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吴德峰曾以国民党左派领袖的身份参与共产党的秘密工作。国民党刊物上曾这样描述他——“中共特务三大亨，犹若孺子是康生，喜怒无常李克农，老奸巨猾吴德峰”。解放后担任武汉市首任市长的吴德峰从不提自己的过去，直到其夫人戚元德病逝前，才向子女口述了他们的一些革命经历。其女儿吴持生此次撰文特别回忆了与父母同在延安时的经历和往事。在她轻松欢快的笔触中，我们可以读出一个温暖又充满生活气息的革命圣地，也看到那些满怀坚定信仰的革命前辈们作为普通人的生活一面。

1939年初春，我在西安出生，是父母的第八个孩子。母亲说那天正逢日本飞机轰炸西安，在轰隆声中她第一次遭遇难产。加之抗日战争形势己进入相持阶段，父母便给我取名叫持生。

一岁时，我随父母到延安，成了洛杉矶托儿所的孩子。成年后与父母的一次聊天中发现，我还能记得四岁时发生的事情。如今年过八十，脑海里更是时常浮现出在延安的童年记忆和父母遗教的一些事，故而记录成文，也是怀念逝去的革命家们。

在洛杉矶托儿所

据我父母讲，“洛杉矶托儿所”的前身叫“中央托儿所”，是1940年春天时任中央卫生处处长的傅连叔叔在兰家坪山坡上主持筹建的。托儿所第一任所长是丑子冈妈妈。

托儿所最初只有几间窑洞，有毛主席的孩子娇娇（李敏，毛主席与贺子珍同志的女儿，当时三四岁左右）等不到十个小孩。由于国民党反对派对延安实行经济封锁，托儿所的生活十分困难，各方面条件都很简陋。

1942年，宋庆龄妈妈以“保卫中国同盟”的名义联络美国洛杉矶爱国华侨及国际友人，获得了一批药品、生活用品及幼儿用品等物资的捐助，后由“交通站”组织相关人员，几经周转，从香港经重庆、西安“八办”穿越敌人的封锁线送到延安。为了感谢爱国华侨及国际友人的支持，中央决定将“中央托儿所”改名为“洛杉矶托儿所”。

据我母亲戚元德回忆，1940年初夏，因她和父亲吴德峰工作太忙，便将我送进“中央托儿所”全托，她讲了我在“托儿所”全托时发生过的两个小故事。一个小故事是，当时“托儿所”的孩子都住在窑洞里，虽说窑洞冬暖夏凉，但数九寒天时节窑洞里外都是很冷的，很多孩子手脚都生了冻疮。一次母亲来看我，发现我和娇娇的手脚都冻得红肿烂了，很心疼，回到家连夜赶制了两双棉袜和两双手套送到托儿所。谁知此举引起了江青的误会，江青发现娇娇戴的新手套和穿的新棉袜后，大发雷霆追问丑子冈妈妈是谁多管闲事故意挑拨她和主席的关系……事后，丑子冈妈妈告诉我母亲，当时为了息事宁人，她只好对江青说，不是有人专门给娇娇送棉袜和手套，是家长给孩子带来的东西都统一放在一起，阿姨经常不分彼此，哪个孩子需要就给哪个孩子用这是常有的事（当时同志战友的关系确实如此），把事情遮掩了过去。过了一段时间，娇娇就被送到苏联贺子珍阿姨身边去了。

第二个故事是，延安的生活非常艰苦，当时每个孩子的生活费用按一个普通战士每月发30斤小米的标准供给，因幼儿吃得少，为照顾改善孩子们的饮食，供给部门专门给保育院的小孩子们配给了一些细粮面粉，阿姨经常做成面糊糊喂给较小的幼儿吃。每次母亲去托儿所接我都能看到幼孩们站在小床上，整齐地靠着栏杆排成一排等着阿姨喂糊糊吃，只见阿姨端着一大碗面糊糊一勺、一勺地从头喂到尾，喂前面的孩子后面的孩子都伸长了脖子、张着嘴，两个眼睛直盯着盛面糊糊的大碗和喂糊糊的勺子转，喂到后面的孩子前面的孩子也如此情景。阿姨喂到哪个孩子跟前，那个孩子就迫不及待地张大嘴吞下肚，看着真叫人心疼。不知是当时面糊糊没煮熟，还是由于卫生条件差的原因，很多孩子开始拉肚子。又逢那个阶段母亲和父亲都忙得无暇探望，直到后来我又吐又拉到严重脱水，高烧40度送进中央医院时，我父亲接到傅连叔叔的电话，他们才匆匆忙忙赶到医院。

