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西战役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主力部队17万多人。广西解放初期，潜伏于各地的土匪特务趁解放军过境之后的空隙和人民政权尚未巩固之机，勾结农村的封建势力，组织反革命武装，在全省各地发起大规模的反革命暴乱。为清除匪患、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从1950年1月起，广西剿匪作战全面展开。经过1年零7个月以正规部队为主的大规模军事进剿，共歼灭各股匪42.9万人，缴获各种枪械41.7万余支（挺、门），同时收缴民枪23.8万余支。至1952年年末，历时三年的剿匪斗争胜利结束。

恭城暴乱—军区政委家

架上了机关枪

1949年3月，天津解放不久，父亲升任第四野战军第13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同年12月底，他赴南宁就任第13兵团副司令员兼广西军区副司令员。父亲来到南宁，见到原红7军的老首长和许多老战友。经过20年的艰苦征战，大家在南宁胜利重逢。战友们济济一堂，风云际会，豪情满怀，无比高兴。

广西全境虽然已经解放，但所处的政治军事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在解放前，这里是桂系军阀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老巢，连蒋介石的中央军都进不来。同国民党其他地方派系一样，桂系之能成为“系”，一是有自己的军队；二是有自己的地盘和地方政府，有财源和兵源的保证；三是有自己的领导集团。而且，桂系是一支有实力，能和国民党中央系对抗的最后一个地方系，直至全国解放前夕才垮台。广西的土匪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桂系军队遗留下的残匪；二、历史上的惯匪，占山为王，啸聚山林；三、反动的恶霸地主武装。以上三种加起来有9万多人。白崇禧退到广西后，布置实施所谓“总体战”，将一部分国民党正规军、特务等潜留省内，并以他们为骨干，网罗各地散兵游匪，设立桂北、桂西、桂东、桂中南和桂滇边五个军政区，发动“一甲一兵一枪”运动，在十万大山、六万大山、大小瑶山等山区创建地盘，开展广泛的游击战。蒋介石政府退出大陆以后，妄图利用广西“山多、洞多、兵多、匪多、枪多”的特点，将其作为反攻大陆的根据地。因此，也对广西残匪寄予很大的期望。

父亲在1949年年底回到桂林后，打听到自己的父母早已去世，在家乡的姊妹五人，除大姐陶李氏一人外，其他四个姊妹不是失踪就是先后不在人世了。1950年春节，被父亲送到桂林军政干校参军学习的陶李氏大儿子，穿着军装回家过年，在街上参加舞龙灯，结果，这么一个大活人没回到家，便失踪了。没想到，在20多里路外的山野里被找到时已经是一具尸体。为防备土匪报复，父亲派秘书王平带一个排，荷枪实弹乘坐两辆大卡车到桂林临桂县六塘镇小江村，把在乡下生活的亲姐姐陶李氏一家人接到桂林城里居住。

父亲意识到，全省刚刚解放，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任务繁重。但是当务之急，是要巩固新建立的地方人民政权，恢复城乡秩序。

1949年12月13日，国民党桂北区司令官兼新编第13军军长周祖晃中将和桂北军政区副司令兼参谋长霍冠南少将在桂林与我军代表、第13兵团副司令兼广西军区副司令员的父亲和第49军军长钟伟签署了《和平解放方案》。这是广西地区接受我方改编的第一支国民党部队。计有官兵5000余人，将官7人，交出长短枪支3000支，机枪124挺，还有许多军用物资。

年长父亲二十几岁的周祖晃，与父亲是临桂老乡，还曾经是父亲在国民革命军第15师当兵时的中将副师长（李明瑞为师长）老长官。周长官未必知道李天佑其人，而李天佑却知道周副师长大名。二十几年后，在漓江岸边、象鼻山下，两位军人见面了，互致军礼，皆是一口乡音。这真是“人间正道是沧桑”！

周祖晃部队接受和平改编，在当时，对广西其他地区的国民党部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一次，父亲到桂林视察，听取工作汇报后，特意去看望周祖晃。父亲在知道周祖晃生活有困难时，立即用省委和军区的名义，送了一笔钱给他，作为生活补助。

解放后，周祖晃任广西人民政府委员、省参事室主任、自治区政治协商会议常委。1959年病逝。

在桂林的恭城瑶族自治县的烈士纪念园里，坐落着一座高达22米的纪念碑。三面碑体上分别有张云逸、父亲李天佑和县人民委员会的题词。父亲李天佑的题词是：继承先烈遗志，把革命进行到底。

1950年1月25日，恭城县发生大规模土匪暴乱。解放伊始，许多群众对我党政策不理解，基层乡政权基本掌握在旧伪人员手里。全县14个乡镇，暴乱时竟然有11个乡的乡长都参加了，至于村甲长参加暴乱的更是普遍。14个乡的解放军、工作队员与土匪进行了殊死战斗。大批匪徒集结包围了恭城县县城，而守卫在县城的解放军仅有37人，县大队部分战士、西江乡工作队以及县委县政府机关干部也只有94人。经过三天三夜的殊死战斗，在湖南永明县的解放军3个步兵连队和平乐军分区3个连增援下，土匪才被击退。

这次暴乱中，匪徒共杀害我军政工作人员及农民积极分子达350余人，抢劫政府公粮100余万斤，人民财物损失在10亿元以上。

恭城暴乱，距离广西解放仅45天，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手段之残忍，震动了省内外。接着，玉林、梧州、平乐等地也发生了严重的土匪暴乱，被杀害的干部群众达3000多人，损失公粮约40万公斤。

