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1月18日，湖北黄安城南校岗会场人头攒动。主席台上，主持人向革命群众宣布：黄安县农民政府、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正式成立。“当宣布黄麻第一个红色政权成立时，广场上欢声雷动，鞭炮齐鸣。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农民政府主席曹学楷和王秀松、吴先筹、陈定侯、戴继伦、田开寿等九名委员，登上主席台，正式就职”。土地革命时期鄂东第一个红色政权—黄安县农民政府就这样诞生了。鄂东这片土地上迸发出的革命火种，很快席卷了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大地。

一、八七会议与九月暴动

黄安、麻城位于湖北东北部，那里有地跨鄂豫皖三省的大别山区，层峦叠嶂，地势险要。和旧中国其他地区一样，黄安、麻城人民生活贫困，饱受压迫。

早在五四运动时，黄安籍知识分子董必武在上海通过李汉俊等人，了解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和马克思主义书籍，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1920年3月，董必武和同乡张国恩在武昌涵三宫创办私立武汉中学，以此为阵地，展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来自黄安的董贤珏、余泽涵、王鉴、雷绍全等人和麻城在武汉读书的学生王幼安、蔡济璜、刘文蔚、邓天文、徐其虚、桂步蟾、刘象明等人，在董必武的介绍下，先后入党，并陆续返回黄安、麻城，发展党组织，宣传革命思想。

大革命时期，黄麻地区展开了猛烈的工农群众运动，热烈支持北伐军。农民建立起自己的武装，与反动红枪会作斗争，经过大革命洗礼的黄麻地区就此打下了革命基础。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宣布“分共”，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就此失败。国民党右派悬赏捉拿黄麻革命发起者董必武、董贤珏、王鉴、雷绍全、张之乐、蔡济璜、刘文蔚、王树声等人，湖北形势顿时紧张。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并把发动群众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等省农民举行秋收暴动作为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其中，湖北暴动被划为鄂南区、鄂中区、鄂西区、襄枣区、京汉路区、鄂东区，共计七个区。

9月上旬，武汉国民党省党部委员张国恩（与董必武合办私立武汉中学的黄安同乡）打来一份电报，点名要求黄安派八九个人到武汉参加改组工作。黄安县委“认为张国恩是董必武同志的老朋友，他的家乡又是黄安，估计不会马上起来反对我们”，经讨论，决定派代理县委书记郑位三、陈定侯、程翰香及几位国民党左派一起赴武汉，分头行动。到了武汉，郑位三等人通过余泽涵介绍，在汉口法租界协和里五号见到了湖北省委负责人罗亦农。罗亦农了解了黄安的情况后，向郑位三等人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并说：“现在，资产阶级叛变了，小资产阶级动摇不定，为了继续革命，党决定发动两湖秋收暴动，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罗要郑位三等人立刻返回黄安，参考鄂南计划，组织秋收暴动。

郑位三等人连夜赶回黄安。当时在黄安坚持斗争的还有曹学楷、戴克敏、吴焕先、吴先筹等人。得到上级指示后，大家在七里坪文昌宫开会，讨论接下来的暴动计划。会上对是否发动武装起义观点不一。有人认为“我们只有这几十条枪，打起红旗也经不住敌人两个团”；但与会的多数党员态度乐观，并以俄国武装革命为例，表示“我们也决定干它十年、二十年”。最终，会议统一了认识，并起草了两份文件，一是黄安县委关于传达执行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关于武装暴动指示的报告，一是黄安县委关于武装暴动的计划。与此同时，麻城县委也在邱家畈村举行会议，决定和黄安县共同行动，举行武装起义。

会后，两县县委决定当务之急是建立武装力量，分头下乡，将原先用来打反动红枪会的防务会重建起来，并在农民自卫队基础上成立了义勇队。同时还成立县指挥机关，由戴季英、曹学楷、程昭续、郑友梅等人领导。

