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皆知李苦禅先生是国画大师，却少有人知道，在抗战时期，他在敌占区参与过我党的地下情报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严格遵守组织纪律，对个人工作身份保密。直到近年，这段特殊的经历才被正式披露出来。

掩护爱国学生

李苦禅1922年考入北京艺专。他的同学方伯务是李大钊的追随者，在艺专宣传“共产大同”。受其影响，李苦禅积极支持共产党的进步活动。

1930年，李苦禅受聘到杭州艺专担任教授，租住在岳庙后面的小楼上。每日清晨，他必先绕到岳庙前门，至岳将军父子墓前肃立片刻，旋即转身至奸臣秦桧跪像前唾骂其汉奸，再去上课。他经常以岳飞事迹教育学生，言及人格第一，要义在于“爱国”二字。

杭州艺专当时是国民党CC派的势力范围，但中共创立的左联和一些左派革命文艺机构影响也较大，在教员和学生中，左、中、右各派都有，学生中还隐藏有三青团成员。

那时，李苦禅的薪资为300大洋。他用这些钱资助革命学生和困难学生，这些学生中相当一部分人后来到了延安。

九一八事变激发了全国进步学生的救国热情。李苦禅总是站在爱国学生一边，因此被称为“赤色教授”。学生如要聚齐开会，通知的暗号是“今晚到李老师家喝茶”。李苦禅的学生郝丽春（即著名版画家力群）与一些左翼同学筹划成立“木铃木刻社”。为掩护学生们，李苦禅让他们在自己的教室秘密开会，自己则近窗佯作讲课状。

当时发生了张仃（字贯成，后来为著名画家）在去凌子风家的路上，被宪兵抓住，押送南京，后又改押苏州反省院的事件。李苦禅知道后，一路从南京追至苏州，以名画家身份为其担保，与反省院交涉，力保自己的学生。那时李苦禅的经济还比较宽裕，他到处托关系，折腾了近一年，才将人保了出来。1934年，李苦禅终因他以教授身份屡次支持、掩护爱国学生们的革命活动，被校方停聘。他愤然离开杭州，辗转于南京等地，后又回到北平。

参加“一二·九”运动

回到北平后，李苦禅开始在北平北华美专任教。黄奇南、张启仁（张、黄二人皆是共产党员。张启仁后任中央美院副院长，黄奇南任故宫博物院古代书画研究部部长）当时均在北华美专学习。期间，李苦禅与张启仁、黄奇南二人逐渐建立起持续一生的革命友谊。

1935年，日寇调集大批军队入关，威胁平津。汉奸王揖唐等组织成立实为代表日本将华北变相“自治”的“冀察政务委员会”。

1935年12月8日，张启仁找到李苦禅和王森然等老师，告诉他们，由燕京大学召集的各校代表会决定，到东长安街的外交大楼即“冀察政务委员会”预定成立的地点示威游行。李苦禅热情激奋，坚决参会支持游行。

12月9日清晨，寒风刺骨。李苦禅和他的学生们肩并肩、手挽手走在街头，高呼“反对华北自治”“收复东北失地”“反对内战，一致抗日”“打倒帝国主义走狗”，声震天地。行进至东长安街时，军警用高压水龙头喷射游行队伍，但大家没有被冰冷的水柱和警棍吓倒，反而同军警们展开了对抗。这一事件就是后来载入史册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

柳树井胡同2号联络站

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汉奸组织“新民会”想拉李苦禅来给他们撑门面，扬言李苦禅的教书饭碗也是他们给的。李苦禅听后，第二天就辞去了教职，靠卖画为生。

当时李苦禅所住的北平西城柳树井胡同2号的家里，还藏着一位身份特殊的人物，必须尽快转移，他就是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官袁祥峰。北平沦陷时，他未来得及跟上部队南下，辗转躲到了李苦禅家中。当时他与李苦禅约定的暗号是：如门关着，代表“家里没人，不必叩门”；如门开着，迎门影壁角下放一把破扫帚，代表“有可疑情况，不可进门”；如开着门，没有扫帚，代表“没事，可以进来”。北平沦陷后，日本宪兵贴出布告：窝藏旧军人者同罪。风声越来越紧，袁祥峰怕连累李苦禅，几次提出要走，但都被李苦禅拒绝了。

