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辽”轮起义始末

郑复龙

“海辽”轮起义,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地下党组织直接领导的第一艘海轮起义。“海辽”轮冲破国民党在海上的重重封锁,历经8天9夜,从香港启航,穿过巴林塘海峡,远离台湾东海岸,绕道北上,经日本海域,沿韩国西海岸北端驶入渤海,到达解放区大连港,成为新中国第一艘升起五星红旗的海轮。在“海辽”轮首举义旗的带动下,中央航空和中国航空公司的12架飞机、国民党招商局香港船务局13艘海轮相继起义。

为纪念“海辽”轮起义成功,中国人民银行经请示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在设计新中国纸币时,将“海辽”轮船图案放在了第二套人民币5分纸币正面的右边。1955年3月1日正式发行,流通长达34年。

 

 

招商局,原名轮船招商局,是1872年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为解决清政府漕粮运输困难而设立的官督商办企业,也是中国近代自办的第一家民用航运企业。国民政府成立后接收管理该企业,改名国营招商局。抗日战争胜利后,招商局一方面接收了大量的敌伪船舶,另一方面还向美国、加拿大等国购买了一批战时剩余船舶,拥有船舶466艘,总吨位40万吨。然而,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招商局的主要运力几乎全部被用于承运军队和美国政府援助国民党打内战的军用物资。

1949年1月下旬,蒋介石为保存实力,令国民党招商局一小部分船只留在上海,大部分船只向台湾、香港撤退。3月,国民党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总司令汤恩伯签署颁布了《非常时期国营招商局实行军事管理办法》,办法中规定有实行军事管制,征用船舶,抢运物资,撤退军队,船员不得擅自离船,违者依照《戒严法》军法惩处,同时把招商局一分为三,开始向台湾和香港撤退:

一是将原来的台湾招商局改为台湾招商局总管理处,将所有的万吨自由轮和大吨位船舶集中到台湾基隆港;二是在香港成立华南招商局总管理处,接受台湾军政当局指挥,加强对华南,包括香港在内各招商分局的管制;三是由在沪留守人员成立上海招商局应变小组。

当时被劫持到台湾的大陆轮船共125艘、35.6万吨位,其中招商局的船舶就有26万吨位;撤到香港的招商局船舶共72艘、3.6万吨位。在运送国民党军队过程中,兵痞在船上抢吃船员伙食,对船员随意体罚、训斥、毒打。招商局的海员刚盼到祖国的光复,又被国民党绑架到内战的深渊。为维护自身利益,海员纷纷发起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罢工斗争,最终走上弃暗投明的道路。

国民党军伞兵第三团驻防南京时,其团长刘农骏就已经和中共华东局建立了秘密联系,并开始了起义发动工作。4月13日晚,满载国民党军伞兵和大批军事装备、器材的招商局“中102”登陆艇驶出长江口,奉命开往福州。途中,“中102”登陆艇船长和船员配合国民党伞兵第三团海上宣布起义,于4月15日晚驶达连云港解放区,此举拉开了招商局海员工人摆脱国民党管制、投奔解放区的序幕,为后来举行的“海辽”轮起义树立了榜样。

 

 

“海辽”轮是美国Manitowoc船厂1920年的产品,原名San Antonio。招商局买进时初名为“海闽”号,头一次航行就撞沉了吴凇军港的小火轮,不久开到厦门又撞翻了“伏波”号(原英国护航驱逐舰Petunia号),于是改名为“海福”号。“海福”号改名后再次撞翻陆军的运兵驳船,造成百余人遇难,于是再更名为“海辽”号。招商局负责人为此伤透脑筋,最终于1947年启用技术超群,时年仅31岁的方枕流担任“海辽”号轮船长,此后方才平安无事。

1949年头几个月,“海辽”轮一直往返于大陆和台湾之间,运送物资和国民党的残兵。5月,“海辽”轮航行到上海进行岁末检修,国民党招商局通知全体船员做好去台湾的准备。一旦“海辽”轮被征用到台湾,到时想摆脱国民党的控制将是难上加难。

何去何从对船长方枕流来说已迫在眉睫。他找医务室医生开具了急需开刀治疗的证明,得到招商局准假,拖延“海辽”轮起航时间。他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等待一封重要的信件。

