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期间，汪伪国民政府“宣传部”部长林柏生和政务次长胡兰成等文化汉奸的所作所为，所造成的危害和恶劣影响丝毫不亚于那些政治汉奸、军事汉奸和经济汉奸。

一

林柏生，号石泉，1902年出生在广东信宜县一个南洋华侨的家庭。他早年就读于华侨出资开办的岭南中学，1922年秋考入岭南大学。该校是一所开明进步的学校。在校内，林柏生接触和阅读了一些革命书籍，思想十分激进，常在同学之中发表演说，讴歌革命，成为学校里一名激进的“左”派学生。

1923年初，孙中山重返广州就任大元帅。羊城的革命空气甚浓，岭南大学学生受其影响闹起了学潮，林柏生亦积极参加罢课活动，但为校方所不容，被开除出校。林柏生离开岭南大学后，执教于广州执信中学，任训育主任。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汪精卫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次年7月又出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林柏生由执信中学校长曾醒引荐，任汪精卫秘书。从此，他一直追随汪精卫，成为汪的亲信。

1925年9月，林柏生由汪精卫保荐，偕新婚妻子徐莹一同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深造，和王明、张闻天等成为同学；并与陈春圃同被指定为国民党中央的联络人。一年之后，林柏生离苏返穗，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从此，他成为汪精卫最忠实的追随者之一。

1927年底，汪精卫在与蒋介石的争权夺利中失败，被迫“引退”并去法国，林柏生亦随同前往。在旅法期间，林柏生创办《留欧通讯》（后改称《欧美通讯》），这是他办刊物之始。其时，汪精卫为争夺国民党中央的最高权力，打出维护国民党“法统”的旗号，鼓吹重新改组国民党。

林柏生为汪精卫摇旗呐喊，深得汪精卫的赞赏。1929年冬，林柏生又被汪精卫调到香港创办南华通讯社，次年2月，又创办《南华日报》，自任社长。在1929年至1931年间，汪精卫多次联合国民党内各反蒋派系与南京蒋介石集团争夺权力，林柏生不遗余力地为汪精卫的反蒋活动大造舆论，扩大其政治影响。九一八事变之后，蒋汪合作，汪精卫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他为了控制舆论，创办《中华日报》，指定林柏生去当社长。1933年，在汪精卫的提携下，林柏生成为国民党政府的立法委员。

1938年12月18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由重庆飞往昆明，次日再转飞越南河内。不久，日本首相近卫文发表了《调整中日关系之原则》的宣言，汪精卫随即响应，派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三人携“电报声明”稿赴香港，并让他们把“电报声明”稿交给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香港《南华日报》社长的林柏生，以便在《南华日报》上发表。“电报声明”稿的内容是主张中止抗战，对日求和，共同防共。

汪精卫臭名昭著的“艳电”，最终通过林柏生拍板，在1938年12月31日的《南华日报》上刊发。

对此，军统头子戴笠亲赴香港，托人要求和林柏生谈谈。戴笠说：“最近看到你写了很多和平论的东西，和重庆对立着，可不可以到我们所属的阵营里来做宣传呢？攻击的文章可不可以停止呢？”林柏生一向认为，香港是英国殖民地，港英当局对华人带枪限制极严，重庆特工即使有枪，也不敢乱来，即便开枪，动静太大，杀手亦难逃掉。因此，面对戴笠的要求，林柏生置之不理。

鉴于形势紧张，港英当局对军统的活动开始严加防范。1939年1月17日，香港英国皇家警察厅的政治部部长通知林柏生下午三点前去谈话。

这天中午，陈璧君在九龙汉口道26号私宅请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等吃饭。饭后，林柏生前往警察局政治部。下午三点，林柏生到达警察厅与政治部部长会面。部长说：“我们得到证据，重庆特务想暗杀你！你要提高警惕，注意不要出事情！”并说：“当心暗杀团，不能不讲求一点防御的方法。你要是写封信到警察厅来，我们可以允许你携带手枪防身。”

林柏生说自己不会打枪，因此也不需要配枪。

下午四点左右，林柏生穿着名牌西装，带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匆匆从大街上走过。当经过历山大厦门前时，突然有两个大汉用铁棒从后面向其头部猛击，林柏生受伤倒地，顿时血流如注，奄奄一息。而两名大汉仍不罢手，继续用铁棒向其额头面部痛打。就在这时，有两名外国水手从这里经过，当场将一名杀手擒获，另一名趁机逃逸。匆忙赶来的警察将林柏生送往玛丽医院急救。

