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作为西北根脉，渭北革命根据地是党在西北地区建立时间最早的革命根据地，既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的战略基地，也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南大门、八路军誓师抗日的出发点。它在烽火连天中孕育出“忠诚于党、全心为民，坚守信念、敢闯新路，百折不挠、无私奉献，顾全大局、团结奋斗”的渭北革命精神，历经血与火的考验，持续鼓舞着后来的革命者砥砺前行。

习仲勋曾讲过：“要说苏区，第一个苏维埃政府是渭北，因为渭北的心字区、武字区从大革命时期起，一直没有间断过武装斗争。不仅是秘密工作，还有武装斗争。要说第一个苏区，是渭北苏区，建立过苏维埃政权，第二个是照金，第三到南梁，是陕甘边政府。”[1]

与西北地区其他几块根据地相比，渭北革命根据地是建立时间最早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其规模东至陕西富平淡村、都村，西邻淳化县的夕阳、固贤，北至耀县的华里坊、让牛村，南到三原县的白鹿原、天齐原畔，以三原武字区和心字区为中心区域，经过1928年声势浩大的农民武装围城斗争，在以陕西三原为中心的渭北农民运动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而来。根据地以武装斗争为依托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建立起各种形式的农民政权。1928年5月开始酝酿，1931年5月正式形成，及至1933年8月敌人残酷“围剿”，武字区失守，红四团转战照金，渭北根据地战略北移，前后坚持战斗五年有余。渭北革命根据地为其后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以及土地革命战争后期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创造了基础、培养了栋梁之材，也为中国革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党在西北地区建立起

第一块革命根据地

早在1926年11月，从毛泽东在广东举办的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业后，回陕的共产党员乔国桢和亢维恪等人，就已来到三原武字区，装扮成货郎，走村串户，调查民情，传播真理，发动群众。乔国桢每到一村，便用最通俗的语言编成顺口溜向群众宣传，号召农民团结一心，组织起来和地主豪绅进行斗争。并于1926年12月14日，在武字区大寨村汉圣母庙成立了武字区农民协会，乔国桢任农协主席，唐玉怀任副主席。大会宣布撤销民愤极大的民团团总职务，解散民团，成立农民自卫队。之后，武字区三十六村堡中建起五个农协分会，会员达1000多人。从此，广大农民扬眉吐气，要求加入农协会的人越来越多。乔国桢等在此开展的农民运动，为武字区后来成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奠定了基础。

党的八七会议和省委“九二六”会议召开之后，渭北农民运动发展得更加迅猛。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部署下，1928年2月22日，武字区农民游击队在鲍四庙组建，唐辉智任队长、孙平章任副队长，黄子文任总指挥，队员三十多人。从此，渭北地区第一支革命武装在中共三原县委领导下，开始了武装斗争的历程。

从1928年2月到9月，这支队伍活跃于武字区、心字区和富平石川河西的淡村、觅子一带，积极开展抗粮、抗捐和打土豪斗争，处决了曾勾结驻军捣毁武字区农民协会的前民团团总王厚安、敌武字区区长李致泰、武字后区民团团总王伯哲等土豪劣绅。与此同时，黄子文等人于四五月间相继组织了三万多农民参加、历时四天的三原“交农”围城和武装围城斗争，极大地打击了国民党当局的统治，在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发挥了最直接、最有力的推动作用。

1929年，关中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旱灾、蝗灾，加之军阀、土匪的掠夺骚扰，渭北一带更是满目疮痍、赤地千里，广大灾民饥寒交迫，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为了解决灾民的断炊断粮问题，1929年5月，党领导下的武字区地方筹赈委员会在西王堡成立，“筹赈期间，停止地方行政人员的一切行政权力。地方行政人员只能以个人名义参加筹赈工作”，由黄子文主任带头，不到一个月，共筹粮八十余石。通过筹赈委员会，分等解决了3700多名无粮群众的燃眉之急。此举赢得了武字区人民群众的信任与称颂。在武字区筹赈行动的影响下，习仲勋等也在与其仅一河之隔的富平淡村周围积极开展筹赈运动，先后四次筹粮三万多斤，分给了无粮群众。

