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初创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经过革命历史反思、现实斗争需求和发展方向探索，在军队初步建立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原则和制度，把红军建设成为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些原则和制度的确立，不仅包含对传统和外来建军模式的适当继承，更是对以往建军思维的巨大突破，解决了无产阶级在近代中国领导民主革命的武装力量建设、发展和运用的问题，保证了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政权的建立、巩固。更为重要的是，红军初创时期的建军探索，留给人民军队特有的建设智慧、改革勇气，以适应任何复杂严峻历史条件需求。

一、不是来源于已有模式的复制，

而是形成于实践的探索

军队的建设改革必须把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结合起来，避免理论运用的教条化和实践过程的经验化，使两者互为依托、互相促进，在不断的继承和创新过程中向前发展。新型的军队往往应历史条件的发展而产生，更是军队建设转型的结果。因此，在一支军队建立、改革的重要关头，为适应不同历史条件对武装力量建设的不同需求，用实践来检验理论、推动理论的继承与创新显得尤为重要。红军初创时期建军原则的确立，正是遵循了这样一条路径，通过理论继承、实践探索、理论创新的动态调整，发展完善了适合于近代中国革命形势需要的新型人民军队的建设。

红军初创时期，由于经验的缺乏和共产国际的影响，中共中央在指示各地红军建设时，曾经主张完全照搬苏联红军建设经验。中共中央认为既然苏联红军和中国红军都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那么，苏联红军的建军思想、原则和制度等，就完全可以为中国工农红军所效仿。同时在红军中，有些曾在旧军队当过军官或士兵的领导同志，受到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和旧军队的管理制度影响较深，对党领导军队的制度和军内民主制度不习惯、不理解，在言行中多多少少会留有旧式军队的根子。这两种表现，实际上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按照这种思想来建设红军，显然不可能建立一支适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新型人民军队。

毛泽东在面对红军的建设中，既借鉴马列主义的建军理论，同时以敢为人先的勇气，大胆尝试，探索面临的问题，努力探求解决的方法途径，从而在红军建设和政治工作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原则和制度。这些原则和制度，与以往任何的本本都不同，是以往任何军队中不存在的，是在工农武装割据和红军建设的实践中创建的独具中国特色的原则和制度。

红军初创时期，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军队领导人身处基层一线，指挥部队作战，领导部队建设，正是注重调查、分析、解决基层突出的问题，才发展创造出具有全局价值的新制度、新举措，并进一步确定为新型人民军队的基本建设原则。毛泽东紧抓基层出现的问题，从军队整体建设角度予以分析解决。三湾改编时，针对官兵政治、经济待遇差距悬殊的问题，制定了军内民主制度；针对党组织与士兵脱节的状况，决定把支部建在连上，创新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组织形式。井冈山斗争时期，针对士兵在实际工作中体现出的旧军人习气、不良作风，毛泽东制定了“三大任务”“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等，通过规范官兵行为，从制度上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和任务。与此同时，正是因为毛泽东等人在建军过程中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和路线，才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为开好古田会议，毛泽东深入基层和官兵，了解思想生活、官兵关系等情况。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总结红四军党内存在错误思想的原因，提出纠正办法，从而明确了人民军队建军的根本原则和政治工作基本的路线政策。正确的思想、先进的理论，如果只停留在文字上，或者口头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古田会议决议之所以作用重大、影响深远，是因为全篇没有空谈阔论和大话套话，针对性强，直指红军建设发展的突出问题，拿出了有效、可行的整改措施。萧克评价：“直到今天，不仅在原则上，而且许多具体规定仍有现实意义。”[1]

党在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过程中，不断根据实际发展的最新情况，充实发展人民军队的建设理论，从而调整完善人民军队建设的原则和制度。大革命时期，党吸收采纳了苏联红军建军理论中保持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和加强党组织建设的做法，在叶挺独立团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为党掌握领导革命军队奠定了基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爆发后，起义军因失败情绪影响，均发生了较为严重的逃跑、士气低落的问题。毛泽东敏锐地抓住了以党治军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点，将“支部建在连上”，使作为基本作战单位的连队直接处于党组织的领导之下，并使各级党组织成为本级部队的领导核心。这一改革，发展了苏联红军的建军理论，为中国红军的政治建军实践提供了有效的组织基础，使中国红军“艰难奋战而不溃散”。到古田会议时，毛泽东把这一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概括为“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2]，将其作为一项基本原则确立并延续下来。

