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1928年6月下旬，正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的时候，杜修经作为湖南省委的代表，携带着省委对边界红军的错误决定上井冈山，从而导致了红军大队冒进湘南，造成了井冈山斗争的“八月失败”。随后的黄洋界保卫战，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配合下，凭借着山险，“保存了根据地，且使敌胆为寒，不敢轻视共军，为边界名战之一”，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奇迹，以不足一营的兵力，打败了湘赣两省四个团敌军的第二次“会剿”。

1928年6月下旬，红四军取得龙源口大捷，歼灭“进剿”井冈山的赣敌一个多团，击溃两个团，缴枪800多支，并乘胜第三次占领永新县城。

红四军抓住敌军受到重创、一时无法发动进攻的有利时机，将各部队分兵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井冈山根据地随之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县各一小部分，遂川县北部，酃县（今炎陵）东南部，割据区域的面积达7200多平方公里，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正如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提到的，“是为边界全盛时期”。

然而在盲动主义影响下，中共湖南省委对形势变化和敌我力量作出错误判断—过高地估计了红四军的力量和湖南群众斗争的形势，过低地估计了湖南国民党的统治力量，从而制定了湖南第二次武装起义计划。

6月26日，湖南省委致信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省委决定四军攻永新敌军后，立即向湘南发展，留袁文才同志一营守山，并由二十八团拨枪二百条，武装莲花、永新农民，极力扩大赤卫队的组织，实行赤色戒严，用群众作战的力量，以阻止敌军的侵入，造成以工农为主体的湘、赣边割据。”同时，信中还特意提出“泽东同志须随军出发，省委派杨开明同志为特委书记”，并派中共醴陵县委书记杜修经为省委巡视员，前往督阵。红四军和湘赣边界特委都接受湖南省委的领导，湖南省委的意见就是上级党委的意见。这一决定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让红四军主力向湘南发展，与强硬的湖南军阀抢地盘，无疑是以卵击石。然而反对或者不执行，就意味着对抗党的领导。

这封指示信令毛泽东左右为难。“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处”。但事关红四军和井冈山根据地的生死存亡，一向以党的事业为重的毛泽东思虑良久，最后决心坚持异议。

30日，毛泽东在永新县城主持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和永新县委联席会议进行讨论，杜修经参加了会议。会上，毛泽东向大家说明红军向湘南发展是不切实际、不合时宜的做法，最终取得了各方面的支持，“决定四军仍应继续在湘赣边界各县作深入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有此根据地，再向湘、赣推进，则红军所到之处其割据方巩固，不易为敌人消灭”。

7月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写出书面报告，详细陈述没有执行省委决议的六条理由，认为“在新军阀战争未爆发前，尚不能离开宁、永、莲往湘南。一俟此间基础略固，外面有机可乘，四军仍可出茶、攸、醴、浏，参加湘省之总暴动”，并提出“请省委重新讨论，根据目前情形，予以新的决定”[5]。

永新会议后，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四军转战于永新、莲花、安福和吉安边境，分兵发动群众，扩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当月中旬，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纠集重兵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一次“会剿”。湘军第八军进入永新西南部，等待与赣军会合。红四军军委决定兵分两路迎战。一路由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红二十八、红二十九团跨入湖南境内，攻击湘军后方营地酃县、茶陵，而后返回永新，打击赣军；另一路由毛泽东、宛希先、朱云卿率领红三十一团经拿山打回宁冈，对付即将进入永新的赣军。

13日，红二十八、二十九团攻克酃县，迫使湘军第八军退出“会剿”，返回茶陵。然而就在这时，杜修经等人不顾永新会议决议，坚持执行湖南省委命令，乘毛泽东远在永新，利用红二十九团官兵（成分主要是湘南宜章的农民）不适应井冈山的艰苦生活、想回老家的情绪，企图将部队拉向湘南。朱德、陈毅得知情况后，立刻给毛泽东写信，并召开红四军军委扩大会议，阻止红二十九团返回湘南的行动。

14日，朱德、陈毅率领红二十八、红二十九团离开酃县向东开拔，准备回师井冈山北麓的永新。不料，“一天只走了三十里。士兵垂头丧气，似行不行，三五成群，步伍零乱，军心涣散，组织解体”[6]。到达沔渡后，红二十九团官兵又闹起来，坚持要回湘南。为整顿红军纪律和确定部队行动方向，红四军军委在沔渡召开扩大会议。然而，会上出现严重分歧，最终还是返回湘南的意见占了上风。

