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期间，一支红军游击纵队活跃在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的地区，昭通、毕节、宜宾等地是这支部队的主要游击区。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红军中少数意志薄弱者经受不住考验，有的离队，有的叛逃，特别是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司令员王逸涛的叛逃，令人震惊。

恋娇妻意志动摇

王逸涛是四川省叙永县黄尼乡人，1921年曾在宜宾读书，接触了一些进步思想。1926年入党，参加南昌起义后，上了井冈山。1927年，红军在井冈山开展反流氓习气整顿，王逸涛被清理掉，回到地方工作。几经挫折后于1930年回到故乡叙永县教书，与同是地下党员的安硕甫结婚，开展一些地下活动，并于1934年组建由共产党领导的叙永第一支游击队。

2月18日，川南游击纵队和叙永县特区游击队合队，人数达到600人左右。在纵队领导人中，王逸涛算是资格相对较老且军事才能较强的，所以被任命为纵队司令员。

随着王逸涛领导的叙永特区游击队影响不断扩大，他住在县城的妻子安硕甫越来越不安全。王逸涛曾派人去接安硕甫，但她因有孕在身，不愿到游击队，回话说：“我在城内很安全，同时，有什么消息好通知游击队。”1935年3月，安硕甫等几名地下党员被抓捕，叙永县地下党组织遭到建立以来最大的一次破坏。

安硕甫的父亲安向清是叙永县的士绅，先后托人找叙永县长、泸州专员（四川第七行政督察区专员）求情，无结果后，又去成都托人找省主席刘湘，刘湘提出的解决办法是：要王逸涛“投诚”，方可放人；同时承诺保证王逸涛生命安全，还可升官。达成协议后，省政府下令七区（泸州）专员裴钢“秉承蒋委员长、贺（国光）主任意旨，设法招抚”。

裴钢接到指令后，于1935年5月初把安硕甫由叙永县押送泸州监狱，两次派人秘密前往川滇边区老山红军游击纵队驻地与王逸涛联系，同时，将在狱中的安硕甫提出来进行“教化”，并让她与父亲见面接受亲情“家教”。在狱中关了一年多的安硕甫经不住诱惑和考验，同意合作，与裴钢各写一封信带回叙永县，通过各种关系秘密将信辗转送到了王逸涛手中。

此前，凡是有亲属来信，王逸涛为了避嫌，都会将信交给政委徐策过目，唯有这两封信自己悄悄处理掉了。王逸涛思想上斗争激烈，妻子的哀求，裴钢“升官”“富贵”的承诺，加上经过几次激烈的战斗后，部队损失惨重，红军纵队组织部长戴元怀等人牺牲，这些都使王逸涛内心产生动摇。在1935年5月的一天，当红军纵队到达云南省威信县风阳邓家坪时，王逸涛暗地指使亲信偷走政委徐策的战马，然后以帮助找马为由和四弟王元德一起乘夜逃走。王氏兄弟逃离红军纵队后，躲藏在叙永老家附近乡下一个亲戚家里，暗地里与裴钢派来的特务人员接触，商量公开叛逃事宜。同时，王逸涛又根据与特务商量的计划，两次写信给红军纵队政委徐策，假称家中有急事，“过一段时间仍愿归队”，并假惺惺地给红军游击队送去子弹、草鞋和一些无关紧要的情报等，以此迷惑红军纵队领导人。

王逸涛叛逃后，其妻子安硕甫被释放；跟随王逸涛参加红军纵队的原叙永特区游击队部分人员相继离队逃跑，红军纵队遭受重大损失。

露狰狞面目公开反共

1935年8月26日，王逸涛接到第七区专署要他去泸州的通知。他从叙永县黄尼嘴老家乡下乘坐滑竿经过叙永县城时，“即谒县府告发该县共产党组织，商由县长从速逮捕，以示义无后顾”。这是叛徒投敌后的“首功”，使中共川南两河区委（在叙永）遭到重大破坏，部分成员被捕。8月28日，王逸涛及其弟王元德二人随同特务人员到达泸州后，住进专员公署特别安排的秘室，二人在秘室写出了投诚自新书，发出“肃清匪共宣言”。9月4日又“电呈蒋委员长、贺（国光）主任、刘（湘）主席‘矢诚反共自新’”，专员裴钢经过“考察其言论思想，认为王确具反共决心”。然后裴钢呈报蒋介石批准，允许其公开反共“自新”。