就在方枕流滞留上海期间的一天深夜,一个人敲开方家的大门,留下一封来自香港的密信。信上只有8个字:“随船离沪,相机行动”。这正是方枕流苦苦等待的指示。密信表明“海辽”轮起义方案得到中共方面的组织批准。

写这封密信的人名叫刘双恩,当时的公开身份是设于香港的华润公司所属华夏航运公司“东方”轮船长,而他的真实身份是一位秘密工作经验丰富的共产党员。他是福建泉州人,集美高级水产航海职业学校毕业后在上海从事海运工作,曾任上海海关缉私舰驾驶大副、“峡光”轮船长。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外国驾驶员又要回到中国海关船上。对此,刘双恩非常不满。他认为,海关船队代表国家主权,怎么能让外国人掌握呢?于是,他发动中国驾驶员联名上书,反对洋人再进海关,但是这个爱国举动却被海关冷落,有人甚至认为,正因为海关里有外国人,才能保得住这个“金饭碗”。失望之极的刘双恩对国民党政府失去了信心,愤然辞去海关的职务,回到集美高级水产航海学校任教,在此结识该校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洪遂明。1946年12月,刘双恩加入共产党;1947年10月至1948年10月,任中共泉州中心县委监察委员、厦门工委书记。他把党的机关设在自己家中,为掩盖特务耳目,他经常在家里举办酒会,宴请当地头面人物;通过关系搞到国民身份证,为党内同志提供方便;又把当医生的四弟接到家中,为游击区转来的伤病员看病,由当护士的妻子俞琼惠护理。他利用关系秘密从香港、上海带来不少革命书刊和西药,通过地下党组织的同志转入内地。

1948年秋,中共香港分局(1949年4月8日改称“中共华南分局”,方方任书记)根据中央指示,对国民党政府驻港企事业单位,包括香港招商局,开展统战工作,并着手建立中共中央在海外的第一个对外贸易机构—华润公司。9月,华润公司计划购买远洋货轮,董事长钱之光派人把刘双恩请到香港会面,委托他配备一条大型货船所需的高级船员。刘双恩在上海和福建集美学校物色了14名政治可靠、业务拔尖的优秀人才,成为华润华夏公司的第一批航海人员。鉴于这其中10余人是厦门工委的党员,中共泉州中心县委书记许集美调配党员骨干成立了香港支部,协助刘双恩开展在港闽南籍工商界的统战工作。

这年底,华润公司购买了一条3000吨的英国轮船,命名“东方”号,组建了“华夏航运公司”。由于当时新中国还没有成立,该船挂巴拿马国旗。王兆勋任华夏公司经理,刘双恩成为“东方”轮的第一任船长。1949年5月,“东方”轮首航大连。为了保证首航成功,他们选择夜间离港,航线是通过台湾海峡,沿朝鲜西海岸航行,造成去朝鲜镇南浦的假象,到镇南浦外海再转向大连。途中夜间尽量灭灯航行,以减少麻烦。此后,“东方”轮不断往返于香港—大连、香港—天津之间,把解放区的物资运往香港销售,又在香港采购解放区所需的货物,其中包括战后恢复生产的原材料,也包括前线的战略物资。

华润公司与香港招商局有着业务往来。中共华南分局香港工委决定,华润公司参与策反招商局在港船只的联络。香港工委副书记潘汉年找到华润公司总经理杨琳(原名秦邦礼,博古的胞弟),通过华润公司下属的“东方”轮船长刘双恩等待时机策反。

刘双恩选中了“海辽”轮。1945年,刘双恩在“峡光”轮任船长时,方枕流任大副。他在谈话中发现方枕流很重情感,对目不识丁的糟糠之妻不弃不离。之后刘双恩多次送他进步书籍,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有一次,刘双恩有意把方枕流的收音机调到解放区邯郸人民广播电台的频率。从此,方枕流开始收听解放区的广播了。1947年以后,“海辽”轮是长年航行上海至厦门的客货班轮。作为船长的方枕流和刘双恩见面机会更多了,他们经常交流对时局的看法。刘双恩曾试探方枕流是否愿意到解放区工作,方枕流表示愿意。1948年8月,“海辽”轮改为航行上海至日本航线。这年冬季,方枕流得知刘双恩在香港华夏公司当船长,就开始打点行李,做好了准备。

