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一时间，大小汉奸们惶惶不可终日。作为二号大汉奸的伪行政院院长、伪上海市长周佛海不但没有偃旗息鼓、夹着尾巴做人，反而变本加厉，气焰嚣张，横行上海滩。

日本投降，周佛海猖狂

日本天皇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当天，周佛海就在广播中得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他立即做出反应，一是要向重庆方面请示办法；二是要去南京，与陈公博商量，准备即刻解散汪伪政府。那么，周佛海在行动之前为什么要特地向重庆方面请示呢？难道他是早已迁往重庆的国民政府派出的卧底吗？

其实，在日本投降前三年，即1942年，周佛海就已通过被俘的军统特务程克祥，去重庆联系上戴笠，表示自己要“弃暗投明”。戴笠回复说，只要周佛海确能立功赎罪，领袖对其可以宽大；并派了译电员、报务员随程克祥回南京，在周佛海身边负责联络，为重庆政府进行秘密工作。因此，对于日本投降这等重大变故，周佛海必须要与戴笠进行联络，请示机宜。

1945年8月16日，周佛海从上海去了南京，和汪伪政府主席陈公博共同召开会议，宣布从即日起解散汪伪政府。为了向蒋介石进行邀功，他的手下当夜在南京发动政变，逮捕了汪伪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接管了银行和一系列政治、军事机关，意欲控制南京城。但出人意料的是，在接管伪中央军校时，却与陈公博一派发生了火并，大打出手。最终，侵华日军总司令部出面调停，宣布在正式投降前，南京由日本军队控制。周佛海向陈公博道歉，释放被俘人员。之后，他像霜打的茄子一样，灰溜溜地返回上海。

就在他垂头丧气之时，程克祥来了，交给周佛海一封电报。读完电报的周佛海，兴奋得手舞足蹈。原来，这是一封以重庆军事委员会名义发来的电报，内容是“委任周佛海为京沪行动总指挥，在国军到达上海以前，责成其维持京沪一带治安”。

可是周佛海并不满足，嫌委任的官太小。他命令程克祥：“马上以我的名义给戴局长写个呈文，说我已遵令就职，只是这个总指挥名称太小，恐难以服众。是不是给我一个总司令的名义？”

蒋介石居然答应了周佛海的请求。当时，蒋介石的部队都在大西南，短时间内无法占领东南地区大中城市，尤其不能阻止新四军进占上海。所以，要利用汉奸周佛海手里的伪军和伪警察暂时替他看守住上海。这是权宜之计。

周佛海即以上海行动总司令的官衔发表公告称：本司令部所辖区域内各部队，未得蒋委员长之核准，不得擅自移动，及受任何方面之收编。

他亲自拜会了驻沪日军第十三军司令官松井太久郎，要求日军配合行动，坚决阻止新四军进入上海。他还严令伪税警团、伪保安队、伪警察严守岗位，防止骚乱。

一时间，周佛海等人俨然再次成为上海滩的实际统治者，出入时动辄动用汽车数辆，警卫成群，前呼后拥，招摇过市，搞得天怒人怨。

1945年9月7日，汤恩伯率部进入上海市区。此时，重庆政府大批“劫收”人员也出现在各机关、银行、物资仓库、军营等地。到了下旬，国民党的正规军完成了对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军事部署后，蒋介石对戴笠下令肃奸。戴笠立即带着大队人马乘坐六架美国运输机到了上海。

肃奸行动开始了。

戴笠设局，周佛海中计

一天晚上，位于法租界居尔典路上的周佛海公馆，有一位神秘的人物求见。周佛海见了此人欣喜万分，大喊“救星到了”。原来，来人就是军统局戴笠。但戴笠此行的目的，是要周佛海交出手上的武装，交出伪中央储备银行库存的黄金、美钞；并请君入瓮，说服周佛海，要他自己电呈蒋介石：辞去行动总司令一职；再去重庆向蒋介石当面谢罪，承认错误，以便宽大处理。

对此，周佛海很害怕。此刻犹豫不决的他，过往曾在当大汉奸期间，做过很多坏事……

1937年“七七事变”后，周佛海官至国民党宣传部代理部长，兼蒋介石侍从室二处主任的要职。为防止日本飞机空袭南京，他早已在西流湾八号的家中修建了地下室。“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日机频繁空袭南京。每当此时，一群达官贵人，其中有高宗武、胡适、熊式辉、陈布雷、顾祝同、梅思平、陶希圣、罗君强等，常常跑来周家，钻入地下室躲空袭，闷久了就会纷纷发牢骚、说怪话。于是，也就自然形成一个专门与抗日唱反调的“低调俱乐部”。他们的消极言论，与汪精卫的对日妥协和平理论不谋而合。后来，蒋介石在得知此事后，告诫陈布雷、胡适等人，要他们从这个圈子中退了出来。

南京失守后，国民党抵抗中心迁往武汉。对于此时的战局，周佛海悲观地认为，中国战败是早晚的事，日本人只要一鼓作气，就能打到武汉。日军在1938年10月占领武汉、广州，国民政府被迫西迁重庆。周佛海判断，如果日本再努把力，攻下重庆，那时蒋介石就会完蛋。所以，他觉得抵抗不是出路，应该另辟蹊径。

与此同时，汪精卫也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他认为战必大乱，和未必大乱，希望通过谈判结束战争。在这一点上，周佛海与汪精卫相当一致。所以，他们两人沆瀣一气，搞到一起。

