张炽昌院长亲自动手给孩子们做吃的。公务员崔小贵到驻地后面的河滩上摸黑端来了两小盆冰块，陈志荣烧水，院长拌着面疙瘩。不一会儿，就做好了一小锅面汤。阿姨逐个叫醒孩子，给每人分了半碗面汤。那时那地，孩子们吃得香极了。舒焰焰对小伙伴说：“院长伯伯做的面汤真好吃，我没有吃饱，可我也不哭。”半碗面汤，温暖着孩子幼小的心，而这群幼教工作者们连一口汤都没有喝到。

就在马背摇篮的远征即将胜利进京前夕，1949年4月5日这天，组织上沉痛地转告姚淑平，她的爱人梁金生同志在按照中共中央指令前往越南支援革命工作的过程中，于1946年初被国民党特务投毒，不幸牺牲在异国的土地上。当时，姚淑平难以抑制极度的悲痛，五年不见、音信全无，等来的却是阴阳两隔。可是第二天，姚淑平强忍内心的剧痛，和平常一样打起精神按时上班。后来，她给组织上写信，表述自己的信念：要革命，就会有牺牲。我有一位为革命牺牲的好丈夫，应该感到安慰和光荣，不能为此伤感不振。请组织放心，我绝不辜负党和同志们的希望，为完成烈士遗志，为共产主义事业要更加振奋地工作。

为着这样一份承诺，她只身一人除了完成对烈士遗孤的抚养之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党的幼教事业。即便到了1986年离休后，姚淑平仍然是经常到幼儿院看望孩子们，并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新院长。她深刻地懂得，在战火中诞生的六一幼儿院，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这个光荣传统要一直延续下去。

两只木箱子的故事

两个木箱子是这次转移过程中仅次于孩子生命的重要物品，因为里面装着136个孩子和他们家长的花名册，以及保育院所有教职员工的档案材料。特别是那本手写的花名册，它是孩子们和自己父母相认的重要依据。从柳林镇出发时，保教科的党支部书记程宜萍负责保管这两个文件箱，因为人手不够，程宜萍还要负责照看四个保育院孩子。她自己的两个孩子和行李则由一头小毛驴驮着，由18岁的警卫员全超帮忙照看。

那是1947年2月9日清晨，为了安全地通过阎锡山的封锁线——正太路，负责转移掩护的部队集中火力拿下了阎锡山军队封锁的要冲——两渡口。当时，在此地聚集了五个单位两千多人的过路队伍，有中央党校三部妈妈队（由带着小孩的女同志或体弱有病的女干部组成）、延安中央疗养所、晋绥解放区民工运输大队、洛杉矶托儿所和延安第二保育院。按照上级指示，五个单位要抓住有利时机依序渡汾河，于是，夜里九十点钟，轮到延安第二保育院过河。在漆黑的夜幕下，一部分人走在临时搭设的简易渡桥上过河，另一部分保育员紧随由民工牵着驮孩子的牲口淌水过河。

正当程宜萍带着两只木箱和四个孩子即将到达河对岸时，突然听到背后同志喊：“快传上去！程宜萍的两个孩子掉进汾河了，大的救活了，小的淹死了。”消息传来，程宜萍悲痛万分，她真想马上回去，把自己的大孩子接到身边，但看着一对极其重要的文件箱和自己负责的四个孩子，还是克制住悲痛的心情，继续前进。

当行军转移队伍抵达太岳军区的韩洪镇后，意外地接到陈赓同志发来的电报，“程宜萍的两个孩子还活着”。保育院领导当即决定，将卫生科科长潘瑞珍医生、程宜萍和一名公务员三人留下，等待程宜萍的两个孩子。直到全超带着两个孩子随部队辗转二十多天，终于在韩洪镇把两个孩子交给了他们的妈妈，程宜萍才知道事情的经过，原来是孩子因牲口失足而落水，全超舍生忘死跳入河中救了两个孩子。

后来，队伍每到一个目的地，都有一些孩子凭着花名册里提供的信息，找到了他们的父母或其他亲人。136个孩子，最终都回到了自己温暖的家。

1949年9月，延安第二保育院历尽艰辛，终于来到北京。1950年，迁址北京的延安第二保育院被教育部正式命名为北京市六一幼儿院。七十多年来，延安第二保育院的名字虽然已淡出人们的记忆，但是更名为北京市六一幼儿院的接班人始终没有忘记“马背摇篮”的故事，并在继续传承着她的红色基因。■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

（责任编辑 樊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