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奇人黄嵩龄，一生有着多重身份：康有为的学生、公车上书的举子、清朝三品大员、北洋政府交通部的官员、粤汉铁路的建造者、广东省议会的议长……每一个身份都堪称显赫。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名字已被淡忘。最近几年，在黄嵩龄幼女、86岁高龄的黄璧坤女士的努力下，黄嵩龄的事迹渐渐被人知晓。

黄璧坤女士原为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副研究员。本文内容根据黄璧坤女士口述整理而成，其子郭彬先生对本文亦有贡献。

他是追随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维新志士

黄嵩龄1871年出生于广东台山一个乡村教师的家庭。台山位于珠江三角洲西南部，毗邻港澳，南临南海。早在鸦片战争后，就有大批的台山人离开家乡前往美国、加拿大等国谋生。渐次外出的台山人，给这个原先偏居一隅的小城带来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资讯，也使得台山成了东南沿海开风气之先的侨乡。黄嵩龄自小耳濡目染，有意无意地亲近并浸润了洋务派思想。

1894年，23岁的黄嵩龄进入万木草堂求学。这里是康有为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和培养变法人才的“大本营”。黄嵩龄进入万木草堂后，跟随康有为的大弟子梁启超、韩铭基一起学习。这一年，黄嵩龄以正榜第一的名次进学，考中秀才。随后，参加广东乡试，以第四名的成绩考中举人，并正式拜师康有为，成为一名维新派志士，与康、梁一起，勉力推行变法图强的维新改良思想。

1895年春，黄嵩龄北上北京，参加会试。在等待会试期间，发生了一件举国震惊的事情—1895年4月，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消息传来，黄嵩龄等众举子皆义愤填膺。他与师兄梁启超等来自全国各地的千名举子联名上书清廷，呈请勿割台湾。这次上书即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

1898年，黄嵩龄加入了康有为等人发起创建的保国会。同年，他参与了震惊中外的戊戌变法。戊戌变法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教育改革，主要措施有：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等。黄嵩龄全力支持教育改革，戊戌变法期间，他上书光绪帝，奏请自费带学生出洋留学，藉此为国家培养人才。可惜，因为种种原因，黄嵩龄的愿望最终落空。他呈递给光绪帝的奏折，如今还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见证了昔日这位热血青年的家国情怀。

戊戌变法在推行短短百日之后，便宣告失败。1898年9月28日，慈禧太后下诏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人押赴菜市口刑场杀害，随即又罢免了支持维新派的诸官员，并通缉维新志士。除京师大学堂外，其余新政措施均被废除。京城人心惶惶，黄嵩龄也被迫逃离北京南下。但他此行，还另肩负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带着一批维新志士的后代们同行。由于携带儿童过多，途经天津时，黄嵩龄被租界警察以“拐卖”的嫌疑拘捕。幸运的是，在被调查了一番后，黄嵩龄最终得以虎口脱险。

入职北洋政府，负责粤汉铁路广东段的建设

离开北京后，黄嵩龄沉寂了一段时间。

1902年，戊戌变法期间建立起来的京师大学堂开始正式招生，黄嵩龄以广东选派生的身份再次北上。两年后，还在就读的他，考取了清廷内阁中书。任职内阁后，黄嵩龄上万言书，陈请改革官制，变法图强，并提议增设交通部和农工商部。不久，清廷采纳了他的建议。然而，因为慈禧不喜欢“交通”二字，所以“交通部”变成了“邮传部”。邮传部成立后，黄嵩龄又上万言书于邮传部，邮传部尚书张百熙看中黄嵩龄的才能，遂将他调入邮传部。1907年，黄嵩龄升任邮传部电政司四品主事，1909年又擢升三品衔。

