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1905-1936），原名李坤泰，四川宜宾县人。少年时代，受郑佑之（其大姐夫）进步思想的影响，赵一曼很早就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3年冬，赵一曼在家乡成立团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不久，她又在家乡组织成立妇女解放同盟会，号召：“姐妹们起来！反对‘三从四德’！反对一夫多妻制！反对童养媳制！”受到广大妇女的拥护，会员很快发展到180多人，在当地产生了较大影响。正当赵一曼为被压迫妇女的解放奔走呼号时，她的哥嫂为阻止她参加革命活动，决定把她嫁出去。赵一曼直截了当地对哥嫂说：“把陪嫁费给我，让我进学校读书吧。”但她哥哥不肯。直到1926年初，在郑佑之的帮助下，她才冲破封建家庭束缚，进入宜宾女子中学读书。

入学不久，学校成立共青团支部，赵一曼被选为支部委员。随后，又被推选为学生会常委兼管总务股工作。接着，她又作为学生会代表参加了宜宾县学联，并被选为学联常委，成为宜宾地区学生运动的重要领导者之一。

1926年端午节前夕，长江上驶来了一些装载洋油的船只，不法奸商们打算将这些洋油在宜宾出售。受党团领导的爱国运动委员会决定以此为契机，通过学联发起一次反帝爱国运动。很快，各中学的共青团组织都行动起来，当油船即将抵岸时，宜宾县城男女学生共2000多人站在王爷庙码头怒喊着：“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不许洋油上岸！”但奸商的油船仍然顽固地驶向码头。学生们愤怒了！赵一曼带领同学们一边喊口号，一边拾起周围的石头，纷纷砸向油船。油船被迫抛锚，在江中停了三天三夜，同学们换班在江边守了三天三夜。最终，这些油船也没敢上岸，这次反帝爱国运动取得了胜利。

此后不久，赵一曼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因其参加爱国运动，暑假开学时，赵一曼刚进校门，就看到了校方开除她的通告。此时，北伐军已到了宜宾城，国共合作后，创办了中山中学，并热情欢迎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开除的同学入学。由此，赵一曼进入了中山中学继续学习。

1926年10月，党组织决定送赵一曼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去学习。在那里，她学习到不少军事知识，并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1927年9月，党组织又派她到苏联学习。苏联学习期间，赵一曼与同学陈达邦结婚。1928年冬，因国内工作的需要，组织决定让赵一曼回国。此时她已怀有身孕，但为了革命需要，她还是辞别了丈夫，毅然回到祖国。

回国之初，赵一曼被派到宜昌从事秘密工作。当时，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环境十分艰难。即将临产的时候，党的秘密机关被敌人破坏，她避开敌人搜捕，走了几条小巷，终于找到了一个好心的妇人，借了半间房子，生下了孩子。几天之后，她抱着初生的婴儿来到上海，找到了党组织。

1929年冬，赵一曼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后又被派到江西省委机关工作。一日，她在家里等待来接头的人。时至深夜，仍不见人来，赵一曼猜测事情可能有变。此时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她马上意识到出了问题。于是，立刻烧掉文件，抱起孩子，披上一件破衣服，从伙房翻窗而走，来到江边，登上了一条满载江西山货的船，母子二人乘着这条船来到了上海，躲过此次危机。赵一曼到上海后，又回到党中央机关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党组织调赵一曼到东北工作。她先在沈阳工厂里做女工，后又被调任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为方便工作，她和省总工会书记老曹假扮夫妻，组织了“家庭”。

一天，老曹很晚才回来，进屋后就说：“有任务了！赶紧印传单！”老曹告诉她，日本警备司令部的一个营长坐电车不付钱，售票员是个共青团员，平日早已恨透了这些汉奸，就毫不客气地要求他买票，营长非但拒绝买票，还把售票员拉到宪兵队，打得血肉模糊。这一事件激起了电车工人的义愤，决意要罢工抗议。地下党组织全力支持工人的此次行动，命赵一曼连夜把传单准备好。老曹说完后，又到工人宿舍开会去了。天刚蒙蒙亮，赵一曼就把几百份印好的传单捆好，放进篮子里，又在上面盖上几件衣服做掩饰。上街后，她淡定自若地从哨兵跟前走过，顺利将传单送到了罢工委员会。这之后，她又跟着工人上街宣传，并瞅准机会，把传单发到工人手里。最终，这次罢工终于取得了胜利。

之后，上级党组织决定组织一批工人到乡下打游击。赵一曼被分配到珠河中心县委担任县委委员，以县委特派员的身份在抗日游击区开展工作。她带领抗联的战士们活动在松花江两岸的大草原及长白山的密林里，伺机打击敌人。当时战斗条件非常艰苦，枪支弹药、衣服等给养都非常匮乏。一次，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三团在侯林乡活动，突然被敌人两个团的兵力包围。人民革命军与敌人激战了一天一夜，打败了敌人数次进攻。但敌人增援不断，又配有重机枪等武器，形势对人民革命军非常不利。就在这危急时刻，敌人的背后突然响起了枪声，原来是赵一曼带领农民自卫连和群众杀上来了。当三团和敌人的战斗打响时，赵一曼派人探知敌人指挥部所在位置，然后命令整个队伍向敌指挥部进攻。农民自卫连乘敌不备，攻其要害，使得敌人很快就溃不成军，仓皇而逃。这次袭击战不仅为三团解了围，还缴获了一批武器。

