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绩伟在党性与人民性争议中

余焕椿


晚年的胡绩伟


1980年胡绩伟(中)在天津采访调研。右为老记者陈勇进,左为作者。


 

胡绩伟96高龄于2012916日去世。他夫人狄沙告知,老胡走得很平静。我想他内心绝非如此,因为他是带着许多遗憾走的。上世纪80年代初,老胡在人大常委会位置上,开始致力于制订新闻法,时至今日,这个目标还没有实现;“党性”和“人民性”问题更是他心中的一个情结……

 

胡绩伟的新闻理论与实践

 

胡绩伟从1952年秋调到人民日报当常务副总编辑起,就一直在胡乔木领导下工作。那时,胡乔木任书记处候补书记,直接负责领导人民日报的工作,他们共事数十年,彼此应是相当了解的。

特别是1956年,胡乔木领导人民日报进行大改版,大约有两三个月时间,他们常在一起上夜班,共同工作到黎明。胡乔木提出“党报也是人民的报纸”的改版原则,受到人民日报编辑、记者的热烈欢迎。他修改稿件,制作标题,安排版面,都有独到之处。而且,他办事认真,事必躬亲,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胡绩伟说,文革前十几年,“我很敬重他,把他视为良师、严师”。“但他对干部要求过于苛刻,动辄训人,甚至吹毛求疵,一点小毛病翻来覆去地批评,越批越上纲上线,批得体无完肤”。“所以我虽钦佩他,还是对他敬而远之,畏而避之”。

文革结束后最初几年,胡乔木对人民日报的工作很关心,也很支持,有时批评,有时表扬,都很正常。他曾经对这一时期的人民日报有很高评价,说“这是人民日报历史上办得最好的时期”。可是后来他对人民日报的评价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说“人民日报在舆论导向上的错误,1979年已经很明显”。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事情并不复杂。批评“两个凡是”,开展真理标准讨论,人民日报加大了反“左”力度,在许多问题上与胡乔木发生了意见分歧,不再唯命是从,听他的话了。

197610月,人民日报恢复了党中央机关报的地位,胡绩伟也从国务院政研室调回人民日报。此时的胡绩伟,经历了十年文革,思想、意识和感情,都发生了根本变化。他变得更实际,更主张独立思考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再是那个非常听话的胡绩伟了”。在他看来,人民日报的党报地位不能变,但党报的“面孔”是可以变的,它应该变得更加亲近人民。

这种变化是一种醒悟,但在现时体制下,对报纸总编辑来说,也是一种危险。也许正因如此,胡绩伟已决心要离开他为之奋斗了半个世纪的新闻工作岗位,永远离开人民日报,做些“远离政治”的、既“安全”又“安静”的编辑工作。可是,命运之神不放过他。粉碎“四人帮”后,人民日报很多人希望他回来,中央决定调他回人民日报,而且由原先主持日常编务的副总编辑,升为总编辑,主持全面工作,比过去享有更大的权力。怎么办?他没有别的选择,但他也不能再按传统的观念办报了。既来之,则“干”之。有人说,老胡这一回是把乌纱帽放在桌子上办报了。

劫后的中国,百废待兴,有许多事情要做,而当务之急,便是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从恢复人的精神家园、医治人的心灵创伤做起。人民日报要恢复信誉,也在此一举。当时,人民日报在真理标准讨论、天安门事件平反、落实干部政策、调整领导班子、反对腐败、宣传农业生产责任制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重新得到了读者的信赖。这一时期,人民日报发行640万份,创下历史最高纪录。这不能不说与胡绩伟的思想解放有关。

可是,人民日报的日子并不好过,常常受到这样那样的责难,最令人困惑的是,胡乔木、邓力群这两位代表中央主管人民日报的领导人,常常在一些问题上上纲上线。所谓“人民性”问题,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胡绩伟的新闻理论与实践,对新闻界来说并不陌生。在理论上,他强调“党报也是人民的报纸,党报在强调党性时,也要强调人民性。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应当从加强人民性来加强党性”。在实践中,他重视舆论监督与舆论批评,相信报纸在这两方面努力,可以推动中央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对廉政建设和端正党风会发挥积极的作用。