辛亥革命后，清王朝宣告覆灭。黄嵩龄并没有选择老师康有为的保皇之路，而是带着实业救国的理想进入国民政府。此时，之前的邮传部也经黄嵩龄建议而更名为交通部。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黄嵩龄上书袁世凯，建议国家趁机从德国手中赎回青岛。然而，这则呈文最终并没能到达袁世凯案头。不久，日本强行出兵，占领了青岛。

任职交通部期间，黄嵩龄最重要的功绩是修建了粤汉铁路。当时，中国南北铁路分布极不均衡，北方有多达11条铁路，而南方的铁路线路则较为零散。粤汉铁路跨越广东、湖南、湖北几省，是一条贯穿南北的交通大动脉，战略意义也非常重要，但早在19世纪末，粤汉铁路的路权就被出卖给了美国合兴公司。1905年，粤湘鄂三省民众赎回路权，但此后工程进展迟滞，举步维艰。

黄嵩龄长期关注粤汉铁路的建设，对于如何整顿眼前的烂摊子，他有一套自己的想法。1914年，交通部总长周自斋决定委任黄嵩龄为粤汉铁路总理，负责粤汉铁路广东段的建设。然而，黄嵩龄担心，如果担任总理，会有太多的应酬，反而无暇顾及具体的工程。于是，黄嵩龄以协理的身份挑起了粤汉铁路广东段建设的重任。黄嵩龄担任协理期间，铁路工程修建到了广东西部的韶关。这一带是山区，受地形影响，工程施工很艰难，大家建议缓建。黄嵩龄力排众议，坚持推进工程进度，顶住水灾兵乱，几乎拼上性命，终于用三年时间实现了广州至韶关铁路的竣工通车。

在五年任期内，黄嵩龄挫败了美国人企图借兵灾窃取铁路运营权的阴谋；为了节约开支，他自降薪水，只拿前任1/3的薪水；他还裁撤拿高薪混日子的洋雇员。努力终见成效，铁路营业收入从第一年的70多万涨到第五年的180多万。遗憾的是，由于得罪了一些既得利益者，1918年，黄嵩龄最终被迫离职。在《任满离职宣告股东书》末尾，他沉痛地表达了自己失望的心情：“庸医杀人，庸才误国，庸商误路。因循坐误，实此心痛也。”晚年的黄嵩龄，回忆起那段岁月，在自述中发出这样的感叹：“以吾不居总理，无权办事，诸事不举，悔之晚矣。”

沈从文笔下善良又“古怪”的客店老板

1917年，黄嵩龄当选为广东省第二届议会议长。此前，广东督军莫荣新借筹集军饷之名，胁迫第一届省议会通过开赌案，一时间全省各地赌博盛行，黄嵩龄对此义愤填膺。黄嵩龄当选为议长后，推行禁赌、禁毒等社会改良政策。他的这些做法遭到了军阀的强烈反对，无奈之中，他又一次选择退出。

1920年，黄嵩龄举家北上北京，再次进入交通部任职。1924年，他呈书北洋政府的掌权者吴佩孚，提出将退还用来办学的庚款，先投资铁路，再用铁路收入支持办学。这个方案得到了吴佩孚的认可。经过多方协调，英方同意将部分退款用于修建粤汉铁路，但不久后爆发的北伐战争使得修筑计划搁浅了。

在北京期间，黄嵩龄入不敷出。为了贴补家用，他开了一家汉园公寓。这家汉园公寓，曾经收留了日后名噪天下的作家兼学者沈从文。那是1924年，“北漂”沈从文正处于一生中最困顿的时期。后来，他回忆起那段生活，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在我走投无路时，总是得人相助。北河沿一个公寓，1924年我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公寓的主人十分喜爱文学，知道不少文学知识，对弄文学的朋友有着十分古怪的同情。与他熟悉后，便拉你到他房间里去，看墙上挂着的许多著名中外文学家的照片或画像，如拜伦、高尔基、陶渊明、李长吉……还能一一说出这些作家的根底。

