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国人的日本游历考察略记

李涯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签订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中规定,中国和西方国家必须互派使节。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开始向海外派遣考察人员、留学生和外交使节,考察、学习以及办理外交事务。由此,中国逐渐形成了一股出国热潮。许多出国人员纷纷用游记形式记录下了对外部世界的观察和感受。而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迅速崛起,也成为中国人了解和学习的对象。

 

 

历史上,中日文化关系源远流长,但长久以来,与日本人热心来中国学习相比,中国人很少愿意远赴日本。唐代鉴真应日本之邀东渡,却一去不归,没有带回关于日本的游记。明亡以后,朱之瑜等文人逃亡日本,却依然有去无回。人们对于日本的了解不是过于简略,就是错误百出。直到晚清,徐继畲写作《瀛寰志略》,他对日本的情形依然不甚明了[1]。正如黄遵宪所云:

以余所观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己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邹衍之谈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论议也者,可不谓狭隘欤![2]

直到1854年,出身书香世家的罗森乘坐美国舰艇游历日本,这种情形才终于发生了变化。从其《日本日记》中,可以推知他为了避太平天国之乱而避居香港,有丰富的出游经历,通英文,与西洋人素有交道。也许正因罗森通英文而当时的日本读书人多通汉文,1854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的船舰第二次开赴日本[3],特邀罗森同行,以求得交流沟通的便利。1854年美国军舰初次打开了日本的国门,罗森的《日本日记》记载了这次历史事件。作为中国人在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以前最近的游记之一,《日本日记》还记载了即将全面西化前夜的日本国面貌。

1868年,明治维新使日本改弦更张,在国家精神上脱亚入欧,开始了全面效法西方、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即按照西方民族国家的外交模式,尝试与中国建交。1871年中日双方签订的《中日修好条规》标志着中日双方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两国从此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按照条约规定,两国需互派公使、互设使馆。1876年,中国在正式向西方派出公使的同时,也向日本正式遣使。在此后的十余年间,中日双方开始进行频繁交流。

19世纪70至90年代,由中国启程,访问日本的读书人,要比访问英美的多,而且与此阶段西方游记以官方游记为主体的状况相比,甲午之前的日本游记作者较为多元。在游记作者中,有由清廷特派出使和游历的官员,有地方当局为了办理洋务、推行新政、资遣参观考察的人员,也有自费出游的学人士子。这些人的观点或保守或激进或中立,但他们的游记内容却或多或少反映了日本现代化的过程,同时也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中国人对于外国的感知与体验。

其中官派出游的游记主要有以下几种为代表:

据目前的资料来看,1867年张德彝随蒲安臣使团于欧美各国游历两年,途经日本做短暂停留,作《欧美环游记·经日东渡记》。这是罗森游历日本12年之后才出现的又一日本游记。《经日东渡记》虽然篇幅短小,但是记录下了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前一年德川幕府与明治天皇之间彼此争斗的情形[4]。

又再隔十年,直至1877年清政府首任驻日公使来到日本,才正式开启了近代日本游记的写作之风。1877年何如璋奉旨为首任驻日正使,另派张斯桂为副使、黄遵宪为参赞,出使日本。在这首批驻日使官中,何如璋留下《使东述略》及附诗《使东杂咏》[5],张斯桂著《使东诗钞》[6],黄遵宪著《日本杂事诗》[7]。

与此同时,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与深入,在洋务派的极力推动下,清政府还选拔人员出国游历,以对西方及日本的情形特别是“洋务”进行了解[8]。由清政府派遣游历日本而留下记载的官员有王之春、傅云龙、黄庆澄。1879年王之春赴日本,先后游览了长崎、神户、大阪、横滨、东京、京都等地,1880年返国,著《谈瀛录》[9]。傅云龙于1887年先赴日本游历,1888年离日而赴美洲游历,之后又返回日本,1899年返回中国,将游历日本的日程与本人见闻感想记载下来,著为《游历日本图经余纪》[10]。黄庆澄虽非由朝廷派遣出游,但为清地方当局出资参观考察的人员。1893年,他在安徽巡抚沈秉成和驻日公使汪凤藻赞助下游历日本,先后到过长崎、神户、大阪、横滨、东京、京都、奈良等地,著《东游日记》[11]。