他的这些观点,充分反映在他的两份报告之中。一份是19793月,在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一份是19799月,在中央党校的报告。怎么也没有料到,竟有人认为胡绩伟的“人民性”是排斥“党性”的,是要党报“在政治上同中央不保持一致”,甚至于说是要办一张“自由化”的报纸。

 

关于“人民性”的批评与反批评

 

1981123日,胡乔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次讲话中,不指名地批评了人民性问题。胡乔木说:“把民主和领导对立起来,以至走到说党性发源于人民性,说党性是人民性的集中表现,没有人民性哪里来党性?这种奇谈怪论居然能够相当流行,我觉得这是社会科学界一种羞耻。”听过这个讲话的思想文化界人士,都说这是针对胡绩伟的。

28日,胡绩伟就此给胡乔木写信,说:“一些同志认为这是批评我的,我也认为是这样,因为党和党报‘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党和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这一观点确实是我讲的。不知你批评的是不是我?至于‘党性发源于人民性’、‘党性是人民性的集中表现’,我没有说过这个话”。他在信上还说,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不同看法,可以展开研究、讨论,甚至于批评,最好不要说成是什么“奇谈怪论”,“是社会科学界一种羞耻”,这不利于问题的讨论。

这封信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不久,又传出要开第二次新闻工作座谈会,会上仍然要批“人民性”问题。这时,胡绩伟在陕西临潼养病,同时对党性人民性问题作进一步研究,为第二次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准备发言稿。这个发言稿改了三次,主标题是:《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副标题是:《论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显然他是要在会上为自己的“人民性”观点辩护。

19822月,我作为人民日报编委办公室主任,受编委会之托,到临潼去看望胡绩伟,为他的发言稿做些编校排印工作。我发现他情绪不佳,精神痛苦。原因不难揣度,我想主要有两个:一是他的观点被人歪曲、篡改,然后用来当靶子批判,又不容申辩;二是这样做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与他共事多年、受他尊敬的顶头上司胡乔木。

他让我把第三稿送胡乔木审阅,同时又给胡乔木写了一信,信中说:

“在疗养期间,我对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问题作了一点研究,写成了一个稿子。可惜太长,虽然一再压缩,还有三万多字。我想把它送给即将召开的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不知是否适当?如果你健康允许,希望你先过目一下,看看大体上行不行?如基本不行就算了。如大体可以,希望能听取你的宝贵意见。

“在各种不同意见中,你的意见起着十分重大的影响,有一些同志在发展你的意见,我认为甚至在夸大歪曲你的意见。这些同志不仅否定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原理,而且认为提出人民性就是同党性对立的,是纠党性之偏,有的同志甚至把这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联系起来,说这是拿人民性来反对党性。

“我这篇发言想尽量避免用论辩的形式,而用正面论述的办法……想尽量不同什么人争辩,不愿因此挑起更大的争辩。当然,我心里主要的目的,还是避免同你争论,但确有少数同志拿着你的论点在‘批判’我。如果他们看了我这篇发言,尽管我如何注意,他们都会说我是在批评你的。因此,这篇发言最好先请你看看,如果真会产生这种不良后果,我宁肯把发言压下来。

“你是我在长期新闻工作中最尊重的领导同志,是我在新闻业务上崇拜的师长。尽管我们在一些具体观点上有分歧(当然在分歧中,你有很多是正确的),但大原则是一致的,我对你始终是十分敬爱的。

“正因为这样,我抑制不住趁此向你说几句心里话。我感到你有一点像毛泽东同志,他在前期有很多光辉的思想,可惜后期自己否定了它。你在新闻工作方面,我认为前期你不仅是理论上有很好的创见,而且在实践上有很宝贵的贡献,可惜在后期,在某些问题上你却违背了你自己早期的言行。

“当然,你的功劳和权威远远不如主席,但你现在代表中央负责领导思想理论战线,你的言行影响也是具有很大的权威的。当前我国思想理论战线不够活跃,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局面还差得很远。这主要是历史的客观的原因,但同你在领导方面的偏差和不够民主的作风,是有一定关系的。……我不愿意在你死后议论你,宁可在你生前说出肺腑诤言。……”

