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夏天，红军三路大军十几万人长征来到雪山草地，在这片土地上撒下了革命的种子。这片土地，也因红军长征而闻名世界。从那以后，“雪山草地”成为东部藏区的象征，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历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

一、红军来到雪山草地

人们常常用“爬雪山，过草地”来形容长征的艰难，“雪山草地”都在藏族地区，在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红军来到雪山草地，来到藏族地区，面临着一个全新且严峻的问题：如何正确对待广大藏族同胞。

红军到达藏族地区后，党中央领导人审时度势，调查研究，很快对以往的政策和策略作了调整。他们发现，在中央苏区、川陕根据地及内地其他地方行之有效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在藏族地区无法实行，即使勉强实行，也弊多利少。

在藏区，如果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一旦红军离开，土司头人、贵族农奴主会立即回来反攻倒算，进行阶级报复，残酷镇压广大农奴和贫苦的农牧民群众。这种情况下，广大藏族的农奴和贫苦农牧民群众非但不能受益，反而会受到伤害，会加深民族矛盾和民族隔阂，给红军的工作造成困难，给国民党反动派以可乘之机。而且当时红军最需要的粮食、牛羊、骡马以及其他军需物资，也都掌握在土司头人和寺院手里，“打土豪、分田地”，对红军的筹粮筹款活动，也并没有什么好处。

与此同时，毛主席、周恩来等红军领导人还敏锐地注意到，宗教在藏族群众中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土司头人、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与广大群众有着密切联系，在这里，除了阶级问题，还有一个更为重要、更为敏感的问题：民族感情和宗教感情问题。

毛泽东历来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那么，到了藏族地区，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藏族地区的实际结合起来，制定一套适合藏族地区的方针、政策，只有这样，长征才能取得胜利，革命和建设事业才能取得成功。因此，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红军的领导人真诚地会见藏族人士，与其建立友好联系，宣传红军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

二、“嘉绒三雄”与红军的关系

阿坝藏区，藏语称作“嘉绒”，位于大渡河流域。“嘉绒”就是“大渡河大峡谷”的意思。嘉绒地区，因主要由四个大土司统治，所以又称“四土”地区，有“嘉绒十八王国”之说。每一个大的土司，就是一个小的“独立王国”，各个土司之间拥兵自重，互不统属，互相征伐，竞相兼并，相互抢夺土地、草原、牛羊和百姓。抢来的对方百姓，就当作自己的百姓和奴隶。长时期无休无止的部落战争和冤家仇杀，给广大藏族人民造成深重灾难。这些土司中影响较大的有麦桑（中阿坝）土官华尔功成烈、卓克基土司索朗次仁（汉名索观瀛，字海寰）和黑水大头人鲁尔资巴让（汉名苏永和），被称为“嘉绒三雄”。

红军长征途中，这“三雄”都与红军有过联系。1934年9月，红四方面军反六路围攻取得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为拉拢藏族地区的土司头人，煽动他们反对红军，委任了一大批“司令”“宣慰使”之类的官职。华尔功成烈、索观瀛被委任为“保安司令”，鲁尔资巴让则被委任为“反共救国军司令”。鲁尔资巴让死心塌地投靠国民党，反对红军，在黑水一带杀害了很多红军战士，给红军过草地造成很多困难，蒋介石在成都亲自接见他，并授予“三级云麾勋章”。

华尔功成烈和索观瀛的态度则与鲁尔资巴让不同。他们一方面与国民党中央政府、四川地方军阀以及近在咫尺的胡宗南部周旋，表面应付，既接受国民党的委任，也接受他们发给的枪支弹药，表示要“坚决阻击红军”“绝不让红军在雪山草地立足”，暗地里却积极与红军联系。

三、第一位受毛主席接见的

藏族土司

如今，在马尔康卓克基土司官寨的门口，有几棵粗壮的老杨树。80年过去了，这几棵树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三个人都合抱不过来。树的旁边立了块石碑，上书“红军树”三个字。藏族老红军天宝（藏名桑吉悦希）生前曾回忆说，当年红军长征队伍来到那里时，那里有一排杨树，中央领导人在官寨开会时，他们的坐骑就拴在树上。

原来，达维会师不久，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刘伯承等中央领导人就来到马尔康，并在那里召开了著名的卓克基会议。卓克基土司官寨的主人还把自己的官寨让出来，请红军领导人居住。这座官寨的主人就是土司索朗次仁，他也是第一位受到毛主席接见的藏族土司。

清朝时期，为了促进各民族间的团结和友好，朝廷或封疆大吏们常常给藏族的土司头人赐汉姓或汉名。卓克基土司藏名叫“索朗次仁”（“索朗”藏语意为“福气”，“次仁”意为“长寿”），利用“索朗”的谐音，朝廷赐姓“索”，名观瀛，字海寰。

索观瀛是汶川县瓦寺第22世土司索怀仁的嫡传独子，是瓦寺宣慰使唯一继承人。虽是嘉绒藏族中的名门，但他从小生活在汉人圈子里，读汉书，讲汉话，习汉俗，受汉族文化和汉族官仪影响甚深，这在嘉绒十八部落中是少有的。他的先辈曾参加四川地区的辛亥革命活动，受到近代革命思潮的影响。因此，虽未曾谋面，但对参加过辛亥革命和护法运动的朱德和刘伯承两位川中名将，索观瀛十分敬佩。

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加之瓦寺地处藏、羌、汉、回多民族杂居之地，历来重视各民族间的团结和睦，因此索观瀛当政后，十分重视发展民族友谊。他改造农业，引进商业，允许汉商到藏区经商，并予以保护，不让土匪抢窃。他正确处理政教关系，倡导佛教，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在嘉绒地区有很大影响。他与华尔功成烈的关系也很好，两人管辖的地区之间，从未发生过争斗。

