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向中国守军发起进攻并炮轰宛平城的，正是日军驻北平丰台的“中国驻屯军”。“中国驻屯军”，也称“支那驻屯军”，其前身是“清国驻屯军”，是日本入侵中国最早的一支军队，也是七七事变的始作俑者。

前世今生：

日军“中国驻屯军”的由来

“中国驻屯军”的组建，是日本处心积虑扩大对华侵略的产物。1894年，日本发动了第一次中日战争，即甲午战争，于次年4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强行割去中国领土台湾、澎湖列岛，攫取大量财物，极大刺激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欲望。甲午战争的直接恶果，就是引发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中国北京、天津等地，强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条约第九款规定：“中国国家应允，由诸国分应主办，会同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通道无断绝之虞”[1]，将北平至山海关的北宁铁路沿线都划到了各国驻兵范围内。条约签订后，由于西班牙、比利时、荷兰并未驻军中国，德国、奥地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被取消了驻军权，实际驻军中国的只有英、美、法、意、日五国。日本作为八国联军侵华的急先锋，出兵最多，与列强共同获得了驻兵权。日本随即以“保护当地的日本领事馆、外交人员和日本侨民”为由，驻军中国。

随着日本侵华步伐的加快，驻中国日军不断增加。1901年10月24日，日本陆军部正式成立“清国驻屯军”，大岛久直中将任司令官，司令部设于天津海光寺，兵营主要驻扎在天津海光寺和北平的东交民巷，兵力部署于北平、天津、塘沽、秦皇岛和山海关等地。而后，其部队编制及兵力部署跟随形势任务的变化相应调整变化。1904年至1905年，日本与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进行了一场恶战，旨在夺取远东霸权地位。作为战胜国，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取了对中国旅顺、大连及东北南部的特权，获得了中国东北的支配权。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爆发后，日本更是加紧阴谋分裂中国，策划出兵东北，将侵略势力延伸到中国内蒙古东部，随后于1914年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美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出兵中国山东，强占了德国在山东一切特权。期间，为节约经费，“清国驻屯军”于1909年曾一度缩减了兵力，但随即又于1911年增加了北清派遣队，有步兵一个大队、机枪6个队。

为进一步加强驻华军队的管理，以便长期侵占中国，日本于1913年将“清国驻屯军”改编为“中国驻屯军”，辖北平、天津等地部队。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驻屯军”除天津驻屯步兵队（4个中队）、北平驻屯步兵队（1个中队）、驻屯军医院外，又增加了一年轮换制的临时派遣队。该队下辖步兵两个大队、工兵小队、通信队、炮兵中队和卫生班，分别部署在天津以北、以东的铁路沿线，担任警戒任务。1935年5月16日，根据《关于昭和十年度华北派遣部队的组成及调换的特别规定》，驻屯军各部略作调整，辖：北平驻屯步兵队（两个中队），天津驻屯步兵队（8个中队），天津驻屯山炮兵第1中队，天津驻屯工兵第1小队，部署在北宁铁路沿线地区。到1936年6月1日前，“中国驻屯军”总兵力达1771人[2]。

增兵华北：全面侵华的关键步骤

1936年4月17日，日本广田内阁召开会议，做出了增强“中国驻屯军”的决定，随后于次日发布“陆甲第六号军令”，重新确定了“中国驻屯军”的编制，决定“增强约三倍兵力”，并把以前的一年轮换制改为永久驻防制。按照新的编制，换防部队于5月9日至10日、5月22日，分别从日本宇品、新泻两港出发前往中国。改编后，田代皖一郎中将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桥本群少将任参谋长，驻屯军司令部设天津，总兵力为5774人。

田代皖一郎生于1880年，1913年陆军大学毕业后以驻中国公使馆附武官身份赴中国留学。1923年被派往中国汉口进行特务活动，素有“中国通”之称。曾先后任联队长、师团参谋长、关东军宪兵队司令官和师团长，还担任过驻华公使馆武官。“中国驻屯军”就是在他的指挥下，寻机挑起事端。七七事变时，他已身患重病。据东京电称：“现任司令官田代患心脏病，卧床已久，对军务之遂行，陷于困难状态。”1937年7月15日，田代突发心脏病死亡。

