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和东北中学

沈智群

    2011年盛夏时节,我来到了位于北京西单皮库胡同内的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寻找一段早已被人们遗忘的历史:80多年前,1931年至1935年间,这里曾是张学良创办的东北中学旧址。站在校门口,望着院内的苍松翠柏,我的眼前浮现出一队队身着灰色旧军衣的东北军身影,耳边响起了他们嘹亮的歌声:“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伴着歌声,半个多世纪的往事如潮水般在我的脑海中涌现出来。

 

 

我的父亲沈流(原名沈贵枢),1917年生于奉天安东(今辽宁省丹东市),原籍是奉天省辽阳县。幼年时曾随母亲在安东、凤凰城、奉天等地生活。那时我的祖父在安东做木材生意,生意很兴隆。后因与祖父闹别扭,祖母带领两个子女迁居至奉天市,在小津桥一带开了一家成衣铺,以做成衣和零活维持母子三人的生活。1925年郭松龄反奉,奉天城内人心惶惶,枪炮声不断,张作霖的大帅府昼夜用汽车转运财物,疏散家眷,黎民百姓也纷纷四处逃散。在辽阳老家的曾祖父得知这一消息,派人把父亲母子三人接回原籍。父亲的堂叔和一位哥哥,当时在东北讲武堂毕业后均留在了大帅府任职,堂叔在张学良侍卫副官长谭海手下任职,哥哥在大帅府卫队长刘多荃手下任排长。从他们的口中,父亲了解到有关张氏父子及东北军的一些内幕和逸闻,这一切给童年的父亲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31年,父亲14岁高小毕业,这一年秋天,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一夜之间沈阳城被日军占领,而后日寇的军队又继续向南、北推移,短短时间里,辽、吉、黑东北三省3千万人口、1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大部分沦陷在日寇的铁蹄之下。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根据日本参谋本部的指示,于9月22日炮制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该方案规定:“建立以宣统帝为元首,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及蒙古,得到我国支持的新政权,使之成为满蒙各民族的王道乐土。”并规定,这个政权的“国防和外交由新政权委托日本帝国掌握,交通、通讯的主要部分也由日本管理。”在这个策略下,整个东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百姓流离失所,生活十分困苦。面对眼前的一切,在辽阳老家高小毕业的父亲实在忍耐不下去了,想逃到关内谋生。

 

 

父亲的堂叔沈祖昌此时正在张学良身边任少校侍卫副官。九一八事变前,他随东北军来到北平,目睹了逃往关内的东北同胞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悲惨命运,也看到了此刻主政东北的张学良的两难境遇。在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即致电张学良:“北平张副司令勋鉴: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避之。”“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对此,时任南京政府海陆空军副总司令、兼任东北边防军司令的张学良不得不把蒋介石给他的“命令”转告给东北军政要员,指示他们遵照执行。当时的北平街头到处是从关外逃来的难民,其中还有冯庸大学和东北大学的青年学生,这些人背井离乡,露宿街头。为了安顿这些无依无靠的父老乡亲,东北爱国人士高崇民、阎宝航、陈先舟、卢广绩、车向忱、王化一等人,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救济难民。为解决东北青年学生的学业和生计问题,“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当即商请张学良,决定在难民收容所成立东北学院,安置一批流亡学生求学,并接受抗日骨干力量的培训。1931年10月18日,在张学良的大力支持下,东北学院正式宣告成立。父亲依托堂叔在张学良身边做副官的关系,来到北平,考入了东北中学。据当时东北中学代校长王化一的日记所载:“昨晚张副司令发手谕,命办理东北学院中学部事宜。地址在皮库胡同习艺所。”(《王化一日记》,1931年12月12日)

东北学院建立初期,包括大学部和中学部。1932年初,东北大学和冯庸大学在北平另觅校址复校,余下的部分改称东北中学。学校的同学们都是流亡到关内无家可归的热血青年,有许多父兄还是在东北军服役的军人,对九一八事变后发生在关东大地上的事件有切肤之痛。当时整个东北军和少帅张学良一样,对在国家危难之际,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怀着极大的愤恨和深深的愧疚。张学良更是把东北中学当成培养抗日武装力量的学校,对其寄以厚望,给予大力支援。东北中学的教学课程与一般中学基本相同,不同的是严格的军事化管理和规范的军事训练。全校按年级编为中队、分队、班,每日作息以军号为令。学生的着装都是东北军清一色的灰军装,戴大沿帽,扎皮带,打绑腿,男生剃光头,女生剪短发。为了增强同学们的体质,每天早晨起床后集合跑步,从皮库胡同跑到北海公园再返回,一年四季坚持不断。学校聘请了东北讲武堂毕业的校尉级军官担任军事教官训练学生。每日上午是文化课,下午为军事课,学科课程以《步兵操典》《射击教程》《阵中勤务》等为教材,实际训练到野外演习,持枪练习。张学良先后发给东北中学军训用的七九步枪600余支,重机枪6挺,轻机枪11挺,手枪若干支,子弹10余万发。学生每人配有步枪1支,平时入库。为了给家乡培养有用的人材,实现抗日复土的宏伟理想,张学良是绞尽了脑汁。