索观瀛的官寨里有很多藏书，大部分是藏文经典，也有一部分汉文著作。在这雪山环绕、一般人看来十分偏僻的地方，能够看到这么多汉文藏书，酷爱读书的毛主席十分高兴。他在书房里浏览、翻阅，无意间看到一本《三国演义》，木刻刊印，字很大，线装本，印装十分精致。毛主席十分惊讶，他年轻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过管理员，对那里的藏书十分熟悉，只有北大图书馆才有这样精致的线装本，中央苏区都没有，没想到这座官寨的主人会珍藏有这样的书。

毛主席拿着《三国演义》问他的警卫员陈昌奉，是否看过这本书，陈昌奉回答说，没有，他也找不到这本书。毛主席把线装本《三国演义》举起，对陈昌奉和身边的人说，现在要好好看看这本书，考虑下一步的仗怎么打、路怎么走，看能不能从其中获得一点帮助。随即，毛主席请总参谋长刘伯承去找这里的主人。

在一位参谋的引领下，索观瀛拜会了总参谋长刘伯承。索观瀛粗通汉语，刘伯承的话他都能听得懂，刘伯承的长者风范、亲切和蔼的态度，令他十分感动。刘伯承劝慰索观瀛，让他对共产党、红军不要有什么顾虑，并简要地介绍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刘伯承说，虽然索观瀛是藏人，是大头人，刘伯承是汉人，是共产党，但大家都是中国人，都是一家人，一家人要亲密团结；而且两人都是四川人，都是老乡，老乡见老乡，格外亲，以后的实践会证明，共产党、工农红军与国民党蒋介石不同，共产党会真诚地帮助藏族同胞发展进步。

在卓克基土司官寨的大客厅里，毛主席会见了索观瀛。客人进来，毛主席起身相迎。一见到毛主席，索观瀛就按照藏族礼节，躬身致意。这一天，是毛主席第一次会见藏族的上层人士，毛主席不知道应该怎么还礼，便拉着索观瀛，请他落座。索观瀛早就知道“朱毛红军”，听说过毛主席的威名。今天，让国民党军队闻风丧胆的毛主席就坐在自己对面，他不禁有些拘束。毛主席察觉到这一点，宽慰他说，这座官寨真正的主人是索观瀛，红军只是暂借几天，他要是客气，红军岂不是“反客为主”了。毛主席说得很亲切，也很风趣，但他一口浓重的湖南话，紧张的索观瀛一句也没有听懂。看到索观瀛一脸的茫然，毛主席和刘伯承都觉察到他没有听懂，刘伯承赶紧让参谋去请翻译。

这位翻译是理番县的藏族人，时年30多岁，曾到过成都、重庆等地，为汉商和马帮当过翻译，汉语讲得很流利。毛主席通过翻译同索观瀛继续交谈。

毛主席首先向索观瀛了解了草地各部落和他自己的情况，例如管辖范围有多大，有多少武装，有多少百姓和牛羊，各部落和各头人之间是什么关系，等等，问得很详细。接着，又简要询问了国民党胡宗南给他委任了什么官，四川省主席刘湘又给他委任了什么官，给了多少枪和钱，等等。索观瀛尽可能详细地作了回答和说明。

然后，毛主席拿着一叠国民党飞机散发的用汉、藏两种文字印制的传单，问索观瀛是否相信传单上的那些话。索观瀛回答，不完全相信，但并不知道共产党、红军对藏民的态度，国民党的话听得多了，国民党大大小小的官员也见过不少，可是过去没有见过共产党和红军，今天是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和刘总参谋长。

毛主席对他说，共产党、红军与国民党蒋介石对藏族同胞的态度是根本不同的，国民党蒋介石认为自己人多、势力大，就欺负、压迫藏族同胞，共产党、红军则是要帮助藏族同胞发展、进步。

毛泽东深知历史上长期以来形成的民族隔阂，不是一两句话就能消除的，加上国民党反动派大肆造谣，诬蔑、攻击红军，更增加了这种隔阂、误解和不信任。当前红军最主要的任务是：要争取包括上层人士在内的藏族同胞站到红军这一边，帮助红军渡过难关，走出雪山草地，至少不让他们站在国民党反动派那一边，反对红军。

毛主席问索观瀛有没有见过朱德总司令的布告。索观瀛回答，听说过，还听说刘总参谋长与小叶丹喝血酒，立盟誓，结为朋友，但没有看到官方的布告。索观瀛特别强调了“官方”两个字。毛泽东明白，索观瀛不但听到民间的传闻，更想直接知道共产党、红军最高领导人的决策。毛主席颇有感触，说蒋介石的宣传工作做得比共产党好，他们把反动传单印得很好，还翻译成藏文，用飞机散发；共产党写几份布告，贴在墙上，连索观瀛这样见多识广的大头人都看不到，广大藏族同胞就更难看到了。

毛主席通过索观瀛和翻译，还了解到孙中山的《总理遗嘱》《五权宪法》、蒋介石的一些重要文告，都已翻译成藏文，广泛散发，甚至连刘文辉的一些讲话也翻译成了藏文。蒋介石于当年6月2日刚刚发表的《劝告四川绅耆服务桑梓，协助剿匪，拯救民众书》也已翻译成藏文，到处散发。红军到藏区后，国民党军队还经常派飞机骚扰，散发传单，甚至进行轰炸。由于这里海拔高、群山耸立，飞机不敢低空飞行，因此炸弹往往扔在大山里，未对红军造成太大威胁。但是，传单散发的量很大，被风吹来吹去，有不少传单吹到了藏族人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