每到某位房客应交房租饭钱时，他就走到那人房间去。虽不说话，对方已经明白他的来意。只要你同他说起古今中外文学家遭受厄运，而后又在危难中如何遇到一位贤主人的轶事，他就会从古来世界上的事情，联想到眼前的事，总不免叹一口气，不仅不再启齿要钱，反倒在吃晚饭时，特意将菜开得丰富一些，尽你把账欠下去。他开公寓的本意，是要赚一点钱的。可是如此一来，到后终于折本倒闭了。

沈从文笔下这位“古怪”又善良的公寓主人，正是黄璧坤的父亲黄嵩龄。那时的沈从文，并不知道，这位靠开公寓补贴家用的老先生，竟然是一位北洋要员。

临终遗言：“我子子孙孙全要自立自创”

1928年，57岁的黄嵩龄结束在北洋政府任职的岁月，离开北京，经南京返回广州，担任全省黄氏公所及千顷书院董事会会长。千顷书院是广东省各地黄氏族人集资兴建的大宗祠，始建于清雍正十年（1732年），后多次增建重建。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黄氏族人在原千顷书院上建立了千顷小学堂，后发展为千顷中学。黄嵩龄担任董事会会长的第二年，千顷中学的学生已经超过500人。黄嵩龄回到广东后，还利用积蓄盖起了一座三层楼的住宅，起名“春声草堂”。读书、写诗、培养子弟，业已成为他晚年生活的重心。

安稳的日子没过多久，全面抗战爆发，黄嵩龄将家中成年的孩子送到抗战前线。1938年，日军进攻华南，黄嵩龄带着夫人和年幼的孩子们避居香港。他本以为，一年半载就可以回到家乡，谁知道，胜利却始终无望。黄璧坤记得，那段时间，父亲的心情非常糟糕，他笔下的诗也流露出悲愤和痛苦。

日本侵华，香港终未能幸免。1941年12月8日，日军入侵香港，12月25日，港督杨慕琦到半岛酒店会见日军代表并签署投降书，香港正式沦陷，进入三年零八个月的痛苦岁月。

日本占领香港后，黄嵩龄携妻儿老小返回广州。此时，他的幼女黄璧坤只有10岁。黄璧坤记得，当时从香港前往广州的轮船分男女舱，但因为父亲年老、弟弟年幼，10岁的她于是陪父亲在男舱，而弟弟则与母亲在一起。轮船抵达广州，上岸时，乘客携带的行李都要交由日本兵检查。黄嵩龄携带的行李被日本兵看中，硬要拿走。黄嵩龄自然不肯，便与日本兵理论。凶狠的日本兵，夺过黄嵩龄手中的铁拐杖，照头就打，年迈的黄嵩龄登时鲜血直流。

回忆起当年的细节，黄璧坤的语气轻微颤抖。她说，自那次头部受伤后，父亲就渐渐失明。失明的黄嵩龄，仍然不忘抗争。他时常搀扶着女儿的手，前往被日本人占领的千顷书院，据理力争，想要回书院。

一介寒儒，怎斗得过手握武器的侵略者？1944年12月25日，黄嵩龄在悲愤和不甘中去世。他未能等到抗战胜利，也未能看到儿子凯旋、在广州作为盟军代表接受日军投降。

在临终遗言里，这位一生不忘振兴中华的维新志士，如此叮嘱儿女：“我子子孙孙，全要自立自创，若有一毫依赖之性，便是无志，便是无远大之图。”

黄嵩龄一生养育了13个子女，其中长大成人的有10个，黄璧坤在家中排行第十二。黄嵩龄坚持让10个孩子都接受大学教育，黄家十兄妹中，有五人先后留学美国、德国、法国。在黄璧坤的记忆里，兄弟姐妹们聚得最齐的日子，是父亲七十大寿那天。那短暂的几天，是黄家难得的温馨时光，“侄子借来一部留声机，在家里放了三天《蓝色的多瑙河》。一向严肃的父亲，也流露出难得的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