9月下旬，黄安县程卜畈的300多农民在本乡农民程昭续等人率领下，齐聚熊家嘴，打响了九月暴动的第一枪。程卜畈一带，以程子鹏、程瑞林两家占有土地最多，各有500亩以上。暴动的群众用铁锤砸开了大地主程瑞林的大门，捉拿了程瑞林，罚款一千元，并将程瑞林处决。次日，由程昭续等主持，召开群众大会，当众烧毁了程子鹏、程瑞林两家的地契和账簿，将没收的财产按人口多寡分给农民。熊家嘴旗帜一举，附近农民闻讯响应，长冲、大斛乡、王谭河也先后展开斗土豪劣绅的暴动。麻城方面的农民暴动在蔡济璜、王幼安、刘文蔚、郑天文、王树声带领下也搞得有声有色，乘马、顺河区的农民群众重新拿起武器，汇集到党武装暴动的旗帜下。

这些暴动都发生在9月份，所以后来称为九月暴动。九月暴动是黄安、麻城贯彻八七会议精神的一次行动和尝试，揭开了黄麻起义的序幕。黄麻的土豪劣绅不甘失败，纷纷捐款请兵。程卜畈的程子鹏，花了1000块钱，请国民党军三十一师开进黄安城，准备对暴动的革命群众进行反扑。此外，由于缺乏政权意识，农民武装起来后，“仅停留在打土豪劣绅意义上”，“有些地区几乎任其自流，没有普遍发动群众”，“领导上又没有相应计划”，因此斗争暂时停顿下来。

二、黄麻起义与建立工农政权

九月暴动虽已举行，但没有实质的进展，又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经商讨，黄安县委决定派郑位三和戴季英再赴武汉，请示省委意见。二人怀揣县筹来的11元路费，化装进了武汉，还没和省委机关联系上，郑位三就病倒在朋友家，一连数日，不能起床，随后先行回黄安养病。戴季英通过朱国君同省委接上关系，汇报了九月暴动的情况。

在此之前，省委已经得知黄麻地区的农运情况，认为黄麻两县尚有一定武装力量和群众基础，鉴于鄂南起义已经失败，鄂东的起义亦未能按原计划实行，于是修订了黄麻工作计划。于10月21日派巡视员符向一和原在鄂南参加领导起义的吴光浩、刘镇一和王志仁等人赴黄麻工作，成立了鄂东特委和鄂东革命委员会，符向一任特委书记，并改组黄安县委，王志仁任书记。

特委成立后，于11月3日在七里坪文昌宫第二高级小学召开会议，符向一传达了湖北省委的指示，决定黄麻两县联合举行起义，武装攻打县城，成立黄麻起义指挥部，由潘忠汝、吴光浩、曹学楷、戴克敏、汪奠川、刘文蔚、吴焕先、戴季英等人组成，并组织中共黄麻党务委员会，作为党领导武装起义的机关，由吴光浩、曹学楷、戴季英、程昭续、刘文蔚、徐其虚等人组成。11月9日，黄麻起义指挥部宣誓大会在七里坪北门外河滩举行，会后符向一起草宣言，提出“以革命继续革命，以革命发展革命”“打到武汉去”“打到南京去”“耕者有其田”“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人联合起来”的口号。

为组织好这次起义，党组织派遣一批党团员下乡组织动员，各乡、区的义勇队纷纷建立起来。在义勇队成立的同时，党组织还“请来一帮铁匠，买火药制硝，买洋钉制造来福枪，准备起义的武器弹药”。11月10日，国民党军三十军魏益三一部进驻七里坪，起义指挥部当即决定，“由麻城调一部分快枪帮助黄安农军去缴七里坪三十军一营的枪”，但消息不慎走漏，魏益三部撤离七里坪。12日，黄麻起义指挥部在七里坪召开第二次会议，认为起义条件已经成熟，决定立即发动武装起义，攻占黄安县城，时间定为次日晚10点。口令为“暴动，夺取黄安城！”规定参加起义的人一律左袖缠白色布带。

13日下午，起义军两万余人集结于七里坪。潘忠汝、戴克敏作了简短的战斗动员，并挑选了几十名年轻力壮的义勇队员组成攻城突击队，在吴光浩率领下先行潜人城内，准备里应外合。麻城方面由蔡济黄、徐其虚、王树声、许世友、陈再道等人带领或参加当地农民武装，翻过光宇山，渡过倒水河，向黄安城进发。

