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救国军抗日血战史》:国歌里的英雄群体史志

王化义


导语:《国民救国军抗日血战史》(以下简称《血战史》)一书是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部编撰的抗日史志,193311月在上海出版,是迄今发现的我国近代史上第一部由中国共产党人组织编撰的反法西斯侵略的战史。目前已被国家图书馆列为民国文献资料《抗日战争史料丛编(第一辑)》首篇史料。《血战史》严格以时间为顺序,以国民救国军抗日战事为主线,记述了国民救国军的发展壮大历程和该军经历的主要战事。它讴歌了中国人民的不屈意志、民族气节和伟大的爱国精神,颂扬了国歌里的英雄群体——抗日义勇军的光辉形象。本文作者即这部史书的编撰者梁元善之外孙,他多年来致力于历史考证,特此撰文为读者详细介绍这部被党史、军史、国史等多部史册引用的重要文献。

 

 

20101116日,我在“明琳博客”中看到一篇简短的文章——《抗日后援会义勇军代表梁元善》,其中提到的就是我的姥爷。经与博主成军的进一步沟通,原来她的爷爷是成庆龙。在九一八事变后,成庆龙联络爱国志士组织抗日队伍,后被编为吉林国民救国军王德林部第十二路军,被委任为第十二路别动队总指挥。而九一八事变后,我的姥爷梁元善(又名梁德堂)与李大光等人参加了东北义勇军,亦在王德林领导的国民救国军中,是国民救国军负责宣传、外联、后援、编撰史志的领导人,是该军的全权代表。当时他被委任为驻关内的全权代表,与朱庆澜将军一起宣传抗日的主张,为义勇军募捐、筹饷,呼吁人民团结支援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

得知两家祖辈的深厚渊源后,我兄妹三人与成军于20115月相约在济南会面。这次会面进一步让我了解到,《血战史》是由国民救国军驻平(北平)、驻沪、驻粤办事处工作人员编撰的史实,它详述了义勇军坚强不屈抗击法西斯侵略的浴血战史。此书由义勇军宣传处编撰完成后,由梁德堂在上海安排出版,并送成庆龙家人一本。据成军介绍说,爷爷被叛徒出卖,35岁殉难,那时她爸爸只有11岁,“奶奶怕这本书被人发现,就带着爸爸在院子里挖了个深坑,用油纸包好,放在瓦罐中,深埋地下。”“这一埋将近20年”,成军表示,“1954年爸爸从青岛调到了济南工作,把奶奶从老家接了过来。奶奶首先想到的是埋藏在地下的《血战史》。就这样,这本珍贵的抗日史料随同奶奶来到了济南,并一直保存着。”

 

红色经典史志《血战史》意义非凡

 

20139月,抗日英烈成庆龙将军的遗属将家中珍藏八十多年的《血战史》原始版本捐献给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国家也正式认定《血战史》是红色经典史志。书中记载了国民救国军的编制、对日作战战绩,还有救国军总司令王德林等的“泣告国人书”,东北义勇军将领马占山、冯占海等47人联名通电乞援的电文等珍贵资料。这本书还记录着“中国国民救国军殉难官长简明表”以及“中国国民救国军抗日作战殉难士兵简明表”,总共约500多名抗日牺牲的官兵名单,其中山东籍最多,有213人。

在对此书的进一步考证中,我发现国家图书馆收藏有《血战史》的“国统区”版本,并被列为国家抢救、再版保护的民国文献第一辑、第一册;足见《血战史》这一史志文献的珍贵,和国家对其史料价值的肯定。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民政部先后于201491日、2015824日发布公告,公布了900名为国捐躯的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其中有国民救国军的十四名先烈:王德林、成庆龙、胡泽民、姚振山、柴世荣、陈荣久、陈翰章、李大光、史忠恒、傅显明、李延平、王毓峰、孟泾清、王汝起。从国民救国军中还走出六位东北抗日联军军长,这进一步证实了在抗日战争中,国民救国军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确实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建立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纪念馆》,于2018929日正式开馆,义勇军红色经典史志《血战史》的原始版本(复制品),亦陈列在展厅之中。《血战史》中533位烈士和其它史志记载的义勇军先辈的名字,郑重镌刻在高高耸立的大理石碑上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将士名录》中。宏伟的纪念殿堂,是人民对抗日义勇军先辈垂名青史的祭奠。

 

《血战史》记录国歌里的英雄群体

 

19338月,东北各抗日武装决定联合抗日,统一改称“东北抗日义勇军”,共举王德林将军担任东北义勇军总司令。国民救国军领导人为担负起新的历史使命,在驻粤办事处召开会议,商定了联合抗日后的相关工作,为强化抗日宣传,决定编撰《血战史》。梁元善受命主持《血战史》的编撰工作,依据职责组织撰史人员,任用李大光、总司令部秘书刘焕然等共产党员为撰史的核心人员。