二、不是机械地执行上级指示，

而是在上下互动中全党全军共同思考

红军初创时期，中国共产党没有独立建军的实践经验，虽有苏联红军建军的理论参考，但并不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全党全军只能在建立红军的斗争实践中对建军原则不断探索认识、不断发展完善。由于党中央和各地红军身处位置不同，面对的情况不同，考虑问题的角度和处理问题的办法都会不同。面对这种情况，全党全军上下通力合作，共同探索红军建设的本质和规律，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军学说，深刻总结人民军队建设的经验，坚持民主与集中的组织原则，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站在对党和红军高度负责的基础上，团结一致，达成了对建军原则的共识，为人民军队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党领导人民军队在建设初期，即面临着较为突出的上下互动的关系处理问题，也正是解决了这一问题，党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军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创建出一支胜任中国革命任务的新型人民军队。如何在中国革命战争的环境下，建立一支新型人民军队？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南昌起义后，各地相继爆发武装革命，武装力量随之成立，如何建设军队的问题也逐渐变得紧迫。当时，中共中央由于没有建军经验，加上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为紧跟世界革命的潮流，一直致力于建设一支像苏联红军那样的武装力量。但由于革命实际不同，有些设想不切实际。以红四军为代表的各地红军在实践经验中，对红军建设有更加直观的感受和思考，因此大都能领会中央主要意图，并根据自身情况作适当调整，以便中央指示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既能坚持原则，又能灵活执行，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显现的大智慧。

在军队建设问题上，党内有不同意见、有争论问题发生是很正常的事。这是党的进步，绝不是退步。发现、解决问题的过程，如同逆水行舟，充满着风险和阻力。回顾历史，古田会议就是在问题倒逼的情况下，坚持问题导向、解决突出问题所收获的硕果。当红四军党内争论日趋激烈化、尖锐化、公开化，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共产党人，不姑息迁就，不敷衍推诿，直面问题，解决问题。也正因如此，才找到了彻底解决新型人民军队建军问题的根本路径。

同时，中共中央也在根据形势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不断调整红军建军的构想。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正确地判断中国革命形势进入到相对困难时期，却缺乏对以红四军为代表的中国红军斗争实践的考察与反思，尤其是没有深刻总结红军生成、存在并发展的原因和意义，从而把制定红军工作策略的重点放在了分散深入群众以保存实力之上，开始实行分散取消主义。这一方针的生成，实际上舍弃了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与政权建设结合这一根本任务，没有认识到红军生存发展的首要条件就是完成这个任务，一定程度上干扰了红军的建设方向，使红军力量受到了不必要的损失。随着对革命形势理解的深入，尤其是对红四军建军经验作出分析总结，中共中央认识到中国革命现阶段的关键任务在于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这也是红军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据此，中共六届二中全会纠正了分散红军的错误策略，把“分开以深入农民群众”路线改为“集中游击以发动群众”，通过建立苏维埃区域、实行土地政纲、扩大红军组织，进一步明确了红军建设的任务，从而对红军建设中的领导权、政治工作、纪律执行等各方面工作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匡正了红军建设的基本方向。

对于政党领导的军队而言，党内团结、军内团结、军队听党指挥，是正确处理政党和军队关系，保证军队健康发展的三个核心要素，缺一不可。因此，精诚团结是全党、全军必须具备的思想认识，只有如此，军队建设中出现的任何问题，才能在积极的环境里，得到正确的解决。红军初创时期，在各种矛盾、问题不断显现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红军绝大多数人秉持着这样的态度，在直面问题、解决问题中达成建军理念的共识，有力推动了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发展进程。

