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阳初的乡村建设实践

吕毅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众多的乡村建设团体中,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以下简称“平教会”)可谓那一时期的佼佼者。平教会于1923年8月26日在北京成立,1926年在河北定县举办乡村建设实验,1935年在湖南办衡山实验县,后因抗战爆发,两地区实验相继终止。后转入四川新都(现成都市新都区)开展乡建实验,但持续时间较短。

1939年平教会迁至重庆巴县歇马场,1940年创设“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由于学院的办学规模和水平逐渐提高,拟筹备升格为独立学院。1940年4月12日,平教会呈请四川省政府,希望划定璧山县(现重庆市璧山区)为拟筹办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实习区,该项呈请由当时兼任四川省主席的蒋介石和时任四川省民政厅厅长胡次威联衔批准通过[1],乡村建设学院实习区为日后华西实验区奠定基础。1945年8月,“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改名为“乡村建设学院”,扩充为独立学院,该院主张学习方面理论与实践并重,特别注意实习。1946年乡村建设学院已初具规模,平教会经费来源亦有保证,再次进行乡村建设实验的条件已经具备。晏阳初与四川省主席张群商谈后,在四川以“区”为范围,由乡建学院与省政府合作推行乡村改造,划定四川省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区为实验范围。经晏阳初推荐,四川省政府任命孙则让为督察区专员与华西实验区主任。以“政教合一”的方式开展乡村建设实验,当时“该专区所辖包括巴县在内的十个县,现在就是我们学院的实验区和田间实践的地方”。[2]

最终,平教会于1946年11月在璧山县城仁爱街设立实验区办事处,在璧山县青木乡、城南乡、来凤乡和河边乡四乡及巴县一部分进行乡村建设实验,该实验区定名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实验部巴璧实验区”。1947年8月,四川省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区所属各县纷纷请求将实验业务推广至本县,北碚和巴县的乡村建设基础较好且请求最为强烈。截至1947年11月11日,已有北碚、铜梁、荣昌、永川被准加入该项实验业务,遂改名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华西实验区”(以下简称华西实验区)。[3]

 

一、教育与生计之间的选择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正在美国留学的晏阳初参加“赴法华工服务团”,从事联络和翻译工作。不经意间,晏阳初在法国当地华工群体中开展的“识字教育”活动,在没有任何理论指引下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这使晏阳初意识到“识字教育”对于大多数不识字的国内平民大众具有同样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所以就在法国决志,他日归国,定投身于平民教育”[4]。1920年,晏阳初回国后在湖南长沙、山东烟台、浙江嘉兴三处城镇区域内兴办平民大众识字教育,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晏阳初在与熊朱其慧(熊希龄夫人)、胡适、陶行知、黄炎培、傅若愚、朱经农商讨下于1923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大众识字教育在城市取得成功后,晏阳初逐渐意识到中国大多数不识字者不在城市而在农村,要想真正普及民众教育就必须深入到广大农村去。所以,便有了平教会为农民办教育的结果——定县实验,试图为解决中国农村“愚、贫、弱、私”四大弊端走出成功之路。但由于历史发展水平尚未给晏阳初实现理想提供舞台,晏阳初的乡村改造并未成功。

在华西实验区成立后,试图首先进行解决“愚”的“文艺教育”,第一步就遭遇了传统与现实的强大抵抗。农民们普遍认为传习教育会“耽误了他们的工作时间”,不能立即解决眼前的家庭生活问题,因而 “不愿意入学受传习教育”,而“宁愿去工作能够得到现实的代价”。对于这一点,一名民教主任进行了一番颇有见地的分析,他说:“本区居民在农暇的时候就到滩上去拉滩,每天可以拉到一升多米,差不多全家的生活都可以解决了。若叫他们到传习处里去读书,除非要给他们每天应得的力资食物。所以叫他们入校接受传习教育是很难的。如果县府来个命令,凡是拉滩的不识字的又没有进传习处读书者禁止拉滩,他们为了自己一家人的生活不得不到传习处读书了。”[5]在现实的生计代价面前,接受传习教育远没有那么迫切。

