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连暲是中共七大候补代表，中共八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常委。早年，他在教会的资助下完成了学业，成为福建长汀福音医院的医生。1925年，五卅运动波及长汀县城，英籍传教士、福音医院英籍院长和医生离开长汀后，傅连暲被公推为院长。1927年9月，南昌起义军进入长汀，在傅连暲的领导下，福音医院收治了陈赓、徐特立等300余名起义军伤员，开启了红色进程。

1929年，红四军入闽后，傅连暲领导福音医院积极收治红军伤病员。1932年1月，他创办了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看护学校，培训了60多名红军医务人员。同年秋，应毛泽东的建议，他将医院更名为“中央红色医院”。1933年初，傅连暲正式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将医院迁往瑞金，使其成为中央红军第一个正规医院。

福音医院与傅连暲

依江而建的福建汀州因水运发达，自古就比较繁荣。1896年，汀州建立起“中华基督教堂”。1900年，英国伦敦公会派出牧师和医生到达汀州，开展传教与行医活动。1907年，伦敦公会教友亚盛顿捐款25万英镑，在汀州北山下的老古井附近，建立起福音医院和培养医生的亚盛顿医馆，以及女子学校、乡村小学、神学院等设施。

傅连暲的父母居住在汀州城外的伯公岭。他们素来是穷苦的佃农，常常辛苦劳动一年，却依然欠地主的债。无奈之下，于1889年举家搬迁，来到汀州城谋生。傅连暲的父亲在汀江码头当搬运工或挑夫，母亲则给人洗衣、做针线。他们依靠微薄的收入维持生计，勉强在汀江岸边站住脚。在困窘的生存状态下，傅连暲的父亲率全家皈依了基督教，以求护佑。

傅连暲生于1894年9月14日。这天是中秋节，第一声啼哭响起时，太阳刚好从东方冉冉升起。故其乳名“太阳生”，取名“日新”。入小学后，则取名为“连”。

在教会医生的资助下，少年傅连暲得以在新式小学和中学读书。1911年秋天，他走进设在福音医院内的亚盛顿医馆，开始了学医的历程。

完成学业后，傅连暲被福音医院聘为旅行医生。三年的巡医生涯之后，他成为长汀（中华民国于1913年废州置长汀县）红十字会主任医师，协助福音医院院长赖查理教学。两年后，又分别被长汀省立男中、女子师范聘为校医。

外籍医生常常因为漠视贫困家庭，从而造成病情延误，导致病患儿童夭折。这促使傅连暲开始反思，并进而思考祖国与大众的命运。除了医疗事务之外，他开始有意识地与医院的洋医生们保持着距离。

1925年是傅连暲人生的转折点。《长汀县志》记载：“6月7日上海‘五卅’惨案电讯传至县……在南寨召开各界民众声讨帝国主义大会，会上成立‘沪案后援会’、‘抵制仇货委员会’。外籍牧师、医生慑于县内反帝运动高涨，陆续离开长汀。”傅连暲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感到异常愤慨。他参加后援会，并支持罢市、罢课、游行。

在混乱中，福音医院群龙无首。随即，深受信赖的傅连暲被推举为院长。

1926年，傅连暲与龙岩县《岩声》办刊人邓子恢相识。邓子恢遂将瞿秋白的著作《新社会观》送给傅连暲阅读。这部著作极大地启蒙了傅连暲的革命思想，开阔了他的人生视野。后来，傅连暲在《1937年对记者谈话》中说，它给了自己极深刻的印象，使自己更懂得了革命的人生观，因此，更加同情革命，并进而直接参加革命。

1927年8月底，南昌起义军抵达长汀。福音医院接收了300多名伤员。医院里只有两名外科医生，再加上内科医生傅连暲，三人马不停蹄地为伤员做手术。傅连暲动员长汀县城的青年教师、学生及暑假回乡的学生们共同照料伤员。傅连暲回忆说：“起义军营长陈赓同志在会昌战斗中腿骨被敌军子弹打断了……我是一个医生，有责任挽救他这一条腿。于是便采用了‘保守疗法’的方针……总之是想尽种种办法，避免截肢，在这样持久而谨慎的医疗护理之下，陈赓同志的伤腿，终于被保存下来了。”新中国成立后，陈赓回忆起那时的傅连暲：“他是我所遇到的第一个同情我们的医生。承他尽心照拂，使我直到现在都很感激。”