17日，红二十八、红二十九团和军部特务营向湘南开进，踏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毛泽东在收到朱德、陈毅的信后，立即回信，要部队按永新会议决议行事，停止去湘南的行动，并派中共茶陵县委书记江华带着他的亲笔信追赶部队。江华后来回忆说：“我为这事从永新县城跑到酃县城，一天晚上就跑到，一天跑了一百多里，找到陈毅、朱德他们。他们正在庙里开会。我带了主席的信，要他们回来。他们讨论了，是在酃县的一个大庙里面，都是干部……主席这封信的意思，就是劝他们回来，不要打湘南，要打茶陵，打了茶陵回来。我是茶陵县委书记，所以派我去。结果挽回不了。”

形势的突然变化，使红军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重大危险。24日，红二十九团在攻打郴县（今郴州）时惨遭失利，一部跑回宜章家乡后失散；一部在乐昌被国民党地方武装胡凤章部打垮，仅剩团长胡少海等百余人，编入红二十八团，撤到桂东。此时，毛泽东已在永新领导军民以游击战术牵制国民党军11个团近1个月。得知湘南失败后，他立即决定以红三十一团第一营等部留守井冈山，自己率领红三十一团第三营前往桂东迎回红二十八团。

28日，红军分两路回师井冈山。当部队行至崇义县新地圩时，担任前卫的红二十八团第二营营长袁崇全擅自率部向思顺开去，企图叛变投敌。红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赶到思顺追回了部队。但当王尔琢进入袁崇全盘踞的村子喊话时，遭叛徒枪击，不幸中弹牺牲。袁崇全只带着几个人逃向遂川，投靠了赣军刘士毅部。

8月中旬，在发觉红四军主力离开边界、已去湘南后，赣军立即发起猛扑，永新、莲花、宁冈等县城相继失陷，地方党组织和政权大部被破坏，“农民被屠杀者以千计，房屋被烧者不计其数”，井冈山根据地大部分丢失了。杨开明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称：“这个时期要算是边界极倒霉的时期，割据的区域，只有井冈一块地方，宁冈也丧失了，山上是我们的势力，山下则为敌人的势力。土豪劣绅乘机报复，残杀焚烧，逼债收租，一时闹得乌烟瘴气……这一次失败，我们叫做‘八月失败’。”[7]

究其失利原因，毛泽东曾对江华说：“主要是湖南省委、湘南特委的问题，军队内部有也责任。”1962年，朱德在参观井冈山博物馆时，指出：“‘八月失败’是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起主要作用。当时军队由特委指挥，湖南省委要部队回郴州，在战略上不对。”

红四军主力冒进湘南，结果遭受重大失利。毛泽东亲自率红三十一团第三营前往湘南桂东会合。这样，留守井冈山根据地的部队只剩下红三十一团第一营。其中，代团长朱云卿、党代表何挺颖率领团直属队和第一营一连、三连到宁冈县去活动，并向酃县方向警戒；以蔡会文为书记临时组织的行动委员会，率领红三十一团第一营二连和特务连以及地方武装，依靠永新县小江区根据地，坚持永新西南区和莲花县的游击战争。

8月下旬，湘军第八军第一师两个团进至酃县，赣军第三军两个团进入宁冈，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会剿”。30日，湘军吴尚部向井冈山五大哨口之一的黄洋界发起进攻，企图抢在赣军前夺得头功。

井冈山有五大哨口，即黄洋界、八面山、双马石、朱砂冲、桐木岭，是上山的必经之地。其中，黄洋界位于井冈山西北，海拔1300多米，两侧均为陡峭的山崖，其间只有一条荆棘丛生的小路可通，山上只长青草，不长树木，哨口雄峰耸立，险峻异常，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然而守卫黄洋界的红军缺粮少弹，平均每人只有两三发子弹，一个班才有两三条毛毯，晚上站岗时只能相互依偎在一起，再盖上一些茅草御寒。兵力更是少得可怜，只有红三十一团第一营两个连和团部机炮连。说是机炮连，其实只有20来人，2挺机关枪、2门迫击炮和几发炮弹。由代团长朱云卿、党代表何挺颖、副团长兼第一营营长陈毅安指挥。

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怎样才能坚守住山口呢？经反复研究，针对兵力不足、武器弹药匮乏实际，红军决定利用黄洋界山高林密的有利地形，采取层层梯次防御、依山势构筑工事、用石头作子弹、用原木作武器的办法，沿着通往大陇、茅坪两个方向的小路，布设几里长的“竹钉阵”，挖壕沟和射击掩体。

