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日军先后占领汉阳、汉口、武昌。中共长江局的部分领导同志撤离武汉，经长沙、衡阳、桂林去重庆。1939年l月，中共南方局正式宣告成立，周恩来任书记。南方局是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要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心脏合法存在、公开活动是不可能的，因此跟过去一样，把党的机构设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内，中共南方局对外称八路军办事处。由于时势的发展，在武汉的机要工作人员也于次年3月搬到重庆。从此之后，一直到1946年5月，中共南方局在重庆战斗长达7年之久，在秘密战线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乐章。

在艰苦的环境中工作

中共南方局机要科到达重庆后，重新对工作进行了分工，由秘书处处长童小鹏分管，机要科下设三个科，机要科（科长邱松）、电台科（台长钱松甫）、文书科（科长刘昂）。机要工作是南方局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是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一条看不见的战线。

在复杂的社会状况下和紧张的政治环境中，机要科积极开展公开斗争和秘密斗争，保证了通信联络的畅通，维护了党的核心机密。大家经受了国民党顽固派三次反共高潮的严峻考验，向党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早在武汉沦陷前，周恩来就派周怡、张玉琴到重庆筹建八路军办事处，设立据点。他们通过地下党的关系找到机房街70号建立十八集团军驻重庆通信处，以公开合法的名义开展活动。后成立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备案，钱之光任处长，周怡负责南方局的情报工作，对外称副处长。

南方局和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在一起办公，而对外只称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另外，在重庆城里的曾家岩50号设立“周公馆”，周恩来、邓颖超、叶剑英等及部分南方局工作人员在此办公。《新华日报》编辑部先设在城内，后移到离红岩不远的虎头岩。它的营业部则设在重庆市区的繁华区民生路240号。南方局、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相继成立以后，工作人员增多，来往办事的人也络绎不绝。而机房街住所地小房少，又处在闹市中，不利于我党开展秘密工作。虽然早些时候在棉花街30号租了一所房子，但仍不够住，且两处办公，诸多不便。于是周恩来指示南方局、办事处在重庆另行选址。

经过川东特委负责人廖志高介绍，由党员刘圣化陪同周怡找到他的母亲—爱国进步人士饶国模女士。她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饶国梁的妹妹。饶国模在红岩嘴有个占地200亩的农场，那里建有一幢三层的小楼，还有两栋平房、一栋草房。这里既便于党进行秘密工作，又有利于防空，是个理想的地方。

周怡以办事处的名义正式与饶国模洽谈，提出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要在她那里建一幢楼房办公，饶慨然应允。办事处给她3000元，由她负责建造。饶国模四处奔走，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购买砖瓦、木石，雇用工匠，1939年2月开始兴建，原计划只盖两层，是土木结构。正在建设的时候，童小鹏和钱之光看后一计算，觉得房间不够，于是和她商量，决定改建为三层，将一、二层楼高度减一些，加一层三楼，把窗户开在屋瓦上。电台和机要、文书科在三楼。建好后，对外宣称由办事处住三年，以后租用，实际上她未收租金。在建办公楼的同时，办事处请工人在沟里挖了防空洞。

5月3日，日本侵略者对重庆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轰炸，整个山城一片火海。机房街70号和棉花街30号的同志当晚全部到红岩嘴。5月4日的大轰炸，把机房街炸毁了。当时楼房只建了一半多，因此同志们分别被安排在饶国模的住宅和她的雇工宿舍以及存放工具、柴草的茅棚里。博古、凯丰住到饶国模腾出的房间里。董必武一家三口住在草房里。工作人员就分住在柴草房里。

电台、机要科人员住在沟对面的一间破瓦房里，大家打地铺，男女各一边，就餐是在“露天饭堂”。敌机一来，大家就钻进防空洞里译电报，没有中断工作。

由于大巴山、秦岭的阻隔，加之经常下雨，空中联络干扰很大，又缺少大功率电台，遇到天气不好，联络便很困难。为了使联络畅通，电台的同志们积极想办法，利用下半夜干扰少的有利条件突击工作。电灯不明，电压不稳，就自买器材安装变压器，提升电压；停电时就用手摇马达发电。这样不断克服各种困难，较好地完成了任务。

