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京津地区首当其冲。国民政府下令京津高校北大、清华、南开迅即南迁，先在长沙合并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不久，战火逼近长沙，长沙临时大学又被迫迁往昆明，组建成西南联合大学。

日本帝国主义妄言“三个月灭亡中国”，于8月在上海挑起“八一三”侵沪战事，上海也陷入了战火之中。国民政府指令上海高校迁往大后方。其中私立的复旦大学和大夏大学奉命组成复旦大夏第一联合大学西迁。

联合大学西迁时决定分为两部：第一部（又称第一联大）以复旦为主体，由复旦大学副校长吴南轩负责，迁往江西庐山；第二部（又称第二联大）以大夏为主，迁往贵州。

一

第一联大于1937年10月25日在庐山牯岭开学。然而开学后不久，战局剧变，南京陷落，庐山震动，第一联大再次奉命西迁大后方。12月初，500多名师生从九江乘招商局“快利”轮（一说“永利”轮）来到宜昌。

宜昌地处长江三峡的西陵峡峡口，是进出大后方的必经之地，素有“长江咽喉，入川门户”之称。此时从全国沦陷区撤离的人员、物资都聚集到了这里，等待乘船入川。但由于三峡航道狭窄，滩多浪急，所以从上海、南京、武汉驶来的大轮船航行到此，都要卸人卸货，换乘马力大、吨位小的轮船西行。

此时能从宜昌开往重庆的轮船，主要是实业家卢作孚领导的民生实业公司的几十艘轮船。由于船数量少，而急待撤离的人员、物资太多，因此大量人员、物资聚积在宜昌。

复旦大学师生携大量图书、设备抵达宜昌时，才知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离开宜昌。500多名师生的吃住问题要解决，且春季开学在即，焦急万分的吴南轩不得不向时任交通部常务次长、民生公司总经理的卢作孚求助。卢作孚接到求助后，立即给民生公司宜昌分公司经理李肇基发电，要他想办法优先将这些大学师生撤往大后方。

李肇基接到卢作孚的电报后，不敢怠慢。但船少是事实，且近期西行的轮船早已安排满了。情急之下，李肇基想出了一个“见缝插针”的妙法。原来民生公司还有一部分轮船承担了国民政府交办的运送军人、军事设备和公务人员及公物的任务。这些“军差”“公差”船往往因多报运送物资、人员的数目而实有空缺。李肇基就利用这些“空缺”，将师生及其图书等分批运出宜昌。李肇基在几十年后的回忆录中也记述了这段难忘的经历：

复旦和金陵两所大学的校具、图书、仪器和老师学生到宜转渝，无法安排船只，我与军政部差轮管理所所长袁志明（四川人）商讨，利用宜万（宜昌至万县）、万渝（万县至重庆）差轮有剩余吨位和运客余额的机会，就按他们到宜的先后，分期分批送上船；并由袁所长与万县差管所所长联系，优先分期分批转渝。停顿时间很短，所有运费、票费一律免收，伙食自理。两校负责人深为满意，并一再表示感谢。

二

1937年12月底，复旦大学师生乘民生公司的轮船到达了重庆，即被安排到菜园坝复旦中学（当时正在放假）开课。但吴南轩认为菜园坝那个地方人烟稠密，环境嘈杂；加上该地区又是日军飞机频繁轰炸之地，也很不安全。而且复旦中学即将开学，必须赶快另觅新校址。

为此，吴南轩亲自到成都、乐山、江津等地寻觅校址，但均感不理想。1938年1月，他到了北碚，被那里秀丽的风景、浓郁的文化氛围和安定的社会环境所吸引。

北碚原来只是个贫穷落后、偏僻闭塞、盗匪横行的小乡镇。1927年卢作孚到北碚出任峡防局局长后，在那里主持开展了轰轰烈烈、成效显著的乡村建设运动。至抗战前夕，这里的经济、文化教育、城市建设已具相当规模，被到北碚参观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赞誉为“将来如何建设新中国的缩影”。正因如此，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就将北碚划为迁建区，不少中央机关、科研单位、文化团体及大专院校纷纷迁到那里。一时间，小小的北碚名人荟萃。吴南轩到了北碚，也认为北碚是个办学的好地方，决定将复旦迁到北碚。1938年6月2日，吴南轩在一次讲演会中，道出了他是如何选中北碚的：

