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所谓“慰安妇”制度，乃是日本军国主义在20世纪前半叶对外侵略战争中，所长期施行的、强征大批各国妇女，为日军官兵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一种野蛮罪恶的制度。南京，由于它是日本侵华期间所谓“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所在地，日军各重要机关与驻军众多，因而成为日军在华设立“慰安所”最早、最多的地方，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妇女受害最严重的地方。

学界共同努力，寻找旧址线索

笔者多年从事抗战史与南京大屠杀史的教学与研究。从1997年开始，以日伪档案与中外学者已有研究成果为线索，骑着自行车，走遍南京城里城外的大街小巷，走访父老乡亲，对南京原侵华日军的“慰安所”旧址普遍调查，并在香港《广角镜》1997年第11期上发表了《南京慰安妇：历史未完全揭开的一页》；接着，在北京《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2期上，发表了《南京慰安妇与慰安所》，在日本《战争责任研究》2000年夏季号（总第28号）上，以日文发表了《南京的慰安所与慰安妇》等论文。在2001年冬，笔者又奉命带着两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其中一名是女性受害者，去日本东京、大阪、名古屋、冈山、金泽等城乡各地，宣讲日军侵华战争暴行，包括罪恶的“慰安妇”制度，激起很大反响。在名古屋，日本著名学者江口圭一等人也赶到会场。到2002年，笔者与学友们已经调查、确认了侵华日军在南京长期建立的“慰安所”遗址有四十多家。

2002年年底，日本研究“慰安妇”的著名史学家西野美子女士与南京旅日学者朱弘先生，通过南京《现代快报》刊登“寻找知情人”通告，找到我们这些南京同行，说，他们找到了一位日本侵华期间，曾被欺骗、被逼迫在南京做过三年“慰安妇”、后来又被日军强行送往滇西前线、受尽凌辱、九死一生、至今尚健在的老人，她就是朝鲜籍妇女朴永心。2002年，朴永心已80岁，居住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平壤。西野美子与朱弘告诉我们，关于朴永心沦为“慰安妇”的血泪历史，她们已在滇西找到了较多的人证与物证，而在南京却几乎是一片空白，因而要求我们南京同行根据朴永心老人回忆提供的线索，寻找与确认她当年在南京被迫充当“慰安妇”时，居住约三年的“慰安所”遗址，为朴永心老人向日本提出法律控告提供更多的有力证据。朴永心老人还想在有生之年返回南京和滇西，现身说法以揭露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

这无疑是极有意义的行为！世界上一切正义学者的使命是共同的与相通的。肩负着神圣的使命，我们立即开始了为这位苦难的朝鲜“慰安妇”在南京寻证的工作。

但是，由于朴永心当年被日军骗到南京时只有17岁，不懂中文，又受到日军的严格管制，因此对于在南京的那段经历，她只有一些很不完整的片断记忆。她只记得自己当时所在的南京那家“慰安所”位于南京市中心不远处，是一座二层或三层的水泥构造的楼房。楼房附近有水，是河是湖还是江，她记不清了。她住在楼上，房间是19号，窗户朝北，从窗户处向外眺望，可以看到附近有一个日军兵营，有军人进出与操练，外面围着铁丝网。楼房离铁路很近，她常常听到火车开过的声响。在“慰安所”的对面，有一个日本人经营的寿司店，店面很小，是个两层的小旧楼。在“慰安所”里，日本人做老板，还有一些中国杂役，有男有女。朴永心对中国人的印象很好，说：“中国人很温和，对我们这些可怜的女子非常友善。”当问及这家“慰安所”的名字时，朴永心老人已记忆模糊，只记得日语音为“Kinsiyi”，译成中文的意思，可能是“近水楼”，或者是“金水楼”“锦翠楼”，或者是与此发音相近的什么楼。但朴永心对自己被日本人强加的“艺名”记得很清楚，叫“歌丸”。朴永心还指着自己脖子上的一道长长的伤疤，讲述了她在南京“慰安所”中那段刻骨铭心的悲惨经历：她那次因身上来月经，拒绝“接待”日军，竟被一个毫无人性的日本兵挥刀猛刺，跌倒在血泊中。是这家“慰安所”的中国杂工急忙将她送到附近一家中国小诊所包扎，才使她逃过一死。她永远忘不了日本兵的凶悍暴虐，也永远忘不了南京人民的善良与救助……