起义部队南下后，还有很多伤员留在医院进行治疗。徐特立也因罹患重病而住在医院后面老古井旁疗养处。为了维持伤员的生活，傅连暲便向长汀商人募捐。他还利用自己和教会的影响力，与国民党军队周旋，宣讲人道主义，借此保护起义军留下的伤员。在策略上，对于国民党军队的伤病员，他也一并予以治疗。

这期间，傅连暲与周恩来、徐特立、陈赓有深入的思想交流。他的思想开始向革命者倾斜。

1928年春，闽西各地农民纷纷举行暴动。党组织面临干部十分缺乏的问题，需要迅速提高农民干部的革命素质。长汀党组织便找到傅连暲筹划此事。其后，在他的推动下，“训政人员养成所”得以开班。傅连暲利用为新驻长汀的军阀郭凤鸣看病的时机，成功说服了对方，由傅连暲出资，对方筹办。名义上，“养成所”公开讲三民主义，但实际上则宣讲马列主义，总结农民运动经验。前后共办了两期，培训了100多名干部。

1929年3月14日早晨，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从长汀南部攻取长岭寨，15日进入长汀县城。战斗正在进行，傅连暲便已动员全院医护人员，准备迎接伤员。

在诊疗时，傅连暲察觉红军队伍中正在流行麻疹病。出于医生的责任与内心对红军的热爱，他立即向红军后勤干部报告，并建议全军接种牛痘。朱德对傅连暲的建议非常赞同，随后，傅连暲率领医护人员用3个星期的时间给红四军指战员接种了牛痘。

红四军进入长汀两星期之后，毛泽东、朱德来到医院，对他为红军热情治病的行为表示感谢。在傅连暲的陪同下，毛泽东、朱德参观了医院，他们盛赞医院科室完善、设备齐全。傅连暲遂向毛泽东、朱德建议，将医院改为红军医院。毛泽东与朱德则表示，红军还要撤走，搬这样大的医院是不可能的，以后还会送伤员过来。

不久，红四军撤离长汀。傅连暲派他的两个医科学生携带药品与医疗器械随军服务。

离开长汀前，毛泽东请傅连暲以医院的名义订阅报纸，通过地下党转送到瑞金。傅连暲便订阅了上海的《申报》《新闻报》，以及广州的《工商日报》《超然报》，皆以“郑爱群”的名义通过长汀邮局的地下党邮递员投递。同时，傅连暲也利用为国民党上层人物看病的机会掌握情报，并伺机传递给地下党。

傅连暲在1937年接受采访时说：“在1929年与1930年中，汀州是游击战争的区域，曾在红军中屡得屡失。我医治双方伤病员，无所偏袒。但我始终与红军保持着密切联系，秘密地进行革命工作。1929年末，当中国旧历新年之夜，国民党军队司令金汉鼎率军包围了我的住宅，说我是共产党员，与红军有密切关系。但搜索的结果，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还掠夺我的钱和表而去。我对这个抢劫提出了抗议，次日彼始将钱和表送还。这次与敌人斗争的胜利，获得了全城的称赞。”

1931年秋，闽西赣南中央苏区形成。10月，汀州市苏维埃政府成立。汀州随即成为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

红四军有自己的后方医院，但设备简陋，医生是中医。傅连暲曾回忆说，在汀州市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毛主席望着我的眼睛和蔼地说：‘傅医生，你不但自己做医生，还要替红军训练医生才好，懂多少就教多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长汀县志》记载：“1932年2月1日，经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内务部批准，看护学校于汀州万寿宫正式开学。”学校共收60名学员，男女各半。从红军中调三名干部，分别担任校政治委员与两名政治指导员。

