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出击。12月，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闽西古田召开。一年内，红四军实现从“上山游击”到“下山割据”的转变，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初见雏型。在这一过程中，除了红四军与中共中央的互动（包括“二月来信”“九月来信”以及陈毅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闽西特委与红四军的互动及其在古田会议召开前后发挥的作用，同样值得关注。

一、闽西特委恢复与红四军

第一次入闽

1929年1月4日，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在江西宁冈县柏路村召开会议，讨论应对湘赣敌军第三次“会剿”的策略，“决定四军大部出发赣南”，“转攻敌人之后，使敌人穷于应付，不能实现其两省会剿之计划，企图围魏救赵，影响边界，以解井冈之围”[1]。1月14日，红四军按计划沿湘粤赣边界的崇山峻岭，径直向赣南的遂川、崇义、大余等地进军。2月，到达吉安县东固根据地休整。由于此时井冈山已经失守，再加上尾随的赣军穷追不舍、逼近东固，红四军前委决定“采取变定不居的游击政策（打圈子政策），以对付敌人之跟踪穷追政策”[2]。2月25日，红四军从东固出发，以灵活、飘忽不定的作战方式，经永丰、广昌、瑞金等地，拖着敌军“打圈子”，于3月11日挺进至闽西长汀县，14日取得长岭寨大捷，进占长汀城。

红四军之所以进入闽西，其一是考虑国民党军阀守土自保，只注重自己的地盘和利益，红军进入闽西，赣军势必不会继续追赶；其二是由于1928年以来，闽西各县的工农武装暴动便蓬勃兴起，党的活动活跃，群众基础好，反动统治力量则相对较弱，具有良好的革命形势；其三，闽西物产丰富，交通便利，对于供给贫乏、与外界长期失去联系的红四军来说，无疑是非常有利的进击选择。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红四军进入福建，对于当地中共党组织亦是重大的发展机遇。1929年2月初，红四军“出没于闽粤赣三省之边境”时，中共福建省委便对其行踪密切关注。由于不确定红四军是否会进入闽西，福建省委向中央建议红四军“暂时开到闽西长汀、武平、上杭一带作一短时间的休息”[3]，以缓解疲惫、补充弹药；同时，他们也希望红四军的力量可以在闽西“发动农民起来，实行土地革命，肃清反动派，并用很敏捷的手段，缴地主豪绅及郭凤鸣一部分武装”[4]。

3月中旬，红四军占领长汀城的消息传来，福建省委欣喜万分，敏锐地观察到革命形势急剧发展中，闽西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有利时机。为此，福建省委迅速制定《关于闽西斗争工作大纲草案》，指出“省委估量客观形势与主观力量，认为闽西造成割据局面的可能”，有“蒋桂两系军阀的战争爆发”“统治力量十分薄弱”“群众经过不断的长期斗争”“党的政治影响，已经广泛的深入群众中间”“过去的斗争中已夺得不少武装”“地势甚为要隘”等充分的主客观条件。尤其是“朱毛军队恰开到福建来”，更是促使福建省委得出结论：“毫无疑义的在闽西有造成割据局面的可能，现在的问题便是我们怎样建设及保障我们的政权与扩大我们割据的区域。”[5]

为实现割据的目的，福建省委还作出部署，将上杭、长汀、龙岩、永定作为工作重点，以邓子恢为书记，“恢复特委的组织，指导闽西各县的工作”；预备在闽西各地，“由下而上的建立苏维埃政权，恢复闽西暴动委员会，作为暴动中群众最高的指导机关”;“在闽西暴动委员会之下设立军事委员会，负责军事计划”，建立红军及赤卫队，配合红四军行动，实行土地革命[6]。

其后，福建省委派出特派员赶赴龙岩，组织闽西特委，指导闽西地区贯彻省委工作大纲，开展革命斗争。

二、在闽西特委配合下

红四军第二次入闽

几乎在福建省委制定《关于闽西斗争工作大纲草案》的同时，红四军前委于3月20日在长汀写下一封交给“福建省委并飞转中央”的信，提出“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这一计划是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为保证“公开割据”的实现，红四军前委请求中央指示福建省委派遣闽西特委干部至长汀加强党的工作[7]。