封锁和限制没有阻隔与

延安的电讯往来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随后连续发动反共高潮，制造了一系列血案，对解放区进行武装进攻，对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地方组织进行破坏，并对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等公开机关加强监视、限制。特别是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把国共关系推到破裂的边缘。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机要通信工作，任务更加繁重，斗争也很激烈。国民党反动派千方百计地限制和取消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电台，而且想破译密码、截取核心机密。但是在周恩来、董必武的直接领导下，全体机要通信人员凭借高度的政治觉悟和精湛的技术，在特务封锁、包围和生活困难的条件下，采用合法和非法、公开和秘密相结合的方式，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既保障了南方局同党中央及有关组织之间通信联络的畅通，又保证了党的核心机密的安全。

为对付国民党重庆卫戍司令部对电台的检查，时任秘书处处长的童小鹏以办事处机要科长的公开身份出面，按规定登记电台的波长、呼号和联络对象，并登记少数报务员、译电员，其余以家属等名义作掩护。每次检查，他都要在办事处传达室应付他们，而且早就准备好一套应答的话，预先安排相互间的“家属关系”，如以“董必武的外甥”、“林伯渠的外孙女”等等搪塞过去。后来，他们还提出要看看电台，机要科的同志就把电台从三楼搬到一楼让他们看。另外三楼还设有秘密小电台，专门收发党的机密电报，以大掩小，以公盖秘，准备大电台被他们破坏后，机要科仍能同延安等地保持着密切联络。

国民党特务为破译我们的密码电报，在办事处附近参政会楼内加设侦收台，抄写我方密电码，并成立了专门的破译机构。因此，我方采取了真假结合，以假报（乱写的码子）掩护真报，以外围（战报）掩护核心的办法。遇到长报，就由几名译电员同时分译。另外，为防国民党顽固派对办事处进行突然袭击，以保证在特殊情况下我们还能同党中央保持不间断的联系，就在重庆市内和郊区设立秘密电台。

为加紧对办事处的封锁和限制，国民党对市场上的无线电器材实行严格控制，不经卫戍司令部的批准，任何人不准购买此类器材。办事处就通过地下党或进步朋友，进行秘密购买，不仅够自用（自己装电台、换零件），而且还能不断供应延安三局，如真空管、漆包线、矽钢片、变压器等，只要有去延安的汽车或飞机必定带一些去。童小鹏就曾经通过可靠的朋友—重庆民生公司电台台长袁名实购买了不少无线电器材，集存了两大木箱。1943年6月，周恩来带领100多人乘四辆汽车回延安，同志们利用这个机会把物资带去。中央军委三局局长王净收到后十分高兴。他还通过袁名实的掩护，派报务员刘澄清投考民生公司电台，被吸收在一艘江轮上当电台台长；派钱松甫到鲁自诚（党员）的工矿公司设立电台，他的爱人江洪负责译电；派李冠华到党员莫止家建立预备台。

一封标有4A符号的中央特急

电报送到周恩来手中

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南方局在红岩召开会议。周恩来带来了中央的指示，报告了形势和提出应付时局的对策。他指出：目前时局在急剧转坏，很可能有突然的大的反共事件发生。我们要力争时局的好转，但同时应准备应付突然事变的发生。强调党的工作方式和斗争方式须作必要的转变。指示南方局组织部门起草一个文件以南方局名义下达。

1939年6月29日，南方局发出根据周恩来讲话精神拟出的《关于组织问题的紧急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从半公开的形式转到基本是秘密的形式，并实行与此相适应的工作方法，建立完全的秘密机关；强调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都不得违反秘密工作原则。这些指示以及党中央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和南方局的“勤学、勤业、勤交友”的原则，通过电台或其他方式下达到南方局各地党组织，使各地党组织及时采取了措施，保证了党在国统区的战斗力。

随着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到来，机要科的同志们工作更加紧张。皖南事变前后，南方局来往电报很频繁，电台一天24小时都有人值班，机要电台人员特别忙，好在周恩来早有预见，他在1940年5月和8月两次从延安出来都带了机要和电台人员到重庆。这一年为解决国共磨擦，周恩来往返延安、重庆之间多方奔走，可是国民党反动派却多方设障，制造分裂，悲剧终于发生。

