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敬文（1903—2002年），原名谭宗，曾用笔名敬闻、静闻，广东省海丰县人。他是我国著名的民间文艺学家、民俗学家、教育家、诗人、散文家，曾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等职。1920年，考入陆安师范学校。受北京大学《歌谣周刊》的影响，他走上了建立和发展中国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的道路。1927年秋，到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任助教，11月与顾颉刚、容肇祖、董作宾等发起成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并先后参加《民间文艺》《民俗》周刊和民俗丛书的编辑工作。1928年，中山大学校方指责钟敬文编辑的民俗学丛书中有败坏社会风气的内容，对他强行解聘。同年秋，钟敬文来到杭州，先后在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和浙江民众教育实验学校任教。1930年，成立了杭州民俗学会，后改为“中国民俗学会”。他自感在民间文艺理论方面基础薄弱，于1934年毅然放下教鞭，和妻子陈秋帆一起赴日本深造。1936年夏天，潜修后的钟敬文回到杭州，仍旧在之前工作的浙江民众教育实验学校任职并继续从事民俗学研究，此时他已经成为这个学科的带头人。但是西子湖畔简单纯粹的生活并不长久，当卢沟桥的炮声响起，所有中国人都被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浩劫之中。

开始颠沛流离的生活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11月12日，上海沦陷，敌军的炮火很快烧向浙江。其实在当年11月初，日军第10军约10万人已经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浙江许多城市相继陷落。12月18日，日军发起杭州战役，在经历近一周的奋战后，杭州也沦陷了。正受风寒病折磨的钟敬文只好跟随学校一道，踏上撤退的路。在女埠镇一处祠堂歇脚时，钟敬文回想起由于国民政府抵抗不力，大片国土沦丧，内心激愤异常，他感到唤醒民众抗日救国是当务之急，于是动手写了两副对联贴在祠堂柱子上：

世事在人为，谁道危机难挽救？

溪山随处好，莫教敌骑妄玷污！

把民众组织起来，这正是时候了！

让国家沉沦下去，你能逃责任吗？

一位叫王启发的人在一篇回忆父亲抗日经历的文章中提到了这两副对联对他父亲的影响：“那年，父亲21岁……当他走进祠堂，看到钟敬文先生写的对联贴在柱子上，只觉得热血沸腾。那时恰好小镇上来了一个兵站医院，父亲便毅然要求医院领导批准入伍……50多年过去了，钟敬文先生写于小镇上的两副对联，仍深深地留在父亲的脑子里，因为正是在这两副对联的激励下，父亲走进了抗日的行列而义无反顾。”[1]

在女埠镇住了近两个月后，浙江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因为经费不足而解散。此时钟敬文的病情已稍稍稳定，就和妻子由上饶转南昌、衡阳，再由衡阳向西行进，最终在桂林停下来。经朋友介绍，钟敬文暂时到从无锡迁来的江苏教育学院等校教课。

战时的桂林，敌机不断进行轰炸，警报声时常响起。白天听着头顶上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看到尸横遍野的惨状，钟敬文简直恨到咬牙切齿。站在讲台上，他神情激昂，向学生灌输爱国救亡的思想，可是内心的愁苦总是挥之不去，愈加深重。钟敬文不甘心就这样躲在后方，他太想为抗敌救国出份力了！恰巧，1938年春天，他意外遇见好友尚仲衣[2]。

尚仲衣是中共党员。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他会同中共地下党人士、抗日民主人士和国民党左派，在广州成立抗战教育实验社，举办抗战教育实验训练班，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广州高级知识分子自发成立的抗战组织。尚仲衣经常在广州活动，之所以能和钟敬文在桂林相聚，是因为尚的家眷住在这里，他是回来探亲的。在民族危难的特殊年代，好友见面自然有谈不完的忧国忧民的心绪，钟敬文向尚仲衣表达了自己想要参与抗敌的决心，正所谓“想到众生千百劫，合从人海作瞿昙”[3]。

挟笔从戎赴前线

1938年7、8月间，国民党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的政治部在广州成立，尚仲衣被任命为第三组（宣传组）组长。他明白钟敬文的心思，一再来电催促钟到他这里，共同挽救民族危难。钟敬文立刻辞去职务，和陈秋帆告别，乘船一路南下，经过梧州后到达广州，时任政治部秘书长的左恭[4]和尚仲衣热情接待了他。钟敬文在政治部的职务是上校视察专员，实际上是帮助第三组做对民众及敌军的宣传工作。穿上一身草绿色中山服的钟敬文，内心油然生出强烈的使命感，“位卑未敢忘忧国”，他常常想起在生命最后时刻依然关心国事的陆放翁，正义的力量时刻鼓舞着他。