红四军与福建省委在武装割据问题上的不谋而合，使在二者的方案中都尤为重要的闽西特委的作用，更显不可或缺。邓子恢接到命令出任中共闽西特委书记后，立即落实福建省委指示，与红四军取得直接联系。由于此时红四军已返回赣南与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会合，他便组织撰写情况报告，派专人秘密前往赣南送给红四军前委，请红四军再次进入闽西，帮助开展革命斗争。

报告中，邓子恢详细报告了闽西以往敌我斗争情况及当前力量分布，特别是闽西各县武装暴动兴起、群众斗争高涨，以及福建军阀内部分裂、闽西敌人兵力空虚等情况，以表明闽西革命形势正朝有利方向发展。

福建省委也对红四军再次入闽充满信心。5月12日，福建省委下达通告，认为“现在朱毛尚在赣南各县作游击战争，不久尚有回到闽西游击的可能”，指示闽西特委：“如有坚决地信心去发动群众斗争，建立起广大的群众基础，则朱毛红军再回到闽西，为群众斗争的一种助力，是客观形势所允许的。”[8]

果然，毛泽东等在赣南接到邓子恢的报告后，经过仔细研究，决定集结各纵队，于5月中旬重返福建，“在闽西七县游击，一面整顿红军，一面帮助闽西党之改造，一面发动七县群众斗争”[9]。二次入闽，红四军将目的地定在龙岩。之所以如此，据朱德回忆，是“偏巧福建军队从沿海开到前线”，给了红军可乘之机，于是红四军“掠过长汀，发动闪电式的攻击，一举便攻占了福建军队的补给基地龙岩”[10]。

行军之前，为弥补远途奔袭的劣势，毛泽东首先积极争取闽西地方力量的帮助，提前与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取得联系，要求他务必于5月22日前赶到蛟洋，共商退敌之策。邓子恢得信后，迅速召集闽西特委紧急会议，指出“红四军二次入闽，不仅将大大打开闽西革命局面，而且将促进实现闽西工农武装割据，壮大闽西革命力量”[11]。为配合红四军入闽，会议还确定在永定、龙岩、上杭等地袭击敌人的计划。会后，邓子恢“星夜兼程赶往蛟洋，当赶到苏家坡后闻红军已从古田直下小池”[12]。

随后，邓子恢一面追赶红四军，一面“沿途召集区委布置暴动，没收、分配地主及反革命粮食衣物，烧毁契约，宣布抗粮、抗捐、抗税、抗租、抗债”[13]。在进攻龙岩守敌陈国辉旅余部时，闽西特委领导下的龙岩党组织，提前将敌军防务情况及兵力分布，向红四军前委报告。5月23日，红四军根据情报于凌晨展开攻击，上午9时结束战斗。

占领龙岩后，红四军未作停留，便转向永定，伺机歼灭陈国辉旅主力。此时，邓子恢终于追上红四军，见到毛泽东等人。邓子恢向毛泽东汇报闽西斗争情况。毛泽东也指出，要保证革命胜利，必须尽快建立有战斗力的地方红军。他还答应邓子恢的请求，调配军事干部和武器支援闽西地方红军。

三、闽西特委在红四军与中央间的

桥梁作用

红四军自撤离井冈山向赣南转移后，便一直与上级通信不畅。中共中央及周恩来等只得通过报纸等渠道密切关注其情况。1929年1月底，红四军先后在大余、平头坳等地受挫。国民党统治区报纸借机大肆报道。中共中央无法掌握直接情况，担心红四军处于危险状况中，遂于2月2日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红四军的行动方针。会议多数意见认为红四军应当分散行动，朱德、毛泽东应离开红四军，以减少敌人目标。会后，周恩来根据会议决定起草给红四军的指示信。2月8日，指示信交中央政治局修改通过。这封写给毛泽东、朱德并转湘赣边特委的信，后来被称为“二月来信”。

中共中央指示湘赣粤三方面，设法将指示信送至红四军。然而，在高度流动作战、信息堵塞的环境中，即使是离红四军活动区域最近的闽西地方党组织，也无法与之建立持续稳定的联系，只有一些对于其活动情况的很简单、很没有系统的报告。