1941年1月7日，电台收到中央发来的新四军总部北上途中被围的急电。周恩来立即向国民党提出抗议和交涉，但蒋介石已蓄意反共。11日是《新华日报》创刊三周年纪念日，很多同志去化龙桥虎头岩报社参加纪念活动。晚上报社举行晚会。正当周恩来在庆祝晚会上讲话时，机要科两位同志急匆匆地跑来，送上一封标有“AAAA”符号的中央特急电报。周恩来接过电报，迅速一扫，立即以愤怒和沉痛的心情向全体同志宣布：我新四军军部9000余人在皖南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围歼，伤亡惨重，局势危急……在场的同志无不震惊、愤慨。

这时，电灯突然熄灭，大家担心是特务破坏，警卫副官立即在门口警卫，报馆派人查电线。周恩来不动声色，意味深长地激励大家说：“同志们，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来……”

电灯又亮了，他又提醒大家：“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的迫害，还只是其分裂阴谋的开始，我们要准备迎接更严重更艰巨的斗争。”周恩来讲完话后，立即着手布置工作。首先指示《新华日报》的负责同志第二天在报上把国民党袭击新四军、破坏抗战的事件透露出去，并准备揭露文章。然后，都随周恩来和其他负责同志赶回红岩。周恩来连夜召开南方局紧急会议，研究事变发生后的局势和斗争方针，一方面要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另一方面通知各地下党组织采取应急措施，保护党员和先进分子，并向中央请示报告。同时要求南方局内各单位负责人立即检查和销毁文件，告诉大家准备应付突然袭击，保持革命气节，准备坐牢。

此后，童小鹏立即到三楼向机要人员传达并作布置，除了必用的密码随身携带外，其他藏到安全地方，楼口日夜值班，听到传达室电铃响，即把手头的密码烧掉，绝对不能落入国民党反动派手中，要求大家绝对保密，即使坐牢、杀头，也决不叛党。

采取应变措施与国民党周旋

1月17日晚，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通过中央通信社发布通令，反诬新四军“叛变”，悍然撤销新四军番号，声称要把叶挺军长交付军事法庭审判，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

深夜，周恩来从外面办完事回到红岩，在办事处二楼的过道召开了南方局和办事处全体干部会。他向大家讲述了皖南事变的详细经过，并分析了目前的局势，指明斗争的方向。他说：“时局的发展有两种可能，即国共两党藕断丝连的局面有可能继续维持下去，也有可能一刀两断，全面破裂。我们要有充分的准备，要准备反动派突然袭击，准备被捕、坐牢、砍头！不管怎么样，我和同志们在一起。当然反动派突袭我们，并不在于我们几个人，主要目的是想搞我党的机密，如密码、文件、地下党员名单，破坏地下党组织，打击同情我们的爱国民主人士，我们是决不能让其得手的。如果发生了袭击我们的情况，我要去同蒋介石交涉，我是蒋介石、国民党请来的，一定要尽可能争取让蒋把我们送回延安，争取全师而归。如果我们被抓起来，要坚持不泄露党的机密。如问你们是不是共产党员，男同志都承认，女同志承认是家属，因为我们是公开的共产党机关。问你们党的组织情况，可以告诉反动派，我们的中央在延安，主席是毛泽东，这里有个党支部，支委是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书记是周恩来。若再问别的，就一概不知，可以让他去问书记周恩来。”

最后，周恩来号召大家要向烈士学习，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周恩来的讲话深深地打动每个人的心弦，大家都表示了要为党的事业、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牺牲的决心。同时，为避免和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南方局决定疏散一部分同志，要求同志们服从组织安排，该留的坚决留，该走的坚决走。

周恩来讲完话，已是次日凌晨，他又作了一系列的布置后，把童小鹏和龙潜、袁超俊三位同志叫到他的办公室，指定他们成立一个保密工作小组，制定保密守则，检查保密工作，准备对付国民党的突然袭击。

这时，《新华日报》的同志前来向周恩来汇报说，揭露皖南事变的文章全被国民党新闻检查所扣压，禁止刊登。即使这样，他们还不放心，又派人在报社坐等审看第二天的报纸。

周恩来听完，沉吟片刻后对来人说：“你回去告诉章汉夫，把被检扣的两个地方用别的消息补上，印好几张报纸送检，我要另写东西，放在那里，不要送检，而且要大量印发。”报社的同志走后，周恩来愤然挥笔，写下了轰动全国的四言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和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他把对殉难的新四军壮士的哀痛、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愤怒全部凝结在这25个字中。他签上字后把诗和题词装入信封，写好“立送汉夫同志亲收”，让童小鹏立即派人急送报社。