虽然遭到两名大汉的突然袭击，但林柏生头上带着软质薄绒礼帽，伤口不深。他随后住了数月的医院。头上所留下的疤痕使他在汪伪“公馆派”中大出风头，压倒了褚民谊和陈春圃等人，成为汪精卫集团投敌的八个“首义”分子之一。

而被擒获的那名杀手“陈林”，被判处15年监禁，后在监牢里因流氓间的私人斗殴而身亡。由此，军统特务也与此事摆脱了干系。

此后，林柏生积极追随汪精卫，在汪伪国民政府伪宣传部长任上，“风生水起”，干了四件“大事”。

第一，宣传指导“清乡”。林柏生担任“清乡委员会”委员之后，伪宣传部在林柏生主持下举办“清乡”宣传周，为“清乡”大造舆论。伪宣传部特设“清乡委员会宣传委员会”，采用流动剧团、电讯队、书报流通队、歌咏队等组织形式进行大力宣传。与此同时，林柏生还派“记者视察团”前往苏州等“清乡”地区采访写稿，为日伪“清乡”运动涂脂抹粉。他甚至亲自出马，多次到“清乡”地区“视察”，鼓吹所谓思想上的“清乡”和“新政”。

第二，为对英美宣战而大造舆论。1943年1月9日，汪伪国民政府发表《国民政府宣战布告》，向英美宣战，并决定在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中设最高国防会议，林柏生任最高国防会议委员。同年11月，林柏生所控制的伪宣传部宣布“确立战时文化宣传体制，动员文化宣传总力”，以广播、报刊、电影、戏剧等为工具，鼓吹在“大东亚战争”时期，要加强“反蒋”和“反英美”宣传，“务使思想上之决战与武力上之决战相互辉映，以共同完成此伟大艰难的战争”，表示“有一分之心血，当为协力大东亚战争而尽其一分之努力，有一分之物力亦当为保卫东亚、建设东亚而用得其当”，“吾人之笔即吾人之枪杆”，“虽效死疆场亦所弗辞”。

第三，林柏生积极推行汪精卫发起的“新国民运动”。他参与制定了“新国民服”“青少年服”和“模范青年服”。林柏生自比希特勒手下的戈培尔，对法西斯的一招一式不胜向往，“青少年服”就是以法西斯的青年挺进队制服为模仿对象。另外，规定了“新国民宴席”，以节约、反浪费为名，限定每次宴席几个盘几碗菜，然而实际上则无人照办；还制定了一套“新国民体操”，并通令各学校照此操练。

第四，借反鸦片而大卖鸦片。伪宣传部是个清水衙门，看到别人发财，林柏生也便挖空心思、另寻门路。如他经常打发人，通过各种关系去敲诈专卖鸦片的“宏济堂”，每次也能弄个十万八万元的。渐渐地，林柏生的胃口大了，不再满足于此。趁汪精卫赴日治病之机，他串通陈公博，煽动一批青年学生开展“三禁”运动，搞了一次“示威游行”，砸烂了一批烟馆、赌馆和舞场，并声称要在3个月内彻底扫除烟、赌、舞，意在诈取更多的钱财。后来由于日本人出面干涉，“三禁”运动不了了之，而查获的20多万元也不知去向。其后，禁烟总局重又登记发放鸦片专卖牌照，林柏生干脆也领了“牌照”，请专人干起了买卖鸦片的勾当。

1944年秋，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已成败局。11月，汪精卫病死他乡。陈公博主政后打算让林柏生出任伪安徽省长，掌握实权。原来，按照禁烟总监的计划，要减低烟土成本，必须在安徽、淮海两省扩大种植面积。但原任安徽省省长的罗君强采取不合作态度，这事一直未能进行。刚巧周佛海有意要罗君强到上海，陈公博就顺势将林柏生调去主皖，以利发展皖省种烟，想在“鸦片专卖”上大捞一票。谁知林柏生到任后，变本加厉，与上海方面的烟土商暗自勾结，派省保安队运烟，不意被日本宪兵队查获扣留。林柏生在蚌埠得此消息，只得亲往南京向陈公博认错，请求陈出面解决。陈以伪军的委员会名义发文，将被扣伪军提解到宁，交由林柏生偷偷地释放。

