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发表了一篇《别了，司徒雷登》的文章。写道：“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毛主席说，别了，司徒雷登。那么司徒雷登本人想不想离开中国呢？

司徒雷登为何不跟着国民党去广州

1949年1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新街口买了一份报纸，报纸上对于淮海战役的报道是这样的：本月十六日国军在天津狠歼共匪军队后进行战略转移，华北国军固守北平、重创自东北流窜入关之林彪匪部……司徒雷登知道，这些新闻报道都是骗那些相信国民党的傻子的，但是他不是傻子，他知道这些新闻应该反着看才是真相，真相就是：天津失守了，北平也失守了，解放军已经攻占华北，很快就要打到南京了。

司徒雷登没有猜错，他刚到大使馆，国民党就送来了通知：国民党将迁至广州办公，要求美国大使馆及其他各国使馆一起搬往广州。司徒雷登犯了难：是跟着国民党去广州，还是留在南京等共产党？此时的蒋介石对于美国来说就是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英、法等这些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国家的大使也希望司徒雷登赶紧拿个主意：究竟是走还是留？

1949年1月19日，司徒雷登召集英法等各国大使在美国大使馆商谈对策。经过一番商讨后，一致认为：共产党建立新政府后，一定会急于争取世界各国的承认，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和共产党讨价还价，继续维护各国在华利益。于是，美、英、法等各国大使一致决定留下来，等共产党来南京。反倒是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跟着国民党去了广州，只把参赞史巴耶夫留在了南京。

当然，司徒雷登选择留在南京，也不是自己能做主的，而是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指示。因为共产党三大战役的胜利，美国政府已经重新调整了对华政策，美国知道已经无法帮国民党阻止共产党的胜利，美国需要阻止的是中国不要成为苏联的同盟，所以，美国需要拉拢共产党，需要司徒雷登和共产党建立关系。

司徒雷登对蒋介石从希望到绝望

当然，让司徒雷登选择放弃蒋介石，他也是经历了一番痛苦挣扎的。司徒雷登在中国因为创办燕京大学，认识了很多中国官员，比如阎锡山、孙传芳、冯玉祥、李宗仁、张作霖等。但是，关系最好的要属蒋介石。无论是在政治倾向上，还是宗教信仰上，司徒雷登都极其偏向于蒋介石，他甚至公开宣称自己是一个彻底的蒋介石的人。蒋介石也对司徒雷登非常赏识，邀请他做自己的政府顾问。司徒雷登作为蒋介石的政府顾问，在美国期间多次呼吁美国政府给予蒋介石更多的支持。司徒雷登做了驻华大使后，更是两次上庐山和蒋介石商谈美国援助的事情。

但是，形势的发展完全出乎司徒雷登的预料。1947年解放军发动战略反攻，到1948年底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尽管美国对国民党的援助源源不断地送来，但是国民党却一溃千里。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司徒雷登终于明白，美国的援助已经无法帮蒋介石阻止共产党了，司徒雷登对蒋介石彻底失望了。1948年10月23日司徒雷登在给马歇尔国务卿的报告中，甚至主动提出：“我们可以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者国民党内其他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以便组成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政府。”

听说美国要抛弃自己，11月下旬，蒋介石赶紧派宋美龄去美国见杜鲁门，只得到了杜鲁门冷冷的回答：“美国不能保证无限期地支持一个无法支持的中国。”蒋介石在杜鲁门那里碰了一鼻子灰，12月中旬又派人去见司徒雷登。司徒雷登非常绝情地拒绝说：“我所接触的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觉得委员长作为停止战争的一个重大障碍，应当从现在的权力地位引退。”司徒雷登不再是蒋的铁杆支持者。

司徒雷登的师生外交

为了和共产党建立联系，司徒雷登不断地给周恩来写信，表达美国想和新中国建立联系的愿望。共产党看到这些信后，最终决定派黄华去南京，因为黄华是司徒雷登做燕京大学校长时的学生。

当然，黄华去南京这事，一开始司徒雷登是不知道的。所以，为了和共产党搭上关系，司徒雷登想尽了各种办法。时任第三十五军一零四师参谋长的张绍安曾在1984年撰文回忆说，他于1949年4月23日凌晨率部进入南京时，遇到四五个人打着灯笼过来，其中还有一个大鼻子外国人，通过翻译主动上前搭讪说：“我是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全权代表，欢迎贵军入城。”如果这个时候，共产党的干部接受了司徒雷登的欢迎，那么就是变相地承认了司徒雷登的美国大使身份，司徒雷登就可以借此大肆宣扬，制造舆论。毛主席早就预料到司徒雷登这一手，提前对所有进城人员进行了外事政策教育。所以，面对司徒雷登设下的圈套，张绍安参谋长根本不吃这一套，义正辞严地回答说：“我们根本不知道有什么美国大使，我们只承认你们是住在这里的侨民。”

