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中一日》:十万人书写抗战的一天

刘亚宁


导语:1941年,为庆祝冀中军区八路军三纵队成立三周年,党中央专程送来毛泽东同志的亲笔题词:“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模范,坚持人民武装斗争的模范。”为此,冀中军区主要领导程子华、黄敬、吕正操等同志考虑到要更好地反映冀中人民抗日斗争的伟大史实,发起了“冀中一日”写作运动,号召冀中抗日根据地全体军民拿起笔杆子记录527日这一天里发生的抗日故事。可以说,《冀中一日》的作者无一不是普通的战士、农民和抗战一线的爱国人士。它出版于1941年,毁于后来的战争年代,直到解放后几经周折,才得以重印。《冀中一日》的编撰印发是抗战时期大众文学运动的一次伟大实践,它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冀中军民的生活和斗争,刻画出了冀中抗日民主根据地欣欣向荣的光明面,揭穿了敌伪汉奸罪恶无耻的黑暗面。尽管时空已过去几十年,但这一文本仍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冀中地区是华北最富庶的地方,大平原一望无际,河流纵横,土地肥沃。抗战时期,冀中根据地就地处河北省的中部,东起津浦路、西至平汉路、北起平津、南至沧(县)石(家庄)路之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寇大规模正面战术已经无法应付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抗战活动,于是开始了频繁而疯狂的“扫荡”,使得人民饱受战争的伤痛。然而,面对敌人如此暴行,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却丝毫没有动摇。

冀中广大军民在冀中根据地党组织的领导下,不断地通过跳秧歌、唱歌、演戏剧、印发文艺刊物等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提高革命斗志,增强革命信心,亦用丰富的文化工具作为他们与敌人展开斗争的重要武器。

 

《冀中一日》写作活动的发起和创作过程

 

1941年初,时任冀中文化界抗战建国联合会主任的王林,受到高尔基主编的《世界一日》和茅盾主编的《中国一日》的启示,提议搞一次“冀中一日”的写作运动。这个提议立刻得到了当时冀中军区主要负责人程子华、黄敬、吕正操的支持。

经过讨论,规定写作的内容是记录发生在冀中根据地1941527日这一天的个人亲为、亲闻、亲见的事情。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写作运动在冀中军民中随之展开。之所以选择527日,而并非一个特殊的纪念日,是因为当时决定发动这次写作运动时已是4月中旬,距离51日时间过短,特别是在战争年代为保证传达到位,就推到了527日。

写作运动得到了冀中每个百姓、每名战士和干部的热烈响应。有的连队为了写作当日有好的素材,经上级批准,还特意在这一日攻打下敌人一个据点。当时要求,能动笔的就动笔写,由于文化程度限制不能动笔的,也可以请人代笔。于是就出现了不少不识字的老大爷、老大娘也积极参加了这场写作运动。冀中各地甚至出现过用麻袋装、用马车拉,往《冀中一日》总编室送稿件的壮观景象。

《冀中一日》的编选工作前后历时八九个月,王林、孙犁、李英儒和陈乔为主要编辑,共采用稿件233篇,约35万字,根据内容共编辑了4辑。第一辑定名“鬼蜮魍魉”,集中表现日寇残忍暴行。第二辑定名“铁的子弟兵”,反映我军民与敌如何开展斗争。第三辑定名为“民主、自由、幸福”,讲述冀中根据地民主建设。第四辑定名为“战斗中的人民”,再现冀中军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的生活状况。

194110月上旬,由冀中人民集体编写的《冀中一日》出版,初版只油印了200部,原是为了送到各有关部门去审定,以便修改后正式出版。谁知道没来得及审订,就开始了“五一大扫荡”。于是,书稿被各分区的交通员们纷纷转移并坚壁起来。由于这部书又是用当时试制的麦秆纸印制的,经不起潮湿,长期坚壁或转移中难免造成大量损毁和遗失,这也为后来重印造成很大困难。

 

《冀中一日》的特殊意义

 

《冀中一日》的作者是由冀中的普通战士、农民和抗战一线的爱国人士组成,他们中的大多数文化水平不高,甚至不通文墨。整部书里没有惊心动魄的描述,也没有华丽辞藻的堆砌,仅仅是简单的平铺直叙,有的文章还用了很多冀中农村乡间的俗语、俚语,然而,他们用笨拙但真诚的笔触再现了冀中军民在敌占区战斗和生活的现状。