1945年5月的一天，秘书处突然接到南京的一份密电，而且指名要林柏生亲译。原来，伪政府限令安徽省要在半个月内“征集”8万名壮丁运往大连。林柏生立即召开各地专员、县长联席会布置任务，一时间，安徽沦陷区的伪军纷纷出动，到处强抓壮丁，弄得鸡犬不宁。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在即。此时，曾经叫嚣要与日本“同甘苦，共存亡”的林柏生，突然一反常态，公开宣传陈公博提出的主张“党必统一，国必复兴”，他说：“这是陈主席提出的一个新口号和新决策！”林柏生不仅在口头上宣传，而且派自己的亲信去阜阳与何柱国将军联络，并亲自陪同何将军的代表去南京会见陈公博，继续谈判“合流”之事。为此，还专门设立一部电台，直接与何联络。

上述之举，并不是林柏生有所醒悟，而是寻找退路。当然，这只是林柏生为个人前途所计、妄图逃脱的一个美梦而已。就在日本投降前夕，他为了能顺利出逃，嘱咐伪省秘书长代行省府事，自己匆匆去南京“开会”。其实，林柏生已与陈公博约好，一起逃往日本，企图逃避惩罚。1945年10月3日，林柏生与陈公博等人被从日本引渡回国，后羁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之中。

1946年5月25日，首都高等法院第一庭对林柏生汉奸一案进行公审。起诉书列以下罪名：一、发表“艳电”；二、诋毁中央，诽谤领袖；三、颂扬日寇，“发表抗战必败论，摇撼人心，沮丧士气”；四、对美英宣战；五、勾结日寇，秘密言和，“畏罪逃往日本”。

林柏生逐一为自己辩驳，不仅如此，林柏生还企图为汪伪政府鸣冤叫屈。当审判长问： “那为什么要承认‘满洲国’呢？”林柏生说：“这是不得已的事情……我们为使华北不要为东北之续，华中为华北之续，所以忍痛断绝……”

公审过后回到看守所，林柏生依然“意犹未尽”。于是，他又写一份“补充说明”，从他的汉奸罪名“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入手，企图再次为自己辩驳。

首都高等法院于1946年5月31日上午再次开庭。十点半，林柏生被押解到庭，问过年龄、籍贯之后，审判官即起立宣判：林柏生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

然而，林柏生心里并不想死。自己说过不上诉，只好暗中授意妻子徐莹，赶紧搜集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尽快上诉。徐莹急急打点家中财物，四处奔走，收集证据和材料，很快送出了呈送最高法院的申请状。8月1日送上去，8月16日被最高法院驳回：“核准原判决。”

徐莹于8月19日又跑到首都高等法院，递上一份“为林柏生补陈再审理由之申请状”，长达上万字，列举了林柏生一大串证人及证物，请求再判。

10月7日，首都高等法院特种刑事裁定，驳回再审的申请。1946年10月8日下午，林柏生在老虎桥伏法，被执行枪决，当场毙命。

二

胡兰成1905年出生于浙江嵊县一个寒门家庭，少年时代赴杭州，只读了两年中学便考取了杭州邮电局邮务生。在民国时代，邮政局是金饭碗，邮务生一个月有35块大洋的薪水，属于绝对的白领阶层。但胡兰成没干三个月就因对上司不服而被开除。1926年， 胡兰成到了北平，在燕京大学副校长室担任抄写文书的工作，也利用闲暇时间在燕大旁听过几门课程。

1927年，胡兰成回到浙江，在杭州等地教了两年书；之后到了广西在桂林、百色等地任教。当时广西李宗仁、白崇禧正秣马厉兵，与蒋介石的中央对抗。胡兰成对此不满，某次他喝醉酒，挥拳高喊：“打倒白崇禧！”后来被学校解聘，又去柳州教书。

1936年6月，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和广东的陈济棠粤系，利用抗日运动之名义，反抗国民政府中央，几乎触发了一场内战，史称“两广事变”。胡兰成却荒腔走板，在《柳州日报》上撰文，反对地方与中央对抗，遭到桂西当局的军法审判，坐了33天的牢。最终他写信向白崇禧求救，这才被释放出来，还发给500大洋，被礼送出境。人受了罪，却名声大噪。