这封信有的地方写得很委婉,有的地方又写得很尖锐,看过信的人都劝他不要发出去,认为这种心里话现在还不能那样直率地说。于是,他重新写了一封短信,随发言稿一起发出。

一个半月后,胡乔木回了一信,更令胡绩伟困惑不解。因为他发言稿中的基本命题是“党性来源于阶级性和人民性,又高于人民性”,胡乔木在信中将原命题改为“党性来源于人民性,又高于人民性”,删去了“阶级性”,然后批评他离开了阶级分析。信的最后提出:“党报必须加强与群众的联系,既代表党也代表人民的利益,遇有某些复杂的情况需要分别采取适当措施,而不要笼统引用‘人民性’这个含混不清的概念来作包治百病的药方。因此,我建议,目前最好不要用这个提法。”

胡绩伟虽对胡乔木这种做法不满,但还是根据他的意见,删去了所有“人民性”,将原来的题目改为《党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并以此为题登在《报纸工作研究参考资料》上,在内部征求意见。

62日,胡绩伟再次将《内部资料》送给胡乔木并附信说明他已删去了所有的“人民性”,只保留一处引言中的“人民性”不便删,表示对“人民性”这一问题将要继续研究,“在没有深入研究之前,我一定持十分慎重的态度”。

几天后,胡乔木和邓力群的秘书分别打电话给胡绩伟,说稿中有几处“不点名地批评了中宣部某负责同志,这虽是内部参考资料,也容易传出去,恐为敌人利用”。因此,要他把印出的一律不发,发出去的全部收回。胡绩伟再度耐心地修改,把几小段可能认为是不点名批评中宣部某领导的通通删去,再送胡乔木。此后,则杳无音讯。(注:1988年,工人出版社出版胡绩伟《新闻工作论说集》,收入了这篇发言,题目为《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论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

经过这么一次次的修改,一次次的否定,我思想上也产生了疑问:一个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共产党,一个以“人民”二字命名的报纸,为什么如此忌讳“人民性”?胡绩伟当时还是人民日报总编辑、首都新闻学会会长,在新闻界颇受尊敬的老新闻工作者,为什么他的新闻观点竟遭到这样歪曲、责难和限制?

“人民性”问题果真错了吗?第一次新闻工作座谈会结束时,胡耀邦作总结,肯定了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他说:“我们的新闻工作有很多的党性。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离开了人民性就不叫党性。……从党的根本性质来说,党性和人民性是融合在一起的,党性就是人民性。”

195681日,党中央关于人民日报改版报告的批语中这样说:“党委应该强调党委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领导这次改版工作的不是别人,正是胡乔木。

更早一些首先使用“人民性”的也是胡乔木。19451230日出版的《新华报人》第9期刊登了胡乔木的一个题为《人民的报纸》的报告。报告中说:“党报是人民大众的报。这点不能怀疑。虽然人民并不都是共产党员,而且人民中还有其他的党,但因为我们的报纸是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完全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所宣传的也正是人民所需要讲的。因此,这样的党报就是人民大众的报。我们要使人民的东西能在报上反映出来,这样来加强人民报纸的党性,也就是人民性。说报纸党性太重,证明我们的报纸和人民还有距离,就是人民性不够,也就是党性不够。报纸能最高限度地反映人民的呼声,就是报纸有最高的党性。如果表现出来的东西,使人民感不到兴趣了,就是报纸有党性不够的地方。”

这些观点与胡绩伟“党性与人民性一致”的观点又有什么不同呢?胡乔木过去说的甚至于比胡绩伟现在说的还要彻底,难道过去可以讲“人民性”,现在就不能讲“人民性”,讲了就是不要党性,就是同中央不一致了吗?胡乔木批判胡绩伟“人民性”观点,其实是在批判他自己,是晚期胡乔木批判早期胡乔木。

有人说,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他们容不得一个“不听话”的、主张反“左”的总编辑领导人民日报。