1950年5月中旬以后，匪军趁我军整编和灾荒困难之机，扩大队伍、整顿组织、 统一编制番号，又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暴乱。同年七八月间，朝鲜战争爆发，广西匪乱趁势发展到最高潮。他们从隐蔽流窜到公开破坏，进而包围和袭击我驻地部队的连和营，甚至连续围攻我方县城。全省102个县，土匪蔓延到了97个县，杀害我军队和地方干部战士500多人。据原百色军分区司令员覃国翰回忆，当时土匪都打到军分区大门口上来了。

韦纯束，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原主席，广西解放初期担任金秀县县长。父亲率领的军区剿匪前线指挥部一开始就设在金秀县。有一年我在南宁，韦主席跟我说，莫文骅曾对他讲过，广西刚解放、土匪还猖獗的时候，莫文骅在广西军区院子里自己住家的楼顶上都架上了机关枪！莫文骅身为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军区副政委、南宁市军管会主任，都如此如临大敌，不用说下面的领导干部，每天哪里敢睡安稳觉呢！

但是，由于当时自治区党委和军区主要领导在收缴土匪枪支等问题上意见不统一，严重影响到剿匪工作的力度。负责军事工作和剿匪工作的父亲为此心急如焚。

1950年9月初，父亲和45军政委、广西桂东南党军政委员会主任邱会作两人商量起草，并由父亲签发、两人联名向中南局、中南军区报告广西剿匪严峻形势，要求中南局派要员来广西解决问题。

南宁谋划—毛主席电令

限期解决匪患

1950年9月，中南局和中南军区派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陶铸到广西检查工作。其间，毛主席来电报对广西剿匪又进行了严厉批评，省委立即召开省委全体会议，对剿匪进行总结。接着于11月间，省委召开了地市级干部以上的省委扩大会议，进行整风，认真总结有关前段剿匪作战的经验教训。

记得1966年，有一次在家里的饭桌上，父亲在回忆这一段历史时说道：“陶铸到我们家的二楼跟我谈话，了解剿匪工作情况。我讲到当时的剿匪形势时很激动，把大盖帽（军帽）摔在桌子上。”“很多土匪，是白天为民，晚上为匪。不坚决镇压怎么行呢？！”

1950年10月下旬，我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加作战后，毛泽东对我国后方的广西剿匪形势更为重视。11月14日，毛泽东电示中共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为对付台湾匪帮可能向广东进犯，有增强广东兵力之必要。为此必须提前肃清广西匪患，以便从广西抽出一个军增强广东。广西剿匪工作为全国各省剿匪工作中成绩最差者，其原因必是领导方法上有严重问题”。“要抓住工作重点，限期肃清土匪，发动土改，端正政策，改善干部工作作风。”

这一次省委和军区的党委扩大会议，大家在会上普遍认为，在执行对待土匪的政策时，存在着“镇压不力”和“宽大无边”的偏向。会议集中讨论了几个问题。一个是“匪首”问题。比如，省委把杀人批准权卡得太死，规定每县只杀一个首恶匪首，而且只能由省委批准，而实际上罪恶深重的匪首很多，一地只杀一个，民愤难平，群众很难发动起来，不利于迅速打开剿匪局面。另一个是“民枪”问题。“民枪”要不要收缴？会上有一种意见，认为广西历史上民间枪就多，农民有枪，主要是用来自卫；主张在收枪时分清“民枪”还是“匪枪”。父亲力主“先收了再说”。如果是“民枪”，可以打借条，在证明确属“民枪”以后，再归还本人。

父亲在这次会上就“重点剿匪”问题，特别重申了他以前所坚持的主张。父亲提出，把当年冬天即将进行土改工作的桂东南17个县作为重点剿匪地区，以便“把剿匪和发动群众的工作结合起来”；同时，要放弃桂西和边沿地区的若干县城和圩镇，以便收缩兵力，集中用于重点地区。肃清股匪以后，再回师集中兵力进剿其他地区的股匪。针对一些同志对抽调兵力后当地匪情会更严重的顾虑，父亲用“退一步进两步”“全局和局部”的道理说明他的主张。

父亲提出的“重点剿匪”主张，获得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同年10月28日，中南局就广西剿匪工作作出了决定：在广西中部以瑶山周围地区为重点剿匪区，限明年1月开始，3月完成任务；然后再将主力转移到西北地区，逐步恢复已放弃地区，配合西南军区部队会剿滇桂黔边境股匪；南边以六万大山和十万大山周围地区为重点剿匪区，亦于明年1月开始，限4月完成任务。

一个“限明年1月开始，3月完成任务”；另一个“1月开始，限4月完成任务”。中南局给自治区党委和军区设了两个大限！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得知广西剿匪工作所存在的问题以后，曾多次来电督促。1950年11月10日，毛泽东来电批评广西剿匪镇反存在着“宽大无边”的偏向，要求在1951年5月1日以前完成肃清全省匪患的任务。11月16日，毛泽东再次来电指出：“广西解放在西南之前，而剿匪成绩则落后在西南之后，为什么这样？请你们加以检讨，并以结果告诉我们。我提议，广西军区从12月份起，依照西南办法每日发一次剿匪通报，总结成绩，纠正缺点，务使全省匪患在几个月内基本解决。”

主席批评得很重！也给广西领导完成全省剿匪时间设了大限—1951年5月1日！

为贯彻毛泽东的上述指示，自治区党委在1950年11月下旬，在中共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和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陶铸的亲自指导下，风风火火地召开了自治区党委第三次高级干部会议。父亲在会上就军事工作发言，谈了以后剿匪的部署，还谈到镇压和收枪问题。对民间的大量枪支，他主张彻底收缴。他说：“理由很简单，枪是土匪暴乱的资本，收了枪，就断了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