1937年3月，胡兰成到上海，在林柏生主持的《中华日报》当主笔。“八一三”抗战爆发，胡兰成携妻儿逃到法租界，一月只能领到45元的薪水，其妻刚分娩的婴儿患上肺炎，胡兰成向林柏生借钱，两次只借到15元。上海沦陷后，林柏生到香港主持《南华日报》，胡兰成也跟到《南华日报》任编辑，月薪60港币。

由此得知，胡兰成早年只在林柏生麾下的报纸任职，起初与汪精卫并没有任何交集。后来，林办了一家“蔚蓝书店”，胡兰成也进入“蔚蓝书店”，研究、编辑国际战时情势。由此，胡兰成才有了接近汪精卫集团的门径。

 1938年12月31日，汪精卫的“艳电”发表之后，遭到抗日阵营的一致口诛笔伐。而胡兰成却认为是“一朵春云自天而降”，当即在《南华日报》刊载，并发表社论，摇唇鼓舌表示欢迎，尤其是他为此所撰写的社论《战难和不易》，得到汪精卫、陈璧君赞赏。

陈璧君经过打听后，才知道胡兰成是《南华日报》月薪60元的小编辑，一家人生活很不易，而且患有严重的眼疾，无法应诏去见“汪夫人”。于是，陈璧君狠狠训斥了林柏生，林立马任其为总主笔。陈璧君还特意在香港约见了胡兰成，并将他的月薪60元提高到360元，另有2000元的机密费。胡兰成感激涕零，从此死心塌地追随汪精卫与陈璧君，甘心落水成为汉奸。他在1939年这一年内所撰写、发表的汉奸文章数量竟高达一百多篇。

1939年5月6日，汪精卫由河内到上海，开展所谓“和平运动”。不久，林柏生也带着胡兰成等到上海，为汪精卫摇旗呐喊。林柏生任汪伪《中华日报》社长，胡兰成担任总主笔和汪精卫的随从秘书。

1940年3月20日，汪精卫在南京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组织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拼凑伪中央政府班底，林柏生任伪中央执行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胡兰成也同为中央执行委员。对此，林柏生内心感到很不舒服。

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林柏生出任伪行政院的“宣传部”部长，胡兰成担任伪“宣传部”政务次长。此外，胡兰成还担任汪精卫的发言人，成为大汉奸汪精卫身边当红的侍从，被视为陈璧君的“公馆派”一员。有恃无恐的胡兰成在公开场合从不给“CC派”周佛海面子，双方唇枪舌剑，不假辞色。最终，林柏生架空了胡兰成。

1940年夏天，汪精卫等伪府成员都在南京办公，上海只留下胡兰成和李士群这两个伪次长留守。一个要照顾伪《中华日报》，一个要坐镇伪“76号”特务机构。

某日，胡兰成来到“76号”机构与李士群见面。对此，胡兰成是这样回忆的：“那李士群正在想要跳过周佛海的管辖，只苦无路可以直达汪先生，见我到来，好比天上掉下了宝贝。我亦爱他是个人才，且对七十六号印象甚好。”

胡兰成是个野心极大的人，不甘心屈居人下，也想树立起自己的势力；而李士群此时也还没有得势。共同的利益使双方一拍即合。胡兰成表示，愿为李士群与汪精卫双方搭一条线，以帮李士群建立自己的江山；而李士群也拍着胸脯表示：“只要老兄办妥此事，好处费自不待言。”

当下两人进一步策划了改组特工总部的方案，要夺丁默的伪警政部长的大权。胡兰成后来去见陈璧君，设法为李士群说好话，不料却碰了一鼻子灰。陈璧君不屑地说：“76号？那是个带血腥气的地方！”

胡兰成危言耸听：“除非我们把特工制度废除掉。如果不能废除，特工总部就应当让国家元首直接掌管，否则像现在一样，我们唯一的特工机关归周佛海，夫人你想一想，财政部长、中央储备银行总裁、警政部长、特工委员会主任的位置都在他姓周的一人手里，汪先生的地位岂不很危险吗？而且古往今来，世界各国都无此先例！”

这句话足以让陈璧君震撼。她沉吟片刻，终于说：“那好吧。你让李士群直接来见我吧！”

李士群闻讯喜出望外，忙不迭地来见陈璧君。李将自己创办特工总部之艰辛、过程之曲折、成效之彰显一一讲来，又特别提及戴笠派人暗杀汪精卫，多亏“76号”特工搭救汪先生等隐情。他自吹自擂了一番，胡兰成也在旁边敲边鼓，这让陈璧君听后大受感动。她认为李士群的确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而且“76号”也是绝对不能废除的特工机构，这么多年来在和蒋介石的斗争中都处于下风，原因就是吃了没有特工的亏。于是，她对胡兰成说：“你去南京向汪先生详细汇报！”