 

陈云、胡耀邦为人民日报说公道话

 

正当人民日报日子不好过的时候,陈云、胡耀邦为人民日报说了公道话。

1981110日,陈云办公室打电话给胡绩伟,传达陈云表示支持人民日报工作的意见,陈云说:

人民日报是办得好的。办报(包括广播、电视等)很不容易。现在的《人民日报》我看得很有兴趣。文化大革命时我根本不看报。他们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句话。

现在报上短的稿子多了,长文章摘提要,很好。他们改得好快嘛。要告诉他们这点很重要。

121日,胡耀邦写信给胡绩伟:

最近《人民日报》办得很好。今天头版的青年工作评论,写得全面,有指导意义。配合的新闻报道也好,有说服力。第五版的几篇文艺评论都较好,一扫有些人那种“打棍子”或“抬轿子”的粗暴、庸俗风气,对作者是个很好的帮助。祝愿你们不断前进。

大约过了一个月,即1981220日,胡乔木突然给胡绩伟写信,信中除了一些鼓励的话外,还作了自我批评和自我表白:

人民日报近来又有很多进步,这是你和编辑部同志很大努力的结果。读者中间以及作者中间一定会有一些不同的反映,这是不奇怪的,我相信过些时候会慢慢趋于大体一致的。

前些时陈云同志听说我(在书记处会议上)表示支持人民日报的工作,曾先托人转告以后又直接打电话给我,希望我坚持这个态度。我本想也本应在离开北京之前到人民日报社把他的意见转告一下,可惜竟忙得没能做到,很是抱歉。而且后来一次说话时话也说重了。这是我常犯的毛病。幸亏后来耀邦同志以及陈云同志又为人民日报说了不少公道话,使我稍觉安心。

胡乔木显然是得知了陈云、胡耀邦关于人民日报的上述谈话之后给胡绩伟写这封信的,他这个主管人民日报的领导,不仅没有为人民日报说“公道话”,反而把“话也说重了”,是否觉得心中不安,特向胡绩伟表示:他是支持人民日报的工作的呢?信中特别提到“陈云同志听说我(在书记处会议上)表示支持人民日报的工作,曾先托人转告以后又直接打电话给我,希望我坚持这个态度”。陈云大概是发现胡乔木对人民日报态度有变而这样说的。胡乔木信中强调这一点,该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吧!?

后来事实说明胡乔木并没有“坚持这个态度”。

1982629日,记者部请胡绩伟到记者会上去讲话,因事先没有准备,适逢“七一”,于是讲了记者要关心党研究党的问题。胡绩伟说:

我们是党报,我们的记者是党报记者。作为一个党报的记者应该研究我们的党,不能说这是我们报道的唯一的中心,但确实是我们很重要的宣传主题、研究主题。为什么世界上大多数党,在执政以后发生很大问题,遭到很大失败?

经过十年内乱以后,像十年内乱那样大的失败,不会再有了,但从此以后再也不会有失败,这就不敢说。时间短的小的失败还会有。我们有责任去研究,怎样使我们党不再遭受大的挫折和失败。我们精神上要有准备。不管是党员、非党员,都应该研究这个问题。怎样使我党不再遭受那么大的挫折?究竟有什么根本性问题?即使遭受重大挫折,但是我们坚信:共产主义、共产党还要胜利,革命一定要胜利的。我认为这是坚定不移的。但光靠信念是不行的,也不能靠豪言壮语,还要靠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还要靠我们扎扎实实的工作。

现在我们国家的问题,还是党的问题。我国形势一天天好转,形势好得出乎意料,但是我们国家还是问题成堆,这些问题核心是党的问题。党的建设搞好了,党风正了,党员都像党员了,其他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六十多个记者,一个人一年研究一两个地区、一两个支部、一两个党员,可以说我们记者就完成了比较重要的任务。党报不研究党、宣传党怎么行?党不管党是当前的通病。