与袁祥峰朝夕相处一段时间后，李苦禅觉得他确实是个爱国的热血青年，应该送他到抗日前线杀鬼子。但要怎么送他到前线，找谁联系？这些都是问题。

那时，李苦禅的学生黄奇南常到家中拜访，就询问袁祥峰今后的打算。他表示要继续抗日。而黄奇南的伯父黄浩同志（广东揭阳人，留学日本学医出身），真实身份是八路军冀中军区平津特派人员主任，负责平津各情报站工作。黄奇南将袁祥峰的情况汇报给黄浩。在黄浩的安排下，袁祥峰由秘密交通线交通员护送，到了冀东抗日根据地。

李苦禅得知黄奇南与八路军有关系，就提出也要到八路军那里去。当时的地下工作都是极为保密的。黄浩约李苦禅在北海公园九龙壁后头假装散步游玩，边走边聊。

李苦禅是有名的画家，组织认为这是很好的掩护身份，不必到边区去。李苦禅接受了这个意见，当即表示要参加革命，做地下工作。黄浩交给他的任务是调查日伪汉奸的活动、掩护党的地工人员和爱国人士，并派了另一位同志与其联系。就这样，柳树井胡同2号成为了黄浩领导下的地下联络站之一。

李苦禅搜集情报的方式很独特，是通过到街头去画速写，他觉得哪些地方可疑，哪儿常来大汽车，他就去哪儿画，记下车辆密集度、车牌号等。期间，已经成为八路军军官的袁祥峰又带着重要任务潜回北平，经李苦禅密函介绍，潜伏到徐州敌伪军中当了军官，收集重要情报。

为白求恩开的药单找药

黄浩自己建了一个挑补绣花厂，还开了一个小诊所。一次，黄浩接到上级的任务，要为前线提供急救西药，尤其是战伤药，越快越好。药单是白求恩在野战医院开的。黄浩通知平津十几个联络站，采取“蚂蚁搬家”的方式搜集药品，以减小目标，不被发现。

那个时候，在北平买药，尤其是西药，是很危险的，日军控制很严，发现有点儿嫌疑的人，就拘到城外活埋。李苦禅常说最好的药是德国拜耳药厂出的。他的老朋友罗耀西开了一家耀西医院，有进药的门路。当时李苦禅正好得了一场病，住在耀西医院。病治好后，他却一直不出院，借这个机会多开药。

药集中到了黄浩那儿，又面临着怎么运出去的问题。这里要提到一位法国正义人士贝熙业。他也是一位医生，在北安河村外造了一座别墅贝家花园。药品通过贝熙业享有免检待遇的轿车运到贝家花园集中，然后贝熙业大夫骑着载重几十斤的自行车，行程数十里，翻过太行山，顺着小道把药运到白求恩的野战医院。白求恩拿到药之后，喜出望外，说这比他药单开的量要多，质也高。

监狱里度过的28天

1939年5月14日黎明时分，李苦禅被几个日本宪兵用枪顶着，以“私通八路”的罪名押走，关在北大红楼底层宪兵队牢狱中。

在狱中，李苦禅受尽酷刑，棍打、鞭抽、灌辣椒水、压杠、指甲插竹签等，好几次都昏死过去了。那里每天上午八点钟上堂，下午是一点钟上堂。要枪毙的人，礼拜六就提出来到别的屋里去，第二天早上行刑。

负责审讯的日本宪兵司令部少佐上村喜赖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不穿日本军装，走在街上很难看出他是高级特务。一日，上村喜赖对李苦禅说：“苦禅先生，今天礼拜六，我救不了你了！”李答道：“上村！你们杀人的法子不是四个吗？一狗吃，二枪冲，三活埋，四砍头，你尽管用吧！我不怕这个！”