与钟敬文一同在政治部工作的还有著名音乐教育家廖辅叔，他在秘书室任职。廖辅叔之前在报纸副刊《倾盖》上读过钟敬文的散文，感觉那些文字具有社会性并且情感真挚，一直希望有机会能见到作者。这次二人在政治部一起工作，从此建立起多年的深厚友谊。在政治部第三组中，还有孙大光、黄新波等许多共产党员。他们每天都要起草唤起军民抗日、控诉日军侵略暴行的文件，整个宣传组团结一致，大家通力合作，虽然工作繁重，但心情是愉悦激昂的。政治部中虽然有国民党内的人密切关注着钟敬文等人的一举一动，但此时国共合作还没有受到较大影响，整个广州抗敌救国的气氛仍很热烈。

这年1月1日，由夏衍任总编辑的《救亡日报》在广州复刊，这份抗日战争期间几经辗转、命途多舛的进步报刊继续发挥着沟通前方和后方的积极作用。夏衍通过这份报纸广泛联络了不少当时在广州有名望的教授和文化工作者，石辟澜、左恭、姜君宸、梁威林、左洪涛等人都为《救亡日报》撰写过评论文章和文艺作品，钟敬文、尚仲衣成为特约撰稿人。钟敬文也非常乐于参加爱国青年组织的各种演出活动和集会，他投身人民群众之中，把宣传工作落到实处。

正当广州各救亡团体进行紧张而繁忙的工作时，10月12日凌晨，日本派遣军约七万人在大亚湾登陆，开始了侵略广东的疯狂行动。由于广东军队备战情况不尽人意，日军登岸后，一天之内就占领了从平山至淡水、澳头的大片土地，巩固了阵地，为直击广州打下了基础。其时，信号弹跃上天空，惊醒了广州市民的酣梦，花城顿时成了危城。各救亡团体的工作计划被打乱了，市民纷纷逃出城外，前方又一直传来失利消息。钟敬文与同仁们面面相觑，等待上方传达接下来该如何行动的命令。

跟随政治部北撤之后

撤退！在敌人逼近广州之际，战区司令部立即向三华北撤，政治部也准备北撤翁源。钟敬文跟随政治部北撤时，乘坐的是从广州开出的最后一趟火车。火车站人头攒动，大家都惴惴不安。夏衍和钟的好友林林等《救亡日报》社的同志来给尚仲衣、郁风、钟敬文等人送行。在车上，钟敬文恰巧和乔冠华坐在一起。钟与乔是在日本留学时认识的，当时乔冠华在东京帝国大学读书，也常去钟敬文所在的早稻田大学，这些在海外求学的中国学生一见如故，很容易就结识了。战争期间，他们都在政治部共事，乔冠华负责编辑内部通讯性的刊物《国际一周》，两人可以经常见面。现在大家都在撤退，混乱中能够偶遇实属不易。

经过一段时间的长途跋涉后，政治部在翁源暂时驻扎下来，钟敬文和同事们住在城外一座古寺里。在翁源已经听不见枪炮声，此时的政治工作也几乎停滞，但大家都不敢放松警惕。钟敬文身穿戎装，双手紧握步枪到岗巡逻，霜月下宛若一名泣血沙场的战士。10月21日，敌军冲进广州市政府，广州沦陷了，余汉谋部队退守粤北山地一带。钟敬文听到这个消息后悲恸不已，虽然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可是谁曾想到祖国的南大门这么快就落入敌手？与他在一起的还有廖辅叔、黄苗子、祝秀侠等文艺界朋友，他们忧愤满怀，只能以诗笔为战刀，“谣中白燕真成谶，梦里黄花浪有香。微力未宣私议在，翁流宁识此心伤？”[5]

前线战况不利，很快大部分人又移往连县，政治部被安置在城外的野寺里。部内成员四处流散，尚仲衣也因为公务暂时离开，所以由钟敬文和第四组组长吴超代为主持政治部工作。自全民族抗战以来，上海、武汉、广州等城市在会战中相继陷落，群众中弥漫着一种悲观情绪。面对这种情势，各机关、各团队都开展了积极的动员运动。特别是这年（1938）11月12日，在国民党焦土政策引导下爆发的长沙大火，使军中失望情绪迅速蔓延。总部坚定决心，将重振士气、团结民众放在工作中极重要的位置。钟敬文再次忙碌起来，夜以继日地起草文件，在群众中开展宣传和慰问工作，真情召唤同胞们加入抗战的队伍中。大家的努力终于初见成效，从广州撤退下来的几千名未经训练的青年，成为广东遭受劫难后得力的民众运动工作干部。