1935年，赵一曼带领地方游击队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二团并肩作战，并担任二团的政治委员。当时，日本侵略者对游击队的存在深感忧虑，虽屡次“讨伐”，却大多失败，但他们贼心不死。这一年的秋天，日军又纠集了大批军队向游击区进攻，并在丛林和山谷中遍设卡哨，全力搜寻赵一曼等人的踪迹。

1935年冬，一天拂晓，珠河“讨伐”队包围上来，子弹的呼啸声打破了黎明的寂静。敌人近在眼前，团长王惠同要求政委赵一曼带队突围，但赵一曼却坚持要担任掩护。在随后的战斗中，赵一曼大腿受了枪伤，行动艰难，和三位同志在珠河县第三区春秋峙附近的一个农舍养伤。敌人的密探得到消息，报告给“讨伐”队队长。那个队长亲自带领20多名全副武装的伪军，包围了农舍。一场激烈的战斗后。赵一曼左手腕被打穿，因流血过多而昏迷，最后不幸被捕，被敌人押送到滨江省警务厅。

日本特务头子林宽重亲自审讯了赵一曼。他用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夸赞赵一曼是个难得的人才，还假惺惺地斥责下属没有给她治伤。赵一曼先是不理，后大声骂道：“要想从共产党人身上得到什么，那比钻进火山还要困难。”敌人见花言巧语行不通，就改用酷刑，皮鞭、火烧、竹签……重刑加身，赵一曼昏了过去。敌人想要得到“抗联”的秘密，害怕她死了，就赶忙把她送进了医院，派专人监管。赵一曼醒来后，主动和看守董宪勋打招呼，给他讲抗日联军的斗争生活。渐渐地，董宪勋对“抗联”有了新的了解，对抗日前线的英雄十分敬佩。这样，在董宪勋看守时，赵一曼有了一点自由，甚至还从他手中得到了铅笔和纸，开始写作。她揭露了九一八事变后，在奉天（今沈阳）所见的日军暴行及其成立伪“满洲国”的罪恶行径。董宪勋读了赵一曼写的文章后，思想发生了强烈变化，向赵一曼表示愿意加入“抗联”，为驱逐日本侵略者、解救同胞贡献自已的力量乃至生命。小护士韩勇义负责给赵一曼换药。当她知道眼前的病人就是抗日女英雄赵一曼时，心中无限钦佩，因此在护理上格外细心。

在医院养病期间，日本特务头子林宽重常常来医院，赵一曼每天还要遭受无尽无休地盘问和毒打。连给赵一曼看病的大夫都看不下去了，说：“你们干脆点吧，何苦让我们刚刚治好，你们又把她打坏。”赵一曼每次被打，小护士韩勇义都要伤心地痛哭一次，尽自己力量，全力保护赵一曼。有时特务来了，她就说：“打重啦，刚吃了安眠药，半天也醒不过来。”赵一曼体察到小韩的纯洁和赤诚，把她当小妹妹看待，经常给她讲“抗联”女战士的生活，讲妇女如何去争取解放。

半年过去了，敌人未从赵一曼口中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特务林宽重终于撕下了“慈善”的假面孔，向赵一曼下了最后通牒：如若再执迷不悟，就会被枪决。

一天夜里，值班的董宪勋闯进病房，神色慌张地对赵一曼说：“日本人要枪决你了。”小韩被吓得失声哭泣，劝赵一曼要想办法逃走。董宪勋也表示会想尽一切办法帮助赵一曼。赵一曼想，冒险是可以的，逃不掉也无非一死，但她担心这样一来，会连累两个好青年。经二人苦苦劝告，赵一曼才同意。

6月28日晚上9时，董宪勋雇了一辆白俄司机开的汽车，和韩勇义一起将赵一曼抬上汽车，来到了文庙后，又换成事先准备好的小轿，由阿城方向逃出哈尔滨。他们来到乡间董宪勋的叔叔家里，然后雇了一辆马车，一起奔往游击区。第二天早上，敌人接到赵一曼逃出医院的消息后，立刻四处搜捕，并追查当晚出入病房的人员及医院进出车辆。终于从白俄司机处得到了线索，于是派骑警迅速追捕。6月30日清晨，敌人的骑警赶到阿城县李家屯，在离游击区不到20里的金家堡追上了赵一曼等人乘坐的马车。赵一曼看到骑警们追了上来，冷静从容地对董宪勋、韩勇义说：“别怕。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不能说出我们要去的地方！”

敌人抓住了赵一曼三人，用马鞭疯狂地在三人身上抽打。

赵一曼又被押回哈尔滨警务厅，敌人对其用尽了酷刑，但得到的还是三个字，“不知道”。就这样，一个月过去了，敌人还是没有得到任何有关游击队的线索。

1936年8月1日，敌人将赵一曼押解到她经常活动的珠河县。8月2日，敌人将她绑在大车上，游街示众。马车到了珠河县北门，敌人问她：“你还有什么话要说？”“为抗日斗争而死是光荣的！”赵一曼昂然地说，并放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

这一天，赵一曼牺牲在珠河县小北门外，年仅31岁。■

（责任编辑 王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