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5月4日，五四运动27周年之际，傅斯年在北平就任代理北大校长。他的“代理”之职，实际上是为胡适归国后就任北大校长做准备。6月1日，胡适从美国启程，经海路归国。7月4日下午三时，胡适乘坐的海船抵达上海吴淞口外，此时距他奔赴美国从事国民外交工作已经整整九年。7月29日晨七时三十分，已经在南京、上海逗留数日的胡适，由上海乘机飞往北平。当天下午一时左右，胡适携其长子胡祖望飞抵北平。

当天的《胡适日记》中写道：“来机场欢迎者众多，李德邻主任、萧一山、吴铸人、成之弟，北大同人有毅生、孟真、锡予、召亭、华炽、素莹诸君。”他为之感叹道：“九年前今晨，二十九军退出北平。九年前昨日，我从庐山飞到南京，次早始知平津皆失陷了。”自七七事变爆发，到抗战胜利，胡适一直奔走在国际外交前线，一直在美国从事“大使外交”与“国民外交”相关工作；此刻，九年海外公务生涯暂歇，重新回归国内文教事业之中的胡适，感慨万千、意绪纷繁总是难免的。

在胡适这则日记之后，1946年的整个8月只有一天写有日记，且只是一份孙楷第为其购买《水经注》各种版本的书单而已，别无其他。整个9月也只有五天写有日记，全部都只是关于《水经注》版本研究的。那么，想要从其本人的日记着手，来探研他在1946年9月正式就任北大校长前后的种种境况及其心路历程，已无可能。但作为抗战胜利后，中国大学里实力最为雄厚的北大之复校，当时也可以说是举国瞩目的重大事件。可以想见，此时此刻，无论是作为身兼著名学者与曾任驻美大使的胡适，还是作为将就任北大校长的胡适，都注定要成为1946年北平文教界的焦点人物。

从他走下飞机，踏上北平地面的那一刻开始，各种新闻报道就接踵而至。经笔者查阅，北平《世界日报》是当年报道胡适行踪及言论最为及时、最为详尽的纸媒之一，胡适就任北大校长前的种种言行，几乎尽收于该报各版各栏之中。这就为探研1946年胡适就任北大校长始末，提供了难得的原始史料，从这些史料中，可以窥见种种历史信息与细节。

胡适7月29日刚下飞机，记者的话筒就递到了他面前（次日见报）。面对记者的现场采访，胡适的谈话意趣盎然，颇有可读之处。在此，就将这篇专访原文酌加整理，转录全文如下： 

去国九年寄慨万端

胡适昨飞抵平

对记者谈数年内将不他往

【特写】在地球那一面逗留了若干年头的胡适博士，重新回到祖国，又重新回到这古老破落的燕京了。

当中航机掠过古城上空的一瞬，我想：除了让胡先生感慨万分以外，他该怀抱着一种更欣快的心情，庆幸着故都的河山无恙。

在九年的过程中，北平市上简直像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显得衰老了。然而，胡先生却显得年青。乌黑的头发，健壮的身躯，兴奋的精神，一切一切，和九年以前，没有什么歧异。

年青的胡先生，第一步踏进北平市的时候，一束鲜花，送到胡先生怀里。这是更年青的北平学生们，对他寄予的精神上的拥戴。

军政首长，和文化教育各界代表李宗仁、萧一山、吴铸人、以及傅斯年、陈雪屏、黄如今、左明彻诸公，一一和胡先生握手寒暄后，一列汽车拥护着他，离开西郊机场，开进北平市。直射的阳光，给这列车子，投下了一副直角的影子。

风度犹存

下午五点钟，胡先生在东昌胡同一号中央研究院，接见记者。

此时，胡先生已经换上了一件蓝灰色的长衫，轻轻地摇着折扇，完全恢复了九年前的恬静姿态。他开始向记者们说起这几年来的经过：“二十六年‘七七’后一日，我乘车到牯岭去开会。七月二十八日，北平沦陷了。九月二十八日，我由香港飞往美国……”他首先追述起九年前的行程。

“离开祖国九年，今日回到北平。虽然文物如故，一切没有重大损失。但是，也不免感慨万分。”

“此次主持北大，是去年九月三日发表，并且决定由傅斯年先生代理。十个月以来，接收复校，办理学生教职员从西南北上，以及解决教授生活等问题，都是傅先生办理的。返国以后，曾和傅先生见面两次，但并未详谈。所以关于北大的情形，不大清楚。以后，还希望傅先生帮助，使我明了。”

旧友多已作古

“这次来平，见到了多年老友，兴奋得很。但是，老友钱玄同、马裕藻、孟森诸位，都已作古，实在不胜叹惋……”

胡先生说着，为这些老友，轻轻地摇了摇头，话风又转到北大上去：

“北大今后的作风，仍要本着蔡元培先生的‘容忍’两字去做。我一向主张信仰自由，思想自由，发表言论自由。并且对反对方面，见解不同的意见，竭力容忍，予他人以自由。譬如：我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仍然协助各种宗教信仰者。”

感念闻一多

谈到李公朴、闻一多的事件，他说：“对李公朴不太熟识。但是，闻一多对新诗上的成就，和旧文学的造诣很深。无论如何，总是文学界的损失。”

对于目前政局，他拒绝表示意见。他说：“究竟三方会谈的是些什么，我都不清楚，也许傅先生比较详细一些……”胡先生说着，指了一下坐在旁边的傅斯年先生。傅先生赶忙摇头说：“我和胡先生一样不清楚！”