我们写的稿子要有充分的党性,促进党的事业,使成堆成山的问题不断解决、在报道里使群众看到,我们党是有希望的。

我现在提出请大家注意研究、宣传、报道我们党,促进我们党一往无前地向前进,这是对大家的一大希望。

然后再讲一个小希望,就是我们党报记者,一个优秀的党报记者,也有个规格。他应该首先是个好党员,不是党员的同志,也应该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我们更应该严格地要求自己。在歪风邪气很多、很困难的情况下,要表现出我们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我们要坚定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一定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这一点要明确。在作风上、品质道德上、待人接物上、处理同志关系上,特别是在采访和写作作风上要像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记者不能随波逐流,不能走后门,不要失掉党报记者的身份,为自己儿女打小算盘,闹无原则的纠纷,和人家闹不团结……应该让人家认为他是个好党员。如果没有这一条,文章写得再好也没有用。光靠文章出名没有用,如果他在作风、品德方面不像话,他的文章就会一风吹,不一风吹也差不多。现在有的人舍本求末,光追求写文章。如果一时写了好文章,但作风、品德不行,他的作品不会流传下去的,没有多大力量的。我们对记者的评价,不能光从文章上评价,要结合理论、政策水平、品德、作风。要随时随地想到要作一个好党员,做到“出污泥而不染”。

会后,有人将胡绩伟告到胡乔木那里,说他动摇了人们对党的信心,讲话是错误的。胡乔木偏听偏信,据此对胡绩伟提出严厉批评,说他自己对党丧失信心,怎么让别人树立信心,这种讲法不道德,是错误的,要他立即检查。

编委会先找人整理讲话记录,将内容核对清楚,再派人到江西(胡绩伟当时在江西采访调查)传达胡乔木的批评。我去往江西途中,仔细阅读了讲话记录,觉得这个讲话总的精神是积极的,特别是苏联、东欧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发生蜕变,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党内腐败现象愈来愈严重,提出这个问题完全是出于公心,并无原则性错误,个别地方言语失当,也不值得胡乔木这样大动干戈。我按编委会的嘱咐,劝说老胡顾全大局,接受批评。老胡沉默不语。第二天一早,他交给我一个信封,里面除了他审阅过的记者会上的讲话记录外,还有一封给胡乔木的信,然后说了一句话:“又一次违心检查”。

胡绩伟早已意识到胡乔木不能容他,1982年他第一次提出辞职时对秦川说:“我呆不下去了,我受不了!”

19827月,胡乔木改组人民日报的计划,被他在记者部工作的一位亲戚传出之后,胡绩伟决心第二次辞职。这一次,虽有秦川、安岗、李庄三位副总编辑劝阻,也没有动摇他的决心。

198310月,中央书记处讨论人民日报问题,同意胡绩伟辞职请求。胡绩伟不再领导人民日报了,胡乔木仍不放过他,提出要肃清胡绩伟在人民日报的影响,尤其是“人民性”的影响。

差不多过了10年,胡乔木还是揪住胡绩伟不放。199197日,胡乔木同人民日报新任社长高狄有一次异乎寻常的谈话。胡乔木说:“胡绩伟同志‘文革’后在人民日报掌权,散布了很多错误思想,核心就是使人民日报脱离党中央的领导。”“胡耀邦同志对胡绩伟、王若水是包庇、支持的。胡绩伟同志提出辞职,书记处讨论一致同意,同时对胡绩伟同志领导人民日报工作中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我和邓力群同志到人民日报把书记处提出的批评宣布了,对胡绩伟、王若水的错误讲了一篇话。胡耀邦同志非常反对,认为不应该去讲,辞职就很好了嘛!这是一种回避思想斗争的自由主义态度。秦川同志是紧跟胡绩伟的,秦川同志的检查都是空话。”

胡乔木这番话不仅针对胡绩伟,而且也针对胡耀邦,是没有原则而又有失身份的,哪有书记处书记背地里批评总书记的道理?

俱往矣!现在胡绩伟也进了天国,相信他见到胡乔木,一定还会向他讨回公道,问他“人民性”究竟错在哪里?人民日报遵循“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原则办事,反映人民的心声,又错在哪里?

 

(作者为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 洪振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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