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衡曾任红26军政委，他的叛变给陕西地下党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以及红26军造成重大损失。

一个党的高级干部最终堕落为可耻的叛徒，首先暴露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在选人用人上存在着严重问题，同时也反映出杜衡本人品质之恶劣。他独断专行，作风霸道，听不进不同意见；他害怕艰苦，不愿意在山区和红军指战员一起战斗，在担任红26军政委期间曾三次以种种借口离队；他欺上瞒下，在决定红二团南下问题上，既未请示省委，又未与广大指战员充分讨论，打压反对意见，最终葬送了红二团。

政委离队

1933年，王明路线统治着全党。

中共陕西省委委员兼红26军政委杜衡（又名杜振清，杜励君）忠实地执行王明路线，他高喊“反对上山主义”“反对梢林主义”“反对逃跑路线”“右倾机会主义从党内滚出去”等口号。这一年的五六月份，他鼓动红26军第二团（当时红26军只有这一个团）离开陕甘边根据地—照金，孤军深入到敌人势力强大的渭华地区，自己却借口离开部队，进了西安城。结果，三百多人的红二团几乎全军覆没，当年10月，回到照金根据地的不到二十人。

当红二团兵败终南山、许多指战员们血洒渭华地区的时候，他们绝对没有想到，自己的“政委”在西安当了可耻的叛徒。

“回放”一下杜衡在做出红二团南下决策过程中一系列表现，不难发现，他是用极左的语言掩盖自己对革命失去信心的真实面目，这实际上是他逐步走向叛党的前兆。

1933年5月，杜衡由西安返回照金根据地。这时，敌人正对红二团和照金根据地进行疯狂的“围剿”，杜衡极力主张放弃照金根据地。

5月25日，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团党委召开联席会议，讨论部队下一步行动计划。会上，杜衡认为，照金一带敌人力量大，根据地保不住，主张南下渭华创建新的根据地。为此，他提出四条理由：渭华地区有渭华暴动的影响；党的工作基础好，群众觉悟高；人烟稠密，物产丰富，便于扩大红军；配合红四方面军和陕南红29军，可以切断陇海铁路，直接威胁西安等等。

刘志丹等同志反对南下，主张坚持陕甘边根据地，以桥山中段为依托，发展和巩固根据地。刘志丹针锋相对，批驳杜衡的观点，他说：“渭华暴动失败后，那里的群众受到极大的摧残，有失败情绪。我们费尽心血才搞起一块根据地，哪能轻易放弃！只要我们坚持创造和发展陕甘边苏区，形势是会好转的！红军脱离根据地，就是自己毁灭自己。”

杜衡不等刘志丹把话说完，蛮横无理地给他扣上一顶“一贯右倾”的大帽子。对于杜衡形“左”实右的夸夸其谈，与会大多数人听得一头雾水，但除了刘志丹，其他人想不出恰当的词语来反驳。而刘志丹正确的意见又被他扣以“右倾”的帽子打压了下去。那时候，党内同志最怕被说成“右倾”，杜衡是红26军政委，是实际上的“一把手”，他南下渭华的错误主张最终以组织的名义形成了。

5月29日清晨，红二团召开全团大会，杜衡和刘志丹在会上分别作了简短的动员讲话，部队便开始南下。

5月30日，红二团由淳化县桃曲塬出发，经凤凰山，从爷台山和方里镇之间直插下去，行军一百多里，到达三原县二台，与黄子祥、张秀山领导的渭北游击队汇合。红二团党委和渭北游击在这里召开了联席会议。会上，杜衡对渭北游击队的同志兜售他那南下渭华的“政治意义和四大有利条件”。不料，渭北游击队的领导对此提出反对意见，劝阻红二团不要冒此风险。