 

方枕流接到刘双恩密信后,于1949年5月19日驾驶着“海辽”轮,在解放大军的隆隆炮火声中,满载着国民党残兵和施工材料,驶离吴淞港,开往厦门。航行途中,方枕流一直思考着如何摆脱国民党的控制,把“海辽”轮尽快开往解放区。

6月,华夏公司“东方”轮和招商局“海辽”轮,同时停泊香港。刘双恩趁机与方枕流彻夜长谈。刘双恩向方枕流通报招商局“中102”登陆艇配合国民党第三伞兵团在海上起义的情况,方枕流表示决心效法。刘双恩说,要等待时机,做好准备。此时的招商局害怕所属海轮出逃解放区,每次航行的燃料控制得非常严,而从南海各港口驶向大连港,必须储备足够10天的燃油。

能否储备足够燃油,事关“海辽”轮起义成败与否。然而,从7月下旬开始“海辽”轮被困在台湾,停泊于基隆港。此时,解放大军摧枯拉朽,南粤已岌岌可危,“海辽”轮一旦被命令划归台湾军政当局管辖,就再没有起义机会。8月20日,“海辽”轮接到去广州黄埔港接运军队去海南岛榆林港的开航命令。这令方枕流喜出望外,当即向台北招商局总管理处提出需要进入香港加油。

8月下旬,“海辽”轮由广州黄埔港运送国民党兵前往海南榆林港。9月4日下午,按原计划应再返回黄埔港装运军队。但方枕流认为起义时间不能再拖延,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找到刘双恩获得指示。在返航途中,方枕流向香港招商局发出电报,称“军差繁忙,动态难测”,请求进港多添燃油,但没有得到回复。次日,方枕流在未取得香港招商局同意情况下,驾船泊进香港锚地,加足燃油。他找到刘双恩,详细商议起义计划。刘双恩特别强调,要做到起义万无一失,发动组织船员是关键的一环,要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

方枕流按照刘双恩的指示,在“海辽”轮秘密组成了以船长方枕流、大副席凤仪、报务主任马骏和二副鱼瑞麟4人为主的起义领导核心,召集海辽轮上的十几位骨干船员开会,做好了起义的组织准备。

为确保起义万无一失,船长方枕流与船上起义核心成员多次研究,最后决定,“海辽”轮在离开驻地香港后,立即沿香港到马尼拉航线向南航行,穿过巴林塘海峡,转向进入太平洋,远离台湾东海岸,绕道北上,沿韩国西海岸北端驶入渤海,最后到达大连。沿着这条航线航行,可随时驶入太平洋中心以避开国民党的搜寻。他们还做好最坏的打算,准备武器,以防止起义时出现反起义暴动;万一起义失败,也绝不能让敌人生擒。为保证起义成功,方枕流船长和起义核心人员在中共党组织的密切配合和指导下,积极对广大船员进行宣传。

就在这时,香港招商局命令“海辽”轮于9月19日从香港出发,驶向汕头运送部队。方枕流立即找刘双恩具体研究起义过程中电报密码、大连港口的呼号波长、航海线路。商定从香港绕台湾东部北上到朝鲜附近,再转向大连。到大连后可以与东北局旅大区委书记欧阳钦取得联系。方枕流还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万一被国民党海军发现,就与敌舰同归于尽;万一船上其他船员反悔,他们将依靠骨干,把守驾驶台、机舱、电报房等要害部门,进行强制起义。

按原定计划,起义航线要航行9天9夜,可是香港到汕头的航程仅需18个小时。这样大的时间差距给起义行动带来了巨大困难。

怎样才不会引起敌人的怀疑呢?经过数个日夜的反复研究,起义方案最终形成:“海辽”轮一旦开航,报务员就立即用电台向汕头发报,以主机故障、需要抢修的借口来拖延时间。如果能以此方法迷惑国民党军,“海辽”轮可以争取到5天时间,航行1000多海里,这样国民党军便无法掌握“海辽”轮的真实动向。

方枕流在香港书店买了一本《世界船务录》,这是一本专门介绍世界轮船性能指标和外部特征的工具书,方船长等人借此研究伪装船身方案。“海辽”轮储备了两个多月的粮食和副食品,申请添加可用一个半月的燃料和淡水,买了朝鲜半岛西面海域的海图和准备改装船舶使用的钢锯。大副仔细检查了救生艇的全部设备,配足了必要的物品。起义前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中共华南分局香港工委当天批准了起义方案。经杨琳、袁超俊同意,刘双恩和王兆勋出面在香港九龙南国酒家为方枕流饯行,前往尖沙咀码头目送方枕流驾着“海辽”号驶离香港,并用手电筒打灯语话别,祝“海辽”轮“航途平安!”