周佛海与汪精卫商议，并且得到蒋介石同意，派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在香港以搜集资料为幌子，与日方暗中谈判，谋求所谓“和平”。蒋介石还专门批准，每月给高宗武下拨8000大洋，作为活动经费。而周佛海却胆大妄为、擅自做主，私下让高宗武直接去日本。高宗武同首相近卫、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等密谈后，确定由汪精卫主持时局，并直接要求蒋介石下野。陆军大臣板垣还写了信，提出谈判的具体条款，交由高宗武带回给汪精卫。不料，汪精卫阅后，却将信转交给蒋介石。蒋介石读信后，顿时火冒三丈，破口大骂：“谁让高宗武这个混蛋去的日本？”立即停发了高宗武的经费。

周佛海决定一不做二不休，踢开蒋介石单独行动。他派遣梅思平与高宗武共同去上海，再次参与对日秘密谈判。

高宗武、梅思平同日本的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会谈，签订了《重光堂密约》。与此同时，周佛海与汪精卫正在策划逃离重庆的行动计划。

汪精卫逃离重庆的初衷，据说只是想以在野的身份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与日本讲和之建议，因为在抗战阵营内提出讲和主张只会造成分裂。而周佛海却与汪精卫想法不同。他离开重庆的目的，就是要在南京新建一个中央政府，以政府的力量与日本谈判，来推行所谓“和平运动”。

这就是“周佛海路线”。

周佛海鼓吹 “实现和平运动，组建新政府”的主张，被汪精卫接受。周亲自陪汪精卫去东京与日方谈判，构建汪伪政府的蓝图，得到日方的首肯。周佛海在汪伪集团中的“总军师”地位也就从此确立。

1940年3月，“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在这个伪政权中，除汪精卫外，周佛海是最有实权的人物。周佛海虽担任伪行政院副院长，坐的是第三把交椅，职位不如陈公博，但实权却不在陈公博之下。他不仅身兼伪财政部长和伪中央储备银行行长，掌握财政经济大权，而且还兼伪警政部长，直接掌握着汪伪政权的特务、警察机构。

此刻面对戴笠，周佛海心中惴惴不安。毕竟，他做了以下这些祸国殃民、直接危害人民的事情：一、逃出抗日阵营，参与汪精卫“艳电”发表，与日本首相近卫相互呼应，动摇抗战决心；二、多次前往日本，与日方签订投降条件；三、在上海召开第六次伪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发表宣言，决定成立伪政府；四、身兼多重伪职，总揽军政、经济大权，破坏抗日财政与经济。

周佛海在伪财政部长任内，最突出的恶迹便是建立伪中央储备银行，主持发行准备金不足的所谓“新法币”，强令旧法币一律停止使用，并以2:1的比率兑换为新法币。此举严重侵害国民政府和国民财富。重庆国民政府财政部密令上海的四大银行联合抵制“新法币”的发行，一律拒用“新法币”。

1941年1月30日，军统特务暗杀了中储行上海分行专员兼推销主任季翔卿。其后，有杀手在中储行营业大厅扔炸弹并打死一名警卫。紧接着,军统狙击了伪中储行上海分行调查处副主任。周佛海下令报复，命令李士群的汪伪“76号”特务机构的特务闯入江苏农民银行宿舍，打死职员11人。之后，“76号”机构的特务们包围了中行，共抓走职员130人，后在中外各方的共同营救下，陆续释放了123人。不久，军统特务混入大华医院,杀死伪中储行副主任。周佛海闻讯，命令“76号”特务机构在属于重庆方面的中国银行职员中，大开杀戒，打死打伤两位主任和一名职员。对此，军统再次报复，刺杀了伪中储行稽核一人。周佛海也再次命令属下，即刻报复渝方银行人员，并下令关闭上海、南京等地的四大银行。这样，在各为其主的旗号下，周佛海的汪伪“76号”特务机构与戴笠的军统特务机构之间，矛盾愈加尖锐。

在国际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下令军统方面不再实行暗杀。戴笠请在香港的青帮大佬杜月笙出面进行调停，交通银行经理部主任连同金融界的头面人物也专程前往南京，求见周佛海，为四大银行疏通，希望允许四行开业；并将蒋介石的来电让周佛海过目。周佛海得意地说：“我并未压迫四行撤退，如果渝方不加害我中储行行员，这些都不成问题。我给你们一个面子，可以允许四行在下个星期一复业。”

从此，军统特务的刺杀活动悄然无声，“76号”特务机构也停止对四行行员的迫害。伪中央储备银行在对四行的围剿中，终于稳住阵脚。周佛海大发国难财，用假币换真钞，再用真钞到外汇和国际市场套汇，购买战略物资。他在沦陷区强制收购棉纱棉布，然后高价卖到大后方，大发国难财。这严重地破坏了抗战经济，坑害了中小资产者和老百姓，资助敌国、坑害本国。

周佛海在与蒋介石和戴笠的大斗法中占尽上风。但是，就在1941年底，周佛海准备再次投靠蒋介石。

1941年12月7号，日本军国主义当局突然袭击驻扎在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国舰队，发动了太平洋战争。美国当即宣布对日本宣战，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全世界形成。在这种情况下，对政治敏感的周佛海马上意识到，中国的抗战形势或许会发生逆转，蒋介石与英美结盟后，中国的抗战不仅不会失败，很可能会赢取最后的胜利。因此，他心中大悔，察觉到自己当年退出抗战阵营的失算。他在日记中曾表述，“今日事实表现，足以证明抗战派之理论正确”。

此前发生的另一件事，也逼迫着周佛海不得不去向戴笠低头。原来，戴笠于当年5月下旬派人赶到湖南沅陵，将周佛海的母亲、妹妹、妹夫和岳父都抓了。等6月上旬，周佛海才知道这件事，“惊悉之余，心胆俱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