以上为官方出游日本的游记代表作品。民间日本游记主要以李圭、王韬、李筱圃的游记为代表。1876年李圭作为中国工商界的代表,到美国费城参加纪念美国建国一百周年而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出行路线由上海出发后经日本至美国,在日本有短暂的停留,游历长崎、神户、大阪、横滨与东京等地,留下《环游地球新录·东行日记》。王韬于1867年至1869年周游欧洲,著有《漫游随录》。其在1870年所著《普法战纪》,流传日本后受到日本文人的欢迎与倾慕。1879年,在日本文人邀请下,王韬于香港出行赴日本游历,先后到过长崎、神户、大阪、西京、横滨、东京等地,著《扶桑游记》[12]。李筱圃曾在江西为官,后隐退于上海,1880年自费游历日本,先后到过长崎、神户、大阪、京都、横滨、东京等地,著《日本纪游》[13]。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至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的二十余年间,日本经济逐渐繁荣,国力逐渐强盛,军事上也开始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并以中国为对外侵略扩张的重点。此时,在一些游历过日本的中国人眼中,日本全面学习西方的做法并不可取。如李筱圃1880年访日时留下的《日本纪游》,认为日本维新“非但不能拒绝远人,且极力效用西法,国日以贫,聚敛苛急”[14]。

其时,中国的洋务运动已在学习西方科技器物方面取得了成效,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日本。如1886年中国北洋水师访问日本长崎时,北洋水师先进的舰船与强大的阵容使得日本人震惊与羡慕,甚至在甲午海战前夕,不少日本人还质疑这场战争是否能够打败“船坚炮利”的中国[15]。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中国被迫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两亿两等。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在巨大的耻辱面前,中国人开始了反思。

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我皇上赫然发愤,派群议,冒疑难,以实行变法自强之策,实自失胶州、旅顺、大连湾、威海卫以后始也。[16]

这是梁启超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国惨败之后发出的惊呼。痛定思痛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人提出了“不妨以强敌为师资”[17]的口号,认为中国要免于亡国灭种的惨祸,就必须变法维新,向西方学习。而日本已学习西方,进行明治维新,实现了富国强兵,那么,向日本学习、以日本为师,就是当时中国人所必然选择的道路。除此之外,中国与日本之间交通方便,文字易懂,生活习俗相近,这些都使得向日本学习比向欧美学习更为便利。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推动之下,1898年6月(戊戌年四月),光绪帝终于下《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戊戌变法103天后,顽固派代表慈禧发动戊戌政变,推翻了百日维新,光绪帝被囚于中南海瀛台,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海外。康、梁出逃,仍然寄希望于光绪帝能够重掌政权,东山再起,于是,他们将这次出游看作能够亲身接触西方社会、了解西方政治制度的机会,为改造中国而游历西方、认识西方。

戊戌变法失败后,虽一度人人畏谈维新,“朝野上下,咸仰承风旨,于西政西学,不敢有一字之涉及”[18]。然而甲午战争后,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中国国内要求维新的呼声也随之越来越高。随着时势发展,清廷对日本的态度,便有所转变。对中国而言,赴日本考察学习,不仅路近费省,且文字相近,易于通晓。1905年,清政府特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等五大臣,分赴西方与日本考察。

在朝廷的鼓励下,地方及民间赴日本游历的风潮一度高涨,“其中大多数是青年学生,也有少数贵族子弟、举人秀才、在职官员,甚至连缠足女子、白发老翁也不甘落后。有的夫妇同往,有的父子、兄弟相随,或官费送派,或自费东渡”[19],官员、学生、文人等纷纷东渡日本并留下了大量的游记。这些作品的作者虽然身份各异,却都深切感受到民族存亡的危机,试图通过观察审视日本之状况而为医治中国找到良方。如1899年御史杨深秀奏请派遣留学生所云:“……泰西各学自政治、律例、理财、交涉、军备、农工、商务、矿务莫不有学,日本变新之始,遣聪明学生出洋学习于泰西诸学灿然美备中。中华欲游学易成,必自日本始闻。”[20]

除了派遣留学生,其他如官员考察、文人游历等行为,都在很大程度上出于学习日本的目的。因此“政治、律例、理财、交涉、军备、农工、商务、教育”等各个具体层面都是考察者们关注的对象,以致这个时期的游记作品总体呈现出“以考察记为主”[21]的面貌,“研究的动机由被动的本能反应—防御转为主动的虚心学习……从某种意义说,它不是一种书斋式研究,而是一种社会运动”[22]。  

 

 