敌人把李苦禅的左手绑住，往他大拇指里插竹签。后来，李苦禅养成了一个习惯，思考问题和看画的时候，右手插着腰，左手总爱啃指甲，其实是因为大拇指里头有一个很深的疤，一变天就痒痒，隔着指甲又抓不着，很难受。李苦禅从来不戴手表，他说：“这东西容易让我想起鬼子的手铐。”他的腿上还留有一块黑，上课时给学生说，这块黑是当年日本鬼子压杠子压的（把一根杠子横着，腿跪在上面，腿上再来一杠子，杠子两头让两个打手用力踩，手绑在杠子上防止挣扎）。李苦禅回忆说，压杠子疼到极点就不疼了，还会出现幻觉，看到有一个小人儿从天灵盖慢慢落到地上，一会儿又从天灵盖进去了，等进去之后，浑身又开始疼，一泼凉水就又缓过来了。

一次，李苦禅发现绑在胳膊上的铁链的环与环之间有一个小豁口，便试着发力挣开。他曾同著名爱国武术大师王子平、王芗斋学过武，有一身功夫。结果他真就挣断了铁链，吓得在场的日本鬼子连叫“有神助！”日本人很迷信，从此以后，就不敢再给李苦禅用大刑了。

小鬼子唱完白脸唱红脸。上村对李苦禅说：“有人可看见了，有八路到过你家去，你如实讲，哪怕只讲一个名字，你就没事了，还可以给你安排事情做。”李苦禅说：“你说这话也可能不假，我家来的人都是买画的，兴许里头就有八路。可共产党头上没刺字，我怎么知道他是哪一路，你们是专干这个的，你问我？我就知道一条，一手交钱，一手拿画，我管不着什么党。”

日本人考虑到李苦禅的社会影响，又查无实据，只能无条件释放他。但仍不时派人监视其行踪，以期“放长线，钓大鱼”。

为地下党卖画酬资

柳树井胡同2号联络站不能再用了，李苦禅又领到了新的任务：停止以前的一切工作，纯粹以“卖画为生”，为地下党筹集经费。

军统完成任务后，给钱给赏，共产党的情报组织没赏。李苦禅曾说，“共产党是有任务没经费，是最穷的党。全要靠自己想办法去筹集！我没别的本事弄钱，只能靠卖画挣钱筹集呀！”他信任共产党，宁愿倾其所有来支持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连他自己也记不清楚为地下党组织筹集过多少经费。

有一次，年关将近，一个胖商人来到了柳树井胡同2号，说：“我是前门商行的经理，想请您给鄙行画几个扇面，年节时送给生意上的朋友。您放心，价格好商量，不会亏待您的。”李苦禅说：“您过奖。画扇面可以，不知贵行需要几个？”结果胖经理开口说要100个。李苦禅一口应了下来。胖经理付了一小袋银元做定金，约定腊月二十八来取扇面。李苦禅一算，离腊月二十八也没几天了，如按常规一个一个画，肯定交不了活，怎么办？于是他打破常规，做了一个夹扇面的夹子，流水作业。这笔画山石就一口气画100个扇面的山石；这笔画鸟，就一口气画100个扇面的鸟……

李苦禅没日没夜地画，终于在腊月二十八之前画好了100个扇面。胖经理如约付了2000块大洋，拿走扇面。

这2000块大洋解了地下党组织为根据地购买药品的燃眉之急，但李苦禅从此再没画过扇面，这一次就把他画“伤”了。要不是为了给地下组织筹集经费，他是不会接受这种有违绘画艺术的活儿。他说：“那年月，不能讲为艺术而艺术了，爱国第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新中国成立后，李苦禅再也没见到过黄浩同志。后来得知，黄浩同志在“文革”中被迫害死于盐城。“文革”后期，黄浩同志的女儿黄郦与李苦禅家同住北京西城南沙沟大院。李苦禅去世后，黄郦谈及她父亲与李苦禅在抗战时期的地下工作关系，她说：“是我父亲发展李苦禅先生参加地下抗战工作的，他是那时期父亲黄浩在文艺界知名人士中发展的唯一一名地下工作人员。”■

（责任编辑 王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