晚上10时，起义队伍向黄安城进发，自卫军在最前头，义勇军和武装农民紧随其后。午夜时分，起义队伍到达城北三里岗，短暂休息后再次出发，很快抵达黄安城北门，按照事先部署包围了黄安县城。几声枪响后，登城战斗开始，敢死队将事先准备好的木梯搭好，攀梯而上，经过紧张战斗，拿下北门。北门一开，东门随即打开，等候在城外的攻城队冲进城内，高喊“杀贪官，诛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黄安城内守备空虚，只有警备队200余人，来不及抵抗就被缴械，县长贺守忠等人被活捉。凌晨4时左右，成功占领黄安城。起义军缴获步枪100余支，子弹90箱，棉被百余床。黄麻起义取得胜利。

14日下午，国民党军三十军从河口出发，向黄安方向开来。起义军经过一整夜的行军作战，考虑到疲劳之下难以抵御，遂决定撤离县城，回原地休整待命。起义军主力转移至七里坪后，特委和起义指挥部决定筹建工农民主政权。18日，在县城南门外校场岗召开万人大会，符向一、刘镇一、潘忠汝、吴光浩、戴克敏、王志仁、戴季英等出席了会议。大会执行主席曹学楷宣布正式成立黄安县农民政府。还散发了《黄安县农民政府成立宣言》，提出了“武装夺取政权”“反对封建势力”“取消一切剥削制度”“耕者有其田”“打到汪精卫、蒋介石”等口号。

紧接着，根据省委指示，将黄安、麻城的农民自卫军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黄安农民自卫军为第一路，麻城农民自卫军为第二路，潘汝忠为鄂东军总指挥兼第一路司令，吴光浩为第二路司令。汪奠川为参谋长，戴克敏为党代表。鄂东军的成立，是后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建军的起点。

三、转战木兰山与开辟根据地

黄麻起义的胜利引起了国民党的极大震动，他们决定联合当地地主豪绅，向起义军展开反扑。

11月27日，革命军主力调往县南开辟工作，驻河口的国民党军三十军独立旅秦进忠部400余人趁机向县城开来。城内的武装只有鄂东军第二路一个排，十几支枪，和黄安义勇队60人。“因我军实力太弱，乃虚张声势，将义勇队分为四个警备队，把守四门，快枪队时常在街上逡巡”。28日凌晨，敌军从西门和南门开始爬梯进城，遭到守城部队坚决反击，被迫撤退。

12月5日，驻河南国民党军十二军任应歧部教导师突然向黄安城偷袭。由于此前多次打退来犯敌军，黄安城内守军产生麻痹思想，认为“武汉反革命派一团兵不敢来，派两团兵打不进，派一个师未必有”，未做认真准备。有消息传来，国民党军已到距离黄安县城20里的宋埠，但城内守军认定是“小股土匪来犯，没什么了不起的”。当天，全县主力都下乡开展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去了，城里留守部队不多。

5日夜晚11时许，南门外忽然传来枪响，随即枪声大作，城内守军这才知道是敌军在攻城。总指挥潘汝忠听到枪响后，立即赶到南门，一面了解敌情，一面部署反击。因敌人早有准备，武器装备又占优势，来势凶猛，守城部队武器落后，加之仓促应战，伤亡较重。城内守军抵挡不住，南门、西门先后被冲破，革命部队相继退到东门和北门。这时，城外敌军越来越多，纷纷涌入城内，守军受到内外夹击，十分被动。潘汝忠在护送战士出城时，不幸被流弹击中牺牲。黄安县委书记王志仁也在指挥部队突围作战时中弹牺牲。

黄安城失守后，部分革命军在吴光浩、曹学楷、戴克敏等人率领下艰难突围。12月下旬，吴光浩、曹学楷、戴克敏、汪奠川等人在北乡木城寨召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会议决定继续坚持斗争，留一部分武装在当地，大部转移到黄陂县木兰山一带游击。木兰山位于湖北省黄陂县城北60里处，大别山南麓高峰之一，那里没有敌人的正规军，只有少数地方武装，适合展开游击战。