有一篇题为《虎口余生记》的文章,作者马汉臣是一位回族群众。文中描述了日寇在定南县回民村抢掠回民群众,拷打回民教长,践踏清真寺,自己趁乱逃脱险境的情景。《大和魂的狗》是冀中军区政治部边伴山写的,说的是某分区送过来一条日本大洋狗,由于不进食,气息奄奄,大家都奇怪它为何不吃任何食物。不料一位反战联盟的日本人佐野君熟悉日寇一贯暴行,他一语道破玄机。原来这种洋狗一直是以食中国同胞的肉为生的。另一篇《火线劳军记》是藁无县回建会回民支队队员林山所写,他用生动的笔触描写了当地百姓冒着硝烟炮火,不顾生命危险挑着烙饼和煮鸡蛋,慰劳前线战士的情形。还有一篇七分区战士时达写的《阵地》,他在文中细致地描述了战士们在午夜暴雨后匍匐在麦田里待机伏击鬼子炮楼的小故事,还特别描写到战士们设伏之前,指挥员轻轻地叮嘱他们不要压坏了群众的麦子。

在抗战相持阶段,冀中根据地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环境,坚持抗战的冀中军民长期处于朝不保夕的状态。但是,他们依然冒着生命危险去暗杀汉奸,破坏敌人的公路,摧毁敌人的碉堡,还有许多冀中百姓白天在日伪军的驱使下去挖封锁沟,晚上又在八路军带领下同心合力地把封锁沟填埋。

一篇篇文字构成一幅幅画面,再现了七十多年前强敌入侵、国家沦陷的时刻,冀中军民奋起抗战的场景。话说有多少汉奸、伪军的助纣为虐,帮助日寇烧同胞房子、掠夺同胞财物、杀死同胞兄弟的暴虐行径,就有多少擦干血泪的抗战军民拿起落后的武器寻找时机让汉奸和侵略者以血还血的英雄事迹。

《礼记》中说:国有患,君死社稷,谓之大义。意思是说,国家有难,为国捐躯,是大义之举。国家有难时,最考验一个国家及人民的品质。

几千年来,无论面对什么样的绝境,什么样的强敌,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从来没有屈服过,我们总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救民族于危难。而《冀中一日》这本书就是从不同侧面诠释了这一精神。

如今身处和平年代,我们虽很难体会到国土被侵占、人民被杀戮的屈辱忧愤心情,可是《冀中一日》一书正好记录了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所受的压迫和反抗,它可以让我们重温那段全民皆兵的抗战岁月。

 

《冀中一日》的遗失、寻找和再版

 

如今的《冀中一日》是几经劫运和波折才又重新出现在读者视野的。1942年日寇对冀中军区发动了史无前例的“五一大扫荡”,王林在《回忆“冀中一日”的写作运动》中叙述自己在“五一大扫荡”时,唯恐生命一旦遇到危险而使自己花费心血编校的《冀中一日》的稿本和补选稿件也随之消失,因而写下《冀中一日》的校正和补选过程以及对这部书的措置和希望。然后,把它坚壁在堡垒户家的夹壁墙内,准备自己万一牺牲,使发现稿本者知道如何处理这部文献。后来,在反“扫荡”的空隙,王林又绕道去偷偷查看过,不料坚壁稿本的堡垒户已受到日寇的洗劫,夹壁墙在洗劫中也被付之一炬,王林看到的只有断垣残壁,那个隐藏在夹壁墙里的稿本也荡然无存了。

林呐在《寻书简记》中也提到在“五一大扫荡”时期,为了轻装上阵,人们不得不把《冀中一日》及其他财物坚壁起来。有的用纸包好,装入瓷罐,埋进土中;有的裹上衣物,置于箱内,藏进草堆;还有的破墙为洞,安放其中,而后封补如固。只有个别来不及妥善保藏的,才顺手塞在炕洞里。

但是,无论隐藏得多么巧妙,在这次“扫荡”中,《冀中一日》在鬼子烧杀抢掠中依然难逃劫运。

如今我们看到这部完整的《冀中一日》是当年被喻为冀中铁笔战士的周岐保存下来的。他历经磨难,一直把这部书带在身边,哪怕是抗战进入最艰苦卓绝的时期,他也想尽办法用生命保护着这部书。

抗战胜利后,河北省文联曾发出寻找《冀中一日》的号召,希望能重新出版这部书,但内战又起,寻找工作暂时搁置。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寻找书稿的工作又重新发起。到1951年,只找到了第二辑。1958年王林从自己的资料堆里中找到了第一辑,而第三、第四辑仍然没有下落。1959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第一辑、第二辑,把这部残缺的书依然定名为《冀中一日》。机缘巧合,周岐在定兴县新华书店看到这部不完整《冀中一日》后,遂把自己珍藏的完整的《冀中一日》邮寄给百花文艺出版社。1962年,百花文艺出版社才将完整的《冀中一日》重新出版。

辗转50年后,河北人民出版社于2011年再版《冀中一日》,这部饱经风霜的大众写作的经典著作又一次以崭新的面貌问世,也得以让今天的读者有机会重温艰苦岁月里的“精神食粮”。■

(作者系原冀中十分区司令员、开国少将刘秉彦之孙女)

(责任编辑 樊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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