1933年早春3月的一天,东北中学全体同学正在课间活动,忽然一阵清脆的集合哨声响起,同学们立即在操场上列队成行,正在大家疑惑之时,代校长王化一出现在同学们的面前,他精神抖擞似有什么喜事,朝全体同学摆摆手,示意大家安静一些,然后说:“今天我带你们去拜见校长张汉卿先生,汉卿先生亲手筹建了这所学校,非常关心全校师生们,他时刻惦念着东北的父老兄弟姐妹。汉卿先生向我说,他想见见大家,顺便讲几句话。现在他在公馆等候,我们立刻出发前去。走在大街上要列队整齐,表现出我校良好的军事素质,到公馆要保持安静,聚精会神地聆听汉卿先生训话。”他的话音刚落,操场上的同学们立刻变得活跃起来。接着,全体同学列成行军队形,从皮库胡同出发,向顺承郡王府走去。张学良居住的顺承郡王府,是奉军入关时他父亲张作霖从末代顺承郡王手中买下来的,而后变成了张氏父子在北京的重要活动场所。同学们走了近一个小时后到达这里,在公馆前,队伍排成了一个“凹”字形,紧紧围住了台基,大门里面立着一个写有“紫气东来”的大影壁。不一会儿,王化一陪同一位年轻人走了出来,他就是校长张学良。张学良中等身材,身穿黄呢子军服,头戴军帽,没扎武装带,他面容清瘦,表情严肃忧郁,眉头紧蹙,走上台阶,向同学们招手致意,大家热烈鼓掌,然后他说:“同学们辛苦了!”这时全体同学由稍息自动转为立正,静听校长张学良训话。“你们从咱们的故乡东北来到北平,经过了千辛万苦,由于条件限制,我没有能够把你们安排得很好,总觉得有愧于你们和东北的乡亲。好在你们有一个安身之处,有了一个凑合的学习环境,还请了老师,练兵习武,以备有朝一日报效祖国,打回老家去!”他讲话虽然声音不高,但富于感情,豪爽干脆。接着他用很重的奉天口音骂道:“日本鬼子欺负我们,现在同学们有家归不得,我们都有国仇家恨啊!”从他的语气和表情中,明显看得出他具有与日寇势不两立的决心。张学良训话大约有15分钟就结束了,往回走的路上,代校长王化一和全体老师同学们心情都十分沉重,事后也没组织讨论。

学校还经常邀请东北的抗日名将和爱国人士王以哲、何柱国、马占山、高崇民、阎宝航来学校讲演,鼓励同学们努力学习,增长本领,准备抵抗日寇,收复东北失地。这一切极大地激发了同学们的爱国热情,东北中学的同学们集国仇家恨于一身,抱着抗日复土的悲愤心情努力学习。每月的18日,全校师生举行“国耻纪念日”,口饮黄连水,听警钟长鸣,全体同学在操场上振臂高呼“不忘国耻!”“坚决打回老家去!”课余,父亲和同学们一起上街宣传,高喊“抗日救国,收复失地”等口号,揭露国民政府不抵抗的投降政策,这一切爱国的活动引起了北平政府当局的不满。

当时,北平国民党宪兵三团团长是蒋孝先,其人反动透顶,他管辖下的宪兵三团不盯着日本人的违法行为,却专门盯着东北军和东北大学、东北中学的抗日活动,一些进步的东北爱国人士恨透了他,东北中学的同学们对他更是恨之入骨。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发表《天羽声明》,这份声明将中国看成是日本独占的“保护国”,4月26日,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又重申:“日本对于采取任何形式违反维持东亚和平及秩序的行动,不能置之不理。”这更加露骨地表明日本帝国主义欲独霸中国的野心。这个消息一传出,东北中学的爱国师生们,连夜在学校大操场的墙壁上书写标语,痛斥国民政府出卖中华民族的利益,呼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卖国贼,坚决要求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坚决不承认伪“满洲国”,一定要打回老家去,驱逐日寇,收复东北的大好河山。同学们的爱国正义行为,引起了北平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几天以后,宪兵三团派来大批警察、宪兵、特务,把东北中学团团围住,他们闯入学生宿舍、教室进行大肆清剿、查抄,翻看是否有进步的书刊和文件,企图搜查出东北中学“赤化”的证据。当时,东北中学的共产党员很少且活动非常隐蔽,这样大搜捕进行了两天,也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他们只好悻悻而归。他们走后,同学们才发现,几位同学失踪了。通过这次宪兵三团对东北中学的大搜查,广大进步同学明白了:要抗日救亡就要与国民党反动势力斗争到底,革命的道路是漫长的,要准备艰苦奋斗,要具有不怕牺牲的精神。

1935年“何梅协定”签署,规定有抗日色彩的团体、学校一律离开平津,在这种情况下,东北中学和东北军不得不离开北平,在张学良的关照下,东北中学来到了位于鄂豫交界的鸡公山上。

 

 

1935年7月,东北中学来到河南信阳鸡公山,以靳家大楼及附近的一片洋房作为东中的教室和宿舍(靳家大楼又称“颐庐”,主人靳云鹗为北洋陆军十四师师长)。鸡公山风景秀丽,气候宜人,是绝佳的避暑胜地。但是,泻红涧的桃花流水掩不住父辈们的愁绪,报晓峰的晨雾暮霭遮不住父辈们的国恨家仇,个人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民族向何处去,是时刻萦绕在他们心中的疑问。东北中学的一位同学于绳武甚至为此冒着生命危险,在地势险峻的报晓峰山崖上刻上了“LONG LIVE CHINA”(中国万岁)几个英文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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