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第一支抗日义勇军:血盟救国军

王惠宇

导语:在民族危亡的紧急时刻,孙铭武、孙铭宸和张显铭等人号召当地民众组织起一支武装队伍—血盟救国军,成为辽东地区第一支抗日义勇军队伍。这支队伍拉开了辽东抗日武装斗争的序幕,并影响和带动了一大批民众在辽东地区坚持抗战,对日伪统治产生了极大的震慑。他们还共同创作了一支“军歌”,歌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极为相近。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正在沈阳的原东北军退役军官孙铭武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的种种暴行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决心抗日。此时,同乡好友张显铭从日本留学返国,了解到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准备组织辽宁各地公安部队进行抗日。二人随即相约,回家乡组织抗日武装,以救国难。在辽宁清原,孙铭武、孙铭宸、张显铭等爱国志士举起抗日大旗,组建了辽东地区第一支义勇军队伍—血盟救国军。

 

唱响义勇军歌

 

孙铭武,字述周,辽宁清原中寨子村人。1908年,孙铭武考入兴京(今辽宁新宾)警官教练所,毕业后曾任兴京县四区区官兼地方保甲团团总。后在东北军中历任排长、连长、营长等职,因不满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现实,于1925年毅然放弃军中职务,在沈阳开了一家客栈谋生。随后,孙铭武返回家乡,向家人表明了自己的抗日决心,并得到家人的大力支持。孙家是当地的殷实大户,其弟孙铭宸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甘愿弃职投笔从戎,协助兄长创建抗日队伍;其兄孙铭久也决计舍弃家业,跟随弟弟抗日救国。他们变卖家产,奔走各地,秘密购买大批枪械,积极准备武装起义。孙氏兄弟的义举激励和鼓舞了当地乡民纷纷前来投奔,很快就组织起一支百余人的队伍。

张显铭,字天民,新宾湾甸子(现属辽宁省清原县)人,他回到家乡后,与好友张东郊一起动员新宾县公安大队分队长盖光安、王绍卿等人率队起来抗日。张显铭又给驻新宾的省公安大队第九大队二十八步兵中队长李栋材写信联络,经多次商议,李栋材表示愿意参与起事,并“约期哗变”。

为了更好地团结和号召民众共同抗日,于起义前夕,孙铭武、孙铭宸、张显铭在中寨子村孙家大院共同创作了一支“军歌”,激励抗日将士们在战场上奋勇杀敌。

起来!

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

用我们的血肉去唤醒全国民众!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起而杀敌!

起来!起来!

我们要团结全国民众,

去战斗!战斗!战斗!

这首《血盟救国军军歌》,铿锵有力的歌词表达了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誓与强敌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可以说,这支军歌,唱响的不仅仅是血盟救国军、东北义勇军保家卫国的精神与情怀,更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不屈的抗战精神。而我们也可以发现,这首军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极为相近。

大苏河血盟誓师

 

19311019日,李栋材假借“剿匪”的名义,率领公安队300人向议定的举义地点—新宾县大苏河(现属辽宁省清原县)集中。孙铭武亦率100余人的队伍从清原赶到大苏河与李部会合。在大苏河城隍庙(一说虫王庙)内,他们摆下香案,由张显铭朗诵“抗日誓文”,并各将手枪置放于香案上,枪口对准胸膛,共同立誓:“倘吾等有二心,弹立穿吾胸。”[1]宣誓结束,孙铭武向全体官兵讲述了九一八事变的经过及国家民族面临的危机,指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而杀贼,民族兴亡在此一举。”[2]语毕,以刀割指,用鲜血在庭柱上写下“血盟救国军”五个大字,在场人等情绪高涨,口号震天,誓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

大苏河城隍庙血盟誓师后,孙铭武、孙铭宸和张显铭等人在东边各县活动,秘密联络各界人士共同抗日,柳河、通化、桓仁三县的公安队都起而响应。李栋材率部收缴了风倒树沟和小苏河自卫团的枪支,联络东边各地山林队,先后改编了“耍得欢”“二虎”“九洋红”“双红”“占林”“双山”等山林队。救国军队伍迅速壮大,到19321月初,已发展到千余人,对辽东地区的日伪政权造成很大威胁。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并没有马上进攻东边道一带,而是采取了拉拢收买汉奸的政策。事变发生时,东边道地区最有实力的人物是东边道镇守使兼辽宁省防军第一旅旅长于芷山。他统辖三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一个卫队营,拥兵数千人,实力雄厚。事变后,于芷山又扩充了步兵第四团和骑兵第一团,并把卫队营改编为卫队团。步兵第一团驻凤城,第二团驻通化,第三团驻山城镇,新编第四团也驻山城镇,控制着沈海、吉海两条交通中枢和若干军事要塞。当时的于芷山首鼠两端,一方面害怕得罪日寇,拒绝收留从沈阳北大营撤到山城镇的东北军第七旅王以哲部,另一方面又秘密派人与张学良保持联系,请示机宜。随着日寇侵略的加深和占领地的不断扩大,于芷山开始撕下伪装,公开投敌。19311015日,于芷山宣布东边道“独立”,将东边道镇守使署改为“东边道自治保安司令部”,自任司令,并发表“独立宣言”,主要内容是:1.建立满蒙独立国家;2.拥护宣统皇帝主政;3.国号可称“明光”;4.维护东边治安;5.对日人生命财产绝对保护[3]。其汉奸嘴脸昭然若揭。