渭北地区的筹赈活动广泛发动了农民群众。在此基础上，陕西省委决定在渭北地区组织开展灾民武装斗争。1930年6月，渭北巡视员黄子文、西路巡视员陈云樵根据省委决定，联合三原、富平、高陵县当地民军，成立了一百多人的灾民自救军。这支武装力量主要在三原的武字区、心字区、同字区、肃字区、力字区和富平的淡村区、觅子区一带活动。部队转移到三原心字区嵯峨山一带时，加入部队的人更多，声势浩大。灾民自救军从成立到失败，虽然仅历经一百多天，但这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初步尝试，在军事斗争方面取得了经验，锻炼出一些军事人才，为其后组织武字区游击队、渭北根据地的创建准备了干部，丰富了经验。

1931年5月，中共渭北区委恢复，这标志着渭北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渭北革命根据地距离国民党陕西统治中心西安仅五十多公里，直接威胁着国民党陕西当局的统治。从渭北根据地创建开始，国民党陕西当局就调动大量正规军及民团对这块根据地进行了频繁残酷的镇压和“围剿”。从1928年2月到1933年8月，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渭北根据地广大军民不惧强敌，浴血奋战，坚持以武装的革命反抗武装的反革命，与豪绅地主武装、反动民团、当地驻军直接进行了数百次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在烽火连天、艰难曲折的斗争中，无数革命先烈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恢复和发展英勇献身，马先民、孙平章、侯守愚、王曲贤、顾先臣、安大元、宋士斌、姚万忠等许多领导人和共产党员先后被敌杀害。1932年11月上旬，渭北革命根据地遭国民党当局疯狂“围剿”，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三原武字区先后六次被洗劫，根据地的斗争转入低潮和恢复重建阶段。中共陕西省委先后委派贾拓夫、汪锋、曾楚川、李冲霄以及赵伯平、张秀山、金天华、李平等多位省委主要领导或省委常委、委员、特派员、巡视员来三原领导渭北根据地的恢复重建，先后组建了新的中共渭北特委、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同时加强了对基层组织和革命武装的恢复和发展，并有力地配合了红二十六军的发展和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1933年8月，国民党再次调集六个团以上兵力，对以武字区、心字区为中心区域的渭北根据地进行残酷“围剿”，根据地严重受挫，四五百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群众遭敌逮捕，六十多人被敌杀害，渭北革命根据地战略北移，黄子祥、杨森等带领由渭北游击队改编的红四团转战照金地区，成为红二团南下渭华失败后开创陕甘边根据地的红二十六军主力部队。

渭北革命根据地战略北移后，大批地方干部转战照金苏区。在中共陕甘边特委的领导下，到1935年底，黄子文、张邦英等在桥山山脉南部开辟了陕甘边南区根据地。1936年1月，陕甘边南区改为关中特区，后归属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原渭北革命根据地所辖三原、淳化、耀县的部分地区为关中分区管辖。

渭北革命根据地是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的

战略基地

由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建立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陕甘宁边区的前身，也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基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得到了渭北革命根据地的鼎力支持和全方位帮助。《回忆在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战斗岁月》一文中这样评价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渭北苏区的开辟为红二十六军的创建，为照金和南梁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造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培养了干部，输送了力量。”这种支撑作用主要表现在：

其一，渭北根据地为陕甘边根据地多次提供了兵源支持。

1932年2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甘肃正宁县三嘉原正式成立，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杨重远任参谋长。当日，黄子文的大哥黄子祥受渭北党组织的委派，带领三原武字区几十个农民直接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为这支西北地区第一个工农红军革命武装力量的重要源头之一。陕甘游击队成立后，根据陕西省委指示，立即南下渭北的三原、富平、耀县一带开辟新的游击区。

1932年2月15日，陕甘游击队在旬邑阳坡头伏击“进剿”之敌后，三原武字区又为陕甘游击队补充了部分新战士。4月21日，阎红彦、黄子文、杨重远率领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南下三原武字区，支援渭北苏区的农民运动，武字区青年踊跃报名参军，使五支队扩大到三百多人。6月，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黄子文）在韩城遭到了国民党军重兵围攻，损失严重，部队剩下两百多人，急需补充人员。13日，黄子文带领陕甘游击队一个班返回三原武字区紧急“扩红”，中共武字区委立即分片动员。三天之内，胡炳彦、张改明、方谋、杨遂、王建章、习浩胜等近百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踊跃报名参军。随后，这些新参军的共产党员和青壮年群众由黄子文带领北上，加入了陕甘游击队。此外，黄子文还动员渭北特委委员、武字区雇农工会主席顾先臣，武字区区委委员、游击队指导员王瑞祺等渭北苏区干部参加了陕甘游击队。8月中旬，受“左”倾错误影响，陕甘游击队五百余人在正宁县湫头原一带再次遭遇国民党部队驻山河镇一个团的“围剿”，人员伤亡惨重，部队撤到旬邑县马栏时只剩下两百多人。仍然是渭北游击队以革命大局为重，再次为陕甘游击队补充了兵员，有力地支持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