童小鹏马上叫副官岳仁和一位警卫战士把这封信从招待所送到报社面交章汉夫。第二天清早，《新华日报》除报童送报外，还组织干部送报，冲破国民党的封锁，将报纸送到读者手中。

周恩来的题字，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强大力量，一下揭示了皖南事变的实质，表达了对国民党顽固派最强烈的抗议。

国民党反动派发现周恩来题词后，即扣留报童和报纸。当天下午，周恩来约国民党代表张冲一同到宪兵司令部抗议，要求释放报童，发还报纸。他说，你们如不放报童，我和董必武自己上街送报，看你们敢怎样。国民党反动派只得释放报童。周恩来拿了部分被扣报纸，在返回途中散发给路上的行人。

18日清晨，机要科的同志们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召集会议，成立保密委员会，由童小鹏、袁超俊、龙潜以及办事处、周公馆和报社各派一人组成，由童小鹏牵头。他们用两天时间制定了详细的保密工作条例，内容包括对内部文件保管使用的规定；工作人员外出行动的纪律；还有工作人员在外应付突变的措施。周恩来对这个条例审定后表示满意，批准立即执行。这个条例，当年在南方局、办事处和报社工作的同志都知道，它以后成为在国统区对敌斗争、应付突然袭击及保卫、保密工作的守则。

为应付国民党反动派的突然袭击，在具体执行条例时，机要科又采取了一些应变措施。一是要求各部门认真清理机密文件材料。有些重要的材料要立即用密电发往延安，发完之后即烧毁。一般机密材料要记在脑子里，不保存。非保存不可的加密码，每个人所联系的重要关系的地址、暗语等，要用极小的字把它抄到很薄的纸上，并放在随手可取的隐蔽地方。要求每人备有火柴，遇到突然情况马上将材料焚毁。三楼机要科保险柜里还故意放几本假密码本子，而真实密码本遇紧急情况即烧毁；备用密码本则用铁盒装起来，藏在水泥砖心里，与砖夹在一起，不易察觉。三楼专门备了一个烧文件的铁炉子，电报传阅过即毁，并准备紧急时烧材料。二是每层楼安装一个电铃，电铃按钮装在传达室。一旦有情况，值班人员拉响警铃，各个部门立即做应急处理。在二楼、三楼的楼梯口处装上结实的门，紧急时分工把守，争取时间销毁密件。三是加强警卫，传达室增加人员，二楼加哨，昼夜值班。

这些紧急措施下达后，周恩来还组织大家进行了一次演练，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天书电报”

让国民党专家们白费劲

由于我党正确执行军事防守、政治进攻的方针，在斗争中争取了各界人士和国际舆论的支持，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以军事进攻开始、政治失败告终。

可是蒋介石亡我之心不死。1943年6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集结几十万大军，妄图闪击陕甘宁边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我地下党员、当时任胡宗南机要秘书的熊向晖通过地下电台及时将情报密报中央。中央迅即决定由朱德总司令明电胡宗南予以戳穿，并在政治上公开广为揭露，在军事上做好充分准备，重庆也进行适当的斗争，使这一闪击以流产告终，事态因此未进一步扩大。

在这期间，即1943年6月，周恩来已回延安，南方局由董必武负责。国民党反动派在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又一次对我电台进行控制。9月，何应钦的军政部以各军驻渝办事处都不设电台为借口，把电台封闭了，让办事处通过军政部的电台同延安和前总联络。这是明目张胆对我封锁的行为，虽经周恩来从延安致电蒋介石，要求将电台转交董必武作为“党台”使用，却遭蒋的拒绝。

面对这种情况，在董必武直接领导下，童小鹏带领机要工作人员同军政部进行了巧妙的斗争。机密电报尽量压缩字数由三楼秘密小电台收发，大量电报则送给军政部总台发出，主要是一般的事务和报纸摘要等电报，用比较简单的密码，准备让国民党特务破译。延安来电大都是前方战报或边区消息。为了迷惑特务，就夹杂一些闭着眼睛乱写的“电报”送去，事先与收报方约好，收到后扔掉，而这些比“天书”还难解读的“电报”，可要让国民党专家们白费劲了。事实证明，这种斗争方式是成功的。

