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6年成立到1945年完成历史使命，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以下简称抗大）总校以及在各抗日根据地下设的14所抗大分校、5所陆军中学和一所附设中学，共培养了10多万名军政人才，在条件极其简陋的“窑洞大学”里，抗大书写了我党我军教育史上的奇迹。

抗大总校是抗大的主体和母校，共创办8期，培养人才三万余人。抗大总校的学员构成十分庞杂，而且受时局变化的影响，不同时期各有不同。总体而言可以分为四个部分：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干部；二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三是女学员；四是归国华侨青年。学校会根据学员的具体情况，对他们在思想、军事、文化、劳动教育等方面各有侧重地实施教育。

一、工农干部

工农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和团级以下干部、战士）在抗大总校各期学员中一直占有很大比例，特别是在抗大初创时期（第一、二、三期）和敌后时期（第六、七、八期），其中高级干部入校学习主要集中在初创时期。

图1是抗大总校第二期学员何长工的毕业证，除了制作较为粗糙外，其内容与现在的学校毕业证基本一致，包括学员姓名、毕业编号、发证机关、发证时间、校长名章等信息，而且在证书的背面还印有毛泽东写给抗大的题词。何长工（1900—1987）是一名老党员，早年曾参加秋收起义，后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抗大总校毕业后留校任职，先后担任大队长、教育长，1943年8月任副校长。

1936年6月1日，为培养大批干部，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高潮，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成立“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次年更名“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迁址延安，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毛泽东对抗大招生极为重视，要求各部队党委抓住全面抗战开始前的有利时机，“必须把选送干部入学作为一项战略任务，保质保量地把优秀干部选送到学校培养训练”。

抗大总校第一期至第三期招收了大批高级干部入学，中共党史上一些耳熟能详的名字都赫然在列。如抗大总校第一期高干科的学员包括林彪、罗荣桓、罗瑞卿、彭雪枫、杨成武等38名高级将领；抗大总校第二期第一、二大队多是红军团以上干部，包括陈赓、罗炳辉、张际春、胡耀邦、何长工、乐少华等人；抗大总校第三期第二、四队多是原红军师级以上干部，包括王树声、许世友、李志民、曹仁祥等人。这些高级干部早年多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从事革命工作多年，在入学前就担任着重要的领导职务，具有较好的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他们入学后积极转变角色，利用一切学习机会提升自己，在日后的抗日战争中多被委以重任。

培养普通工农干部（这部分人包括基层干部和老战士，大都出身工农家庭，文化水平偏低）一直是抗大总校招生的重中之重，尤其是在抗大初创时期和敌后时期，普通工农干部占有绝对比例。从1936年6月到1938年4月，抗大总校开办了三期，由于尚属初创阶段，学校规模和影响力都十分有限，所以学员绝大部分为党内的普通工农干部。如抗大总校第一期招收学员1065人，绝大部分班、排级干部和老战士共800人被分在第三科，即普通科，他们全部来自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大都经历过长征。1939年7月，抗大总校第五期部分学员在党中央的号召下，从延安出发向晋察冀边区挺进，去敌后坚持抗战。从1940年4月至1943年1月，抗大总校在敌后根据地开办了第六、七、八三期，其中第八期后半阶段（1943年3月至1945年9月）返回陕北继续办学。敌后时期的抗大，由于日伪军扫荡、封锁根据地，加之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外地考生大幅度减少，学员自然也以工农干部为主。如抗大第六期（1940年4月—12月）招收学员4900多人，主要是“来自八路军、新四军和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等抗日群众团体以及地方抗日民主政权的干部”，“出身工农家庭的占学员总数的86%”。

这些普通工农干部大都有着丰富的战斗和革命工作经验，政治上坚定可靠，组织性、纪律性比较强，但普遍文化水平偏低，给学习造成一定的困难。所以学校对普通工农干部更加侧重于语文知识普及的文化教育，并依据“少而精”“理论联系实际”等教学原则，在讲课时尽量使用通俗语言，结合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所参加的战役例子来化繁为简，解释比较抽象的理论问题。比如，毛泽东在西安事变后给学员们讲解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时，便举了一个“毛驴上山”的例子。毛泽东说，陕北毛驴很多，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就采取对付毛驴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西安事变就是这样。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战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国共合作是大势所趋。但是，毛驴会踢人的，我们又要提防它，这就又要联合又要斗争。经过耐心细致的辅导，抗大总校各期基本扫清了文盲、半文盲，并且提升了工农干部学员的政治理论水平。