3月14日，红四军攻占长汀后，情况发生了关键性改观。一方面是由于长汀交通便利，自古来便是闽粤赣三省交汇处的重镇，被毛泽东称赞“邮路极便，天天可以看到南京、上海、福州、厦门、漳州、南昌、赣州的报纸”，“真是拨云雾见青天，快乐真不可言状”[14]。另一方面，中共地下党组织主动与红四军产生密切互动。长岭寨战斗前，毛泽东、朱德即与前来联系的长汀临时县委书记段奋夫会面，听取敌情。攻占长汀后，在临时县委帮助下，红军没收豪绅、筹借军饷，“衣装焕然一新，人员增加，款项亦有五万元”[15]。此外，临时县委还协助红四军开展群众工作，召开社会各界人士座谈会，摸清闽西情况。

红四军通过长汀临时县委，还“与上杭、武平、永定、平和县委发生关系，除共同努力做好群众工作外，侦探和交通工作做得很好”[16]。这里的“交通”工作，最重要的便是红四军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前述打土豪所得的5万元，红四军除留够自用外，还通过邮局的地下党员，汇给上海的中央作活动费。3月20日，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的决议，也通过地下党组织交“福建省委并转中央”。此后，中央的报刊开始陆续报道红四军活动的消息。

不久后，中央的“二月来信”也经由地下党组织送到红四军。4月5日，红四军前委针对“二月来信”中“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和“不切实际的想法”[17]提出不同意见，复信中央，阐述入闽后新的战略方针，信末还要求，“以后望中央每月有一封信给我们，我们亦至少每月给中央一个报告。中央的刊物并希设法寄来”[18]。可见，此时红四军与中央已具备一定的通信条件。

通信条件的改善，使中央对红四军及其在赣南闽西的活动情况有了及时深入地了解，因而对于“二月来信”的观点进行了纠正，并派遣郭化若、张恨秋、谭玺等军事干部通过地下党组织至红四军工作。

为解决红四军党内长期存在的建军思想和建军原则上的分歧，6月22日，红四军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但会议决议“并没有把问题彻底解决”。因此，7月9日，陈毅以红四军前委书记名义向中央写了《关于闽西情况及前委工作计划的报告》，连同红四军七大决议及毛泽东、朱德有关意见，一起送闽西特委转送中央。

由于红四军的内部问题关乎红军建设与发展，加之红四军前委“政策上发现许多错误，党及红军组织均松懈”，仅靠往来文件报告，难以及时有效解决问题。因此，8月上旬，陈毅“按中央指示和前委决定，赴上海参加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及汇报红四军的情况”[19]。几天后，他在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陪同下，从龙岩出发，取道漳州前往厦门福建省委机关，然后乘船前往上海，前后不过半月。可见，此时红四军与中央的地下交通线已十分畅通。

10月1日，陈毅携《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离开上海，10月22日在广东松源回到红四军。在畅通的地下交通线帮助下，陈毅带回的“九月来信”对于解决红四军内部问题，召开古田会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红四军第四纵队的成立

除了交通联络上的帮助，红四军与闽西特委在军事工作和地方工作上的相互配合也十分深入融洽。从闽西特委一方看，“得到了朱毛红军的帮助”，“从困难的斗争中，推翻了反动阶级的统治”[20]。从红四军一方看，不仅有了熟悉闽西情况的得力帮手，而且通过与地方力量的互动，逐步正视、解决自身问题，实现了由“上山游击”到“下山割据”的转变。红四军第四纵队的成立，便是红四军与闽西特委密切互动的结果。

红四军第四纵队是在红四军与闽西特委的共同推动下迅速成长起来的。闽西的地方武装始于1928年的闽西暴动，但力量较弱。闽西特委恢复时，各县掌握的力量总共不过700多支枪。因此，闽西特委对发展有力的地方武装有着十分强烈的愿望，希望“目前要能够挑选三百名可以随便调遣，没有地方观念的红军，集中起来，在闽西各县成为一种主力军队，可以帮助各县赤卫队做游击战争，要加紧他们的政治军事的训练”。