由于学员文化参差不齐，在毛泽东的启发下，傅连暲改变原有的教学方法，自己编写实用的教材，学员边学习，边实习。学员们生活艰苦，在地上铺稻草而卧，5人一盏油灯。没有盐，吃糙米饭配酸菜、辣椒。

5月底，第一批学员毕业，朱德在汀州迎接攻克漳州凯旋的红军时，特地参加了毕业典礼并讲话。

从此，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医务学校，而这所医护学校在党领导下，培养出了多批红色护士。据《长汀县志》记载：“6月，中央红色医务学校创立于汀州市万寿宫，傅连暲任校长。设外科、内科、急救、处方、药物室、绷带等课程。”傅连暲回忆：护士学员留下小部分成绩最好的学员，加上新招收的一批，一共20名，这就是中央红色医务学校的第一批学员。

福音医院的资金与药品都由英国教会供给，由上海汇丰银行办理，向上海中英大药房购药。苏区与上海有一条秘密交通线，从汀州沿汀江经上杭、永定峰市，到达广东大埔三河坝汇合成韩江，再由此抵汕头出海，从海路到上海。中央苏区建立后，英国教会停止了对福音医院资金的发放。

为了打破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经济“围剿”，傅连暲决定派曹国煌到上海取款购药。曹国煌不负傅连暲重望，凭着机智勇敢，冒着生命危险分别从陆路、水路两次采购回苏区急需的药品与医疗器械。

此前，傅连暲看到曹国煌是一个有为的进步青年，就把自己秘密收藏的《新社会观》给他阅读，也将给毛泽东寄报纸的任务交给他。

傅连暲根据苏维埃政府的意图，计划在汀江边的白区上杭县城和峰市开设药房，买药、运药。傅连暲先说服汀州一个批发商，入股他在上杭、峰市的药店。曹国煌到上海购药后，就在药房当医生看病买药，并兼经理。尽管非常小心，曹国煌还是被国民党特务盯上，并被抓捕。虽然特务没有证据，但一个逃亡地主却指认曹国煌给红军看过病，他的手提箱是送药给红军的。曹国煌被押到上杭县城，其后英勇就义，年仅23岁。曹国煌的牺牲让傅连暲痛心不已。

1932年秋，毛泽东因过度疲劳、身体不适而回到汀州。从9月开始，毛泽东住在福音医院后面北山下老古井边疗养处的病房。

毛泽东在汀州疗养，傅连暲得以与毛泽东有长时间的交流。傅连暲回忆：“那时，每天下午五点钟，我总是走到北山下，去找毛主席散步。每次去，毛主席不是在看书，就是在写东西。……我只好每天下午来邀请他出来散步，让毛主席得到一点休息。”

这段时间，每天两个小时的散步，是傅连暲人生的重大转折。傅连暲这样评价：

我那年已经三十八岁了，在这三十八年中，我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人，但是谁也比不了毛主席给我的印象深。毛主席是我遇到的人中最慈爱、最博学、最伟大的人。

与其说是我护理了毛主席，还不如说是毛主席在政治思想上护理了我。毛主席真是我前进的引路人！

傅连暲的母亲非常感激毛泽东对自己儿子的关心，希望能请毛泽东到家里做客。此时，毛泽东已是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傅连暲将此事婉转地告诉毛泽东，没想到，毛泽东非常爽快地答应，表示应该去看老人家。

中秋节，恰逢傅连暲的生日。据时任中共福建省代理省委书记罗明的妻子谢小梅在《在傅连暲家做客》中记述：“毛主席和夫人贺子珍、罗明和我、陈正人和夫人彭需（当时任中共汀州市委书记）三家到他们家共度中秋佳节。……我们也为庆贺他的生日。……毛主席夫妇带头亲切地向傅母请安。”

瑞金成立中央红色医院

1932年底，毛泽东与傅连暲在北山交谈时，提出要将福音医院改成红军自己的医院。傅连暲回忆道：

毛主席说：“我们要有个自己的医院，不要再叫福音医院了，这是个基督教会医院的名字。我们把它改成中央红色医院，你看怎么样？”