那么，朴永心当年所在的“慰安所”，究竟是哪一家，在南京哪里呢？

我们为朴永心南京寻证

接到西野美子与朱弘的请求后，笔者以多年研究与社会调查所得，根据朴永心的回忆，开始把寻访的重点放在南京城北的下关地区，因为那里是日军“慰安所”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又邻近铁路与长江，符合朴永心老人讲述的情况。但寻访数日找到的几家“慰安所”旧址，都与朴永心的其他回忆不相符合。在苦恼中，笔者忽然想到，南京原有一条市内小铁路，从城北下关南下，穿城而过，直到南京城南的雨花门附近出城，与京芜铁路连接。这条市内小铁路在清末就建造，营运多年，直到1958年才拆除，改成马路；而小铁路穿过的城南地区，在南京沦陷时期，是日本侨民集中居住的地区—所谓“日人街”，离日军兵营很近，正是日军“慰安所”最为集中的地区。其中有几家规模较大的“慰安所”，南京当地的老人当时称作“日本窑子”（日本“慰安妇”）与“高丽窑子”（朝鲜“慰安妇”）。我们何不到那里调查呢？

2003年1月，朱弘回到南京。笔者将自己在南京的调查与判断告诉了他。于是，我们两人会同《现代快报》的女记者韩晓蓉，一同开始了在南京的寻证之路。我们把位于南京城南的太平南路、科巷、长白街一带的“慰安所”旧址作为重点调查地区。我们的查访活动得到了南京许多热心市民的支持与帮助。我们先后查访了位于文昌巷白菜园的“菊水楼慰安所”旧址、寿星桥口的“吾妻楼慰安所”旧址、常府街的“松下富贵楼慰安所”旧址等，最后认定，位于利济巷2号的“东云慰安所”遗址似乎与朴永心老人讲述的情况最为符合或相近。

利济巷2号与利济巷18号的“慰安所”旧址紧相邻接，在抗战前是一位名叫杨普庆的大户人家新建的高级住宅区与一座旅馆，称为“普庆新”。利济巷北口是中山东路，隔马路就是著名的中央饭店与“总统府”。1937年12月日军进攻南京前，杨普庆逃离南京。日军攻占南京后，就把“普庆新”的这片房屋占据，改作两家“慰安所”。

我们来到利济巷2号“东云慰安所”遗址。我们看到，这是一座长方形的水泥砖瓦结构的二层楼洋房，虽然陈旧，但保存完好。住在里面的居民给我们指认这家原“慰安所”的大铁门、门房及其他设施所在地。我们进入这座楼里，看到一楼与二楼的中间，都有一条狭长的通道，通道两边是两排分别朝南、朝北的小房间，一间连着一间、房门对着房门，就像旅馆一样。一楼有14间房间，二楼有16间房间。房间里的床位也很奇特，都凹陷在里面，不像中国的卧室。据知情人介绍，那是当年日本人放榻榻米用的，可以起遮挡的作用。楼上的一位住户陶小年告诉我们，原来每个房间的门上都钉有一块圆形的号码牌，他家的号码是“12号”或“18号”。那么以此类推，这幢楼房里肯定有“19号”，那是朴永心提供的房间号码。在一楼进门处，设一吧台。在二楼一个房间的上面，有一间狭小的阁楼，知情人说，这是当年禁闭处罚不听话的“慰安妇”的地方。