然而，杜衡听不进不同意见，拒不接受劝阻，反而强令红二团尽快南渡渭河。

第二天拂晓，部队出发，下午到达三原县的长坳，黄昏时，来到一个叫寇家庄的村子。

晚饭后，红二团正准备出发时，杜衡突然提出，他要去西安给省委汇报工作，声称汇报完工作后，再沿大路追赶部队。大战之前，政委要离队，刘志丹和团长王世泰感到这很不正常，心想：“刚刚南下，杜政委怎么就要离开部队？”但因为他是上级，只得同意。于是，把部队集合起来，由杜衡讲话。杜衡向大家重新说了一遍他要回西安的理由，当场宣布，在他离队期间由汪锋代理红二团政委。

此时，他把南下渭华的“政治意义和四大有利条件”早已抛之于脑后，那些夸夸其谈的理论和政治口号是说给别人听并要别人去做的，而他自己却在临战之前当了逃兵。

杜衡从红二团要了一头毛驴和一些钱，只身离队。他在想什么，没有人知道。

陕西省委听到红二团南下的消息后，非常震惊，认为南下会将红二团断送在渭华一带，立刻派省委书记袁岳栋到三原县阻止。当袁岳栋赶到三原后，正巧碰见杜衡，遂与三原中心县委负责人赵伯平、刘映胜召开紧急会议，传达省委指示。会上，袁岳栋代表省委对杜衡的错误进行了严厉批评。由此可见，红二团南下这样大的事，杜衡事前并没有请示省委，他再一次玩弄了欺上瞒下的卑劣手法。

这次会议决定，由赵伯平通知高陵县支部，在高陵县境拦截红二团。遗憾的是，当命令传达到高陵支部时，部队早已渡过渭河。

“怕死—逃兵—叛徒”，杜衡的人生轨迹就是这样走偏的。

祸起福盛楼

杜衡叛变之前，陕西地下党出了一件大事。

原来，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党在白区的工作也走上了歧途。西安的地下党组织经常召开大会，公开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还在一些电线杆上悬挂红旗。这种“左”倾盲动行为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高度警觉。国民党军队和警察在西安市大街小巷和各个城门楼上加了双岗，架起了机关枪，加紧巡逻，对过往行人进行严格盘查，大肆搜捕共产党人。

1933年三四月间，陕西省委组织部长程建文（又名陈建中）被敌人逮捕了。国民党当局把他转移到南京，软硬兼施，最终收买了他。但此时陕西地下党尚不知情，认为程建文在大革命时期曾经被捕过一次，那次表现尚好，没有变节，便误以为程建文这一次也会和上一次一样，终将经得住考验，因此，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

这一麻痹大意给陕西省委和地下党带来了灭顶之灾。

1933年7月28日，陕西省委书记袁岳栋（化名“小章”），与省委委员、红26军政委杜衡以及省委宣传部长贾拓夫、军事委员高岗等人，在位于西安市东大街骡马市的福盛楼饭馆以聚餐为掩护，研究王泰吉率部起义并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后的发展问题。

福盛楼饭馆位于西安市中心繁华地带，这里人来车往，社会上各色人等常光顾于此，闹市人群中，可以避开国民党密探的跟踪。地下党选中了这个地方，经常以吃饭为由在这里碰头。程建文叛变以后供出了这个秘密联络点。

当袁岳栋、杜衡、贾拓夫、高岗这几个不寻常的“食客”一踏入饭馆，守候在附近的密探得到程建文的暗示，一下子像嗅到猎物一般兴奋起来。为了不打草惊蛇，他们没有贸然进入饭馆，而是将福盛楼饭馆包围起来，等候“猎物”们出来。

机警的贾拓夫首先发现，饭馆外面有几个可疑的人走来走去，既不进来，又不离去，他低声对大家说：“不好，外面有‘狗’，大家分头走。”说完，便走到前台去结账。

关于贾拓夫和高岗如何逃出特务魔掌，有多种传说，其中下面的“版本”比较流行。

贾拓夫离席结账时，袁岳栋和杜衡也起身向门口走去，被早已守候在那里的特务们抓了个正着。就在特务们忙着抓捕袁岳栋、杜衡的时候，贾拓夫定了定神，瞅准机会，大摇大摆地走出门去，很快消失在人群中。人高马大的高岗奋力打倒了前来抓捕的两个特务，从后门跳墙而逃。