根据裴钢安排，9月5日上午10时许，王逸涛在泸州大北街明星电影院进行“脱共自新”演讲，听众1000余人，国民党报刊对此事进行了广泛渲染。王逸涛死心为敌人效忠，向四川省政府写了《我对于消灭川南共产党及赤军游击队意见》，为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对红军纵队“三省会剿”献策。《意见》被敌人认为是“确系川南剿共根本办法之一种，颇有采纳施行之价值”。

蒋介石密令委“川南招抚特派员”

王逸涛的各种反共表现讨得了蒋介石的欢心，蒋介石于9月13日电示各部：“现川滇黔边区赤区，由前伪政治部主任之余匪泽鸿指挥，战斗能力已失，加之王（逸涛）之努力反共，川南剿匪军事自必急转直下，肃清当在指顾间矣。”同时，蒋介石命令“将王逸涛通缉案撤销，各军政机关、各部队，以后文告电令及报载关于川南残匪，应一律改称余泽鸿匪部，勿再称为王部……希转饬有关军政机关遵照办理”。

10月22日，王逸涛“来到重庆会蒋介石，蒋委以川南特派员”，负责招降红军和地下党组织中的意志薄弱者，专门组织“特别行动队”（简称别动队）侦察红军动向，同时通告贵州、云南等省配合行动。受到蒋介石的“重视”后，王逸涛的身价陡然上升。一些国民党军政要员提出要会见他。9月23日，裴钢派一名科员专门陪同王逸涛去成都，26日下午分别受到国民党军事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四川省主席刘湘的接见。随即国民党中央社记者采访王逸涛。不久王逸涛又被请到了重庆接受军政长官的接见，“王详述经过，并谓‘赤匪’现已至末路”。

11月7日，四川省主席兼四川“剿总”司令刘湘电令宜宾（六区）、泸州区（七区）两专员：“顷奉委座号蓉行参战电开，拟康处长泽全节放王逸涛，请予以川南招抚特派员名义，发派赴第七区潘（文华）司令官处，专报招抚事宜等准照办，经费由行营发给，并暂由陈师长万仞指挥。”并要求王逸涛设立秘密电台与重庆行营和四川保安司令部直接联系。川南招抚特派员实际上是一个没有权力的闲职，但王逸涛认为已经高就了，达到了“委座领导之下，奉行三民主义，铲除共产党于复兴中华民族过程中，尽国民应尽之天职”的目的。

这时，国民党《新新新闻》报刊出消息：王逸涛自在第七区专员公署反正后，乘车来省，晋谒军政当局，陈述剿灭余匪泽鸿方略，现闻王氏熟悉南六（指宜宾的庆、高、筠、珙、兴、长6个县）匪情……并带别动队一中队协助办理……，先到叙永，再到南六……，重在向匪宣扬政府德意及蒋委员长为国奔走劳苦功高之伟绩，使之恍然觉悟……，万不得已，始行用兵，务期将余匪荡平。紧接着国民党《新新新闻》又刊出消息：《招抚南六残匪，王逸涛抵宜宾，保安司令部欢迎其演讲》。

王逸涛从成都、重庆风风光光回来后，在叙永县城西公园图书馆设立招抚办事处，办事处有与重庆行辕顾祝同、康泽及国民党21军刘甫澄联络的密电码本。招抚办事处设立后，王逸涛首先到泸县，将被俘的红军干部、中共（长宁）梅硐区委委员周司和保释出狱，招降为“招抚员”，还拉拢一些意志薄弱的游击队员和地下党员进入招抚办事处工作。

血雨腥风

王逸涛叛逃后，红军纵队在云南省威信县马家坝召开大会，公布了王逸涛叛变投敌的罪行，宣布中共川南特委关于“开除王逸涛党籍，撤销纵队司令员职务”的决定。纵队司令由政委徐策兼任，余泽鸿任特委副书记。大会号召全体指战员，要坚定信心，将革命进行到底。

针对王逸涛叛变一事，红军纵队、川滇黔三省边区地下党组织，特别是叛徒熟悉的泸州、宜宾等地党组织和纵队在这一区域设置的联络站作了应变准备。尽管如此，仍遭受重大损失：隐藏在叙永县黄尼乡的20多名红军战士被捕，全部牺牲；隐藏在长宁县梅硐山区生小孩的女红军李桂英和陪伴她的女红军甘棠，遭到当地驻军和保安队及别动队的追捕；中共叙永县两河区委、中共（长宁）梅硐区委分别遭到破坏，部分党员被捕。特别是红军纵队的行军路线、作战方式、游击时的落脚点，王逸涛都非常熟悉，他经常带着别动队搜捕红军伤病员，亲自审讯被捕红军和地下党员，突袭红军联络站，向国民党驻军提供情报，配合“围剿”红军纵队，这给红军纵队带来巨大的威胁。仅半年之内，红军纵队主要领导人政委徐策、继任政委余泽鸿、司令员刘干臣及副政委张凤光、参谋长陈宏等先后牺牲，纵队人数从最多时的1000人左右下降至不到100人。