司徒雷登主动套近乎的计策失败了，很沮丧，很失落，因为他真的很想继续留在中国，继续做他的美国驻华大使。当司徒雷登陷入沮丧时，他的私人秘书及时为他带来了一盏“明灯”。私人秘书告诉他，他的学生黄华来南京出任外侨事务处主任了。这可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司徒雷登知道自己的学生黄华来了南京，就像抓到了一块宝。但希望有多大，失望就有多大。双方并没有谈拢，谈不拢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方面，美国希望新中国承认西方帝国主义过去在华的既得殖民利益和种种特权。这一点，共产党坚决不答应。另一方面，共产党希望美国停止援助并断绝与国民党逃亡政府的关系。这一点，美国又舍不得。但是，司徒雷登并没有放弃，他想去北京见周恩来，直接和中共高层谈中美建交的问题。

司徒雷登每年6月24日都是在北京燕京大学过生日的，所以这一次他想借去北京过生日的机会，和周恩来见一面。共产党本来已经同意司徒雷登来北京了，可是司徒雷登却自己搞砸了。

司徒雷登之行为何会夭折

司徒雷登把自己要去北京的事情，写了一个特别详细的请示报告发给了艾奇逊国务卿。在请示报告中，司徒雷登详细分析了自己去北京的利弊。去北京的积极意义是：他可能有机会亲自向毛泽东、周恩来陈述美国的对华政策，可以直接了解到中共高层的政治意图。同时，司徒雷登还认为通过这种交流，可以扶持中共党内自由主义分子和反苏分子的力量。这次北京之行将是一次大胆的行动，表示美国对改变中国的政治趋势持坦率的态度，可能对今后的中美关系产生有利的影响。但司徒雷登还在请示报告里详细分析了去北京的坏处：他担心此行可能会在美国国内引起批评，从而使国务院背负很大压力，毕竟现在美国正处于麦卡锡反共高潮。同时在南京的各国使馆也会对他误解，误会美国出尔反尔，放弃一致对付共产党的立场，跑去与共产党套近乎。司徒雷登还担心自己作为美国大使去北京，会变相地提高共产党和毛泽东在国内外的威望，这显然不是司徒雷登想要的结果。为了消除这种后果，司徒雷登希望国务卿批准，自己也去一趟广州见一下蒋介石，把这种结果中和一下。但是，司徒雷登又担心，自己如果去了广州，共产党又会认为美国继续干涉中国内政，会激怒共产党，这样的话，又会抵消了他去北京的积极意义。

司徒雷登这份前怕狼后怕虎的请示报告，让艾奇逊国务卿也很纠结、很为难，去还是不去？艾奇逊国务卿最后把这一难题又甩给了杜鲁门总统。杜鲁门作为民主党总统，当时的处境也并不乐观，共和党正在疯狂攻击杜鲁门丢掉了中国，就连后来和中国建交的尼克松，这个时候也在疯狂攻击杜鲁门，共和党认为杜鲁门对于中国大陆的沦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客观而言，杜鲁门把美国大将马歇尔将军派到中国，对蒋介石在金钱和武器上也给予了极大支持。马歇尔劝蒋介石休战，腾出时间来整顿军队，然后再寻找合适的机会和共产党作战。可是蒋介石并不听。马歇尔又劝蒋介石，即使与共产党开战，也要加固后方，控制好长江以南。可是蒋介石就是要全线进攻。为了蒋介石的这一“执念”，杜鲁门为他提供了20多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结果，杜鲁门看到的是：军事援助都通过国军送给了共产党，经济援助都通过蒋介石进入了四大家族的口袋。美国终成为最大输家。

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尔将军认为：国民党任何一仗都不是因为缺乏弹药或装备而打输的。国民党在军事上的溃败，是由于世界上最坏的领导和其他许多导致完全丧失斗志的因素。杜鲁门也认为，就是因为蒋介石的腐败无能而丢掉了中国。国会里还有好多政客高喊救蒋介石就是救美国，要求美国出兵帮助蒋介石阻挡共产党。杜鲁门已经赔了“夫人”了，可不想再折兵，所以拒绝出兵。虽然杜鲁门不想再继续支持蒋介石，但是也不舍得放弃蒋介石，因其还需要靠蒋介石来牵制共产党，所以司徒雷登提出要去见共产党，杜鲁门也有些犹豫。并且，司徒雷登还在请示报告里列举了那么多见共产党的坏处，既然如此，那就不见好了。所以原本可以改变中美历史的北京之行就这么夭折了。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一万个不情愿地登上了一架美国运输机，离开了中国。回到美国后，司徒雷登被美国政府规定了三条“不准”：不准演讲，不准谈中美关系，不准接受记者采访。当时，美国反共的麦卡锡主义非常疯狂，很多与中国共产党有过往来的人都受到了各种迫害，有被监控的，有被围攻的，有被投进监狱的。司徒雷登却因半身不遂，躲过一劫。司徒雷登到死都在后悔当时没能去北京。司徒雷登说：“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先斩后奏，在向美国政府请示之前，我就应该直接从南京前往北平，跟毛泽东、周恩来见面，造成既成事实。遗憾、遗憾，实在是太遗憾了！”■

（责任编辑 王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