这个说法不乏传奇色彩，倒也符合贾拓夫和高岗两人的个性，前者文气、足智多谋，后者力大勇猛。后来在1935年9月的榆林桥战斗中，身为红15军团政治部主任的高岗曾手提大刀、光着膀子冲向敌人。而此时在饭馆，狭路相逢勇者胜，他不顾一切敢于出手，似乎也合理而可信。

总而言之，“福盛楼饭馆”事件，对国民党而言，跑了两个，抓住了两个；被抓住的就是袁岳栋和杜衡。

贾拓夫脱险后，当天下午就赶到西安市甜水井48号，这里是西安市委机关所在地，也是省委领导常来接头议事的地方。

看着贾拓夫脸上那少有的紧张表情，西安市委组织部长兼省委技术处处长薛和昉问：“发生了什么事？”贾拓夫便向他通报了那刚刚发生的惊险一幕，通知他赶紧搬家，并强调：“越快越好，做最坏的打算。”

残酷的地下斗争使贾拓夫明白，只要党内有人被捕，就要有最坏的准备。杜衡和袁岳栋都知晓这处地点，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果不出所料，最坏的事情发生了，袁岳栋和杜衡被捕后叛变了。

身为陕西省委主要负责人的袁岳栋和杜衡，掌握着陕西党组织的核心机密，尤其是杜衡，他曾担任过陕西省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长，被捕之前是红26军政委兼红二团政委。他的叛变，其后果难以想像。

不久前还在一起开会的战友，转眼之间分成了两个敌对的阵营：一方要继续为在党旗下所宣过誓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而另一方则要将昔日战友的生命作为自己向新主子效忠、日后飞黄腾达的资本。两个阵营展开了一场争时间抢速度的比赛，这场比赛关系到无数共产党人的命运。

贾拓夫在通知薛和昉立即转移的同时，带走了一包重要文件，避免它落在敌人手里，给党造成更大的损失。面对这一突发事件，有许多善后工作要处理，他和薛和昉约定，次日上午在莲湖公园门口见面，商讨有关应急措施。

他还嘱咐薛和昉安置好市委两位女同志周凤鸣、任雪琴。其中，周凤鸣系程建文的妻子，只是此时的贾拓夫和薛和昉尚不知道程建文已经叛变，而这次几乎彻底破坏掉陕西省委的“福盛楼事件”，就是由他一手造成的。

马车“出卖”了薛和昉

薛和昉送走了贾拓夫，赶紧把剩下的宣传品连同油印机装在一个木箱里，寄存在老乡薛亚宣家中。第二天一大早，他从对面大车店叫来一辆马车，把周凤鸣、任雪琴送往咸宁学巷11号，这里是市委的新地址。那时候，西安市街道多是土路，汽车少得可怜，大街上跑着一种马拉大车，相当于今天的出租车。

让薛和昉始料不及的是，这辆马车“出卖”了他。

杜衡被捕后的第二天，就供出了西安市委机关甜水井48号。

当天上午，国民党中统特务黄肇南、夏友农等带着叛徒程建文直奔目标而来。特务们赶到以后发现已人去屋空，屋内只剩下零星家具，地上散落着的油印纸来不及清理，锅里还有未吃完的饭菜，可见薛和昉他们走得何等匆忙。

特务们为晚到一步急得直跺脚。正当他们为无法向上峰交差而一筹莫展的时候，站在门口的程建文却喜形于色，他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向几个特务招手：“伙计们，快过来看！”程建文指着门前马车留下的一道道印痕，又朝对面的马车店努了努嘴，特务们一下子心领神会，一个个像恶狼般地扑向那家马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