在动员工作不断深入的同时，钟敬文也感到一股暗流正向他袭来。1939年1月21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会上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总方针，设立专门的“防共委员会”，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真面目彻底暴露出来。在国民党内部控制“思想不纯正分子”“异党分子”的形势下，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和抗日进步分子率先成为被攻击对象。四战区长官司令部被改组，政治部第三组更是难逃此劫，组长尚仲衣和许多成员都被强行解职。钟敬文作为宣传组一员，平日和共产党员一同工作，本人在思想上也积极进步，自然成为上级“关照”的对象。

1939年春天发生了一件令钟敬文终生难以忘怀的事情。尚仲衣被迫离开政治部后，广东省教育厅厅长许崇清邀他就任省民众教育馆馆长。上任之前，他去香港接家眷途经潮州时，不幸覆车身亡。钟敬文得知后极度悲伤，为这位进步志士的早逝而惋惜，两人并肩作战的日子一幕幕浮现。他一直忘不了战争中的那段岁月，1989年去广东开会时，依然写诗追怀挚友[6]。

钟敬文感到落寞和失望，好友同仁们走的走，死的死，国民党当局一直在明里暗里打压他们，他内心压抑到快要窒息。不久，钟敬文主动交上辞职书离开了政治部。

编辑《新军》和深入粤北战地

钟敬文离职后留在了广东战时省会韶关，在广东绥靖公署工作。此时左恭来找他，希望他能帮助编辑《新军》杂志。《新军》是中共地下党宣传抗敌的综合性月刊，由钟天心、左恭主办，但编辑、发行这类具体工作则由钟敬文和陈原来完成。为提高讯息时效性，他们又办起一份报纸《反侵略周报》。

当时的环境很恶劣，编辑部就是一间江边的茅草棚，还要躲避敌机轰炸的危险。国民党省党部图书审查委员会对每期刊物的稿件都要进行查审，钟敬文为了应付官员们的检查，想出许多巧妙的办法，比如每期稿件都多准备几篇，以备某些文章被裁下的不时之需；把新华社、塔斯社等敏感名词改成化名再发出去，等等。在那个特殊时期，办刊物的所有工作都要钟敬文等人亲自完成，每天忙到昼夜不分；大家都是义务劳动，上边发的所有资金都用来支持编辑部工作。这样的日子虽然艰苦，但钟敬文感到充实有意义。

1939年11月，日军为切断西南国际援华补给线，发动桂南会战。同时，为配合桂南会战，同年12月在粤北发动攻势，企图占领曲江，打通粤汉铁路。由此爆发了第一次粤北会战。这次战役是广东战区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战斗，以日军失败而告终。1940年5月，野心勃勃的敌军又发动大规模进攻，第二次粤北战役打响。在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下，日军再败。两次粤北大捷稳定了华南抗战大局，极大振奋了军民士气。

为了继续鼓舞全民族抗战情绪，1940年5月中旬，受战区编委会委托，钟敬文、黄药眠、杨晦等作家和抗敌文协干事郭弼昌一起到粤北战地前线慰劳军民，并收集材料创作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钟敬文负责的是散文、报告。由于战争原因，他的散文写作基本中断，这次出于客观形势需要，奋然提笔，也是其学艺生涯中的一次飞跃。对钟敬文来说，报告文学是生疏的，但他认为“自己所制作的是一种战斗的精神武器，它关系到民族的生死存亡，关系到作为民族成员的自己是否尽到应尽的责任等问题”[7]，所以他始终带着极严肃的态度去构思。

在粤北前线的两个多月里，钟敬文走过被敌人践踏的村落，看到遭受了炮火洗礼的山冈，采访过江民众、自卫队队长、陆军步兵一五七师的官兵等奋勇杀敌的民族英雄，感激和崇敬之情涌上心头。从战区采访回来后，他很快完成了《良口之战》《粤北二次大战中的民众动员》《如火如荼的士气》《战地巡礼忆记》《银盏坳》《残破的东洞》及《抗日老英雄萧阿彬》等十几篇报告，有些马上就发表在《新军》杂志上。这些作品充满血色，动人心魄，作为民族革命时期军民奋战情形和民族所受沉重灾难的留影，它们具有珍贵的历史文献价值。