1944年4月，国民党军政部又进一步要求检查密电底稿，我党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董必武给何应钦写信，说明自己是中共中央代表，与中央的来往电报不能送检，何应钦只得回信答应“暂时特准免缴电底”。不过还是准备他们随时来突袭的，已在保险柜里放着假密码和假电报底稿备查。与此同时，继续糊弄军政部电台，而办事处的两部秘密小电台，一部使用，一部备用，保证只要不封闭办事处，就能同中央保持电讯联络，必要时还可启用在外面的预备台。

抗战时期，我党除了同国民党保持统一战线关系外，特别重视开展同蒋介石有矛盾的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如四川的刘文辉、潘文华，云南的龙云。1942年，刘文辉到重庆，经过进步朋友的介绍，周恩来同刘文辉进行秘密会谈。周恩来希望刘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反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并希望刘支持民主同盟等进步力量，刘都表示同意。刘文辉主动提出，为了及时了解中共政策和交换意见，希望中共派代表并带秘密电台到雅安他的驻地。周恩来即表示同意。经请示中央批准后，当年冬，周恩来派王少春（长期做情报工作）为代表到位于雅安的刘文辉的司令部，以高级参谋的名义为掩护，他的夫人秦惠芳和幼女王明明以及报务员杨作爱带上小电台同去。不久，电台就同重庆南方局和延安建立了联络，一直到1949年12月刘文辉在四川起义，王少春等才回到北京。1943年，云南省主席龙云通过民盟的罗隆基表示要和周恩来见面，并同中共建立经常联系。不久，周恩来即派华岗和报务员杨才带小电台到昆明。龙云把他们安置在他主持的绥靖公署内，架上秘密电台和重庆南方局联络。

情报工作为重庆谈判立下汗马功劳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往何处去，成了摆在国共两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我党以中华民族利益为重，实行“和平、民主、团结”的建国方针，国民党蒋介石以假和平为幌子，三次电邀毛泽东赴渝谈判，掩盖其发动内战、巩固其独裁统治的野心。经党中央研究，为揭露国民党蒋介石的阴谋，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毅然到重庆谈判。

25日深夜，重庆办事处三楼的小电台收到延安的急电，机要科立即翻译出来，是周恩来给钱之光和徐冰、张明的长电，告知毛主席将到重庆谈判，要求办事处做好一切准备工作，特别是保卫工作，而且要保密。周恩来在电报中作了详细的部署，从毛泽东在重庆的住处、饮食、交通、警卫到每个生活的细节都一一交代。

26日清晨，钱之光、徐冰、张明即召集有关同志开会，按周恩来的指示，一一落实各项工作。

机要科此时借重庆谈判之机，要求国民党启封电台，但他们仍不同意。当然，所有机密电报仍继续通过秘密小电台收发。为了掩护，继续多送“无字天书”的乱码到军政部总台发电，延安也照此办理来电。毛泽东指挥刘邓大军粉碎阎锡山向上党地区的进攻，取得歼敌3.5万人的伟大胜利，以及建议中央向东北迅速派遣大批干部和部队，去建立东北根据地等重要电报，就是经过小电台发出的。

谈判期间，来往电报多是“三A”或“四A”急电。周恩来先同毛泽东一起商量，处理来电和发电，然后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亲自起草重要情报报告中央。一般的情报由童小鹏摘编成电报稿报周恩来批阅签发。情报来源很广泛，王炳南、吴克坚、张明等都有很多情报关系，民主党派也常供给重要情报。许多机密情报是由隐藏在国民党中央机要处速记室的党员沈安娜提供的。

机要科和电台全体同志都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夜以继日地工作，严格遵循周恩来对机要工作要绝对做到“及时、准确、保密”的要求，克服了种种困难，完成了这一光荣的任务。

为重庆和延安架起一座空中桥梁

1945年底，周恩来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准备参加政协会议和谈判的情况。

12月9日，中共中央电告在重庆的董必武、王若飞，向国民党交涉代表团的驻地并安排就绪，以便代表团到达即可开展工作。南方局接电后即着手交涉。

三天后，国民党将重庆市区中山三路263号中国银行盖的一排四幢三层小楼交我方使用，楼外有院墙，只一个大铁门出入，这个地方便于警卫，交通也方便。

16日，周恩来率代表团成员及工作人员40多人分乘3架美军C47运输机到达重庆机场，受到国民党代表邵力子、政协会议秘书长雷震和董必武、王若飞、钱之光等及许多记者的欢迎。