毛泽东也十分重视闽西地方武装建设。1929年5月二次入闽时，他先是要求上杭红色武装领导人傅柏翠尽快集中地方武装组编第五十九团，随红四军行动；其后，他又提醒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要重视武装建设，要建立政治上坚定、组织上巩固、军事上具有坚强战斗力的红军。攻下龙岩后，红四军不仅调拨百余支枪武装龙岩赤卫队，而且陆续派遣邓毅刚、谭震林、胡少海、毕占云等干部参加闽西红军建设。

1929年6月，邓子恢在永定召集闽西特委扩大会议，讨论建立闽西正规红军的问题。不久，红四军前委正式决定组建第四纵队，将“长汀赤卫队，永定湖雷、溪南游击队，一部分土匪及红五十九团三部分合编为红四军第四纵队第七支队”，“另将永定、龙岩、上杭东五区武装编为第四纵队第八支队”，“委任傅柏翠为第四纵队纵队长，李任予为政治部主任兼纵委书记”[21]。第四纵队刚成立，便配合红四军主力再次进攻龙岩城。随后进行整编，共计800余人，400余支枪。

第四纵队在红四军与闽西特委共同推动下成立。对于其如何在双重领导下发挥作用，福建省委有以下考虑：四军要尽可能地调派旧的干部参加到第四纵队来，把四军过去的经验连接来影响第四纵队。四军未离开闽之前，第四纵队当然要实地跟着四军去工作，去学习。他日四军要离闽时，就要设法保留一部分在闽西帮助群众去斗争。为此，省委一方面提醒闽西特委保持一定的独立性，“闽西工作勿与朱毛军队相混合，为组织红军不可与朱毛混合起来，组织群众不要只依赖朱毛的力量等等”；一方面，也希望双方在军事上能共同发展，提出“要号召许多农民失业农民去朱毛队伍里当红军。能招募几百名跟着朱毛去训练，将来回到闽西作用是非常之大的”。

可见，从闽西特委的角度来说，为了贯彻省委指示，必须从发展地方武装的立场出发，既积极配合红四军，又立足闽西的斗争需求。实际上，第四纵队也基本做到“是福建红军的基础，是福建的地方武装”。1929年10月，红四军主力入粤，第四纵队则留在闽西，“归特委指挥与前委发生密切关系”。

除了亲密的合作，在红四纵队的训练上，也产生过矛盾。由于红四军在第四纵队七支队中安排了大量的干部，这批干部，“对士兵训练取严重主义，官长阶级极严”，从而造成“一般农民士兵受不惯这种，加以混编，结果士兵反觉不惯，因而匪兵日多，更增官长间冲突”。此外，部队“地方观念极重，指挥调动很感困难”；“农民意识充分表现”，甚至有“城市中骚扰行为”[22]，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可见，古田会议上提出的“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不仅发生在红四军主力部队，也发生在编入红军不久的第四纵队；古田会议确立的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是红四军在与闽西特委共同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过程中密切配合、纠正错误思想的必然要求。

五、闽西特委与古田会议精神

除了军队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闽西各级党组织也存在着由农民小资产阶级意识带来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比如，“普遍的毛病就是不开会，一切事情都是由少数同志个人意识，不经集体的讨论”；“下级对上级不按期报告，上级对下级没有工作指示”；“支部工作没有建立”[23]；等等。

针对上述情况，闽西特委试图及时总结经验，采取有力措施解决问题。1929年6月27日，根据红四军前委的意见，闽西特委向各县发出通知，确定7月中旬在上杭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恰在此前，毛泽东由于在红四军“七大”上未当选前委书记，便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休养并开展调查研究、指导地方工作。于是，毛泽东深入参与闽西“一大”的准备工作，指示“与会代表分赴各地进行土地、政治、党务、武装群众、政治组织、物价、洋货侵入与工农业破产等方面的调查”[24]，并修改邓子恢起草的《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决议案》。

7月20日，闽西“一大”召开。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提出“坚决的领导群众，为实现闽西工农政权的割据而奋斗”。会议把毛泽东纠正党内、军内不正确思想的思路付诸实践，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称之为是古田会议的一次预演。

会议指出闽西地方党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单纯军事行动”，“不知发动当地群众”；“盲动主义的错误”；“机会主义的错误”；“党员质量也不是很好，政治水平太低，组织涣散，纪律废弛”；武装力量“战斗力薄弱，且有半数以上在非无产（阶级）之手”；“地方主义”等[25]。

