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国民政府就提倡戒烟禁毒，只是连年军阀混战，致使禁毒工作一度被束之高阁。蒋介石上台后，尽管宣布过禁止毒品，还颁布了《禁烟法》，但时任政府难以抗拒毒品贸易带来的巨大财税收入，相关立法大多不能有效执行。因此，禁毒声势浩大，却收效甚微。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下，日本吗啡、欧洲海洛因、印度鸦片等各种毒品蜂拥而至，毒害至深令普通民众痛恨。南京国民政府的“寓禁于征”政策，又肥了不法商人的腰包，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迫于社会上要求严厉禁毒的呼声，1934年，蒋介石在内外交困之际，发起“新生活”运动，宣称要做到“二年禁毒，六年禁烟”。

之前的禁烟禁毒，大多是自上而下的政策推行，“新生活”运动却从如火如荼的民间宣传开始。各省纷纷成立禁烟会，设立“禁烟日”，各地的报纸、杂志、广播也轮番刊登、播出禁烟禁毒的文章和广告。汽车、火车、轮船上悬挂禁毒标语，比如“要肃清一切烟毒犯！”“不要忘记日寇毒化我国的诡谋”“吸食及贩运烟毒者依法处以极刑！”等等。

据《中华民国史稿》记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内务部要求各府州县从严查禁鸦片，种者按亩重罚，贩则全数焚毁，并晓谕民众：“农则改种他物，商则别计营生，吸则尤当实时戒除。”紧接着，设立禁烟总局，以专责成。由于积习已久，效果不彰。事实上，除吸食鸦片之风流行外，许多军政官佐亦染有冶游、聚赌、需索等恶习。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则通饬各府县，声言对府县知事严密查察，违者辞退开除，并要求对幕僚随从、科长科员，出具连环保结，送部查考。

为了查缉毒品，国民政府绞尽脑汁，出台了一系列奖励办法。据1935年1月15日江西省政府颁布的《查缉毒品给奖及处理办法》第二条：缉获精制吗啡、海洛因纯高根，每两给奖4800元，粗制吗啡每两给奖2400元，红白丸每净重一磅给奖3200元，含有吗啡或海洛因之同类烈性毒品或化合物，应按其所含成分之多寡依上列标准以百分比例推算给奖。第三条：缉获纯烟土纯烟膏，不分产别，每两给奖640元，纯烟灰每两给奖320元，夹料烟土烟膏烟灰应按所含成分之多寡，依上列标准按百分比例推算给奖。同年1月30日，江西省政府又颁布《禁烟罚金充奖规则》：据告发人之报告，因而破获判处罚金者，以50%奖给告发人，20%奖给破获该案之员，仅10%补助该管审判机关公费，其余20%拨充当地肃清烟毒善后经费。

1926年8月29日江西省政府发给新淦县县长的训令，记载了发生在丰城县缉拿烟土的一个事件。

据密报，有土车四辆，道经枫树墟暨苟苈墟一带，形迹可疑，意料定必携带违禁物品。比即饬本区第六、第七两保，连夜派丁会同协缉嗣。据第六保联主任熊肇骏呈复称，已奉电谕协缉土车等因，遵派书记区丁等前往枫树、苟苈一带守候。至夜晚八时左右，果见土车二辆遥遥而来，当即上前检查，该推车人遂弃车潜逃，乃查得该车上有烟土大小六件，连同土车送请核办。据此查获土车下部均装有涵管，与普通土车装置显然不同，足证该项车辆纯系藏带烟土之用，毫无疑问除严缉各该在逃人犯归案究办外，通令各县，如遇有上项装置特殊之土车，务必严密查拿。总司令熊式辉。

这无疑是民国禁烟缉毒的一个缩影。

为了增强贩运鸦片的隐蔽性，有的商贩不惜用尽心机，伎俩百出。据1926年3月31日江西省政府训令记载，临川县第六区第12保查获利用有胆酒罐暗装鸦片贩运一案。贩运者唐荣卿、张育安二人使用特制酒罐，罐内设有暗胆，外面可由口径倾注酒糖及各种液体，以掩人耳目，内部环口径周围布置暗胆，用于装置鸦片烟土，每罐搜出烟土十多斤，四罐合计搜获烟土41斤。据唐、张二人供述皆系湖南人，此次贩运系张老板雇请，到抚州及福建一带售卖。因该案涉及由湖南特制酒罐暗装烟土，不远数百里挑运而来，所以，江西省政府要求全省各地发现此类有胆酒罐，严加防范缉拿。