二、知识青年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形成，以及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国民党政府，包括阎锡山、马鸿逵等地方军阀也随之放松了对根据地的封锁。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决定从幕后走向台前，把“抗日红军大学”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面向全国招生。1937年1月21日，抗大总校第二期面向全国发布招生广告。宣布招收18岁以上28岁以下，“凡有志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具有高小毕业或同等文化程度，身体强健，无嗜好及暗疾者均可投考”。考试科目分为政治测验、作文、口试、体格检查四项，采取随到随考的方式。教育内容分为政治常识、中国革命问题、世界形势、抗日统一战线、群众工作、军事常识六科。录取人数1000名，学习六个月。

由于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满怀抗日救国的激情陆续抵达延安。他们有的来自陇东，有的来自太原，大部分是来自东北和平津沦陷区的流亡学生”。抗大总校第二期招收学员1362人，共分成14个队，其中第九至十四队全部由青年学生组成，共550人。抗大总校第三期招收学员1272人，人数同上一期相比略有减少，特别是来自各地的知识青年只有447人。

图2是抗大总校第五期学员杨彤的毕业证。杨彤（1920—1997），曾在西安第一中学担任中共党支部书记，并赴延安参加陕甘宁苏区第二次西北青年代表大会，后来入抗大总校五期学习，毕业后留在抗大任职。

图3是抗大总校第四期学员陶均安的毕业证。陶均安（1913—1997）原名陶高胜，早年曾考入安徽省怀宁县立中学，后来担任学校教员，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4月入抗大总校第四期学习，毕业后转入中共中央行政人员训练班继续学习，后来主要在各抗日根据地从事行政工作。因为抗大总校第五期于1939年1月28日才开学，至1940年1月全部毕业，与证书上的毕业时间明显不符，而抗大总校第四期于1938年4月16日开学，年底全部毕业。所以，陶均安毕业证上的“第五期”，应为“第四期”的笔误。

抗大经过三期的发展，已渐成规模，特别是知识青年的加入，使其影响日益扩大。而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开辟敌后战场，创建大量抗日根据地，进行更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有力地牵制了日军的进攻，支援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作战，极大地提高了自身威望。这种坚实基础和有利条件，促成了抗大总校第四、五两期办学规模空前扩大，招收人数空前增多，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知识青年到此学习。抗大总校第四期共招收学员5562人，其中知识青年达到4655人。中国共产党对他们热情敞开学校大门，随到随即编队，当时抗大总校“每天要接纳几十名甚至上百名外来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抗大总校第四期取得的辉煌成绩给共产党人以极大的鼓舞，1938年8月9日，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电告各战略区：“抗大第五期需招大批学生，凡热心愿来此就学之青年学生及工人分子，年龄、性别、信仰、学历等不加限制，一律欢迎，随到随收。”但由于日伪军开始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封锁和扫荡，从而给抗大招生带来一定的困难。即便如此，抗大总校第五期仍然克服种种不利条件，招收学员4962名，其中知识青年占大多数。抗大总校第四、五期是抗大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学员人数众多，特别是知识青年构成比例的大幅增加，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抗大总校的学员结构，而且直接促成了八路军、新四军领导干部文化水平的提升。

这些知识青年来自全国各地，有着一定的文化水平，有着强烈的救国热忱，但他们没有参加过长征，没有经历过战火，没有受过严格的纪律约束和艰苦的劳动锻炼，往往缺乏坚强的革命意志。毛泽东1938年3月19日到抗大视察时，曾对知识青年提出学习要求：“主要的是学得一个方向，一种作风。一个方向就是革命的方针，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的方针，打倒日本的方针。一种作风，便是艰苦奋斗的作风。”在思想教育方面，学校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为中心，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以中国当时最迫切的问题为教学内容，以转变学员的思想为当时学校的中心工作”。此外，学校还经常组织他们深入群众，参加各种生产劳动，比如抗大总校第三期开学后，1000多名教职学员便开进凤凰山修建窑洞，并在完成任务后，顺势建成一条3000多米长的盘山公路，被称作“抗大公路”。通过学习，知识青年们逐渐转变思想，初步树立起共产主义和抗战必胜的信念，并且磨炼出艰苦奋斗的意志品质，认识到自力更生、劳动光荣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性，他们绝大部分在毕业后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在延安的宝塔山下、延水河畔，很多知识青年男女聚在一起不谈恋爱，而谈抗战，“他们为了献身于民族解放的事业，愿意牺牲自己的一切”。可以说，这些知识青年们在抗大找到了革命救国真理，重新塑造了自我。毛泽东在抗大三周年纪念大会上就指出：“抗大三年来有其贡献于国家、民族、社会的大成绩，这就是它教成了几万个年轻有为与进步革命的学生。抗大今后必能继续有所贡献于国家、民族与社会，因为它还要造就大批年轻有为与进步革命的学生。”