在华西实验区组织者看来,接受教育是农民的权利,但在生计所迫下,农民接受传习教育反倒成了一种义务。一位民教主任感言“农民勉强应付场面,这样的传习教育简直成了一种牛马的强迫性和被动式教育。我们用比喻的方法去诱导,他们认为他们不需要这么一套”[6]。以至于北碚辅导区主任田慰农透彻指出,“四大教育之实施,应以生计教育为先。本会为针对农民‘愚、穷、弱、私’四大缺点实施‘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此四种教育似不能等量齐观,经事实的考验,农民之所以愚,所以弱,所以私,其主要原因实由于穷。故生计教育实为农民最迫切需要之教育,目前本区所实施之传习教育如能以生计教育为中心,则各传习处所遭遇之困难,定可迎刃而解”。[7]

 “如何才能达成教育的任务,要答复这个问题先要知道建设重心”,华西实验区上下统一认识后认为 “乡村建设应以经济为重心,……农村经济建设的完成,乡村建设才算获得结果”。具体工作中“四大教育”并非齐头并进,而以“民众的生计包括合作社、农业生产的改良以及其他经济活动是其主要计划”。[8]但生计教育仍然首先要对农民进行如何改良农业的知识传授,也不能立即给农家带来实际利益,推进生计教育仍不能激起农民的任何热情。

 

二、“政教结合”的困境

 

在四川省第三专员区建立实验区一议得到批准后,晏阳初与四川省省长张群商讨专员区人选。考虑到如果人选不当就会“掣肘”,晏阳初认为候选人必须“熟悉我们从事的事业,最好此人对这一套都有经验”。并向张群提出“为了我们确能干好工作,我们必须实际控制这十一个县,否则我们难以从事实验”。但张群表示已经委任专员,晏阳初随即表示“现在我不需要这第三专员区了,因为他不好;我们必须能够控制它,否则这些家伙会刁难破坏我们的工作”。最终,在晏阳初的坚持和推荐下,孙则让成为四川省第三专员区专员,同时为平教会实验区(即日后华西实验区)主任。

孙则让在华西实验区工作过程中更加明确这一观点:乡镇保甲是开展地方工作的基层政治力量,但是在乡村建设方面没有发挥出积极的作用,“他们只要把国家委托性事务如征兵、征粮、收税等这些事情做好即可,但是做这些事情大概都得有点豪霸气质才行。但是有这样气质的人不宜于组织农民,以引发农民的力量,来推动乡村建设。因为他们不能使用民主的方式,办事很容易武断,积极的建设工作应当用有组织的教育方式完成,乡镇保甲长只站在辅助的地位”。[9]

在华西实验区运行过程中,平教会工作人员接触最多的是保甲长这些基层公务人员,从平教会工作人员的态度中可以发现,他们不少人认为利用地方基层政治力量对于乡建工作开展是比较重要的,并能产生一定的效果。江北第二辅导区龙王乡第一社学区民教主任在谈到经济和户口调查时,开门见山地提出“在工作未开始前,就得和当地保甲长与有势力的士绅拉好关系……”[10],江北第二辅导区三圣乡第四社学区的民教主任直截了当地指出“传习处要与各方人士打成一片,随时周旋方能招生”,要使学生参加传习处学习则必须“使保甲长负责督促学生来读书,随时宣传入传习处的好处”。[11]

“政教结合”在平教会华西实验区自上而下达成了共识,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农民对国民政府日久弥深的排斥和不信任心理对乡建工作的阻碍。在平教会到璧山开展工作之前,国民政府征兵、征粮及各种摊派苛捐杂税已经给当地人民造成了严重的负担。当地百姓对政府所派各项事务持有怀疑、不信任乃至恐惧的心理,避之不及,害怕参加政府组织的各种会议和活动。一位民教主任在工作日记中写道:“在目前的苛款下,听说到公务员及什么开会,他们只有怕,甚至拒绝参加。什么抽丁、征粮、纳款……深入了他的脑筋。不管是什么平教工作、农村建设、扶持农民,说的天花乱坠,他的心里始终是这一个印象:用的是套把戏,将来要糟哩。”[12]