建设新型人民军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也是一条曲折的探索之路。红军建军中的许多问题，没有直接的答案可以参考，只能在不断的探索和争论中求得解决。因此，在团结的基础上进行争论，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对革命高度负责的精神，坦诚相待，解决分歧，就显得更加珍贵，也能更好地达成共识。红四军党内的争论就体现了这一过程。同时，中共中央和红四军在建军内容上也达成了共识。通过红四军党内争论，中共中央根据对形势的判断，综合对各地红军建设实践中所产生的问题和取得的经验，反思之前关于红军建设的构想，写出的“九月来信”促进了古田会议的召开和会议决议的通过。党中央对古田会议的内容也十分认可，并在之后积极向全军推广古田会议决议所确立的建军原则，最终使古田会议决议成为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三、不仅是教育方式的调整，

更是思想观念的重塑

中国红军由初步创立到完成向新型人民军队的转变，经历了一场复杂、深刻的思想观念斗争。不仅将红军打造成适合中国革命需要的新型军队，更塑造了一批拥有先进建军理念的新型革命军人。

信仰是每个人的精神支柱，也是每支军队的精神依托。红军初创时期，党即十分注重以党的信仰塑造军队的整体信仰，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使官兵以无产阶级思想武装自己，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为中国革命奋斗。红军官兵主要由旧军队军人、农民组成，传统的“长官说了算”、相信军事力量而不相信人民力量、军事领导政治等思想观念已相对固化，使整个军队较为普遍地存在着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着红军建军的政治方向。在改造部队的过程中，党紧紧抓住官兵信仰的塑造，把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和真理通过政治教育、日常训练等方式，真正灌输到官兵的头脑中，用毛泽东思想等党的指导理论统一官兵思想，重塑官兵信仰，使他们成为信仰坚定的革命军人。

军队战斗精神的培植，核心在于对官兵人生价值与社会贡献的解读，塑造官兵超越生死的价值追求。

中国共产党要打造一支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新型人民军队，必须解决官兵追求与革命需求之间的关系问题。红军初创时期，部分官兵由于组织观念不强、农民意识强烈甚至个人主义等，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地方观念、极端民主化、少数人固执己见等问题，不符合红军为整个无产阶级服务、保持高度集中统一等性质、特点需要。党通过军队政治工作的强大效力，教育引导官兵了解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明白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树立个人的价值追求，从根本上解决了官兵“为谁当兵”、“为谁打仗”、“为谁服务”的问题，用身边实实在在的道理和事例教育官兵，使每一个红军战士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而战的革命战士，用朴素直白的话语和行动激励官兵，使每一个红军战士成为具有更高价值信仰的有追求的人。

人民军队诞生于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开展民主革命是当时社会发展的主题。党在创立红军的构想和实践中，正是着眼这两个基本点，通过多种方式培养官兵的素质，使其具备承担红军的宗旨、任务的能力，塑造了一批在思想认识上领先于社会主流的新型革命军人。通过这种方式，达到了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同时提高的效果。红军初创时期，为了更好地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依靠人民群众开展民主革命，毛泽东将红军任务确定为：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红军官兵在实践中锻炼了帮助地方建立人民政权的能力，执行严格的群众纪律，营造良好的内外关系，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同时，红军注重加强官兵的军事、政治、文化训练。红军的基层官兵，大部分是文盲、半文盲。根据这种情况，红军在进行政治教育时，注意与文化教育相结合。在为红军官兵讲解标语、口号意思的同时，还要教会他们认识标语、口号上的字，以此达到扫除文盲之目的，在此基础上，把官兵打造成为具备先进革命思想、善于动员组织群众的新型革命军人。正是因为红军建设的方向符合了当时社会和战争发展的需要，才使得红军成为人民群众的引导者和组织者，成长为新型人民军队，并在人民的支持下不断发展壮大。