第二天一早，胡兰成赶往南京，直接前往汪公馆，将李士群推荐给汪精卫。在汪精卫的提名下，李士群如愿以偿，挤出丁默，成为伪警政部长，与周佛海等人平起平坐。从那以后，凡是胡兰成到“76号”机构，李士群必俯首帖耳、言听计从，而当胡兰成离开时，李士群必定亲自恭送至门外，替胡兰成拉开车门，送其上车，等车开了才转身。同时，李士群的手下吴四宝等对胡也是毕恭毕敬。

胡兰成曾询问李士群：“如何使日本从局部撤兵到全面撤兵，第一步能不能从江苏省先撤兵？由我们自己来维持秩序如何？你有没有武装可以接防？”

李士群说：“我有特工、警察和保安团，你如果能说动汪先生，就一口答应下来。”

胡兰成到了南京面见汪精卫，提议与日军共同“肃清”新四军与抗日武装，再用李士群的保安团接防日军。对此，汪精卫与陈公博、周佛海进行商议。此时，周佛海就此提出“清乡”的方案，由亲信罗君强任担任肃清督办，主持其事，以便总揽江苏省大权。

随后，汪精卫决定成立“清乡委员会”，由汪本人担任委员长，陈公博、周佛海任副委员长，李士群为清乡委员会参谋长。用汪精卫的名义，指挥南京政府在江苏的一切军队以及行政与经济机关；内定胡兰成为秘书长。如此一来，周佛海、罗君强一派想借“清乡”名义而总揽江苏省大权的希望便破灭了。周佛海和李士群的矛盾急剧尖锐。

李士群是走胡兰成的门路，搭上汪精卫、陈璧君的直通车，从而一步登天的。最初，他对胡兰成还抱有感恩之心，言听计从。而胡兰成是个野心极大的人，自诩为汪精卫身边的军师，就像汉高祖刘邦身边张良那样的人物。他认为自己原本无根无派，靠着自己的头脑，空手套白狼，能近到汪精卫身边已实属不易；如果再联手李士群这样的狠角色，就能成为名继陈璧君“公馆派”、周佛海“CC派”以外的第三种势力，与其他两派分庭抗礼、三足鼎立，进而掌握和控制伪政府。胡兰成自以为可以控制李士群，动辄以教训的口吻对待李。渐渐地，李士群开始不耐烦了，只是还碍着面子，勉强忍耐着对方。

某日，李士群去虹口与日军接洽驻防事宜，行前向胡兰成问计。胡兰成故弄玄虚，说了一大堆注意事项。等到下午，李士群与日方谈判归来，胡兰成迎上去问道：“怎么样？”

李士群佯醉着大笑道：“我不觉得世界上什么人难对付，便是日本军也好对付，世界上最难对付的人只有胡兰成。”

胡兰成自然明白，自己已经成为李士群忌惮的人。他便很知趣地辞去“清乡委员会”秘书长一职。但是，他的伪宣传部次长之位也没干多久。此前，胡兰成帮助李士群成功抢夺周佛海、丁默的职权，周佛海便以辞职相要挟。随后，林柏生又在旁边敲边鼓，汪精卫只得免去胡兰成的次长之职。

李士群知道，胡兰成素来想办份“国民新闻”报。为了报答对方，李士群便送给胡兰成一处地方做报馆，并赠送了全套印刷机器。胡兰成大喜，有了这个属于自己的阵地，便可自任社长，自由驰骋。

此时，汪精卫意识到，李士群已渐渐羽翼丰满，不好控制。李士群一党包含了特工、军事与行政元素，尾大不掉，亟待其他的力量来制衡。汪精卫便想利用胡兰成这张“闲牌”。

汪伪国民政府决定重新启用胡兰成，委令他为伪法制局局长，成为制衡李士群的工具。伪行政院法制局虽然不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但是伪政府的各级机构所有的“公事”，必须经过伪法制局通过，否则无法执行。这很快便使李士群尝到了苦头，各种事项受到极大限制。