 

 

1949年9月19日18时,“海辽”轮在苍茫暮色中悄悄地驶离香港。按惯例,船出港后,报务员就要向目的港招商局拍开航电报,可这次航行与以往不同,报务主任马骏告诉报务员于振坤:“没有船长方枕流的命令,不得与任何电台联系。”20时,“海辽”轮驶近香港鲤鱼门,信号台发出灯语,询问“开往何处?”方枕流有意用手电筒而不用信号灯回答,并把灯语打得模糊不清。对方一再表示看不清楚,要求重新回答。就这样,一来一回地周旋,“海辽”轮已驶过了鲤鱼门。之所以要这样做,为的是让汕头招商局知道“海辽”轮是20日清晨开航的,这样就可以多争取半天航行时间。

船过鲤鱼门后,方枕流确定了改向驶往菲律宾海峡的转向点,并让起义核心人员马骏、席凤仪分头召集船员们到驾驶员休息室开会,并要他们掌握好会场。实际上,船离开香港后,轮机部的几个船员已猜到了船将开往何处的意向,连忙去找轮机长张阿东商量。他们走进轮机长房间,正要交谈时,方枕流正好打去电话,请轮机长上来。这些轮机部人员更加疑惧。方枕流见到张阿东,向他讲了起义行动方案,请他支持,张阿东表示坚决拥护,保证听从命令。

船员们突然被召集起来开会,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他们预感到,一定有非同小可的事情发生。方枕流船长在会上庄严宣布:“我们海员深受国民党压迫之苦,有岸不能上,有家不能归,现在国民党已是穷途末路。我们现在决定起义,脱离国民党的统治,开往解放区。”船长的言辞令人震惊。少数船员在关键时刻还是显示出软弱和畏惧。大管轮由于极度惊吓,瘫软在沙发上。个别船员坚决反对,甚至说:“我们不管什么国民党、共产党,我们只知道工作、吃饭。什么起义不起义,这是白白送死。船跑一天,飞机一下子就追上了。国民党一发觉,大家就都没命了。这太危险了!”

面对部分船员不稳的情绪,方枕流和起义骨干们又进行耐心解释,如果这次起义成功,意义将十分重大,到那时,大家可以回到家乡,不必在外漂泊了,而且起义方案周密,万无一失。最后,除了两位船员仍公开表示反对起义外,其他大多数船员都表示赞同或保持沉默。

在这种情形下方枕流没有任何犹豫,果断向二副鱼瑞麟下令:“‘海辽’轮改向113度,全速驶向巴林塘海峡。”并向大家宣布:“现在是1949年9月19日晚上9点。这是我们‘海辽’轮解放的时刻,大家要永远记住这个时刻。我们现在正在驶向菲律宾海峡,然后,绕道太平洋,驶往解放区。我们有足够保证安全的措施。只要大家团结一致,我们就可以胜利到达解放区。”

大多数船员纷纷支持起义,但仍有一小股反对起义的逆流从中作梗。船上形势一度非常危急。关键时刻,舵工孙新祚坚决站在起义者一边,并严词相告对方:“你们想过没有,船长要干这样的大事,难道就没有防备,没有武器来对付你们吗?再说,即使你们把船长打死了,船上还有很多拥护起义的人,除非把他们全打死。你们有这个种,就动手好了!”孙新祚的这席话,大大震慑了对方,也使这场一触即发、有可能造成流血事件的暴动彻底失败。

 

 