一种进步

胡先生又补充说：“返国后二十几天里所见到的中国，确已较前进步很多了。比如共党报纸，在京沪可以随便买到。共产党在去年联合国大会中，曾有代表出席。以及在南京时，王世杰、朱家骅请吃饭，都曾邀共产党代表董必武等出席。这些，都是目前新作风的开端。”

另外，胡先生又说：“因为返国不到二十天，在北平不到十几个钟头。对于国内详情，一切隔膜，所以很想找一份九年来的报纸，从头到尾，阅读一次。”

谈到周作人

    谈到周作人，胡先生说：“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现在我们依然是老朋友。不过，我对于这事，个人不便发表任何谈话。因为在欧美，一个案件，正在进行审讯的时期，任何人不便以私人意见影响到法庭的审理。……不过，周先生从前曾向我写信表示，并且曾自己向外发表：他在北平走不开。但将来绝不会对不起大家。……究竟，这是一件伤心的事。”胡先生的表情上，显然露出惋惜的意思。

美国女记者多

这时，有人提出二十年来的女子教育问题，和三十年前胡先生所倡导的新文学运动问题。胡先生表示：“这问题太大了。”

傅斯年先生在一旁，指了彭子冈女士说：“这不是足以表现女子教育的进展吗？中国女子，不是已经站在新闻线上么？”胡先生也说：“美国的女记者，是比较多一点。不过，还是男记者更多。”

一件满意事

    至于新文学问题，胡先生认为这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他说：“目前已稍觉满意。不过还有两个障碍。第一，是各政府机关往来的文书，以及法律条文，依然是古文词句，其次，是报纸上的新闻，十分之六七，仍然利用文言。但是这一点，现在已然有了相当进步。”胡先生特别引证：最近，上海大公报上胡先的星期论文说：在先先生的那篇论文里，居然发现了起码四五十句是白话文。这是我胡适之返国以后，认为第一件满意的事。”

关于美国

    关于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和印象，胡先生认为廿年来，无大变化。他说：“美国仍然采取着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主义。总之是希望中国强大。所以，美国为了中国的问题，不惜以马歇尔这样头等人物，来进行调处。”

“不讲为妙”

     “胡先生准备作公开演讲吗？”有人这样问。

    胡先生说：“因为我在二十七年到二十八年间，曾患严重的心脏病。所以医生嘱咐，不宜作长时间的演讲。尤其是在扩音等设备不健全的原则下，更是不便。”说着，他又谈起十八年十一月，在北平协和礼堂，以及后来在上海青年会的两次公开演讲，因为听众拥挤，而出的乱子。所以，结果还是“不讲为妙”。胡先生更微笑着说：“我想：最好，校长是个挂名的。同时，希望傅先生再许可我不教书。”

如此解围

记者的问题太多了，胡先生有些难于应付。连说：“傅先生是我的保护人。”傅先生似乎打算设法解围，记者群中又发出声浪说：“不希望傅先生帮腔。”于是胡先生很谦逊地说：“为了我，耽误你们很多的时间。其实，我在这几年内，打算长期留在北平，我们谈的机会很多。还是留下许多问题，慢慢的谈吧。尤其，现在有好些问题，我只好交白卷。”

终于还是“保护人”傅先生到后面搬来了胡先生的侄子“祖望”，才解了记者之围。这时，还有不少人，围了胡先生请他题字。胡先生笑着向青年的记者说：“只写个名字吧。你们成了小学生！”

这篇近2500字的专访稿，在当日的《世界日报》头版上发表后，格外醒目。记者摘录了许多胡适的谈话要点，每个要点虽只有点滴语录，但从中透露出来的历史信息还是不少的。

比方说，胡适主持北大的核心精神是“容忍”，即秉承蔡元培主校以来的一贯主张—兼容并蓄。又如，对自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学、新文化运动成绩，胡适基本认可，并举出了当年创办《学衡》杂志、形成了所谓“学衡派”以对抗新文学运动的胡先为例，认为他都开始写白话文了，可见最顽固的“反对派”已然“皆兄弟也”（后来二人曾合影，胡适为合影题“皆兄弟也”）。再如，对闻一多之死表示惋惜，对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对待共产党的虚伪态度，胡适一厢情愿地认为是开明社会的“一种进步”，称这是“新作风的开端”。另外，关于老友周作人因“汉奸罪”被捕事，虽心生惋惜之意，但还是为了维护司法公正，胡适没有在媒体记者面前作明确表态（事后曾向法庭举证周作人在北平沦陷期间确有保护校产之业绩，为其减刑说情）。凡此种种，皆是胡适阔别祖国九年后，刚踏上北平地面之后发表的感言，虽未必经过缜密思考，但也均是“第一反应”，自有其别具看点的真实面目。此外，胡适虽然盛名在外已久，但毕竟九年都未曾在国内露面，北平当地记者对他的了解，都难免有一定的隔膜。譬如将其子胡祖望认作其侄，便是明显的一例。

北平西郊机场的欢迎仪式及记者见面会之后，紧接着是7月31日举行的北大各院系教授、助教欢迎茶话会（次日见报）。这次茶话会，可以视作北大校内管理层与教学层人士与胡适的首度集体碰面，其意义等同于“碰头会”与“打招呼”。次日报道，原文如下：

北大各院系教授助教

昨开茶会欢迎胡适

胡当场修正傅斯年的“北大三宝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