“中国驻屯军”的具体编制是：

中国驻屯步兵旅团：河边正三少将任旅团长，司令部设北平，辖步兵第1联队，牟田口廉也大佐任联队长，主力驻北平，其余分驻塘沽、滦州、山海关、秦皇岛等地；步兵第2联队，宣岛高大佐任联队长，驻天津。

中国驻屯战车队：福田峰雄大佐任队长，驻天津。

中国驻屯骑兵队：野口钦一少佐任队长，驻天津。

中国驻屯炮兵联队：铃木率道大佐任联队长，驻天津。

此外，还有中国驻屯工兵队、通信队、宪兵队、医院和仓库。鉴于“中国驻屯军”兵力的增强，日军于5月6日相继发出《关于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的任务的命令》和《关于关东军和中国驻屯军的配置、兵力使用的指示》，明确规定：“一、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所辖常驻军队驻屯地区，大体上自渤海湾至北平铁路沿线。二、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为维持停战协定地区的治安，需要时可对该地区行使兵力。”[3]其驻兵范围大大超出了《辛丑条约》规定的“从北平至山海关北宁铁路沿线”。

据参谋次长西尾寿造中将所言，增兵的目的：一是“暗地增强驻屯军的威力，配合帝国外交工作的刷新，减轻关东军的负担”，使关东军专心在长城线以北进行对苏的作战准备；二是“保护华北各地的侨民”；三是“形成防共的铜墙铁壁，以防共匪的侵入”，这完全背离了《辛丑条约》规定的“以保京师至海通道无断绝之虞”的初衷。同时，西尾寿造又强调：“当我侨民的生命财产有濒于危险之虞的情况发生时，应奉大命方可出兵。又，若情况紧急而不容许等候大命时，可行独断妥善处理。”[4]可见，“保护侨民”也好，“防共”也罢，都是日本掩盖其进行全面侵华战争准备的借口。

日本擅自增兵华北既未取得中国的同意，又未与在中国享有驻军权的各国协商。5月14日，日本向英、美、法、意各国驻华大使仅进行了非正式的通告，以上各国“和过去一样保持沉默”。5月18日，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向日本外务当局提出强烈抗议，日本答复道：增兵的数量是必要的最低限度，决不威胁中国或侵犯主权。不管日本如何狡辩，都掩盖不了其独占中国的野心和加速全面侵华战争准备的罪恶行径。日本增兵华北，是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重要步骤，是对中国主权新的侵犯。正如七七事变的当事人之一、时任中国驻屯军参谋长的桥本群所说：按照《辛丑条约》，在各国驻屯军中日本兵力是很多的，七七事变前，“把这样多的兵力放在华北还认为没关系，我觉得很值得研究”。七七事变时任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的石原莞尔说得更加直白：“增加天津（中国）驻屯军是这次（七七）事变的原因。”[5]

丰台事件：七七事变的前奏

1936年5月15日，首批新增日军3000人抵达平津[6]。新增日军在塘沽港登陆后，暂住通县，后于6月21日至30日分别转驻丰台。丰台，位于北平西南，西距卢沟桥7公里，建有丰台火车站，是连接北宁线和平汉线的交通枢纽，是北平西南的咽喉要道，也是日军侵占北平关键节点。日军进驻丰台后，强占原英军军营大片土地，大肆修建营房，预备进驻重兵，并不断向当地驻军中国第二十九军挑衅滋事，致使双方冲突不断，由此引发了两次较大的丰台事件。

第一次丰台事件始于1936年6月26日。是日9时，中国第二十九军崔蕴秋部从张家口调驻丰台，由于火车突然鸣笛，一匹军马受惊闯入正在修筑的日军军营，被日军扣留。中国士兵要求日军交还，反遭日军毒打。27日，日军派人到中国军军营，诡称兵营马厩是日军的，蛮横要求中国军队让出兵营，遭中国军队严词拒绝后，立即拔刀相向，并唤来数名日军士兵，双方发生械斗。日本驻军以此为借口，向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提出抗议，无理要求中国军队道歉、赔偿、惩戒当事军官，并从丰台撤军。宋哲元做出让步，大致同意了日军的要求，但拒绝撤军，只接受换防，遂于7月1日将崔蕴秋部调驻颐和园，调换蒋华延部600人进驻丰台。第一次丰台事件，以中国军队的让步而告终，但日军企图独占丰台的阴谋也未能得逞。