会后，革命部队在黄安紫云区闵家祠堂“集合了七十二人，带长枪四十二支，短枪十一支，向木兰山转移”，于12月29日到达木兰山。起义军上山，面临着如何扎根的问题。吴光浩拜会了木兰山的僧人，再三劝说解释后，进驻寺院。上山后的第三天，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军长吴光浩，党代表戴克敏，参谋长汪奠川，下辖3个队，每队20余人。

黄安城失守的事实证明，要想革命队伍扎根，就必须深入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展武装斗争。湖北省委也十分赞同这一点，认为“倘若能在占领黄安县城这一个月当中，极端注重发展群众，把东南西三乡农民都组织起来，并对于邻近各县有相当发动”，敌人就算再多也无济于事。经短暂休整，第七军开始四处宣传，张贴布告，并提出“抗租、抗粮、抗税、抗捐、抗债”的“五抗口号”，一面宣传党的政策，一面动员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在打了罗家岗土豪罗保元后，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1928年1月26日，国民党军第十二军一个团向木兰山进犯，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利用有利地形，乘黑夜突围。吴光浩率领部队转移至黄冈，曹学楷、徐朋人留在当地。3月，吴光浩率部重回木兰山，与曹学楷部会合。

会师后，在李家寨召开党员会议，分析当前形势，决定将留下的人编为四个队，准备在适当时机打回黄麻地区。就在此时，黄麻地区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国民党军第十二军和桂系第十八军发生冲突，十八军击败十二军，十二军从黄麻地区撤回河南，黄麻地区出现空隙，第七军领导决定趁这一有利时机打回起义区，并先派戴克敏、徐其虚率领一个队先走，前去联系群众，打探情况。

4月5日，戴克敏、徐其虚一行10人离开木兰山，白天隐蔽，晚上行军，四天后到达清水塘，了解到紫云区上戴家有个反动民团团长郑国图。上戴家是戴克敏家乡，戴克敏十分熟悉，带领小队顺利围歼郑国图的民团，缴枪10余支。打回黄安初战告捷。随后，吴光浩、曹学楷、王树声等人先后率部队返回黄麻地区。

革命队伍撤离黄安后，当地土豪劣绅和民团组织“清乡团”“自卫团”，对黄麻人民群众进行了报复清算。如今第七军打回黄安，广大群众欢欣鼓舞，称之为“二次暴动”，并编了歌谣到处传唱：

党员游击转回还，先打“清乡团”；

铲土豪，除劣绅，一心要“共产”；

谁敢来抵抗，叫它狗命完；

只急得土豪劣绅两眼朝上翻。

共产党军队重回黄麻，引起国民党再次反攻。4月中旬，桂系胡宗铎任湖北清乡督办，十八军军长陶钧任会办，加紧对黄麻地区的控制，并迅速推进到七里坪、乘马岗、箭厂河一带。5月，吴光浩、曹学楷、戴克敏、徐朋人等人在清水塘召开会议，总结了几个月来的作战经验，认识到革命武装如果没有一个基础坚实的区域站稳脚跟，单凭流动式的游击，是不可能长久的。决定避开桂系主力，转移至湖北、河南交界处的柴山堡一带，那里地处两省三县边界，敌人力量薄弱，是工农武装割据的理想地区。

经长期艰苦斗争，工农革命军最终得到了鄂豫边界近20万人民群众的支持，逐渐开辟了以柴山堡为中心，东到光宇山，西连天台山，南抵紫云寨，北接摩云山的鄂豫边革命根据地。

黄麻起义是继南昌起义、湘赣边界起义后，又一次由中共领导的武装斗争，拉开了鄂豫皖土地革命的序幕，对于推动鄂豫皖革命具有重要影响。武装斗争过程中没有任何正规军队参与，依靠本乡农民为主力，是黄麻起义的一大特点。起义后保存下来的工农革命军，成为后来红四方面军的最初来源和骨干力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很快又爆发了立夏节起义和六霍起义，革命烽火燃遍了大别山。■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 王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