别了，广东！

钟敬文结束战地之行后不久，中山大学迁回粤北坪石，校方盛情邀请钟敬文夫妇回校执教。1941年初，钟敬文来到中大文学院任职。坪石中山大学在抗战期间是粤北青年运动的中心，尤其文学院更是政治敏感地带，各派政治力量在这里进行着错综复杂的斗争。在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下，文学院学生运动进展十分顺利，这也得益于钟敬文、黄学勤、石兆棠等一批有强烈爱国心的进步教授的支持。钟敬文完全拥护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深受进步青年爱戴，遂使他成为特务学生的眼中钉。

在中山大学任教的几年里，钟敬文一直与倾向进步、心怀正义的师生团结在一起。1942年，他公开发表《历史的公正》一文，抵制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政策。1946年12月，北平一美国士兵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他大胆声援中山大学组织的反对美军暴行的学生运动。钟敬文的思想和言行始终处在特务的严密监视下，他们利用导师制，派出一名特务成为他的研究生，以便能经常出入他的寓所掌握其行动。为了摆脱特务纠缠，钟敬文只好每天晚上都躲到同事家里。

1947年夏天，中大校方迫于反动派压力，强行解聘了钟敬文、梅龚彬等六位知名教授。钟敬文拿起笔来，痛斥反动当局的一系列暴行。形势不容乐观，中共地下党组织通知钟敬文，他已经上了“黑名单”，必须设法尽快转移。这年7月末，钟敬文在亲戚护送下，化装登上开往香港的夜船，离开了广州。

“战争真是一个洪炉，它烧毁了许多东西，也炼铸了许多东西。”[8]抗日战争期间，钟敬文在故乡广东，用手中之笔谱写出嘹亮的“战歌”。

注释：

[1]王启发：《小镇上的抗日对联》，原载《金华日报》1995年5月，参见杨哲编《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生涯·学艺自记与学界评述》，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83—284页。

[2]尚仲衣，河南罗山人，近代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中共党员。1924年从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得麻省皮博迪师范学院儿童教育学学士学位，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硕士和教育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中央大学、浙江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勤大学、广西大学教授兼中山纪念学校校长，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主任；1933年至1936年，担任北大文学院教育系教授，曾是北大“一二·九”运动中同北平学联联系的两位负责人之一（另一位是许德珩）。

[3]1939年冬天，战区政治部在江西南部信丰县举办西南地区军需人员训练班。钟敬文被临时抽调去讲解《抗战建国纲领》，住在县城外一个庵堂里。当时庵堂内祀奉释迦牟尼，寺院虽小却景色清幽，钟敬文遂口占绝句《信丰城外庵堂小住书感》，全诗是：“梅花红叶绕斯庵，小有风情是赣南。想到众生千百劫，合从人海作瞿昙。”“瞿昙”即释迦牟尼的姓“乔达摩”（Gautama），亦作佛的代称。钟敬文看到侵略者铁骑纵横、炮火连天，而当政的国民党不顾及人民死活，自身在战区又难以施展，于是借此诗表达他希望救民族于苦难之中的迫切心情，所以笔者在这里引用该诗后两句。参见赵仁编《钟敬文文集·诗词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

[4]左恭于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做地下工作。他以国民党官员身份作掩护，利用其内部派系间的矛盾，从事统一战线和情报工作，掩护和帮助党的地下工作者，还曾营救过一些被捕的革命工作者。夏衍、孙大光、尚仲衣、钟敬文、陈原、何思贤等都曾受他领导。

[5]原诗是一首七律，题为《翁源重阳书感一律》，作于1938年重阳节之际，当时第四战区政治部已经撤到翁源。钟敬文和好友廖辅叔在山中漫步时，谈到广州失守，于是口占了这首诗。详见赵仁编《钟敬文文集·诗词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6]1939年春尚仲衣车祸身亡后，悲痛中的钟敬文曾赋诗《悼尚仲衣博士》；1943年，在抗日战争后期，钟回到中山大学（当时从云南搬到广东坪石）任教，写下一首《追怀仲衣博士》；1989年赴广州开会时，又写作《纪念尚仲衣博士四绝》。详见赵仁编《钟敬文文集·诗词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9、47、364页。

[7]摘自钟敬文1988年4月中旬写于北京友谊医院的回忆文章《我与散文》，参见杨哲编《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生涯·学艺自记与学界评述》，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82页。

[8]摘自钟敬文1993年9月4日写于京郊西下庄的回忆文章《我与我们的时代·祖国》，参见《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生涯·学艺自记与学界评述》，第129页。■

（责任编辑 刘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