在这座洋房外的西南面，是一座临街的二层楼房，一楼中间有一条过道，有大铁门，在大铁门口设一售票处。当地南京居民称这家“慰安所”为“高丽窑子”，因为他们看到这家“慰安所”里的“慰安妇”，多是年轻的朝鲜妇女。日军官兵到这里时，要在大铁门口购票入内。

据世代居住于利济巷14号的杨秀英老太太（1909年出生）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她们全家在1938年春夏之交从逃难地六合老家返回这里居住，先摆香烟摊为生，后开了一家“德胜祥烟酒杂货店”，一直居住至今。当时她家四周住有许多日本人，有的住家，有的开店、开洋行，还有的开“慰安所”。她向他们学会了讲日语。高丽窑子就在她家房子的后面，老板千田常到她家杂货店购买烟酒等物。她认识这家“慰安所”的许多朝鲜“慰安妇”，因为这些女人穿的都是朝鲜服，所以知道她们是朝鲜人。她看到每天晚上都有许多穿军装、挎军刀的日军官兵来此，周末来的更多，老板千田都要到门口迎接。另一位沈玲老人（1927年出生）告诉我们：在日据时期她家住在利济巷6号楼上，就在“东云慰安所”的前面，当时她才十二三岁。她常透过窗子看到，每天都有许多日本军人进入利济巷2号的楼房内，有朝鲜姑娘为日军脱衣等。

更令我们惊喜的是，当地老住户告诉我们，在这座楼的不远处，原来有一个面积很大的大水塘，叫丁家大塘，在1958年被填平了，上面建了一所中学，就是现在的南京二十二中。在利济巷2号楼房的东面，原来也不是建筑群，而是一片操场，南京沦陷时是日军的操练场。在利济巷2号附近，有许多日本人开的店，其中有一家寿司店；还有两家中国人开设的药店与诊所，都替人看病。在利济巷的东面不远处，原是一条市内小铁路，在清末就建造，营运多年，直到上世纪50年代才拆除，改成马路，就是现在的长白路。

利济巷18号是“故乡楼慰安所”遗址，位于利济巷2号的北面，与利济巷2号只相隔数米，以前本与利济巷2号相通。这里有8幢格式相同的二层洋楼，规格设备要比利济巷2号要高。当地老人告诉我们，在南京沦陷时期，这家“慰安所”里面多是日本年轻姑娘，穿着日本的和服与木屐，“慰安所”门口有日本人收票。中国居民称它为“日本窑子”。当时居住在利济巷、以卖米为生的张万宣（1922年生）老人在接受我们调查时说：“利济巷18号是日本窑子，是日本人开的。来此的嫖客是日本军人，买票入内。卖票的也是日本人。妓女都是日本人，穿日本衣服。”

世代居住在利济巷14号的杨秀英老太太的儿子张传铭（1931年生）告诉我们说：“日本投降时我十多岁，知道一些事。当时我家左右隔壁都住着日本人，利济巷16号是日本人开的池田洋行。离我家不远有一个垃圾箱，里面丢了很多避孕套。当时中国人不知道用这些东西的，所以证明利济巷18号是日本窑子。18号里面女人都穿和服。”

当地老人清楚地记得，利济巷18号“慰安所”的大门口挂着“故乡楼”的招牌。这是这家“慰安所”的名称。这与我以前在档案中查到的史料也对上了。

利济巷“慰安所”旧址与朴永心老人的回忆十分相似或相近，现在就等老人来确认了。

朴永心重回南京，

确认了她当年遭受日军摧残的

利济巷“慰安所”旧址

经过近一年时间的联系与各方面的工作，2003年11月19日，朴永心老人在中日学者的陪同下，重回南京。11月20日，当她来到市中心的利济巷2号那座二层旧式楼房前时，很快就认出了她当年遭受日军侮辱与摧残的伤心之地—侵华日军的慰安所旧址。她只说了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这儿了！”就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失声哭泣。陪同人员为怕这位已81岁的老人发生意外，赶紧搀扶她离开了这个地方。第二天，11月21日，在陪同人员的周密安排下，朴永心老人再次来到利济巷2号那座二层旧式楼房，一边流泪，一边回忆与指认当年的遗迹。在二楼第19号房间，她无力地说：“这个房间就是我从前来过的地方，是我被拉进来的地方。我太痛苦了！我又回到了原来的那个地方。”