1935年12月15日，红军纵队政委、川南特委书记余泽鸿在江安县碗厂坡牺牲，12月21日，王逸涛接到江安县政府的函请：余泽鸿遗体已运往江安县城，要他亲自去辨别是否余泽鸿本人。王逸涛确认是余泽鸿后，于12月27日，在江安县城北街云集旅馆接受《江安通讯》记者采访时恬不知耻地称，“在泸州川南师范时，（泽鸿）即与我私交极好，我脱离匪部后，曾多方派人赴泽鸿处劝其来归，同做反共工作，不料泽鸿执迷不误”，“在泽鸿本人，本事极好，若得反共，不啻为国家民族增一坚强分子”。

1936年6月22日，王逸涛向蒋介石密报红军纵队的情况：“刘复初、赵文海、阮俊臣等在贵州毕节组织千余人活动，在川滇交界的扎西（今云南省威信县）一带。”蒋介石于6月27日发出急电：“严令刘湘、龙云、柳际民和贵州省政府指派相当兵力，严行清剿，以除后患，并限7月内彻底肃清。”于是，敌人在六七月间发动了对红军游击纵队的第二次“三省会剿”。

由于敌强我弱，红军纵队坚持到1936年底基本停止了活动，1937年解体，川滇黔边区地下党组织停止了活动。这其中叛徒王逸涛的破坏作用是巨大的，国民党《新蜀报》对“剿灭”红军纵队，作了这样的吹捧报道：“不有薛（岳）团长之爱护边区，不能有督队团剿之师；不有孔指挥、骆、黄两参议及陈营长杀敌致为之力，不能没入虎穴而得虎子之效；不有王（逸涛）特派员之随行，更不能辨孰为共匪首领刘复初也。志之。”

黔驴技穷

1935年底，一封密电报到了刘湘桌上，大意是在长宁县梅硐乡黄金山上一农民家的墙壁上又发现了红军写的两幅标语：“全民行动起来，实行抗租抗粮，抗税抗债，组织抗捐军”；“刘湘是屠杀四川工农劳苦民众的魔鬼！”刘湘严责王逸涛“匪迹”未干（意为未尽全力“搜剿”红军）。

此时的王逸涛已失去了往日的骄横傲气，原因是“搜剿”红军伤病员和招抚屡屡失利，不断受到上峰羞辱和冷落。正在这时，长宁县保安大队袁虹桥与红军纵队的通信失密，袁虹桥被刘湘以“通共”罪逮捕。王逸涛得到此消息，认为天赐良机，把搜捕红军屡屡失败的原因归究于袁虹桥“通共”，想找一个替罪羊。因此，王逸涛密呈宜宾保安司令萧烈：“敝未转变政见时，曾偕(余)泽鸿到达长宁，晤伊叔春凯（余泽鸿么叔），据称袁虹桥已彼此有密约……由泽鸿指派该地下党组织，藉袁（虹桥）、余（春凯）2人掩护暗中活动……函请处以极刑，以消隐患……”同时，又电告第七区（泸州）专员公署：“凡有剿匪消息，而（袁）虹桥必先告之，以资其预备之策。故经大军迭次剿灭，殊匪焰愈张，而军团终难获胜……”得意忘形的叛徒做着嫁祸于他人的美梦。而让王逸涛没有料到的是，袁虹桥是刘湘“川康团练干部学校”的得意门生，“刘湘对袁虹桥破格授予少校军衔、长宁县保安大队副”，刘湘难以相信袁虹桥真正“通共”，捕袁虹桥是迫于各方压力的权宜之计。袁虹桥在川南地区有很大的声望，若有罪，县长将连坐。因此，长宁县长李鸣和急电省府“此次被扣（指袁虹桥）纯系被人倾陷”，并串联长宁县上层人士和官绅联名上书省府具保，称王（王逸涛）氏兄弟为投诚“匪共”，搞离间倾陷。省府查来查去不得要领，最后省府电令宜宾专署并附刘湘信称：“查王逸涛兄弟原系匪类……虹桥此次被逮，不过是王逸涛兄弟利用党倾和通共以陷害之计……。足见若辈陷害之不择手段……。”本想找一个替罪羊的王逸涛没想到惹火烧身，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