 

鏖战打牛沟

 

于芷山投敌后,拼命协助日寇镇压抗日武装。他得知血盟救国军举旗抗日的消息后,先是派出汉奸陈云久借同乡的关系劝降孙氏兄弟,许以县长、旅长之职,以换取其“放下武器不抗日”,孙氏兄弟严词拒绝。于芷山见劝降不成,随即下令武力“进剿”,派出清原、通化、金川、柳河、新宾五县的伪军联合围攻血盟救国军。孙铭武率领血盟救国军多次击退伪军,军威大振。

193112月中旬,于芷山派伪参谋处长吕衡、伪公安大队副大队长张佐良率第七十九步兵中队和第八十步兵中队二分队共150余人“追剿”血盟救国军,经通化拉古河、柳河兰山到柞木台子与血盟救国军相遇。这时,伪通化八区公安分局公安队、青沟子、东升、闹子沟等地的警察和自卫团等也加入进来,伪军共计600余人一起进攻血盟救国军。血盟救国军500人与敌展开激烈战斗。救国军在战斗中高喊“同仇之谊,共襄义举”等瓦解军心的口号,伪军士气低落,且战且退。

此战后,血盟救国军聚集起千余人,集中到金川县打牛沟(现属吉林省柳河县)。1932117日,伪军参谋长吕衡再次率队来攻打救国军。这次除伪公安大队外,敌人又调来一个营的正规军,以及炮兵中队、骑兵中队等,总兵力达2000余人,包围了救国军驻地。救国军在孙铭武指挥下,顽强抵抗,战斗异常激烈。经一天苦战,终于击退了敌人。这次战斗,“敌死四十人,伤七十人,我军伤亡各二十人”[4]。孙铭久在这次战斗中腿部受重伤,无法跟随队伍转战,被安排隐蔽到群众家中养伤,不幸因伤病恶化而牺牲。战斗结束后,救国军从打牛沟转移到红石镇。在这里,部队进行了整编,公推孙铭武为总司令,李栋材为总指挥,张显铭为总参议。将部队整编为五个大队,下设中队、小队,并严明军纪,不动百姓一草一木。红石镇拥有天然的深沟高垒,救国军准备以此为根据地,进行长期抗战。

 

血洒三源浦

 

“剿杀”不成,狡猾的于芷山又生一计。1932118日,于芷山派其子伪营长于宗谦去救国军驻地联络,邀请孙铭武等人到伪军驻地柳河县三源浦谈判。于宗谦假意称:“诸君热诚,敝司令岂但不能摧残,且甚感佩,惟以职责所关,事非得已。诸君均系有为志士,作无谓牺牲,敝司令甚为惋惜。不如与我军合作,待有机可乘,再行起事,亦不为晚。”[5]孙铭武等人坚决拒绝与伪军合作,但表示双方可互不相扰,划分地域,保存抗日力量。在是否与于芷山谈判这个问题上,救国军领导层内部发生了分歧。张显铭认为所谓谈判乃是于芷山所设诡计,无异于鸿门宴。孙铭武则希望借谈判之机争取于芷山,以便扩大抗日力量,他说:“吾等以大无畏之精神,与至诚恳之态度,决可感化彼等,若畏首畏尾,何以作大丈夫耶?”[6]救国军几位领导人经反复研究,最终决定由孙铭武、张显铭率20名军官,100名士兵前往三源浦与于芷山谈判。