要在一碧万顷的海面隐蔽船身,不至暴露行踪,唯一的办法是给“海辽”轮改名换姓。方枕流反复研究《世界船务录》,发现“海辽”轮外观与英国“玛丽莫勒”号轮船很相近。方枕流指挥船员在19日夜便开始伪装船只,把“海辽”轮重新涂漆。他还亲自去甲板上指导调漆工作,同时在心存疑虑的船员之间耐心地做说服工作,少数反对起义的船员态度因此有所改变。许多船员夜以继日地油漆船身,目的使国民党的飞机、军舰看不出“海辽”轮的真面目。他们用漆刷把救生圈上原来的“上海”“海辽”字迹涂掉,改成英国的船名“MARY MOLLER”;烟囱上,也换上了英商莫拉轮船公司的标志“M”;为了消除“海辽”轮的外貌特征,起义海员还非常细心地把救生艇吊进大舱。

在船形伪装结束后,“海辽”轮又启用船上电台迷惑敌人。马骏和于振坤日夜轮流值班,监听汕头、台北、香港三地招商局的通讯情况。两台收报机也同时使用,多方了解敌情和气象,并按照常规和汕头招商局保持联系,以安其心。

20日清晨,大海上浓雾渐渐散去。瞭望塔上值班突然报告,前方发现一艘大船。方枕流拿起望远镜观察,到了两船靠的足够近时才发现,来船是一艘与国民党军舰体型相近的外籍货轮,方枕流松了口气。对方又发来询问“船籍船名”的灯语。方枕流觉得蹊跷,猛回头发现船上桅杆和烟囱有几处刷得不均匀,有的甚至漏刷了。这是连夜油漆留下的“穿帮”。方枕流命令给对方回复称,“我们是英籍货轮玛丽莫勒号,正在进行轮船保养”。几位年轻船员爬上桅杆和烟囱补刷油漆。一场虚惊终于化解。

这天上午,趁着各招商局还没上班之前,方枕流亲自起草了一份电报,分别给香港、汕头招商局发出当日驶离香港的电报。这样,“海辽”轮一开始就争取到一夜的航行时间。

海上航行,完全靠电报与外界联系。一路上,马骏与报务员于振坤轮流值班,监听汕头、台北、香港三地招商局电台的通讯情况,并按常规和汕头招商局保持联络,以迷惑对方。  

20日傍晚,“海辽”轮电告汕头招商局称:“主机滑动气门调解阀发生故障,在同安湾抛锚修理。”

此时,在华夏公司的“东方”轮电台上的刘双恩也收到了这一电报。按照约定,刘双恩知道,“海辽”轮已经起义了。他请求华夏公司领导立即上报中央,并通知旅大区党委:“‘海辽’轮已起义,做好接应准备!”

22日下午,“海辽”轮电告汕头招商局:“估计第二天可修妥。到港延期,甚歉。”

23日上午称:“预计可修妥试车”。下午又电称:“经试车,主机仍不能正常运转。”并电告主机在日夜抢修,预计次日可修好。同时询问同安湾一带是否安全。

24日又发电:“正在自制零件,争取尽快修复续航。”

在几天之内,台北和汕头招商局连续接到“海辽”轮出故障,并在日夜抢修的电报,竟然一点也没有怀疑。

此时,“海辽”轮已经航行了近5天时间,早已驶入琉球群岛东面的太平洋中。

25日傍晚,“海辽”轮监听到台北招商局发给香港招商局的电报,大意是:“海辽”轮主机失灵,现在同安湾抛锚修理,不能应差,另派“蔡锷”轮驶汕替代,顺道去同安湾查看一下“海辽”轮修理情况等。情况已经比较明显,对于“海辽”轮“连续修理五天未好”的状况,台北招商局可能已经产生了怀疑。为了给对方吃一颗“定心丸”,“海辽”轮又给汕头招商局发了一个电报:“主机修妥,明日抵港。”此电一发,“海辽”轮立即关掉发报机,只听不应,严密监视敌情,全船加强瞭望、戒备。当日晚,“海辽”轮收到香港海岸电台发出的台风有可能影响港汕一带的警报。这对“海辽”轮很有利,使敌人对“海辽”轮动向更难捉摸。

26日,汕头招商局的工作人员眼巴巴地望着前方一望无际的海面,但依旧等不到“海辽”轮的身影。此时,汕头和台北招商局终于意识到情况不妙。他们通过电台反复呼叫“海辽”轮,但始终得不到回应。就在台北招商局铺开大网搜寻“海辽”轮下落的时候,变装成“玛丽莫勒”号的“海辽”轮,已经畅通无阻地航行了7天,距离大连港只有不到500海里。为安全起见,方枕流连夜带领全体船员再次为“海辽”轮乔装改名。次日清晨,开始了最后阶段的冲刺。