北碚距重庆不过二百里，陆路以车，二小时可达；水路以舟，三小时可达。北碚是一乡村，背山临水，风景奇丽，曾经卢作孚先生经营为实验区，故乡村中又略带城市化，以此建校，最称合适。

那么吴南轩又为何选中了北碚的下坝作为复旦大学校址呢？当吴南轩在校友帮助下到了下坝，发现那里“背靠琼玉山，面临嘉陵江，位于黄桷镇与东阳镇之间，有平坦土地一千余亩，与北碚夹江相望，风景秀丽，诚为建校佳地”。特别是因为其地靠近东阳镇，可借用的临时住房较多，日常用品和瓜果蔬菜的供应也较为方便，所以吴南轩最终决定将下坝定为复旦大学新校址。

三

正当吴南轩满心欢喜地确定下坝为复旦大学新校址时，却惊闻下坝已另有他用。原来就在几天前，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工矿调整处业务组组长林继庸已与卢作孚商定，将下坝作为从沦陷区迁来的30多家工厂的集中厂址。2月4日，焦急万分的吴南轩发电报给卢作孚，力陈他将下坝作为复旦大学校址的主张。电文中说：

近在北碚察勘永久校址，从天然及社会文化观点上认为东阳下坝最合理想。敝校深愿经营此地，为我公北碚建设之一助。观音、温泉（应为温汤峡）两峡内，拟请保留为风景住宅文化区，工厂散设两峡以外，分区发展，相得益彰，谅蒙赞许，伫候电复。

卢作孚从1927年至1936年出任北碚峡防局局长，主持开展了卓有成效的以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深得当地百姓和各界人士敬重，声望很高。此时他虽然不是北碚的地方长官，但在北碚仍有影响。正如卢作孚的儿子卢国纪在《我的父亲卢作孚》一书中所言：“我的父亲仍然始终关注北碚三峡的建设和改革，始终是北碚一切事业的指导者……北碚的建设和改革，完全是在我的父亲的直接领导下继续向前发展的。”正因如此，此时卢作孚虽已不担任北碚峡防局局长职务近两年，然而迁校下坝之事，吴南轩仍先去找卢作孚，期望得到他的支持。

吴南轩在电文中提到，复旦大学迁北碚是为“北碚建设之一助”。这是因为吴南轩深知卢作孚一向重视文化教育，曾在其乡村建设的蓝图中明确表示要在北碚建“实验的小学校，职业的中学校，完全的大学校”。当时北碚已有小学、中学，但还没有大学。复旦大学作为一所享有盛誉的大学，若在北碚落户，当然是为“北碚建设之一助”了。

为了说服卢作孚，就在吴南轩给卢作孚发电报的当天，与吴南轩一起去下坝实地考察的卫挺生（时任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干事）也发电报给卢作孚，认为下坝是复旦大学建校的“国内第一佳地”。卫挺生在电文中说：

顷偕复旦吴校长觅大学永久校址，选定东阳镇上下坝，方庆已得国内第一佳地。今返渝，闻先一日林君继庸已与先生商定，以该地作三十个工厂地址。工厂、大学均甚重要，并选其地，原属可喜，惟鄙见数十工厂万不可集中一处，战时则招敌轰炸，平时亦动酿工潮，似宜稍令疏散，俾获安全。北碚附近因先生昆季（按：指卢作孚和其胞弟卢子英，时卢子英为北碚管理局局长）努力，目前已有三年成聚，五年成邑趋势。文化机关数月间来集者已六七所，诚宜广辟一区，俾充分发展，令优秀智识分子闻此相互观摩之余，努力为文物出产。若多数工厂逼水林立，则烟尘喧嚣之下，文化机关与智识分子必相率避去，似非两全之道。