1932年12月24日，陕甘游击队在宜君县转角镇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之后，陕西省委号召“渭北三千劳苦群众到红二十六军去，加强巩固健壮红二十六军”[2]。1933年2月6日，“二十六军下来，武（字）区有七、八十群众去了，各处群众纷纷的不断的到二十六军去，革委决定设立到二十六军去的招待处。以后三、五十群众带旧式武装前去，目前形势征调三千群众到二十六军是有绝大的可能。同时在耀州、富平、蒲城各地亦开始了这一工作”[3]。

从1932年2月中旬到1935年10月，加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和红二十六军的三原武字区革命青年转战于陕甘边各地，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中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二，渭北革命根据地是陕甘游击队活动的主要区域和回旋余地。

1932年4月18日，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后叛变）来陕甘游击队巡视工作，指责陕甘游击队“犯了许多严重的政治错误”，错误地撤销了谢子长的游击队总指挥职务，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第三、第五两个支队。4月21日，阎红彦、杨重远率第五支队南下，到达三原武字区。五支队来到武字区时，渭北的农民斗争形势正处于非常高涨的时期。五支队到达武字区当天，参谋长杨重远即率骑兵中队配合武字区游击队占领马额镇。22日上午，武字区委、武字区反日救国会、农民联合会在马额火烧庙（今文龙堡）召开欢迎大会。“到会人数有3000人，一律武装，梭镖如森林似的排列起来。游击队由马额尚村出发，沿途农民热情招待，农民对游击队的态度如久出远门的家人父子团聚一样，高兴到了极点！”[4]在欢迎大会上，杜衡讲话，黄子文被任命为第五支队政委，大会宣布成立武字区革命委员会。并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各地红军武装、全国各革命团体和工农劳苦群众以及中共陕西省委发出了通电。之后，国民党调集重兵追剿陕甘游击队，为避敌重兵袭击，黄子文带领第五支队先撤至耀县上卢村休整，后转移到照金与旬邑交界地带活动。

1932年6月2日，《中共陕西省委代表团关于渭北游击战争和建立革命委员会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及，在这一时期，“三原北区是中心斗争区域。在三原党的领导之下，开始农民普遍的分粮斗争，武字前区、后区，西原兴字区（即心字区，指三原县新兴镇、嵯峨镇一带）农民都起来没收豪绅地主富农的粮食分配，共分配粮食二百余石，领导中心的组织是农民反日救国会、农民联合会，武装是义勇军，武器是梭镖，增加十余支新式武装。国民党派军队一排去，被二百余武装义勇队赶跑了……富平农民受到三原影响，也起来反抗捐税，把美原包围，公安局的枪都缴收了……耀县、蒲城的农民都起来包围县城，主要的是反抗苛捐杂税。这样形势更有利于游击队的南下，同时游击队的南下，必然的更要燃烧起广泛的农民斗争，提高农民斗争的勇气和决心”。

在国民党陕西地方当局和西安绥靖公署调集重兵追剿陕甘游击队的严峻形势下，渭北革命根据地为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提供了回旋区域。五支队南下三原武字区，开展游击战争，震慑了国民党反动当局，得到了实战锻炼，积累了斗争经验。同时，配合地方党组织发动了群众，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推动了渭北农民斗争的发展。

同样，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特务队在处境危险时也转移到三原武字区。1932年9月12日，刘志丹、谢子长在指挥陕甘游击队反击国民党“进剿”照金尖坪的战斗取得胜利后，决定率陕甘游击队乘胜向南游击，筹粮筹款，征集冬衣，而后北上安定、保安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临行时，刘志丹特意将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的特务队留在照金，并交由习仲勋参与领导；同时，安排大队参谋第五伯昌随特务队行动。游击队主力出发后不久，特务队的中队长陈克敏带队叛变，打死了特务队队长程双印，给党组织和游击队的活动带来了严重危害。为了保存这支革命武装，习仲勋与第五伯昌商量后，决定将特务队迅速撤离照金地区，向以三原武字区、心字区为中心的渭北革命根据地转移。几经周折，终于在1932年秋拾棉花的时节，特务队到达了三原武字区，编为渭北游击队后区游击队，程国玺任队长，习仲勋担任政治指导员。渭北革命根据地为保存和发展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特务队提供了回旋空间和重要依托。特务队到达三原武字区后随即参加到渭北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中，壮大了渭北的革命力量。