还有一位叫黄世均的民教主任也叙述了类似的遭遇,“继保大会后开展调查工作,以委婉的言辞,请问家口的人数。对于年龄一栏,迟疑不决,究竟报大点好呢?还是小点好呢?而他们窃窃私语,作一度磋商,视此情形,难以填就。我立即解释,不是为征兵而来调查,为的是明了家口人数所受的教育程度暨何项职业。因其问到经济确难报实,他们随便报点数目,恐怕将来抽家畜。我又解释,为的是明白你们的家庭经济情形、生活程度以待改良。如此解说他们均以半信半疑,仍顾虑太远,疑心过重。无可奈何,只好依其所报,于此可见他们如此表现是怕政府征兵抽税”。[13]

当传习教育与农民生计产生矛盾之时,用农民深恶的政治强制力解决方案是华西实验区工作人员的首选。江北第二辅导区滩口乡第一社学区民教主任态度更为激烈,“有一般民众顽梗不化,视读书为畏途。通知入学,均不入学者,我以为要实行强迫入学,实施强迫入学最好由保甲长负责。强迫的方法,民教主任可按各保甲应入学的成人名单开交各保长,委他们负责按时督促各人入学”。[14]保甲长虽为乡村小吏,但他们的强制力决非如想象般强大。农民由保甲长强制入学的结果是,第一天几乎全体到校,第二天即减少一半,多过几天就只剩下儿童,时间稍长,则儿童也不见踪影。农民需要的是养家糊口和眼前利益,晏阳初要为农民谋求的长远利益,农民是看不见的。

 

三、昙花一现的成功

 

梁漱溟指出,生活在传统中国社会的人“只有身家观念,读书中状元,经营工商业,辛勤种庄稼,都不过为身家打算”,“人与人之间在生活上不发生连带关系,很可以关门过日子”。[15]因此,在传统中国社会,“为政之道:以不扰为安,以不取为与,以不害为利,以行所无事为兴废除弊”。[16]梁漱溟的论定无疑说出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真相。可说正是应了梁氏此说,平教会华西实验区乡村建设中能够取得成功的只能是给农家带来现实利益的选项,其中最有成效的事业是在璧山县举办机织生产合作社。

璧山县农民素有以家庭织布为副业的传统。抗战时期因军品需求增多,当地农家机织副业兴旺一时。战后军布停收,周转资金断链,农家织机相继停产。[17]平教会抓住此机会,以贷给周转资金为条件创办机织生产合作社,几乎毫不费力即取得了成功。1947年初,平教会宣布拨出贷款5400万元在城南乡组织玉皇庙和蓝家湾两个机织生产合作社,款到之前半月,合作社即告建成。[18]同年7月,平教会协调四联总处发放原料贷款10亿元,抵押贷款12亿元,同时商同农业银行璧山办事处加入贷款行列,大规模创社扩产。[19]在1947年内创办成功13个铁机社,3个木机社,[20]至1949年8月底共成立42社。[21]在现实利益号召下,农民争相入社,接受改造,“乡村改造”似乎一夜之间便进入佳境。但事情的逻辑关系决定了这种繁荣必须有不间断的利益输入方能维持。一旦收益不济,情况就将急转直下。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平教会显然不可能带给一个县的机织生产合作社长期维持再生产乃至扩大再生产的市场环境。在合作社生产规模扩大后,重庆的市场很快即无法容纳其产品。平教会华西实验区合作社物品供销处璧山分处开始向宜宾地区开拓市场,但因合作社布匹规格不合宜宾市场需要,销路无法打开,经济循环立即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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