卫挺生在电文中明确指出，在下坝集中二三十个工厂是“万不可”之举，理由是“战时则招敌轰炸，平时亦动酿工潮”。北碚是抗战期间文化教育单位集中之地，不宜在此开设如此多的工厂，以免污染环境。

为了得到国民政府的支持，吴南轩和卫挺生在致电卢作孚的同时，又向刚上任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申诉。陈立夫赞同吴、卫的意见。2月10日，陈立夫给卢作孚发来电报：

复旦大学拟定东阳镇下坝为永久校址，闻资源委员会林继庸君拟借上下坝为各工厂厂基，冀便集中，以省电力。按北碚系风景文化住宅区，对江地带亦以建校为适，厂屋集中战时非宜，平时亦易生工潮，尚祈转商另行觅地为荷。

卢作孚收到吴、卫、陈3封电报后，再三权衡，最终同意复旦大学在下坝建校的意见。2月14日，卢作孚致函林继庸，写明“将北碚下坝让出校地一所，以为复旦大学永久校址”。

1938年2月下旬，复旦大学师生分批从菜园坝迁至下坝。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陈望道提出，“下”“夏”同音，建议取“华夏”之“夏”，将“下坝”更名为“夏坝”，以表达复旦师生的爱国之心。此建议被采纳，以后“下坝”改称“夏坝”，沿用至今。

四

复旦大学迁至夏坝后，最初条件非常艰苦，如暂借已老旧不堪的黄桷镇河神庙（又名紫阳宫）为办公室，将附近小学的窄小余屋作为教室，将堆放煤炭的栈房作为学生宿舍，教师则分散住在简陋的民房之中。尽管如此，师生们却毫无怨言。

1938年4月6日，即复旦师生已入住夏坝一个多月后，吴南轩又致电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翁文灏，再次表明资源委员会在夏坝集中建厂极为不妥。吴在电文中说：

弟等往北碚为复旦大夏联合大学（按：临时联合大学于1938年决定撤销，重庆的第一联大复为复旦大学，贵阳的第二联大复为大夏大学）觅校址，得东阳镇上下坝最宜，已得当地主管机关同意赞助，并呈报教育部征收土地。唯资源委员会迁厂计划亦拟于此方里之地内，设置三十余工厂。鄙意工厂过分集中，利小害大，战时患轰炸，平时虞工潮。不如沿嘉陵江分散设厂，自狮子口上至草街子，适宜地点不下十余处。为求工厂安全，拟请饬另定计划，俾学校得荷玉成，受赐实多。

后资源委员会也考虑到了在夏坝集中建厂的弊端，自动放弃了这一计划。自此以后，复旦大学终于在夏坝站稳了脚跟，安心办学。

复旦迁址夏坝一段时间后，吴南轩在复旦同学会的讲演中，谈及很庆幸找到夏坝这个好地方，由于这里环境好、文化氛围浓郁，学校的学风也随之大有好转。他说：

自迁北碚，学风之纯洁敦朴，亦大非昔比。母校学风素来良好，然在江湾时代，以上海之环境如斯，终尤不能自认为尽善尽美。自移牯岭（江西庐山），与外来分子相习，时虽不久，学风顿失其纯朴，少数学生且有流为嚣张之虞。然自至北碚，环境大好，学风亦随之大好。以今日学生之刻苦耐劳与恪守纪律，学风之佳，恃较往日，真如霄壤。

吴南轩在演讲中还特别表达了对卢作孚的感谢。他指出，复旦大学之所以能迁夏坝，“得当地父老之助力亦殊多，尤以卢作孚先生最热心爱护，得迁北碚，卢先生之力居多”。为此，复旦大学迁校夏坝后，做出决定，聘卢作孚为复旦大学董事会董事。

复旦大学在北碚的几年，为大后方的文化教育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抗战胜利后，复旦大学迁回上海原址，但其在夏坝留下的校舍等，在以卢作孚为首的有识之士的倡议和帮助下，又办起了一所设有农艺、文史、外文、经济、银行会计5个系的大学—相辉学院。之所以叫相辉学院，一是为了纪念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和老校长李登辉，从马、李二人的姓名中各取一字定校名；二是为了延续复旦大学的办学精神。■

（责任编辑 王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