我出院后因肠胃受了严重损伤，很长一段时间还是吃什么拉什么，消化不良，母亲不得不将我从托儿所接回家调养。父亲自己配了些中草药和鸡内金等土方配合烤馒头干、小米稀饭等食疗办法（我的曾祖父曾是清朝名儒医，所以我父亲家传通晓一些中医术），才彻底治好了我的慢性肠胃病。后来父母亲告诉我，在当时延安医疗条件那样差的情况下，要不是傅连叔叔抢救及时，我早就一命呜呼了，傅连叔叔是我的救命恩人。

吃不够的面和馍

在延安经常吃的是小米，没有特殊情况很少见到面和馍。记得当时有一句顺口溜：“调皮捣蛋，送到兵站，兵站不要，送到瓦窑铺掏炭（烧炭），一天给你两顿小米子干饭，看你还捣蛋不捣蛋！”

有一次父母在西安的战友陶斯咏叔叔到杨家岭后沟来探望他们。我父亲叫警卫员给他打了一份馒头客饭，没想到不够吃，又连续打了几份，他一口气吃了六、七个大馒头，落了个“馒头首长”的绰号。后来警卫员再去打客饭时，炊事班的班长都要问一句是不是那个“馒头首长”又来了。

我父母那时的工作很忙，所以经常由在学校学习的肖佛先叔叔代他们到托儿所接送我。小时候都很馋，每次路过一个卖黑面馍馍（没有去麸子的面做成的馒头）的饭棚（实际上是农委设的眼线据点），我都哭着闹着不肯走，伸手要黑馍馍吃，肖佛先叔叔心疼我，把自己身上的一点儿津贴都买了馍馍给我吃。一次没钱了，正好碰见机关司务长，便向他讨了点零钱给我买了个馍馍吃，回到家被我父亲知道后，狠狠地批评了他没原则、惯孩子、乱花钱等等，并立即拿出津贴将肖佛先叔叔和司务长花的钱如数归还，并告诫肖佛先叔叔再也不允许犯此类的错误。现在我想起来那时候的馍馍我还直流口水，当时对我来讲那就是最好吃的食品，这是现在的娃娃完全体会不到的。

在边区大生产中

抗战中，蒋介石、国民党反动当局始终坚持对共产党进行“清剿”，对边区实行包围和经济封锁。有一段时间机关粮食很紧张，连小米都快吃不上了，机关不得不号召大家上山摘树叶、挖苦苦菜（一种野菜）。把仅存的一点麦子都磨成麸子面或小米与野菜放在一起煮成菜糊糊吃。中央号召军队、机关干部、战士生产自救，掀起了全边区大生产运动。我父亲也不例外，和大家一样按指标承担了上交任务，亲自在屋前、坡地开辟两块菜园子种上西红柿（当时有红、黄两个品种）、辣椒、洋姜（又称鬼子姜）、螺丝转（又称地雷转）等。