于是，何挺颖把山上军民甚至伤员都动员起来，制造当地猎户用来对付野兽的竹钉。井冈山遍地翠竹，军民齐动手，将竹节削成竹钉，火烧、陈尿浸泡后，将竹钉埋了个满山满坡，构成一道特殊的防线。同时充分发挥山区作战中道路难行的优势，把山上的树木砍下来，堆在路口。因为山路狭窄，有了障碍，敌军必然要清除，在清除的过程中，红军就可以瞄准目标进行射击了。然后又在敌人必经之路上挖掘壕沟，迟滞敌人行动，为消灭敌人创造条件。最后，加固哨口已有的工事，架设土炮，埋设土地雷。此外，红军还动员山下的乡亲们上山，布成疑兵阵。战斗时，或在铁桶里燃放鞭炮，冒充红军大部队；或在山林里高声呐喊助阵，以壮声势。何挺颖把这一项任务交给毛泽东的新婚妻子贺子珍和朱德的新婚妻子伍若兰负责。

具体作战部署是：以一个连守卫哨口两侧主要工事，阻击敌人；一个排守卫哨口北侧的工事，防御来犯之敌；山顶瞭望哨布置两个排，作为预备队，掩护前面两个工事。同时，赤卫队、暴动队隐蔽在各个山头，协助配合红军作战。并派出红军小分队和赤卫队，下山至敌人侧后进行佯动袭扰。

一切准备妥当，红军严阵以待，只等敌人来犯。当日清晨，敌人便沿着陡峭的山路，成鱼贯式散兵线战斗队形，在小炮和机枪强大的火力掩护下向山上发起攻击。子弹在红军战士头上呼啸，炮弹在阵地前后炸起团团烟尘。朱云卿命令部队不要理会，沉着应战，等敌人靠近了再打，保证枪响人倒，弹无虚发。

由于山路狭窄，左盘右绕，敌人也无法进行火力准备和兵力展开，只好一个挨着一个地往上爬。虽然敌人数十倍于红军，可是投入战斗的只有一个营，其他的大部队只能在山下等候。爬山的敌人首先尝到了竹钉阵的苦头。那些竹钉大都埋藏在草丛之中，进攻的敌人只顾往山上看，观察红军阵地的情况，结果稍不留神就会被竹钉扎伤，不时传出惨叫声。敌人好不容易越过了竹钉阵，到达了山口，在机枪的掩护下，呐喊着往山上冲。50米、40米、30米……敌人越来越近了。猛听朱云卿一声令下：“打！”

红军的机枪、步枪一齐开火，冲在前面的敌军呼啦啦倒了一片，走在后面的转身就逃，顿时乱作一团，加之山路狭窄，敌军慌不择路，赶忙朝小路两旁逃命，却正好踩上那一排排被杂草掩盖着的竹钉，有的刺上了脚跟，有的刺穿了脚板，这时，隐蔽在周围各个山头上的赤卫队、暴动队用单响枪、鸟铳、土制手榴弹向敌人发起攻击。

猛然间，山坡上、林丛中，漫山遍野响起了密集的机枪声、激昂的军号声和冲锋的呐喊声。原来是贺子珍和伍若兰组织的疑兵大队，在油桶里点燃了鞭炮。“哒、哒、哒……”，如同一挺挺机关枪怒射的声响，吓得敌人左躲右窜；隐蔽在各个山头上的妇女会、儿童团、暴动队等众多群众，乘机摇旗吹号，“杀呀！”“冲啊！”的吼声似有千军万马冲下山来。敌人被吓得丢枪卸甲，连滚带爬地逃窜而去。

待明白是虚惊一场后，敌人又冲上山来。可是敌人刚一露头，又遭到红军的迎头痛击。就这样，敌人一连发起数次冲锋，除了留下一具具尸体，就是给红军送上武器弹药。但敌军很快就找到了红军阵地的薄弱点，加之敌我兵力悬殊，火力严重不足。红军的好几个阵地先后被敌军占领。面对蜂拥而上的凶煞敌人，英勇的红军指战员和赤卫队员们，举起棍棒、竹竿和石头与敌军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敌人察觉到红军的弹药快用光了，更加猖狂起来。后面督战的军官大喊着：“赤匪的子弹已经打光了，弟兄们，不要怕，快往上冲啊！”

下午4时许，敌军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又一次向黄洋界哨口发起猛攻。危急关头，几名红军战士把山下茨坪机械厂刚刚修理好的一门迫击炮抬上了山。由于敌人从黄洋界进攻，封锁了山口，红军战士是从别的小路绕道上山的。迫击炮很快就架在瞭望哨上。可是这门炮只有三发炮弹，大家刚刚松弛的心又揪了起来。朱云卿果断下令：“炮弹太少了，不能打登山的敌人，瞄准敌人的指挥所射击。”

炮弹准确地命中了敌军指挥所。被炸得晕头转向的敌军指挥官误以为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回到井冈山，急忙命令部队向后撤退，连夜仓皇逃回湖南老巢去了。就这样，红军以不足一个营的兵力，在广大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解放军党史军史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樊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