第二次丰台事件始于1936年9月18日。早在是年7月，日军营房已修筑完工。7月下旬，中国驻屯步兵旅团第1联队第3大队强行进驻丰台。9月18日18时，驻丰台第二十九军孙香亭部外出演习，收队回营时，在丰台火车站前的大街上与日军一个中队迎面相遇。两队狭路相逢，各不相让，发生争执。日军小队长岩井少尉策马冲进中国军队队列，中国军队忍无可忍，以枪托击马还击，日军立即包围中国军队，并强行扣留前来交涉的连长孙香亭，引起中国军队的强烈不满。随后，在联队长牟田口廉也的带领下，由北平驰援的日军第1联队第1大队抵达丰台附近的大井村，与中国军队发生枪战。双方相持达整整一夜，丰台各重要地点均被日军侵占。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闻讯后，急令中国军队停止交火，同时与日军紧急交涉协商。19日晨，双方达成协议：中国军队撤离丰台两公里以外。当日上午，中国丰台驻军被迫撤离丰台，丰台完全沦入敌手。第二次丰台事件，中国军队再次妥协退让，日军终于达成了完全侵占丰台的目的。

其实，“中国驻屯军”从进驻丰台，就开始不断主动向中国守军发起恶意挑衅，千方百计借机引发武装冲突，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独占丰台重镇，直接威胁平津地区。桥本群曾就此发表言论：日军侵占丰台，就是因为丰台“是战略上的交通要地……是平汉、天津、北平各地的铁路交叉点，占据该地是重要的”[7]。丰台事件，可以说是七七事变的前奏。丰台沦陷，进一步加剧了华北的紧张局势，为日军如期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夺取到有利的进攻据点。对此，石原莞尔供认不讳：日军侵占丰台，“最终成为这次事变的直接原因”[8]。

事变爆发：

日军“中国驻屯军”的巅峰与终结

作为七七事变的始作俑者，“中国驻屯军”制造、参与了事变全过程，并在事变后通过增兵华北，人数达到了顶峰。

七七事变前，北平已处于日军的包围之下。威逼利诱中国第二十九军失败后，日军在军事上步步进逼，企图重演九一八事变，遂于1937年5月起，频频在宛平城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军演，“中国驻屯军”旅团长、联队长还先后亲临现场指导。7月6日，驻丰台日军无理要求通过宛平城到卢沟桥以西的长辛店一带演习，遭到中国守军严拒，双方相持达10余小时，入夜日军始退。

“卢沟桥之得失，北平之存亡系之；北平之得失，华北平原之存亡系之；而西北、陇海线乃至长江流域，亦莫不受其威胁也”[9]。鉴于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中国驻屯军”将进攻目标锁定在卢沟桥上。7月7日19时30分，驻丰台日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荷枪实弹，在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回龙庙至大瓦窑间进行挑衅性军演。深夜零时，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方严拒。7月8日晨4时20分，日军第1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下达进攻命令。5时，日军对中国守军发起攻击。据日军第1联队《卢沟桥附近战斗详报》记载：“第三大队的进攻，如平时演习的那样展开，十五分钟消灭了龙王庙附近的中国军队，并进至永定河东岸。”中国第二十九军司令部随即做出反应，令前线官兵“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强调：“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10]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及中国全国抗战由此拉开帷幕。

日军挑起事变后，日本陆相杉山元向天皇狂妄夸口：“中国事变一个月就可解决。”[11]7月11日11时半至14时，日本内阁召开五相会议，决定：“火速以关东军及朝鲜军准备好的部队增援中国驻屯军”，同时“从国内抽必要的部队（五个师团，目前暂用三个师团和十八个飞行中队）迅速派往华北”，并把卢沟桥事变改称“华北事变”。[12]当日18时24分，日本发表《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诬陷中国第二十九军挑起事变，诡称“内阁会议上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派兵华北”[13]。日军参谋本部随即下令，命关东军所辖的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团主力和驻朝鲜的第20师团等部向华北开进。同时任命香月清司中将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接替重病的田代皖一郎。增兵华北对“中国驻屯军”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7月11日，“中国驻屯军”正与第二十九军谈判交涉，双方对同时撤兵达成一致意见，事态原本向解决的方向发展。但闻讯增兵后，“中国驻屯军”内部强硬意见急剧抬头，立即确定了以武力夺取华北的方针，决定：“以此次事变为转折，从根本上解决华北问题。”[14]