我很同意。

毛主席叫我到瑞金去，找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请示关于创建红色医院的事。我想，毛主席是中央政府的主席，毛主席决定了就行了，何必还要到瑞金去请示呢？但毛主席说，这只是他个人的意见，决定这事应该通过组织，和大家商量，事情办起来就能周到些。这事使我感到毛主席的组织观念和民主作风是多么强啊！

我到瑞金去了，组织上同意我们的意见。

我们正要改编福音医院，创建中央红色医院时，情况起了变化。

有一天，毛主席把我叫去，对我说：“蒋介石的军队来了，你怎么样？”

原来敌人要打闽西了。

“我跟毛主席到瑞金去。”我毫不犹豫地说。

“医院呢？”毛主席说。

“搬到瑞金去。”我说。

“好啊！”毛主席很高兴，说：“我到瑞金后，派人来帮你搬医院。”

我临走时，毛主席又关心地问：“你的家怎么办？”

“也去。”我相信我母亲和家里的其他人都是同意到瑞金去的。

毛主席想了想，说：“好吧！路上要小心，你母亲年纪大了。”

随后，傅连暲将搬迁之事告知全体医护人员，大家都表示非常愿意。没过几天，毛泽东就派人到汀州商谈具体的搬迁事宜。这时，已经进入1933年1月。

搬迁医院，从汀州到瑞金40公里，转移伤员170人，用了两星期。傅连暲一家人随最后一批物资抵达瑞金的杨岗下，将家也安在医院里。刚到不久，毛泽东就从10公里外的叶坪赶来，看望傅连暲与他的母亲。毛泽东告诉傅连暲：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医院，由你当院长，红色医务学校交给贺诚，你专门办医院。毛泽东还告诉他，派了一个老同志到医院协助工作。医院命名为“中央红色医院”。

此前，福音医院部分财产是由傅连暲自费购置的，价值2000多大洋。对此，他都无偿捐献给了苏区，还将自己积蓄的4000多大洋兑换成中华苏维埃银行币。行长毛泽民劝他，家里人口多，要留一些大洋，以便设法到白区购买生活用品。但傅连暲拒绝了，他告诉毛泽民，有党的照顾就够了。傅连暲还请老中医到医院开诊，设立了中医科。

傅连暲的事迹在瑞金广为传颂。1933年4月26日，《红色中华》以《红匾送给捐助巨产的傅院长》为题，赞扬傅连暲是苏区“第一模范”。

1934年9月的一天，张闻天告知傅连暲，毛泽东病了。傅连暲连忙骑上骡子，用了一天一夜赶到90公里开外毛泽东在宁都县的住所。

毛泽东发高烧3天了，吃奎宁不退烧，只喝点儿米汤。傅连暲要他多休息，但毛泽东却放不下手头的工作。在傅连暲悉心治疗下，几天后毛泽东大病初愈。为此，毛泽东特地嘱咐警卫员炖一只鸡给傅连暲吃。傅连暲回忆，这只鸡，他共吃了三天九顿。

毛泽东对傅连暲的医术非常信任。后来，毛泽东对张闻天等人打趣说：叫傅医生看病，可以下命令，叫退烧就退烧。

在延安创办中央医院

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傅连暲随朱德来到红四方面军。期间，他跟随红军三过草地，1936年10月到达陕北宝安县。对此，傅连暲回忆道：

毛主席穿一件旧棉衣，正坐在一张黑漆漆的旧桌子旁，低头写东西，听到我的脚步声，抬起头，一见到我，放下手里的笔站起来，赶过来握住我的手，无限亲切地说：“你还活着！好！”

我激动得握住了毛主席的手，很久没有放下，连连地回答：“主席，我活着，活着。”

当晚，毛泽东请傅连暲夫妇吃饭，说要慰劳傅医生夫妻。周恩来、朱德、邓颖超一起作陪。

1937年1月，中共中央在延安组建中央苏维埃医院，任命傅连暲为院长。10月，更名为陕甘宁边区医院。傅连暲带领大家在嘉岭山挖出一排新窑洞，有100多个病床；又在李家湾建立中央门诊部，在石圪塔建立中央疗养院。