众多的游历考察记都将关注点放在了日本教育之上。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日本的教育是日本富强的根源。因此,“1898年春天,湖广总督张之洞拟派湘鄂子弟百人入日本成城学校,姚锡光以湖北武备学堂兼自强学堂总督的身份,受张委派率队赴日,联络学生入学事宜并考察各类学校,此为近代中国派官员考察日本学校之嚆矢”[23]。其后,赴日考察教育成为中国当时教育界的一大举措,如1903年张百熙等人的《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规定教育界的人士必须出洋考察教育状况,并且以考察日本教育状况为首要:

各省办理学堂员绅,宜先派出洋考察。……欧美各国,道远费重,即不能多往,而日本则断不可不到。[24]

“从考察者看,除专门考察教育者外,众多的官员、民间文人学者、实业家、留学生等,尽管他们赴日的缘起和动机各不相同,但赴日后很多人往往转移考察重心,‘不务正业’地把大把的时间花在考察学校教育上,清末中国人日本考察记中以教育考察的内容最为丰富就是例证”[25]。究其原因,是由于考察者们观察到,日本富强背后有强大的教育作为根基与支持:

自入此邦以来,见夫吏勤其职,工善其事,商习其业,兵服其职务,农易其田畴,男妇熙熙,一无游惰,其原因皆由全国普及小学国民教育而来。[26]

路见送报人驰走如风,腰悬铜铃,声铮铮聒耳,按门逐户,无或遗漏。其上流人之阅报者无论矣,即将而贫家儿女及拉人力车者,亦率皆手不择报,口喃喃若读装,推其原因,总由教育普及,读书识字之人多,故能使民智大开,人人有国家思想也。噫!以区区三岛之国,其进步乃如是之速,夫亦足以自豪矣。[27]

夫国之治者,必使市无游民,而民之生也在勤。若此种学校(东京府立职工学校),萃屋子弟,使各执一艺以谋生,能善其事,则数口之家,可以无饥,是实惠及民,最宜于生齿繁盛,游手众多之邦者也。然则我中国浮于事,何幸得此救急良方乎?[28]

在游历者们的视野中,日本教育普及,民智打开;讲求应用的职业教育,使得更多贫寒家庭的子弟能够有一技之长,可以通过努力来改善自己及家庭的经济状况,这尤其是有大量贫困人口的中国应该效仿之处。

“从所考察的学校和内容看,从帝国大学到幼儿园,从教育宗旨到课程设置,学校不分大小,内容不分粗细,几乎无所不包”[29]。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中国考察者关注到日本每一个层次的教育设置,特别是一些中国未有或忽视的教育层面,更让中国人感触颇深。在考察幼儿教育时,人们注意到:

以运动活泼其气血,以乐歌和平其性情,以成队合群团结其相爱之心,以顺序就班整齐其进退之度,童而习之,先入为主,信乎,人之襁褓而后,不可无比教育也。[30]

幼儿教育就关注孩子的全面发展,注重身体素质与性情修养的双重培养,更有对团结、合作、友爱的习性的刻意灌输:

日本之各小学校,各中学校及各师范学校,无不有体操、兵操。童子自十岁以上,即练其手足、练其腰膂。稍长焉,教之击刺,教之超距……首重伦理一门,博采其国及中国并各国名人忠孝大节,绘之以图,演之以说,口讨而训之,故童焉而志爱国。又每日于功课之暇,教之舞蹈,教之音乐,恒为军歌,作激昂慷慨之音,以宣其气,故童焉而志从军。盖蒙养之初,即隐尽人为兵之意,古者童年舞勺舞象,而造士必升于司马,诚欲人之强而不欲其弱也。[31]

我宜改,当务之急,先兴女学,胎教所本,风质事开,又幼稚园蒙养,斯盛学有统系,此为基础。[32]

女子者,国民之母也,讲求教育不从女子教育入手,是犹饮流而忘源,强枝而弱干也。……中国今日男子教育尚无端倪,遑论女子,然仔细思之,实为刻不可缓之务。[33]

我国误会无非无仪之训,谓无才是福,而女学遂废,间有一稍知书数者,相助为理,传群焉诽笑,又执牡鸡无晨句泥为确解,噫!我经史所传,妇女有才有学者何限,特稽古不如居今,若此等辈,安得至诸瀛州三岛间,俾躬亲目睹,一开其茅塞也哉。[34]

让中国人感触颇深且认为必须首要效仿的,是日本的女子教育。他们意识到,女子的素质高低影响着一个国家全民素质高低,要想提高全民素质,必须从兴办女子教育入手。国内的人们还困守于“女子无才便是德”,而日本却因大力发展女子教育而使得女性有才有学,完全有能力如男子一样参与社会工作。在东京电话交换局,参观者看到女子“耳聪目明、口齿清朗、心手灵敏”,不禁大为感叹:

观于此,足见我中国人材坐废一半,而学校其大焉者,于戏,女学安可不振兴乎?欲兴女学,必自毋缠足始。[35]

日本女子健康生动、有才有学的形象深深打动了考察者,而他开出的学习方案,第一步就是要从身体上解放中国女性,从废除缠足开始。可见日本女子教育的成功确实让依然困守“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中国人大有斩获。

这个时段的中国游者虽也关注日本政治、军事、法律等各个方面,但教育考察为其中最为丰富与最受关注的制度层面,正如日本人所说,“近数年来,贵国来东游者,考察学制居多”[36]。这来源于国人对于教育作用的认知,认为教育是导致民族国家竞争成败的决定因素。

 

 

注释:

[1]参见(清)黄庆澄:《东游日记》,《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327页。

[2](清)黄遵宪:《日本国志》,《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96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84年版,序言,第6页。

[3]19世纪初以来,美国商业需要新的市场,在北太平洋从事捕鲸和皮毛贸易的船只也需要停靠口岸,日本迫切需要打开日本的大门。1853年7月8日,海军准将马修·佩里在日本江户港停留,转交给了日本天皇美国总统菲尔莫尔的一封信,信中要求经商特权、开放装煤港和保护失事船上的美国人。佩里舰队在停留了九天之后离开,并警告日本说,要在来年春天来听答复。1954年,佩里舰队再次来到日本时明确表示,要么签订条约,要么交战,而这任择其一。日本被迫让步,于3月31日签订了《神奈川条约》,向美国开放下田、箱馆等港口,标志着日本锁国的门户终于被打开了。参见(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482—483页。

[4]如“刻下市镇萧条,商贾裹足。缘日本各郡土王贰于大君,因而彼此 兵。大君败师,业已削发为僧,时图恢复,待时而动”。见(清)张德彝:《欧美环游记·经日本东渡记》,《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626页。

[5][6][7][11][12][13]收录入《走向世界丛书》。

[8]如,1884年,御史奏请派员游历外洋;1885年,总理衙门奏请派员游历外洋等。参见(清)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三卷。

[9]收录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初编》,第10帙。

[10]傅云龙在游历日本与美洲两年多的时间内,撰编了游历各国图经八十六卷,主要用图和表的形式,分别介绍了各国国纪、职官、外交、政事、文学、兵制、考工、河渠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并将游历日程与本人见闻感想,写成“馀纪”共十五卷。《游历日本图经馀纪》三卷,分为《前编上》、《前编下》和《后编》,前编纪初至日本游历情形,后编纪游美后返回日本继续进行的活动。

[14](清)李筱圃:《日本纪游》,《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72页。

[15]参见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19页。

[16]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

[17]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第十》,台北宏业书局,1988年版,序,第2页。

[18]《论中国必改革政治始能维新》,《东方杂志》第一卷第一号,商务印书馆,1904年。

[19]王晓秋:《近代中国与世界—互动与比较》,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版,第269页。

[20]转引自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2页。

[21][22]刘雨珍、孙雪梅编:《日本政治考察记》,《晚清东游日记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总序,第3页。

[23]吕长顺:《晚晴中国人日本考察记集成·教育考察记》,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第3页。

[24]转引自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上册,第533—534页。

[25]吕顺长:《清末中日教育交流之研究—以教育考察记等相关史料为中心》,第20页(浙江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未刊稿)。

[26](清)王景禧:《日游笔记》,《晚晴中国人日本考察记集成·教育考察记》,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31页。

[27](清)王三让:《游东日记》,《日本政法考察记》,《晚清东游日记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89页。

[28][34][35](清)段献增:《三岛雪鸿》,《日本政法考察记》,《晚清东游日记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95页,第91—92页,第92—93页。

[29]吕顺长:《清末中日教育交流之研究—以教育考察记等相关史料为中心》,第20页(博士论文未刊稿)。

[30] (清)方燕年:《瀛洲观学记》,《晚清中国人日本考察记集成·教育考察记》,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44页。

[31](清)姚锡光:《东瀛学校举概》,《晚清中国人日本考察记集成·教育考察记》,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32](清)吴阴培:《狱云盦扶桑游记》,《晚清中国人日本考察记集成·教育考察记》,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94页。

[33](清)罗振玉:《扶桑两月记》,《晚清中国人日本考察记集成·教育考察记》,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235页。

[36](清)刘瑞璘:《东游考政录》,《日本政法考察记》,《晚清东游日记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页。■

(责任编辑 刘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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