香月清司“系主张对华强硬的中坚分子”，他曾说自己一生最“辉煌”的经历就是担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时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日本裕仁天皇专门派人传话：“此次华北事变，陛下对其扩大至为轸念，此节谅为阁下所充分考虑者。”香月清司当即表示：“决心不有伤皇威，不有损皇军荣誉！”[15]

7月12日，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高调登场，他一到天津就立即下令：“作好适应全面对华作战的准备”，决定动用第一批增加的兵力，“一举歼灭中国第二十九军”。15日，“中国驻屯军”制定了作战计划：第一期，迅速以武力讨伐第二十九军，首先把北平郊外之“敌”扫荡至永定河以南；第二期，以现有兵力进入保定、任丘一线，增兵后进入石家庄、承德一线，同国民党中央军决战[16]。同日，日本将临时航空兵团派遣至中国东北。16日，关东军第1、第11旅团抵达平津。伴随着日军的狂妄叫嚣：“如发展为全面战争，预定在三四个月内消灭中央政权”[17]，日本援军源源不断地开赴华北。至7月26日，“中国驻屯军”辖中国驻屯步兵旅团，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团，第20师团，混成第2旅团和临时航空兵团，总兵力达两万余人。7月28日，香月清司指挥“中国驻屯军”以北平南苑地区为主要目标，对驻守该地的中国第二十九军发起总攻。尽管第二十九军将士奋起抗击，却无法抵挡日军优势兵力的进攻，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先后壮烈殉国。7月29日，北平沦陷。30日，天津亦丧于敌手。至此，日军控制了平津两市，并迅速将战火扩大到整个华北和华中。

从七七事变到平津之战，日本有计划、有步骤地扩大事态，极力制造事端，将局部冲突扩大为中日全面战争。“中国驻屯军”直接参与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既是七七事变中的挑衅者，也是七七事变的扩大者。事变时亲自下令炮轰宛平城的牟田口廉也联队长，随后获得裕仁天皇亲授的金鹰三级勋章，并晋升为少将，而后又晋升为中将。但是，挑衅者始终没有好下场—1944年3月8日，日军发动“乌号作战”，牟田率15万余人在缅印战场惨败，被撤职编入预备役，后羞怒自杀。事变中向中国军队打响第一枪的祸首一木清直少佐，因卢沟桥作战“有功”，曾越级晋升为大佐，后擢升联队长。1942年8月，在极其惨烈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机场争夺战中，一木等日军负隅顽抗，最终被美军坦克履带碾得粉身碎骨。

日军经小战轻易取胜平津之战后，即以主力巩固平津，另以一部兵力展开于平津以南长辛店至独流镇一线，准备向华北内地进攻。8月5日，日军参谋本部决定进行华北会战。“中国驻屯军”亦做出相应调整部署，准备待国内援军到来后实施决战。为进行华北会战，日军参谋本部于8月21日决定再次增兵华北，除原向华北增调的第20、第5、第6、第10师团（第5、第6、第10师团于7月27日调入中国）外，拟再向华北增派第16、第101、第108、第109师团和一部特种兵部队。8月24日，日本内阁通过了4个师的动员，同时决定将“中国驻屯军”改编为日军华北方面军。8月31日，根据“军令陆甲第十三号”，日军华北方面军正式编成，寺内寿一上将任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少将任参谋长，河边正三少将任副参谋长，辖2个军、8个师团、17个旅团和1个临时航空兵团及其他特种部队，外加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的4个独立混成旅团和2个支队，日军侵华总兵力已高达约37万人。“中国驻屯军”在全面侵华战争中犯下了滔天罪行，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后，在北平向中国军队缴械投降。

注释：

[1]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51页。

[2][3][4][12][13][14][16]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田琪之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5页，第67页，第69页，第146页，第146页，第153页，第171页。

[5]胡德坤：《七七事变》，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96页。

[6]李云汉：《卢沟桥事变》，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版，第204页。

[7][8][17]［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玲书房1978年版，第327页，第304页，第17—18页。

[9]《卢沟桥血战纪录》，东北图存出版社1937年版，第7页。

[10]《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48页。

[11]［日］秦郁彦：《日中战争史》，原书房1979年版，第246页。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近代史资料》（总85号），第66—67页、第70页。■

（责任编辑 刘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