其三，渭北根据地为陕甘边根据地提供了大量经费与物资支持。

陕甘边地区土地贫瘠，经济长期落后，群众生活极其贫困，党政军的开支主要依靠打土豪解决。随着武装斗争的深入和根据地的扩大，不仅急需大批干部及兵力，而且党政军需严重不足，钱粮武器极其匮乏。从1932年到1933年，在中共陕西省委的组织领导下，渭北苏区克服极大的困难，以革命大局为重，多次开展“扩红”，并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大量的钱粮武器支持。

关中地区是渭河的冲积平原，利于农耕，向以“八百里米粮川”而闻名，以三原、泾阳、高陵等县为中心的渭北地区是重要的粮棉产区。土地革命初期，西北发生大旱灾，陕西受灾最重，而关中地区又是陕西的重灾区。在渭北地区连续五年大旱灾荒之时的异常困难时期，渭北根据地仍为陕甘红军提供了大量的物资和经费，同时也多次在陕西省委的困难时期提供了很多经费。

1932年10月，陕甘游击队为解决过冬困难，总指挥谢子长派杨森带领第二大队六十余人到三原武字区一带筹款集粮，武字区军民克服各种困难，为陕甘游击队及时提供了一批紧缺物资。12月22日，杜衡在给陕西省委的报告[5]中说，“一部分（经费）给二十六军作工作上用，如组织后方办事处，输送及购买医药、宣传机器等用，这些东西，将派三原游击队保送下来，同时我听子文（黄子文）计算武字区的现款，目前都在大洋三千元以上，省委应责成特派员和三原中心县委负责提出一部分交常委”，“现在已经给省委大洋三百元，红军办事处大洋三百元，这些经费均由三原游击队送来”。

1933年至1935年间，习仲勋、周冬至等多次冒着风险回到三原武字区，利用武字区这条连接渭北革命根据地与照金苏区的秘密通道，与武字区军民和从河南邓州一带逃荒来到三原的乡亲一起，将布匹、药品、粮食、枪支弹药等急需物资仔细地打成包，趁着黑夜或雨天，用板车推或用骡子驮运，秘密送往陕甘边区。

其四，渭北根据地鼎力支持了陕甘边照金苏区的建立和发展。

照金苏区是陕甘边根据地发展历史上的第二个中心区域，从1932年12月开始，渭北游击队便参与了照金苏区的开辟创建。1932年12月下旬红二十六军成立后，中共陕西省委指示红二十六军积极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红二十六军和地方游击队武装，扩大苏区，把照金与渭北苏区连成一片，并相机向西路地区发展。此时，黄子文将武字区南原和武字区后区的两支游击队合编为渭北游击队。12月底，黄子文任渭北游击队指挥，金天华任政委，渭北游击队编为两个中队随红二十六军前往照金，配合开辟照金新苏区。渭北游击队的主要任务，是在照金地区及其周边各县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国民党地方武装和反动民团。首先消灭了宜君县焦家坪之敌，之后在高山槐和照金地区发动群众，开展分粮、打土豪斗争，帮助当地农民成立农民联合会、赤卫军和游击队，开辟了香山寺、九保两个地区。后向西发展，消灭了照金和旬邑民团，使红军活动区域扩大到薛家寨和照金地区。

1933年1月中旬，渭北游击队配合二十六军红二团攻打耀县庙湾民团，因无重武器火炮，缺乏攻坚能力，多次强攻而失利。庙湾失利后，2月4日，敌骑兵团、特务团各一营，协同夏玉山民团分三路包围红二团驻地上下芋园。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杜衡独断专行，强令红二团抗击进犯之敌。红二团寡不敌众，边打边向山上撤退。不料退路被夏玉山民团截断，形势相当危急。紧要关头，金天华、马志舟率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及时赶到，阻击夏玉山民团，红二团主力乘机突出重围，摆脱危险，安全转移。芋园战斗后，渭北游击队和红二团进入照金苏区，集中兵力，避强击弱，袭扰敌军，经过二十多天的反“围剿”，使进犯之敌退出了照金地区。