缉毒工作是一项既艰苦又危险的工作，缉毒警察在当时武器装备简单，生活条件艰苦的情况下与毒犯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没有勇气和胆识，是胜任不了的。因此，民国政府也制定了禁烟禁毒考成规则，对各级参与禁烟禁毒事务之人员，实行奖惩。其中奖励分为：升用、进级、加俸、记功和嘉奖等五项。惩戒分为：免职、降级、罚俸、记过和申诫等五项。

三湖镇位于赣中、吉安地区西北端、新干县境西北部。镇境东濒赣江，并与本县大洋洲镇及樟树市的永泰镇隔江相望。三湖交通位置十分重要，市场繁荣不衰，尤以清末民初最为鼎盛，成为江南水果、竹木、土布集散中转之镇，四方客商誉三湖为“小南京”。清咸丰十年（1860年）设厘金局于三湖，为江西三大厘金卡之一。历代为江西航运交通重镇，当今仍为江西名镇。民国时期的三湖镇，不说烟馆林立，至少吃喝玩乐应有尽有。禁烟禁毒任务更加艰辛繁重。据档案记载，三湖镇商会主席刘佐正吸烟由来已久，当地警察所不敢过问。所长邓希韶到任后，力排众议，奉令缉拿。1926年5月25日晚9点，邓所长亲自率领警员前往泰盛仁店，撬开店门，走到第二进门口，见商会主席刘佐正等人从谷仓内跳出，即当场将其拿获。只见仓内设有烟铺二张，右边铺上有明亮烟灯二盏，烟枪上尚装有烟膏少许。同时店主聂汝清还供出后房内二人。此次一并拿获五人，烟土一包计四小块约四两多，干膏一小包，烟枪二支，烟灯二盏，剪刀一把，镊子二把，瓷烟盒五个，瓷烟罐一个，铜罐一个，烟坨一个，烟布一方。

由于烟犯刘佐正在三湖镇颇有势力，当晚，邓所长便将五名烟犯星夜押解至县，以免夜长梦多，节外生枝。果然不出所料，五名烟犯被押解离开三湖镇后，刘佐正之弟及其党徒连夜鸣锣召集200余人，各执武器，分三路打算拦劫，企图夺回烟犯刘佐正，并破坏了三湖镇警察所，意在劫持邓所长之妻张氏，作为交换刘佐正的条件。所幸的是当地保联主任周执中事前将张氏带至下聂村暂避，得免于难。鉴于邓希韶能遵令设计破获，且处置迅速，县政府打算为其记功一次，以示奖励。

临时政府如此高调禁烟，地方政府不敢懈怠。为了帮助烟民戒除烟瘾，地方政府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设立戒烟机构，配备专业人士，安排经费预算，限期将烟民戒绝。

地处江西中部的新淦县（现新干县），被列为绝对禁烟区域，禁烟任务繁重，时间紧迫。为此，新淦县政府成立了戒烟所，配备4人办公。其职员履历如下：

所长：李自立，男，31岁，江西省立医学专科毕业

医师：张侠民，男，24岁，四十一军军医讲习所毕业

医师：汤寿昌，男，22岁，第四路总部军医讲习所毕业

事务员：杨韵清，男，24岁，江西私立剑声中学教员

新淦县政府戒烟所人员配置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特点，由此可见，县政府对戒烟工作高度重视。据新干县档案馆馆藏民国档案记载，新淦县自1934年奉令列为绝对禁烟区域以来，一般富户之吸食鸦片者，大都能够自我猛省，先后戒除烟瘾，而少数烟民由于生活贫困，加上身患疾病，所以禁烟罚金一项不易取得，无形中影响了戒烟工作的顺利进行。面临禁烟期限紧迫，令又其严，非求补救之方，势必延误大事。因此，新淦县政府根据禁烟实施办法第十条第四项的规定，特别向省政府做了专门请示报告。

1935年元月15日，新淦县政府在向江西省政府报告中说到，该县戒烟所于1934年7月成立，因故未能容纳大量烟民，故办理数月收效甚微。根据禁烟实施办法第十条规定，戒烟所实无该项经费来源。现省库经费奇缺，恐亦无费可拨。兹值禁烟工作吃紧之际，戒烟所万难中止，拟将全县未戒烟民分四期入所完全戒绝，每期一月，每月经费约250元至300元，由地方预备费项下开支，电请钧座察核。1935年2月4日，江西省政府回电：该县已登记烟民，应于本年四月底一律戒绝。至于戒烟费用，该县预备费项下开支。

