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郭沫若和张发奎在浦东的交往

金全国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郭沫若结束了在日本十年的流亡生涯,回国参加抗日战争。7月25日凌晨,在国民政府驻日使馆的协助和友人的护送陪同下,郭沫若避开了日本警察的严密监视,赶上当晚六点起锚的加拿大邮轮“日本皇后号”。为安全起见,郭沫若用假名“杨伯勉”上船。7月27日下午,邮轮顺利抵达上海,郭沫若终于回到了朝思暮想的祖国。

郭沫若回到上海刚过半月,妄图“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日本侵略军在上海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蓄意制造了八一三事变,图谋在宁、沪地区开辟战场,摧毁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加快吞并中国的步伐。八一三事变之前,南京国民政府已经开始调兵遣将,布置防线。张治中被任命为左翼军总司令,指挥主战场,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被任命为右翼军总司令,率领国民党第五十五师、第五十七师、独立第二十旅和第二炮兵团的一个营开赴浦东,负责阻止日军从黄浦江和东海登陆,并策应左翼军作战。

在获悉郭沫若回国后,中共中央明确指派夏衍协助郭沫若开展工作,因为郭沫若于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经组织同意,旅居日本,继续为党工作,抗战归国,即恢复组织关系。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对夏衍说,郭沫若是大作家,而且是战士,国内外都有影响,在这个时候对党、对抗战可以起很大的作用。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这样回忆:“沫若回到上海大约十天后,潘汉年向沫若和我传达了恩来同志的口信,由于当时已经考虑到《新华日报》不可能出版,所以明确地决定,由上海‘文救’(文化界救亡协会)出一张日报。于是,我们和胡愈之、郑振铎、张志让等商量后,决定出一张四开的、有国民党人参加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文救’机关报。由郭沫若任社长。”于是,由国共两党共同出资,共同派员经营,共产党员夏衍和国民党员樊仲云同时任总编辑,共产党员林林和国民党员汪馥泉同时任编辑部主任,由巴金等30多位著名人士组成编委会的爱国抗日报刊《救亡日报》终于问世了。这份报纸实际为共产党人所主持,郭沫若亲自为报纸题写了刊头,这是郭沫若回国后办的第一件大事。

《救亡日报》创刊当天,即1937年8月24日上午,郭沫若与夏衍、田汉等人专程奔赴浦东抗日前线视察。在浦东访问、慰问过程中,郭沫若遇见了北伐时期就熟识的国民党将领张发奎,他听取了张发奎介绍右翼部队的战况,面对着曾经并肩作战征讨军阀的熟悉面孔,郭沫若的思绪似乎又回到了战火纷飞的北伐战场,他没曾想到自己和张发奎的此次交往竟然是在浦东的抗日前线。慰问中,郭沫若向欢迎他的青年们作了题为《抗战时期青年的任务》的演讲,并在签名册上挥笔题写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八个字,表达了他“为赴国难而来,当为祖国牺牲”的心声。是日下午,郭沫若、夏衍、田汉一行在张发奎的陪同下,出席了“浦东军民联欢大会”。会场上群情激昂,盛况空前。慰问结束后,郭沫若撰写专题文章,以《到浦东去》为战场通讯标题刊登在《救亡日报》上。

9月,张治中调任国民政府军委会管理部部长,左翼军由陈诚接替指挥。郭沫若应陈诚之请,组织了三个战地服务队,分别到陈诚总部和张发奎、罗卓英部队负责宣传服务工作,每队三四十人,人选全部由郭沫若决定。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杜国庠、左洪涛、钱亦石三名共产党员分别担任战地服务队队长,许多文学、戏剧、电影、绘画、音乐工作者踊跃参加并迅速开赴前线。其中钱亦石是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负责人之一,郭沫若亲自推荐给张发奎担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战地服务队队长。事实上,钱亦石刚从国民党的监狱里释放出来。张发奎在口述自传中记录下这样一段开诚布公的话:“他坦然告诉我他是共产党员。他说‘在战地服务队,我将主要聘用共产党员’。他问我是否害怕使用共产党员。我清楚地告诉他我不怕。我说‘我不在乎,我们现在共赴国难’。”

国难当头之际,以共产党员为主体的战地服务队正如大家所期望的那样,战斗在抗日前线。队员们过着和士兵一样的生活,他们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和《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承担着大量的宣传、鼓动和服务工作,在前线发挥了振奋将士精神的积极作用。