照金苏区在开辟建立过程中不仅得到渭北游击队的积极配合，而且照金苏区的大部分主要干部都来自渭北根据地，如在照金建立的中共陕甘边工委，第一任书记金理科、军委书记习仲勋、游击队政委黄子文、张秀山、红二团代政委汪锋，还有张策、黄罗斌、李秉荣、金天华等都曾在渭北根据地生活战斗过。

照金苏区建成后与渭北根据地南北呼应，相距不到百里，互相配合，进一步推动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

其五，渭北革命根据地在红二十六军的曲折发展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32年12月24日，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六军成立时，陕西省委“左”倾错误代表人杜衡（后叛变）为了达到控制部队的目的，把原陕甘游击队的主要领导谢子长、阎红彦排挤出部队，责令其去上海中央局受训。成立大会结束后部队开走，留下谢、阎二人无人问津，渭北革命根据地负责人黄子文对此非常气愤，遂派渭北游击队员护送谢子长、阎红彦到三原武字区隐蔽，期间多次给省委写信要求妥善安排谢、阎二人去上海中央局之事，在久等无果的情况下，黄子文筹措了路费并派渭北游击队护送谢、阎二人去渭南登上火车。

1933年6月，杜衡不顾许多人反对，强令二十六军红二团离开照金南下渭华，结果在终南山几乎全军覆没，刘志丹、王世泰等主要领导被困山中难寻踪影。陕西省委急派渭北黄子文进山寻找。黄子文假扮木匠到达渭南赤水镇，在当地党员的协助下，费尽周折在终南山里找回了团长王世泰等人，又从深山密林中背回了病饿交加、气息奄奄的刘志丹，随即把他们秘密隐藏在赤水镇党员家中。几日后他们一起商量如何渡过渭河北上照金。因王世泰不谙水性无法泅渡，危难之时，黄子文的妻子李盛云与王假扮夫妻，怀抱婴儿黄北平，臂挎竹篮，内装祭品，下藏短枪两把，以过河回娘家上坟为借口，惊险通过了渭河赤水哨卡，前行十多里后与泅渡过来的刘志丹、黄子文等人汇合。后又经数月辗转，终于回到照金苏区。

1933年7月红二团南下失败后，为了使红二十六军旗帜不倒，陕西省委决定将渭北游击队升编为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六军第四团，从此红四团便扛起了二十六军的大旗，成为二十六军的主力。在随后扩大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开辟南梁苏区、粉碎敌人多次围剿的战斗中，由渭北游击队改编的红四团发扬敢打硬拼、千里奔驰、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发挥了主力军的重要作用。

渭北革命根据地

成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南大门，

八路军誓师抗日的出发点

1935年2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合并，西北革命根据地正式建立。这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一块革命根据地，是党中央和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八路军抗日的出发点。西北革命根据地后来也被称作陕甘革命根据地，其中包括了原渭北革命根据地的范围，《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一文里讲到陕甘边根据地区域范围时明确指出，“北起定边、盐池，南抵三原”，这里所说的三原主要指的就是渭北革命根据地。所以，渭北革命根据地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南大门，发挥了落脚点和出发点的重要作用。特别值得强调的是，红军改编、八路军出师都是在原渭北革命根据地区域内进行的。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应张学良、杨虎城之邀，刚刚经过长征的红军南下关中，驻扎在三原、泾阳、富平一带，这里正是原渭北革命根据地所在区域，并受到当地群众的热情欢迎和接待。全面抗战开始，红军主动要求改编，请缨出师抗日，直到1937年8月25日蒋介石才同意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张闻天、毛泽东曾经复电给朱德等，“同意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意见，一、四两方面军，均调三原集中改编”[6]。三原改编，无论是在中共党史还是在解放军军史上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八路军的诞生，国共携手抗战的开始。改编完成后，八路军所属三个师先后分别从三原、泾阳、富平出发经韩城过黄河开赴抗日前线。

作为西北根脉，渭北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历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必将被更多的人了解，渭北革命精神历经血与火的考验，也必将得到发扬光大，持续鼓舞着后来的革命者砥砺前行。

注释：

[1]中国共产党三原县委员会编、王继主编《渭北革命根据地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21页—第422页。

[2]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54页。

[3]《渭北特派员拓夫关于渭北党的工作情况给省委的报告》（1933年2月6日），存陕西省档案馆。

[4]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9页。

[5]原标题为《陕西励君关于二十六军之报告》，存陕西省档案馆。

[6]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编《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0页。■

（作者单位：王继 陕西师范大学

徐建刚 陕西省咸阳市三原县档案局）

（责任编辑 刘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