遵照省政府命令，新淦县政府于1935年2月12日向江西省第二区行政督察公署报送了县戒烟所预算和有关事项。报告称：查本县烟民登记业已完毕，共计360名。兹奉令规定在本年四月前应完全戒绝，望经费无奉令规定在县预备费项下开支，究应如何进行，提请公决案。决议：一、商请第三大队让出楼房为戒烟烟民住所；二、在四月底前分三项戒绝；三、由戒烟所所长拟具预算送府转呈；四、戒烟所烟民伙食及一切杂务由财委会派员负责办理。

1935年2月16日，专员公署回复：查原预算第二项公杂费应减支为10元，贫困烟民伙食每月约以三分之一计算，共20名，每名月支2元1角，共支42元。仍应列入预算，并核实开支。等等。

据《新淦县政府戒烟所1935年度经费支出预算书》记载，戒烟所经费开支如下：

合计：1692元。其中

（一）薪水工资：252元

（二）公杂费：360元

1、文具纸张：96元

2、印刷费：72元

3、灯油：72元

4、柴炭：72元

5、茶水：48元

（三）药品费：1080元

1、注射剂：240元

2、汀剂：280元

3、散剂：420元

4、锭剂：120元

不难看出，在临时政府高压政策鞭策下，地方政府禁烟解毒工作有模有样，确实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这场大张旗鼓、兴师动众的禁烟禁毒运动，最初确实取得了可观的成绩，社会面貌也为之焕然一新。但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在占领区推行毒化政策，毒品流害再次卷土重来。据1935年1月24日江西省政府发给新淦县的电文记载，“接收日伪物资中，时有查获此等遗留毒品时，应立即送交当地政府查明，公告邀请当地上级政府及同级机关监视，当众焚毁，如案涉及刑事情况者，应即解监察司法机关办理。”

1939年9月，身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亲自兼任四川省主席，时任委员长成都行辕主任的贺国光被提为川府秘书长，实际打理省主席事务。兼任四川省政期间，蒋介石重视禁止烟毒工作。1939年12月16日，他决定改组四川省禁烟督办公署，亲自兼任督办，贺国光任会办。1940年5月8日，蒋介石对禁烟工作作指示：要在半年内肃清，大力宣传，严法相绳。他还兼任四川省烟毒总检查督察团团长。

时任四川禁烟督办公署科长的李骅括在自传《愧负一生》中记载：

四川禁烟督办公署的设立，是因为当时“烟土猖獗”，中枢决心禁烟而设立的，所以督办是军事委员长蒋公兼任，会办亦由行营主任贺国光担任，还有一位会办，是地方上五老七贤之一，署内设有两大处，几大室，还有一个缉私队，第一处是由四川省民政厅长胡次威兼理，第二处为贺之光，主任秘书是湖南人雷啸岑先生，其声势之浩大，不言可知！我是担任第二处第一科科长并有一个时候兼代处长，主管烟土缉土、化验和保管。责任是非常重大，不可半分大意。那个时候检验烟土，是用土法，仅凭眼光来鉴定，没有化验的方法，保管鸦片烟土，当然是用箱装，因为时时有空袭，烟土多半藏在防空洞内，防守极不容易。记得有一次被小偷偷了一两箱去了，久查也无法破案，这种疏忽之咎，主管自然要负连带责任，好在上峰对我颇为信任，和没有加以探究！记得有一次接到几份同样的密告，说是西康雅安有烟土十四卡车以武装走私的方法运往成都销售，某日可到成都城处某某地方，希望严以缉拿。督办署接着这些密报以后，事关军人大批走私，不得不慎重处理，否则引起政治上的问题，一发不可收拾；因此向上峰汇报请示如何处理？上峰回电烟土宜缉，但以“不出事为原则”，须知武装走私，必有枪械保护，如须缉拿，自非开火不可，那里有不出事的道理！所以川康烟毒不能绝迹的原因，当然有种种因素，而有所顾忌也是当时中央一片为安定地方的苦心。

足见，民国禁烟实非易事。■

（责任编辑 樊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