我清楚地记得，一天从敌占区回来了两位叔叔阿姨到农委向我父亲汇报工作。阿姨穿着旗袍、烫着发，脸上抹着胭脂口红，非常好看。我就想效仿，找来找去发现我父亲菜园子里红红的西红柿和辣椒很像阿姨脸上涂抹的胭脂口红。中午，乘父亲、叔叔、阿姨都上班去了，我把弟弟小胖子（曙生的别名）叫起来，一起溜进莱园子摘了不少西红柿和红辣椒，试着往脸上、嘴唇抹，结果辣椒弄得满手、满脸辣哄哄的，加上中午的太阳很毒，晒得汗流浃背，再用手一抓，搞得浑身痛辣苦不堪言，弟弟在菜园子里痛得哭闹又打滚，我拉都拉不起来。正好被外面回来的张志玲叔叔（时任我父亲的勤务员）看到，急忙把我父亲从办公室找回来。父亲一看园子里狼藉一片，我们姐弟俩还红肿着脸和胳膊，什么也没说，就叫张志玲叔叔打了两盆温水分别帮我们洗敷消除痛辣。处理完毕，父亲才让我撅着屁股趴在他腿上，还没有反应过来父亲要干什么，屁股上已重重挨了几巴掌，我知道错了，没敢哭，只呜咽着回答父亲再也不敢了。这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挨打，也是最后一次挨打，我记住了这次的教训，再也没犯过类似的错误。为了弥补我和弟弟破坏菜园子的损失，父亲应用自己掌握的知识成功地发酵晒制了一缸面酱，并教我和弟弟经常按时和他一起去搅、晒面酱，使我们体会到劳动付出的喜悦，他也如期完成大生产任务的定额。

大生产时，我母亲利用自己的手工绣花专长做枕套、床帏、桌布等绣品，并用捻线陀将羊毛、驼毛捻成毛线，织成毛衣、毛裤，还超额完成了任务。我从小就好模仿大人做事，妈妈刚放下绣花绷子，我就去动绣花针；她刚放下捻线陀，我就去捻毛线……毛衣织坏了还可以拆了重打，绣花和线捻坏了拆补不易就成了次品甚至废品。妈妈无奈，干脆给我做了个小绣花绷子和捻线陀让我干活。我专心一坐就是半天，不但没空再给母亲惹麻烦，也练就我长大后不但手巧，而且样样家务活都能干。

那时农委还从西安弄来了几台纺纱的木质车来纺棉线，父母警告我绝对不允许动。但我仍好奇地时常蹲在纺车旁看着叔叔阿姨们纺棉花，有时学着帮叔叔阿姨用筷子卷棉卷，偶而叔叔阿姨休息也会偷偷让我动动纺车过过瘾，我也学会了如何均匀抽线和倒纺车卷收线。大人们经常边纺边唱歌，我自然而然也跟着学会了“纺棉花”的歌：“生产运动大开展，你我都来纺棉花，棉卷那个紧紧地捏在手，线线不断地往外拉，纺呀！纺呀！纺呀！纺呀！一天就纺出了一斤花……”那时我还学会了唱《兄妹开荒》《夫妻识字》《三十里铺》《正月里来是新春》……很多很多的陕北民歌。

我参加了邓小平和卓琳、

孔原和许明叔叔阿姨们的婚礼

我母亲回忆说，1939年夏秋之际因工作需要，她和我父亲带着我作掩护，从西安回延安向毛主席和周恩来等同志汇报工作，那天正好碰见邓小平和卓琳、孔原和许明两对叔叔阿姨结婚。

在30年代，我父母和邓小平、孔原叔叔同在中央军委周恩来叔叔领导下工作过，因秘密环境他们和邓小平叔叔无直接工作往来关系，但在邓小平叔叔负责的秘书处住过，所以熟识。而孔原叔叔当时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军委等部门工作，当过组织部秘书长，因工作关系与我父母交往甚密。孔原叔叔为人正直、性格开朗、幽默，他原名陈铁铮，我父亲曾化名用过吴铁铮。所以他俩经常开玩笑互称同名不同姓的难兄难弟。

那天毛主席和周恩来谈完话后，邓妈妈约我父母去参加他们两家的婚礼，我父母欣然抱着我同去祝贺。因我头上带着一顶我母亲用白纱布自做的鸠鸠帽，邓妈妈开玩笑地说，“元德怎么搞的，让持生戴顶白帽子来参加婚礼，来沾点新娘子的喜气给持生讨个吉利。”顺手将新娘许明阿姨身上佩带的一枚塑刻红牡丹摘下来别在我的帽子上。这枚红牡丹也被母亲当作纪念品，在我结婚时交给我，并保存至今。