为此，会议提出，必须围绕“发动广大群众创造闽西工农政权割据”的目的，采取“健全支部生活”；“严密党的组织”；“党的指导工作集体化”；“执行铁的纪律”；“消灭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残余，洗刷非无产阶级意识如地方主义、个人主义、极端民主化等”；“严密武装组织洗刷涣散状态”；“在武装组织中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打破地方主义”；游击队“要发展当地群众自己起来斗争”，“不要代替当地群众办理一切”[26]等措施，在党的工作、政权工作、武装工作、群众工作方面着力解决问题。

1929年11月18日，陈毅在红四军前委会议上传达中央“九月来信”精神。26日，毛泽东与红四军会合，继续主持红四军前委工作。12月28日，古田会议即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闽西“一大”上所提出的经验、问题、举措，在古田会议上也得到了反映。古田会议提出，红军不仅要打仗，“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等重大任务”。红四军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主要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它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表现为单纯的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和盲动主义残余，等等。

古田会议指出，上述错误思想对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必须着力思想建党、政治建军。为此，会议提出把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加强党内教育、加强红军宣传工作、加强士兵政治训练、注重工作方式方法等方面作为建党建军的重要任务，提出了一系列细致、有针对性的举措。不难发现，以上种种，在毛泽东指导制定的闽西“一大”决议案中，都有鲜明的体现。

闽西“一大”后，在毛泽东的指导下，闽西特委着力贯彻会议精神。军事上，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组织分散的农民武装，在各县区相继建立游击队、赤卫团。党的建设上，积极训练“县、区两级的指导工作人才”，督促“支部注意集体讨论，切实分配工作”[27]，开始扭转党组织涣散的局面，党员人数也在会后四个月内，由不足3000人增至7800人。在根据地建设上，由于土地革命的施行，数十万农民得到土改成果，至1929年11月，“岩杭永武汀连六县的广大群众，到处蓬蓬勃勃的起来形成几百里苏维埃政权的赤色版图”[28]。

古田会议时，闽西特委代表列席会议。会后，特委向各级党组织传达会议精神，并将古田会议决议中所列的政治思想教育的18种方法推广。1930年2月8日，闽西特委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根据古田会议精神，提出改造党的成份、严密党的组织、纠正命令主义的错误、组织直属支部加紧训练等新要求。在古田会议精神指引下，闽西特委逐渐加强思想建设，扩大政治影响，成长为根据地建设的坚强领导，使广大党员了解共产党的宗旨，了解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性质和任务，自觉加强世界观的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

1930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布成立闽西苏维埃政府，标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形成。古田会议决议案中指出：红军绝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形成，正是红军新的定位的体现。在其形成过程中，红四军的军事斗争及建党建军的各项活动所起的主导作用自不待言。同时，闽西特委等地方党组织的作用也不可替代、不容忽视。他们深耕闽西，利用地利之便，积极响应、配合红四军的活动，保障红四军与中共中央的联络；他们的革命活动，不仅为古田会议所确定的建党建军原则提供重要参考借鉴，而且是古田会议精神和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积极实践者。

注释：

[1]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267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3][4][5][6][14][15][16][18][25][26]《红四军入闽和古田会议文献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页，第4页，第9—11页，第11—13页，第55页，第9—11页，第47—48页，第55页，第75—82页，第66—91页。

[7]《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929年3月20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4页。

[8]《红四军入闽和古田会议文献资料（续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13页。

[9]《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二）》（1929年9月1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784页。

[10]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98页。

[11]《邓子恢传》编辑委员会：《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0页。

[12][13]邓子恢：《邓子恢自述》，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7页，第67页。

[16][20][23][27][28]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龙岩地区行政公署文物管理委员会：《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二辑），1981年12月，第58页，第180页，第186—187页，第187页，第292页。

[19]刘树发：《陈毅年谱》，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5页。

[20]《红四军入闽和古田会议文献资料（续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2页。

[21]江西档案馆：《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0页。

[24]中共福建省龙岩市委党史研究室：《闽西人民革命史（1919—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62页。■

（责任编辑 王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