朴永心老人勇敢地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那段不能忘记的血泪历史作证，为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作证，为反击日本右翼势力妄图否定“慰安妇”暴行作证。朴永心老人用血泪写下的历史是任何人所抹杀不了的，它将永远是对日本军国主义最有力的控诉！

朴永心重回南京、指认她当年遭受日军侮辱与摧残的伤心之地—侵华日军的“慰安所”旧址，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孽，在中国和世界上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这也使“利济巷慰安所”旧址的重要历史见证意义更加凸显。自那以后，中外学者、新闻记者、政府官员和普通老百姓，一批接一批来访和调查，中外各报、各电视台连篇报道。

然而，由于“利济巷慰安所”遗址位于南京市中心的商业黄金地段，寸土寸金，因而它早就被划入在城市发展的旧房拆迁范围。就在朴永心老人于2003年11月重回南京后不久，2004年的一天，一张拆迁封条就贴到了利济巷2号与18号原“慰安所”遗址建筑的大门上；随之，这里的原住户被安排搬走，建筑工人们把四周的房屋拆毁一空，眼看就要拆到了“利济巷慰安所”旧址。

对此，笔者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四处奔走。自己与许多的南京市民挺身而出，呼吁保护这几幢具有重要历史见证意义的民国建筑。笔者向社会各界指出，我国正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对全国人民，特别是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的教育，而“利济巷慰安所”旧址正是最好的教材；当前日本右翼势力力图否定日本侵华史，否定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否定日军罪恶的“慰安妇”制度，我们正与他们展开辩论与斗争，需要各种有力的证据，而“利济巷慰安所”遗址正是最有力的证据！我们为何自毁证据，做日本右派想做而做不到的事呢？

我们的努力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南京市民和全国各界人士的理解、支持和声援。南京和全国的许多新闻媒体连篇报道、评论与呼吁南京利济巷原侵华日军“慰安所”旧址建筑的保护。

我们还设法请日本学者西野美子，以“反对战争与针对女性暴力联盟”和“女性、战争与和平人权基金会”的名义，于2004年3月5日，向当时的南京市罗志军市长，发出“关于保存南京市利济巷现存慰安所遗址的请愿书”。根据罗市长的批示，南京市政府文物局、新闻广电局等单位，连续召开专家座谈会，商讨对“利济巷慰安所”遗址的保护意见。

为了更快地推动对“利济巷慰安所”遗址建筑的保护和修复，在2013年底，笔者和江苏省作家协会的薛冰、《新华日报》社记者王宏伟、南京大学教师姚远、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师朱震昊，以“五位南京市民”的身份，向南京市政府再次郑重提出《关于认定利济巷慰安所旧址为文物的申请》。在2014年2月2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以国家的名义，进行公祭。它有力地教育了各级干部和全国人民，尤其在南京社会各界激起强烈的反响。2014年6月7日，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将南京利济巷原侵华日军“慰安所”旧址正式定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6月25日，南京市人民政府各有关单位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代表，共同举行了利济巷原侵华日军“慰安所”旧址定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的立碑揭碑仪式。笔者作为专家代表，应邀参与揭碑。

接着，在南京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从2015年4月开始，对利济巷原侵华日军“慰安所”遗址进行大规模的修复，将其建成为“慰安所遗址陈列馆”，有7幢房屋，约2000平方米，是南京乃至亚洲地区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处日军“慰安所”遗址，也是唯一的一处被在世“慰安妇”指认过的“慰安所”建筑。它目前已经对外开放。这处浸透了“慰安妇”血泪历史的建筑，将会得到永远的保护，向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讲述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刘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