记忆中的伟大领袖毛泽东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嗨呀！他是人民大救星！”我从记事起就会唱这首歌，从小就崇敬、热爱毛主席。

父亲在延安时任中央交通局（对外称中央“农委”）局长，我们一家先后住过枣园旁候家沟的后沟和杨家岭的后沟。在延安，领导人和普通人一样，随时可碰见，并不为奇。当时我印象最深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肖克叔叔，他每次见了我都叫我“小猴猴！”我都在蹇先佛阿姨的授意下要回敬他一句“老猴猴！”因为我们两个人都很瘦。再一个就是彭德怀伯伯，他非常喜欢我弟弟，见面就叫我弟弟“小胖子！”“雅克大师傅！”（因弟弟头上经常戴着一顶妈妈自制的兰边白色苏联红军船型帽）并常开玩笑地问我弟弟：“小胖子你是从哪里来的？”我弟弟每次都认真地回答说：“我是从后沟来的！”彭伯伯笑着用浓重的湖南话说：“不对！你是从小砭沟（故意谐音成小便沟）来的！”接着就用他的胡子碴，去亲我弟弟的脸，把我弟弟扎得哇哇叫，浦安修妈妈总会在一旁，边笑边解救我弟弟……这一切童年美好记忆就好像发生在昨天。

我记不起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的，但记忆犹新的有两次。一次是我六岁左右时，主席和总理等人到农委，时已过午，妈妈和叔叔们忙着去准备午饭，主席抱着我坐在他腿上，弟弟则坐在周恩来伯伯腿上，就那样听他们谈话。第二次是在西柏坡，正逢夏婆婆（祖母之意，夏之栩妈妈的妈妈，早年丧夫便随夏妈妈参加革命，做些掩护同志的工作，大人们都尊称她革命母亲夏娘娘）。有一天，是她80大寿的日子，我母亲做了个小花篮让我拿着一起送去，正好碰见毛主席在那，他摸了摸我的头问我是男孩还是女孩？妈妈笑着说，是女孩。并告诉他因为刚从荣臻子弟学校接回来，头发还没长起来。主席哦了一声，很理解地笑着说，是怕长虱子吧？快啦！你们小女孩的头上都可以扎漂亮的蝴蝶结啦！（战争年代子弟学校都是跟着部队跑，怕孩子头发长不卫生长虱子，也怕敌人炮弹、子弹没长眼，打伤孩子的头不好处理，所以学校规定二年级以下小女孩都必须剃光头，二年级以上的女孩也只允许留小分头，只有个别大龄的女孩子才允许留娃娃头等短发）。晚饭后，在一个较大的场院挑起了明亮的汽灯，毛主席跟大家坐在一起观看晚会演出，当《揭起你的盖头来》剧目演到盖头一揭，露出一个男扮女妆的大麻点丑女时，观众们笑得前仰后合，我们小孩子也被逗得又叫、又喊、又跳，我看见毛主席也在开心地大笑……当时的欢乐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母亲曾告诉我，1941年夏季，她在延安住院生我弟弟曙生时，恰逢江青也正在住院，毛主席到医院探视江青，顺便看了看住医院的其他老同志。碰见我父亲，得知母亲（我母亲曾在苏区担任过中央军委机要科科长）也住在医院，就一起到病房来看她。正好吃午饭，大家吃的都是普通灶，主席发现江青跟大家吃的不一样，是特灶专为她做的，荤素搭配还有鸡汤，主食全是细粮。主席当即指着饭菜批评责问江青和陪他同去的生活秘书叶子龙等人，说这里有很多都是对革命有贡献的老同志、老红军和伤病员，江青有什么资格享受特殊待遇，要叶子龙和医护人员立即将江青吃的特殊饭菜分送给我母亲吃，并生气地指着江青病房墙上围挂着的白纱布帘说，这是干什么？！为什么别的病房都没有？！立即全部拆除，今后不准再给江青搞任何特殊化……这件事在医院传开后反响很大，毛主席以身作则带头反对领导干部家属特殊化的事情为大家树立了好榜样。■

（作者单位：原五矿复合材料集团公司）

（责任编辑 樊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