四、不仅是规划部队的发展，

更是塑造人民军队的灵魂

军队的灵魂，是一支军队听从指挥、严明纪律的根本，是一支军队打败敌人、英勇善战的基础，也是一支军队不断发展壮大的内在动力。对于人民军队而言，塑造军队的灵魂，才能使这支军队成为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骁勇之师。红军初创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创建红军的过程中，就十分注意对军队灵魂的塑造。不但在制度上完善党对红军的领导，确保红军永远听党指挥，而且充分利用政治工作的强大作用，在思想信念上塑造每个官兵，使各级官兵首先成为一个有高尚灵魂的人，从而打造一支有灵魂的人民军队，不仅使这支军队与古今中外其他军队不同，而且完成了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强力推动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最大限度地维护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军队的政治性。党在建设红军的过程中，致力于用组织的力量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红军初创时期，军队中部分以旧军人、农民为代表的人对党领导军队的方式和内容感到不理解，觉得“党太管事了”，不可避免地引发一些问题，集中体现在对军队政治工作不重视、不支持，对党组织在军队领导机构中的职能作用定位认识不足。毛泽东等人在创建红军时就明确提出：人民军队是党的军队，只服从于党的领导和指挥，而不服从任何个人和其他政党，必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与政治任务，完成党的历史使命和奋斗目标。毛泽东说：“共产党人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3]。这是人民军队建设发展和作战行动的铁律，并通过建立起一整套严格的组织制度来予以保证；通过设置党代表制实现了党对军队的军政双重领导；通过设置党组织制形成了从基本作战单元、到地方割据区域、再到超地方作战区域的党的最高领导原则；通过设置党委制保证了各级军政双重领导、上下通顺一致的协调状态。红军通过制度的体系化建设，有效地解决了各职能系统纵横交叉、自行其是的问题，理顺了各系统之间的指导、监督、分工等关系，保证红军完全处于党的领导之下。这些制度的建立，根除了旧军队将领拥兵自重、部队恣意妄为的弊病，使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不会成为空洞的口号，铸就了人民军队听党指挥的军魂。

回归军队政治工作的本色，做好做实人的工作。红军初创时期，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对政治工作的作用给予特别的重视，并在实践的检验中以一系列制度保证政治工作作用的发挥。古田会议对人民军队政治工作进行了规范，正确地界定了军队与党、军队与人民、军事与政治、军官与士兵等重要关系，提高政治工作到与其作用相符合的地位，确定了政治工作的基本准则，特别强调要发挥政治工作的服务保证作用，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政治工作的中心环节，用对人思想上的重塑保证人民军队的性质不变，任务不换，宗旨不动摇，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我军政治工作设置各级政治机关和人员，开展军队政治教育训练、鼓舞士气，宣传、组织群众，建立地方政权，极大拓展了军队的职能和影响力。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因此拥有了准确的定位和方法、目标，在军队中拥有了生命线的重要地位。政治工作的深入开展，从思想层面解决了军队内部关系、内外关系中的突出问题，保证了军事斗争、政权建设的大局，以实际效果帮助红军理顺了党的工作与军队工作的关系，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的关系，游击战争与根据地建设的关系，使红军的性质、任务得到充分体现，面貌为之一新。此后，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始终将对人的工作放在工作出发的逻辑起点上，致力于对人的塑造、完善和提升，以此提高军队的凝聚力，为军队强大战斗力的形成提供坚固的支撑。

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不善于继承传统，就会失去创新发展的基础。正如谭政在《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中所指出的：古田会议决议具体展现了我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过去工作“凡是继承了并发扬了这种传统的”就表现出充分的革命性、创造性，反之，“就表现死板僵化，死气沉沉”[4]。正确认识建军原则的历史价值，坚持人民军队优良传统的不退化，也是保持人民军队性质本质不变色的重要手段。

红军初创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国情军情，在总结建军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摸索前进，抓住红军初创时期最迫切的问题，纠正党内错误思想，最终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建军之路，制定了适合红军建设发展的根本原则，将红军的性质、任务、价值、目的、本质等一系列涉及最根本的问题都解决了，带领红军实现了向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为建设新型人民军队打造了最初的原型。

寻根溯源、饮水思源。90年来，在党的领导下，人民军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这期间经历过苦难，遭受过挫折，充满着曲折和艰辛。人民军队建设道路并非一条平坦大道，但是所坚持坚守的根本原则仍然没有改变：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政治工作的服务保证作用等，这些都是我军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克敌制胜的法宝，更是人民军队永远不变的立军之本。

注释：

[1]萧克：《朱毛红军侧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36页。

[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7页。

[4]谭政：《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7册，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437页。■

（责任编辑 陈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