三、女学员

随着抗大招生规模的扩大，影响力日益提高，越来越多的女学员选择加入抗大，她们也成为抗大一道独特的风景。抗大总校第二、三、四期都设有专门的女生队，其中第四期的女学员达到空前的600多人，被编为更高一级的第八大队。这些女学员一部分为红军女干部，如贺子珍、康克清、李坚贞、陶焕荣、林月琴、蹇先任等人，她们大都参加过长征，革命斗争经验丰富，因此在学校里与男学员的培养方式基本别无二致。女学员里更多的则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她们大都在学校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曾组织参加过抗日救亡运动，受爱国心的驱使，因向往进步而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如傅涯、郝治平等人。

图4是抗大总校第二期学员刘素菲的毕业证。刘素菲（1914—1967），原名刘淑贞，19岁毕业于榆林女子师范学校，西安事变后参加杨虎城夫人谢葆真领导的西安妇女界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刘素菲奔赴延安，考入抗大总校第二期，被编入第九队学习。毕业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从事妇女工作。

党中央对抗大女学员十分关心、爱护，毛泽东曾在抗大总校第四期第八大队成立开学典礼时鼓励女学员：“中华民族的责任不但男同志应承担，女同志也要承担；如果中华民族不能得到解放，妇女也得不到解放，中国革命如果没有半数的女同胞积极参加，也就不能彻底成功，妇女要求得解放，必须要积极抗日，必须依靠妇女自己努力争取权利。”这些女学员在带有知识青年小资产阶级意识特点的同时，还不可避免地带有女性的弱点，比如对待工作较为理想化，遇到困难时又有胆怯和软弱的思想。针对这种情况，学校对女学员们更加侧重于无产阶级革命教育和军事教育，并实行军事化管理，以帮助她们树立共产主义信念，增强军事素质，克服女性自身的弱点。据抗大总校第三期女学员赵馥南回忆，当时天一亮听到值班人员吹集合哨，她们便赶紧穿衣服，打绑腿，整理齐被褥，在窑洞前集合唱抗战歌曲，每天上午都要听马列主义政治课，有时也有中央领导人作时事报告，晚上则组织学习讨论。在军事教育课堂上，学校按照“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原则，要求女学员在学习军事理论的同时，还要参加一定的军事训练，以帮助她们掌握基本的军事常识、军事斗争战略战术，以及政治工作策略等，培养其过硬的军事素质。

四、归国华侨

抗大除了在国内享有盛名外，在国际上也颇具声誉。当时有很多旅居国外，主要是东南亚一带的华侨青年，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漂洋过海，历尽千难万险归国加入抗大，如马来西亚归侨云广英、印尼归侨梁国栋、越南归侨潘藻江等人。在抗大的黄金时期，华侨学员人数最多，其中抗大总校第四期有来自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的华侨青年64人，第五期有95名华侨，在第二、三期及敌后时期也有少量的华侨学员。大批华侨学员的到来，为抗大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在这里接受军事教育，毕业后有的被分到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前线，有的则在各根据地从事政治、经济、文教工作，有的则被派往海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方针政策，组织动员更多的华侨归国抗战，他们通过各种不同方式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贡献。

图5是抗大总校第六期学员钟怀琼的毕业证。钟怀琼（1912—1992），原名钟前江，海南文昌人，越南归侨。1938年，因阅读延安出版的抗大宣传文章和诗歌，产生了前往抗大的愿望。1939年，钟怀琼不顾父亲的极力反对，毅然放弃越南东川省“美伊洋行煤油公司经理”的职位，由越南回国。几经辗转，经邹韬奋介绍于11月到达延安，加入抗大总校第六期学习，毕业后在陕甘宁边区从事财政工作。

抗大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最高军事学府，首要任务是培养党内的工农干部，但“因为它比较其他的军事学校最革命最进步，最能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斗争”，同样也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抗日爱国志士，他们不论性别、信仰、国籍、阶级，为着“抗战到底”的宗旨，共同汇聚于此。■

（责任编辑 樊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