由此，李、胡公开反目成仇。经过一系列的激烈争斗，李士群终被日本人除掉。

但是，胡兰成的法制局长也没能干长久。他得罪的人太多，政敌纷纷到汪精卫那里告状，汪精卫做出决定，取消了法制局的机构设置，胡兰成的法制局长也就随之被解除，他在汪伪政府中的官场生涯就此告终，于是开始嫉恨汪精卫。

1943年春，胡兰成闲在南京无事。一天，有个叫冯何仪的寄给他一本由苏青主编的《天地》杂志创刊号。他由阅读刊中所载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封锁》，而开始对张爱玲本人产生了兴趣。11月，胡兰成因丢官发牢骚，写了篇文章《“言语不通”之故》，刊登在《天地》第二期上，将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比作太平天国，最终必然是日本败亡而汪伪垮台。这篇文章一发，立即引起轩然大波。

12月7日，林柏生带信请胡兰成下午三点去他家。胡兰成如约而至，林柏生不在，却来了个大汉，将他带到上海路南京特工机关监押了起来。原来，是汪精卫亲自下令，逮捕了胡兰成。

胡兰成被抓那天晚上，他老婆应英娣等到九点见他还未回家，就去找了日本大使馆求救，通过大使谷正之施压，令汪精卫放人。汪精卫只得令林柏生派车送胡兰成回家，日本大使馆也备车来接，胡兰成丝毫不给林柏生面子，毫不迟疑地坐上了日本人的车，从此与汪伪分道扬镳。

此前，日本大使馆一等书记官清水董三和池田，认为需要了解中国各方面的动向，从不同场合听取各界对日本、对汪伪政权的现状和前景的意见与看法。池田曾认为，应该将胡兰成这篇影响颇大的文章向上面汇报。于是胡的这篇文章在发表后，迅速被翻译成日文，传至东京，连当时的日本首相都曾阅读。之后，又被在华的日本军界传看。在此背景之下，日方反而出手救了胡兰成。

1944年年初，胡兰成到达上海，与女作家张爱玲相识。他找到张爱玲家，将电话号码塞进门缝。第二天，张爱玲便回了电话，上门去找胡兰成，很快，两人便结合了。胡兰成原先有三任妻子，第一个老婆唐玉凤病死，第二个叫全惠文，后与之离婚，娶了第三个老婆应英娣，不久就有了张爱玲。林柏生的人，乘机煽风点火，唆使胡兰成的老婆大闹特闹。醋海风波，满城风雨。胡兰成与第三任老婆离婚，又与张爱玲结婚。不到一年，胡又与湖北的17岁护士周训德结婚，逃亡中则又与范秀美假扮夫妻，假戏真做；最后在日本与佘爱珍结婚。此已是后话。但胡兰成认识张爱玲，也算是情场得意，官场失意了。

胡兰成于1944年11月离开上海，到武汉接办《大楚报》，当了社长。由于日本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胡兰成的报纸也十分不景气。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胡兰成感到末日即将来临，便开始了长达五年的逃亡生活。9月2日，胡兰成化装成为日本伤兵，混上轮船，抵达南京，又逃往上海，之后又潜赴浙江，到达温州。后来改名换姓，在温州一带当代课教师。1950年3月底，胡兰成从上海经广州逃往香港，9月下旬，偷渡到了日本，移居东京。侥幸逃脱了被惩奸的下场后，胡兰成便和伪“76号”警卫总队副队长吴四宝的遗孀佘爱珍结婚，靠卖文为生。1974年，胡兰成应台湾文化大学（即“中国文化大学”之前身）之邀，赴台讲学，次年就因自己漏网汉奸的身份，而被学校停止上课。1981年7月25日，胡兰成病死于东京。

林柏生与胡兰成，在抗战期间追随汪精卫，狼狈为奸、同谋敌国，公开为汪精卫的投降卖国理论和日本的侵略行径进行美化与宣传，成为汪伪集团中的吹鼓手，而被称为“中国的戈培尔”和“喇叭汉奸”。抗战胜利后，两人均逃往日本，妄图逃过正义的审判。林柏生名气比胡兰成大得多，被引渡回国后，受到法庭的公审，却到死都不承认所犯下的罪行，实属死有余辜。而胡兰成则侥幸逃脱了审判，利用战时政权更迭的混乱，逃往日本东京，但仍不思悔过，每有风吹草动，便想写文章、浑水。后去台湾讲学，由于汉奸身份而被解聘。■

（责任编辑 刘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