淞沪会战期间,郭沫若曾多次率领文化宣传服务队到前线进行宣传、慰劳和救济难民的工作,他与四川旅沪同乡会救护队及文艺界战地服务团同赴宝山罗店前线劳军,还不只一次前往浦东右翼军驻地采访慰问。10月初,郭沫若曾赴奉贤南桥天主堂第八集团军司令部与张发奎会面,并把两人并肩站立的合影登载在10月6日《救亡日报》头版头条以鼓舞军心民心。11月1日,为号召军民团结抗日,浦东各界召开军民联欢大会。据《申报》1937年11月2日报道:“是日该处虽屡次有防空警报,而到会者仍络绎不绝,出席人数计有一千三百余人之多。”“除由前锋歌咏社、救亡新剧团及防空防毒等依次表演外,并请上海文化界领袖郭沫若、田汉、夏衍、石麦新等,相继演讲关于民众救亡的途径,与农村救济等各问题,听者莫不动容。”剧作家田汉曾经如此评价:“在前期的上海战役中,沫若的贡献实无可否认地大。”

淞沪会战期间,浦东虽不是主战场,但驻守在浦东的右翼部队官兵在敌强我弱、武器装备落后的不利条件下,依靠全市各界民众的大力支持,共击退了日军在浦东沿江、沿海40多次的登陆进攻,直到会战后期奉命撤离之前,日军始终未能占领浦东的一寸土地。张发奎在口述自传中说道:“在淞沪会战中,成功地保卫浦东是我最满意的经历。”

1937年11月5日,日军海军陆战队8万兵力在杭州湾北岸金山卫等处战场侧翼登陆,包抄了中国军队防线南方的背后,另一路日军第16师团同时在江苏太仓白茆口登陆,对上海战场的中国军队形成南北夹击的合围之势,中国守军为避免更大的损失,驻守浦东右翼战场的张发奎部队奉命于11月6日撤出阵地,在浦西左翼战场的军队也于11月9日奉命陆续从上海撤离。1937年11月12日,淞沪会战失败,上海沦陷。郭沫若和夏衍创办的《救亡日报》被迫停刊,郭沫若11月27日离开上海。至此,郭沫若和张发奎在浦东的短暂交往戛然而止。然而,此次壮志未酬的离别与十年前的那次离别有着天壤之别,这是郭沫若和张发奎两人都始料未及的。

十年前,也就是1927年北伐战争时期,张发奎由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晋升为第二方面军前敌总指挥,他接受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建议:设立党代表职务并推荐郭沫若担任党代表。张发奎欣然任命郭沫若为第二方面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这其中一是因为郭沫若名气大,之前他撰写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讨蒋檄文更是名扬天下;二是因为张发奎认为共产党员都很能干,能帮他干实事。他曾经承认:“无可置疑,共产党员用不同方法帮助了我,因为他们工作勤奋,共产党的政工人员无疑是认真、表现良好的。”

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在南昌策划和领导了武装起义,由于起义部队的主体贺龙的第二十军和叶挺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都属于张发奎任总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所以从策略上考虑,起义是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举行的。起义当天,选举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由25位委员组成,这个委员会的核心机构是七人主席团,主要由国民党左派人士组成,张发奎和郭沫若都名列其中。当时,郭沫若还在九江张发奎的部队里,因起义比原计划提前,他没能赶上,直到8月3日才获知起义的消息。张发奎在震惊之余给他打电话说有要事相商,一见面就迫不及待通知郭沫若要解散政治部,理由是干政治工作的大多是共产党,他们不能再留在第二方面军。随后,张发奎告诉郭沫若,南昌已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单上有你我,但我是不会去的。张发奎问道:“郭先生下一步如何打算?”郭沫若当即答复“我要到南昌去”。张发奎颇为伤感地询问:“我准备把这里交代一下,就出国游历去,郭先生是不是和我一同去?”郭沫若谢绝了对方的邀请。郭沫若此刻心里清楚,张发奎从自己进门时的称呼“沫若兄”改为“郭主任”再改为“郭先生”,两人之间的距离和关系已渐行渐远,道不同不相为谋,于是他明确表示要去南昌。好在张发奎没有阻拦,他见郭沫若去意已决,便劝郭沫若趁当晚口令还没有改变,赶快动身。临别前,张发奎请郭沫若充当信使,请他把写有四点意见的书信转交共产党。与张发奎分手后,郭沫若于8月3日当晚和被遣散了的政治部尚未离去的李一氓、阳翰笙、梅龚彬等几位中共党员一道,星夜赶路,8月4日晚才抵达南昌。翌日,郭沫若跟随起义部队撤离南昌朝广州进发。行军途中,于1927年8月17日,在瑞金休整时,郭沫若由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和贺龙一起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郭沫若和张发奎在淞沪会战右翼防线的此次交道虽然是短暂的,只有两个半月,但因为是在中华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又是在国共两党同仇敌忾、共御外侮之际,故相互之间的关系是团结的、融洽的,因此在浦东前线的此次交道一直延续到武汉和陪都重庆,直至八年抗战胜利结束。遗憾的是,内战的爆发使郭沫若和张发奎又一次为了各自的信仰而分道扬镳。1948年11月,郭沫若在中共地下组织安排下从香港乘中华轮北上解放区共商开国大计,而张发奎于1949年3月出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并于同年6月底辞职后去香港定居,两人失之交臂,相互之间从此再也没有交往。■

(责任编辑 陈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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