1938年3月，白求恩到达延安。此时，傅连暲已是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兼陕甘宁边区医院院长。傅连暲接待了白求恩。据穆静在《傅连暲传略》中记载：

看到延安街道的清洁，合理处置污水，却看不到下水道，白求恩直夸延安的卫生。白求恩在参观医院时，批评护士的工作服不太干净，说夹板太厚，镊子不应有锈，只分内外科是对病人不负责。傅连暲和蔼笑着，一一接受。白求恩一走，许多人认为白求恩挑毛病，但傅连暲教育大家，他的话都是对的，我们会有那样的医院。只有和我们一条心的人，才会有啥说啥。后来，白求恩再次与傅连暲交谈，了解了长征，了解了陕甘宁边区的困难，了解了医院的建立。白求恩感动而诚恳地说，看来，我的话有不对的地方。

在彼此的接触中，白求恩的精湛医术、严谨的工作作风与共产主义精神，深深地激励着傅连暲。

尚在中央苏区时，作为党外人士，傅连暲就已参加党的支部活动，听党中央的党内报告，就是在长征途中也是如此。他已经把自己交给党的事业，接受党的考验。

1938年5月一天下午，傅连暲走进毛泽东的窑洞，接受毛泽东派他到西安购买药品的任务。傅连暲回忆：

我询问了一些情况，毛主席作了具体指示。这时，毛主席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十分严肃和关切地对我说：“傅连暲同志，我看你可以入党了。”

“入党？”我兴奋得甚至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这是我十几年来昼夜期望的一件事啊……

毛主席又看看我，无限关怀地对我说：“现在没什么阻碍了，你的历史我可以证明，你去找陈云同志谈谈。”

除了在西安购药，傅连暲还听了近3个月的党课。9月7日，傅连暲在他的入党志愿书的“证明人”一栏工工整整地填下了“毛泽东”和“陈云”的名字。他把这件事告诉毛泽东，毛泽东说：“好！你的历史我最清楚。”

傅连暲在陕甘宁边区努力建设着中国共产党的卫生事业。1939年4月，他负责会同何穆筹建延安中央医院，并在11月7日开展门诊。傅连暲身兼中央医院院长，担负着医疗行政工作和领导工作，并负责中央首长的保健工作。在边区，他组织召开了医药理论研讨会，开办了护理培训班。傅连暲为党和人民的医疗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1940年，朱德题词，称赞他为“模范妇孺工作者”。毛泽东也赞扬他：傅医生是个大好人，是一位医术高明的医生。

在延安，傅连暲非常注意群众卫生工作与疾病防疫，常常深入乡村调查，掌握第一手材料。1944年4月30日，他在延安《解放日报》撰文《群众卫生工作的一些初步材料》，用详实的材料，批评了有些人所提出的不切合实际的农村卫生工作方法。他指出：“群众的卫生工作是每个医院医务所的重要业务之一，医务干部做群众工作，是每一医务战线上共产党员革命者应有的品质。”在调查中，他了解到，群众迫切需要卫生工作。他是提议建立农村合作医疗的第一人：“为了进一步发展乡村卫生建设，最好是采取卫生保健合作社的形式，采用民办公助的方式来进行一种社会保险的初步组织。”

1944年5月12日的延安《解放日报》曾提及，延安一些地方出现了传染病，有500多人死亡，主要是霍乱、斑疹伤寒。边区政府随即成立了防疫委员会，傅连暲是委员，他积极开展疾病防疫，设法克服药品不足的困难，努力探索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医治传染病。

1944年中秋节，中共中央破例为傅连暲的50岁生日举办了祝寿会。毛泽东原本要出席祝寿会，因有事务，不能到场，便打电话向傅连暲祝寿，又在第二天当面祝寿。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还有外国友人马海德医生、柯棣华医生都出席了祝寿会。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等赋诗赠予，邓颖超、陈毅、任弼时、彭德怀、聂荣臻、邓发、杨尚昆、周恩来、蔡畅、李富春十人联名题赠寿幛：“连同志五十大寿—治病救人，长命百岁。”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讲话，说：我们之所以给他祝寿，是因为他是有功之人，这样的同志，我们应该永远记住他，感谢他。徐特立赋诗：“南昌暴动时，连工作始。至今十八年，服务未终止。当时非党员，工作不懈驰。党外拥护党，连是典型……”第二天，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祝寿会的相关消息。