当晚，童小鹏拟了一个代表团已平安到达重庆的电报给党中央，送周恩来审批后，即由秘密小电台发到延安。吃饭时，周恩来交代童小鹏通知代表团成员和齐燕铭以及南方局、办事处、《新华日报》的主要负责同志钱瑛、刘少文、徐冰、王炳南、钱之光、潘梓年、章汉夫等饭后到代表团会议室开会。

约一个小时后，会议室的电灯全部熄灭，点上几根蜡烛，与会同志都觉得奇怪。人员到齐后，周恩来宣布开会。他首先说明，据可靠情报，国民党特务机关已从美国情报部门得到秘密窃听器，可通过电灯线收录到被侦察对象的谈话机密。这几幢房子是最近才接受使用的，为防万一，代表团开会不点电灯，商谈机密事要到红岩或曾家岩，个别的可在室外谈。这时大家才恍然大悟。

接着，周恩来传达了党中央关于政协代表团的名单和任务，以及关于恢复南方局的决定，并布置明后天即开展对国民党主和派、民主同盟和社会贤达的工作，以及准备举行记者招待会等活动。

会后，周恩来又留下王炳南和童小鹏，并通知李金德、萧贤法来谈建立专门电台和延安及有关重要电台联系问题。他说，代表团来后，电报很多，又很急，国内外许多重要情况也要及时向党中央报告，不能单纯依靠军政部的电台，秘密小电台也负担不起这么繁重的任务。上次毛主席来谈判时，我们曾向何应钦交涉，启封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电台，他们不同意。现在惟一的办法是向美军司令部借一部功率较大的电台归我使用，特别要强调停战谈判以及将来军事三人小组成立后有关停战、整军的许多问题都要及时向延安党中央和总部报告，没有专用电台不行。他要王炳南次日即向美方交涉，并请他们派技术人员代为安装；要童小鹏和李金德、萧贤法将原有和刚从延安来的机要、电台人员组织好，建立专台后，同延安电台保持24小时的联系，保证密码安全。对军政部的电台，仍要保持联系，并经过他们多发些一般政治情况的电报。秘密小电台仍要专发绝密电报，等等。

大家一致表示，坚决完成任务。

王炳南向美军方面交涉借用电台一事进行得很顺利。17日下午，美军司令部通信部门就派了四名技术人员带上一台400瓦的大电台到了代表团驻地，王炳南也来了，由萧贤法等协同他们很快就架起了天线和收发报台，接通电流试调。因前一晚就用小电台给延安打过招呼，说近日可建大电台，并发去了新电台的呼号和波长，所以试调很快就成功了，而且效果很好。除了有400瓦的大功率电台外（办事处电台是50瓦、秘密小电台只有5瓦），更重要的是有变压器，可保持电压稳定。

周恩来听了汇报后很高兴，要厨房立即准备一些酒菜招待美军技术员，并很快接见了他们，对他们的帮助表示感谢。

美军技术员当时很激动，没想到中共代表团的团长、与五星上将马歇尔平起平坐的周恩来将军如此平易近人。他们表示愿意保证电讯的畅通，需要什么器材，有什么困难，可随时找他们。周恩来因要给中央发电报，就让王炳南向他们介绍我党政策和解放区的情况，并留他们吃晚饭。

6时，周恩来在一个小房间里用简单的酒菜宴请了美军人员，王炳南、乔冠华、龚澎、萧贤法等作陪，周恩来举杯感谢他们及时的热情援助，美军人员一再感谢周恩来将军的热情款待。他们还带有相机，拍下了这难得的镜头。自此以后，代表团电台除24小时同延安保持联系外，还很快同十八集团军总部、北平军调部、苏北新四军军部、中原军区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为及时通报情况起了重要作用。

这部电台，美军一直保证器材的供应，代表团迁至南京时仍带到南京继续使用，一直到1947年3月6日，董必武率最后一批工作人员撤退的前一天，才交还美军司令部。

机要电台为重庆和延安架起一座空中桥梁，为政协会议中我党联络各民主党派和各界著名人士、了解会议进行情况、传递党中央的指示发挥了重大作用。■

（责任编辑 陈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