27日傍晚,海辽轮过三八线后,改向直驶大连港。据刘双恩事先告知,渤海湾有国民党军舰形成的海上封锁线,多艘敌舰巡逻其间。因此,这最后一段航程,必须加倍提高警惕,严加防范。方枕流下令按战时要求,全船实行灯火管制,不准一点灯光外露,驾驶台加强瞭望,电台加强监听,并要确保天亮之前安全通过这段航程。

28日清晨,悬挂着巴拿马国旗、伪装成“安东尼亚”号的“海辽”轮,按刘双恩事先秘密约定,高悬着“我要进港加水”的国际信号旗,缓缓驶近当时由苏联红军驻守的大连港。经过海上惊心动魄的千里航行,眼前终于出现了冒着生命危险才得以靠近的故土,海员们欢呼雀跃,互相拥抱祝贺。

此时,在大连港一个不为人知的岛礁高地守候整整一夜的中共中央办公厅驻旅大办事处主任徐德明,用高倍望远镜观察到眼前这一切。

然而,大连港苏联引水员的举动却泼来一盆冷水,叫“海辽”轮向后撤。其实,苏联引水员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这船挂的是巴拿马国旗,船名“安东尼亚”是外国名,但船员清一色的中国人,而船长还戴着国民党军官的帽子。这到底是一艘什么船?令人费解。

更为糟糕的是,台北招商局总部似乎也猜测到“海辽”轮的去向,决定杀一儆百。国民党空军派出数架B-24轰炸机,分别沿着长江和海岸线展开搜索,其中有几架甚至飞越营口直逼大连,而停泊在海面上的“海辽”轮已无处可藏。

就在这时,苏联引水员登上“海辽”轮,在他的引导下,“海辽”轮不仅没有直接进港,反而向后撤,把船锚准确抛在大连港界线上。苏联一方采取这一举措保护“海辽”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苏联当时与国民政府仍有外交关系,要维持表面和气。把船锚抛在港界线上,表明苏联一方没有主动接纳该船。国民党飞机也不敢靠近骚扰。

8点30分,徐德明一行代表当地党组织登上“海辽”轮,向全体参加起义船员表示热烈欢迎和亲切慰问。“海辽”轮终于走完了8天9夜、航程2000多海里的起义之路。

 

“海辽”轮成功起义,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9月30日,同利公司副经理魏震东通知船长方枕流:10月1日下午3时,北京天安门将隆重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典礼,要“海辽”轮在船上举行升旗仪式,并亲手交给船长一面新的五星红旗。10月1日下午2时57分,“海辽”轮提前3分钟举行升旗仪式。全体船员怀着激动的心情,向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敬礼。几乎同时,收音机里传来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声音,船员们顿时欢呼雀跃,并立誓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

起义成功后,旅大市领导将“海辽”轮全体船员接到大连市,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设宴招待全体起义海员,祝贺“海辽”轮首举义旗成功。方枕流代表“海辽”轮全体船员,请中共旅大区党委转交给毛主席一件全体起义船员在航行途中精心设计、制作的纪念品。这件纪念品是由舵盘与救生圈模型组成的,铜板上刻着“敬献毛主席:你是新中国的舵工,你是人民的大救星。”中间刻有全体船员名字。接着,“海辽”轮全体起义船员发表了告国民党招商局、台湾航业公司及各官僚资本轮船公司海员的公开信。

10月24日,毛主席复电祝贺“海辽”轮方枕流船长和全体船员起义成功:

“海辽”轮方枕流船长和全体船员同志们:

庆贺你们在海上起义,并将“海辽”轮驶达东北港口的成功。你们为着人民国家的利益,团结一致,战胜困难,脱离反动派而站在人民方面,这种举动,是全国人民所欢迎的,是还在国民党反动派和官僚资本控制下的一切船长、船员们所应当效法的。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10月26日,上海海员工会也给“海辽”轮发来了贺电,根据大连旅大区党委指示,大连轮船公司为“海辽”轮的船长方枕流记特等功,为报务主任马骏和大副席凤仪记一等功,二副鱼瑞麟及其他船员也都分别被记了功。■

(责任编辑 陈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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