1947年，傅连暲带领中央门诊部和保育院工作人员转移到山西临县三交镇。此时，土改正在晋绥边区开展，由于康生推行极“左”路线，不少党员干部和有功于我党的人士受到迫害。10月，傅连暲在掌握了一定的材料后，便写信给毛泽东，以他掌握的材料，认为纠正“左”的错误是正确的。信中建议新中国定都北平，同时考虑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担心不久于世，提出要在自己死后把骨骼捐给医学院供教学之用。毛泽东很快给傅连暲复信：

连同志：

来信悉，很感谢！我身体近来更好些。你身体有病，望于工作中保重。此祝

健康！

毛泽东

十一月十日

1948年中秋，谢觉哉赋诗为他祝寿，首句为“寿人寿国功在党，傅公名应列首德”。高度赞扬傅连暲的医德和他对革命的满腔热忱。

在共和国的日子里

傅连暲患有消化机能障碍等疾病。1949年12月3日，中央军委卫生部写报告向毛泽东请示，希望傅连暲休息两个月，后视身体情况，再改为从半天工作到全天工作。12月4日，毛泽东批复“均照办”。

新中国成立后，傅连暲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在他的主持下，中华医学会“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成立。他发扬延安时期组织医务人员在《解放日报》开辟专栏撰写研究、普及医学知识文章的传统，在《人民日报》等报刊陆续发表普及医学知识的文章，开设医学广播讲座，并在1964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医学普及读物《养身之道》。

1955年，中央军委授予傅连暲中将军衔，以及一级解放勋章。

傅连暲当时身兼中央保健委员会副主任。林彪长期称病，1953年，毛泽东指示傅连暲给林彪会诊。他邀请了国内与苏联的知名医学专家为林彪会诊，得出不存在林彪所说的几种病的结论，拒绝了叶群暗示给林彪写有病的证明。傅连暲告诉林彪要注意日常生活卫生与适当的运动，戒除生活中的恶习。傅连暲将中外专家的结论如实地向毛泽东汇报。他的正直，引起了林彪的嫉恨。

“文革”中，傅连暲被林彪等以“特务集团”重要成员为名进行迫害。1968年3月14日凌晨，连同志和他的爱人陈真仁同志先后被投进了监狱。在监狱，开始的两天，不给他一口饭吃。傅连暲素有严重的胃病，平素饮食以稀饭为主，但这些人却认为，傅连暲在外面过的是资产阶级生活，随即给他吃冷的窝头、咸菜。傅连暲时常被审讯、批斗，还被拳打脚踢。3月29日，傅连暲双手带着冰冷的手铐含冤而死。毛泽东听到傅连暲同志惨死的消息之后，非常悲愤。1975年5月17日，他在圈阅“中共中央军委〔1975〕第16号文件”时沉痛批示：“傅连暲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连暲入土，呜呼哀哉！”

1978年11月22日，解放军总后勤部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为傅连暲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傅连暲没有实现留下骨骼用于教学的愿望，因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没有留下他的骨灰。傅连暲的骨灰盒里安放着他用于为人民服务、救死扶伤的听诊器与体温计等器械。傅连暲在身后留下的是一名共产党员的无私奉献精神，与一名医生所应有的高尚人格。

参考资料：

1.长汀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长汀县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

2.傅维康主编《傅连暲诞辰100周年纪念集》，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年版。

3.饶作勋、王其森主编《医国着先鞭—纪念傅连暲将军》，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1994年版。

4.朱德、聂荣臻等：《星火燎原》，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

5.傅连暲：《在毛主席教导下》，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

6.穆静：《傅连暲传略》，科学普及出版社1980年版。

7.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五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责任编辑 刘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