他们到三源浦后,于芷山并未出面会见,只是设宴款待。饭后又借口天色已晚,强行留宿,并暗中派兵包围了救国军人员住所。这时,伪军中的原孙铭武部下刘锡久向孙说出这是于芷山的阴谋,让孙铭武骑自己的战马逃离险境。孙铭武拒绝逃跑,说:“我孙某素重人格,岂能临危苟行,依一己之安全竟将部下抛弃不顾,良心上有愧,虽生何益,岂大丈夫之所为耶?”当即写下遗书,让刘锡久转交其子。遗书写道:“治刚、治国二子知悉:父生年四十有四,时置国家变乱,余本国家军人,必须与国同难,故奋然抗日,号召民众救国。但不幸中途惨遭挫折。父今为国而死,吾子必继父志,为国努力,不准为非为歹,不准为匪流寇,父总死九泉已瞑目矣。再关于父之体骨,倘能回籍,暂不入土,必俟国土收复,民众免遭灾难,青天白日旗高悬国土时,再为安葬。是余所嘱。”[7]这封危难之中匆忙写就的遗书足以体现其风骨气节。

半夜时分,伪军冲进救国军住所,将孙铭武等人全部捆绑起来。孙铭武大骂于芷山父子是汉奸卖国贼、背信弃义、卖国求荣。于芷山害怕暴露真相,连夜将孙铭武等人拉往三源浦西门外杀害。张显铭被害时身中数弹,昏死过去,后在群众救助下脱险。

同一时间,吕衡又率军包围了救国军驻地,经激战,救国军除部分突围外,30余人牺牲,李栋材及140余名战士被俘。

 

战斗!战斗!战斗!

 

孙铭武等遇难前后,孙铭宸正在各地奔走联络义勇军。当他得到孙铭武被害及血盟救国军被“剿灭”的消息后,悲痛之余,决心继承胞兄遗志,坚持抗战到底。唐聚五、李春润领导的辽宁民众自卫军成立后,孙铭宸率余部加入到这支队伍中来。李春润素闻孙铭宸胆识过人,精明干练,委任其为第六旅旅长。孙铭宸率领所部将士浴血奋战,屡挫敌锋。仅1932年夏秋之际,孙铭宸就率部七次攻打清原,不断袭击伪清原守备队和英额门一带日伪军,袭扰斗虎屯火车站,炸毁英额门铁路桥梁,进攻营盘,焚毁铁路、桥梁和站房,切断日伪电话线。清原的日伪军因此日夜不得安宁,龟缩在县城内不敢出城。攻打清原后,第六旅收编了伪清原县公安队、清原县商团队,获得大批枪支弹药。后来又收编了姜绍泉的山林队和民团,队伍迅速发展壮大,一时间声威大震。

1932109日,日军高波旅团向东边道大举进犯,首先扑向驻新宾、清原的李春润部。清原的孙铭宸旅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虽浴血奋战三昼夜,终因寡不敌众,不得不分散突围。孙铭宸突围后于19331月秘密前往北平。在北平期间,孙铭宸受到东北抗日救国会和辽吉黑抗日后援会的热烈欢迎,并被委任为东北义勇军第三军团总参议兼第四梯队司令。随后受派遣返回辽东,召集旧部,重整队伍,继续抗日斗争。

193328日,孙铭宸从北平出发,经天津乘船到大连,准备登陆后前往辽东抗日前线。不料,当船行至大连港附近海面时,被日本水上警察所截捕。孙铭宸在狱中经受了敌人的种种酷刑,始终视死如归不肯叛变,后遭杀害。

血盟救国军是辽东地区第一支抗日武装,尽管其活动的时间不长,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一、首举义旗,揭开了辽东抗日武装斗争的序幕。继血盟救国军之后,唐聚五、李春润等领导的辽宁民众自卫军在辽东地区坚持抗战,人数最多时达到24万,掌握了辽东20余县,对日伪统治产生了极大的震慑。第二,面对强敌,表现出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孙铭武在血盟救国军誓师大会上提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而杀敌”,充分表达了坚定的抗日意志与决心。正是千千万万誓死抵抗的中国人站出来,筑成了“血肉长城”,中华民族才赢得了百年来抵御外敌的最后胜利。第三、血盟救国军孙氏兄弟铭武、铭久、铭宸先后为抗日壮烈殉国,其毁家纾难、慷慨赴死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励鼓舞着广大民众沿着他们的足迹前行,直至国家独立,民族解放。

 

 

注释:

[1][2]天行:《沈阳事变被难记》,载《救国旬刊》1932年第16期,第16页。

[3]潘喜廷等著《东北抗日义勇军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5页。

[4][5][6]天行:《沈阳事变被难记》,载《救国旬刊》1932年第17期,第13页。

[7]《抚顺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喋血东边道》,辽宁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页。■

(作者单位:辽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 樊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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