在对此书的多年考证中,我在网络上又发现一张史证照片,下方配有文字“欢送王、孔二公北上”,这证明1933830日梁元善、李大光、刘焕然参加了上述会议,也证实了共产党人参与撰史的历史事实。《血战史》记载了义勇军在给养极度匮乏时,仍旧奋勇杀敌、顽强保国的战例,传播了该军振聋发聩的不屈誓言:“复我河山、光我民族、雪我国耻”。梁元善为将义勇军浴血战斗的英雄事例载入《血战史》,他不辞辛劳奔走各地。上海《申报》等媒体的报道,详载了他辛劳的事迹。当时有部影片《东北义勇军》,展现了梁元善宣传抗日的情景。淞沪战役期间,梁元善组织办事处撤退时肺部负伤,奉命回家乡疗伤(他夫人是中医)。他毅然送十六岁的独子梁邠赴延安参加革命,并与子约定来年春天延安相见。可是19381月,他因伤势过重而去世。1942年,已列编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二旅的梁邠,在一次任务中光荣牺牲,年仅21岁。梁元善把自己和儿子的生命都交给了党的革命事业,他一生革命活动的直接见证者,是十多年的亲密战友李大光同志。

著名抗日英烈李大光(曾用名李墨园)与梁元善一起参加了1928年中共莱阳县委组织的武装起义。失败后被敌押上刑场,幸而被群众救出。在敌人追捕中,与梁元善等人一起到了东北。九一八事变后,又与梁元善共同参加了国民救国军。在该军期间,他始终在梁元善身边工作,1933年也参加了《血战史》的编撰工作。1933830日,李大光与国民救国军领导人的合影,证实了他受命参与《血战史》编撰的事实,也证实了他一直在梁元善身边工作的经历。

193311月《血战史》出版后,1934年李大光受党组织派遣,赴苏联海参崴师范大学学习;毕业后被党派回山东工作。1937年底,他曾奉命前往梁宅探望伤重行动不便的梁元善。1940年他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十五团政委,在对日作战中英勇牺牲。2015824日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李大光被列入国家著名抗日英烈名录。李大光参与编撰《血战史》工作的事实,一直鲜为人知。

共产党员刘焕然原任国民救国军总部秘书,为《血战史》的编撰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血战史》在上海出版后,他调任“驻粤办事处”主任。李延禄同志在《过去的年代》第269页提到,1934年初他曾到国民救国军驻粤办事处去,“驻粤办”主任刘焕然(被误写为“刘斐然”)是共产党员。证实了刘焕然同志服从组织安排,在该军撰史工作中、驻粤办事处等主要岗位上,发挥了共产党员的重要作用。

救国军领导层在广州会议还作出决定,任命共产党员陈翰章为总司令部秘书长,确保前线指挥部与关内办事处联系和物资运送安全。流传至今的王司令将办事处募集的八千大洋亲自交给陈翰章,并押运到前线指挥部的故事,就发生在此时。陈翰章组织了押运人员,从前线运来了“军中日记”,将关内办事处募集的军需物资、资金安全送达前线;保障了该军“生命线”的安全和撰史的需要,他出色地完成了交派的任务。这是在该军不同岗位的共产党员,为撰史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又一史证。

囿于当时的斗争环境、党的保密纪律的要求,还有哪些共产党员参与了撰史工作,尚待进一步核查确认。但是,现有的史料足以证实,梁元善和他身边的共产党员们,忠于党、赤心报国,坚持了无私奉献的崇高品德,为国为民留下了红色经典史志。

 

两种版本

 

《血战史》的原始版本,是“东北义勇军总司令部宣传处编印”本,珍藏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这是目前仅存的孤证。

这里需指出《血战史》出版的历史背景。在1927年国民党发起“清党运动”,改变了军队政工机关设置,逐步废止了国共合作时的机构名称,废除了党代表制度。军队中“政治部”与“党部”此消彼长,政治部被改成了“政治训练部”“政治训练处”,形成了兼具政工、党工、特工三重性质的机构。

《血战史》出版于193311月,正值国民党政府疯狂反共、对中央苏区实施五次“围剿”之时。义勇军撰史先辈们在《血战史》的封面、封底上,坚持使用了国共合作时期的机构名称,赫然印着“东北义勇军总司令部宣传处编印”,这具有非凡的政治意义,证实了义勇军撰史先辈们坚持了共产党的革命立场、政治态度和不屈的意志。

撰史先辈不仅旗帜鲜明地标注了“宣传处编印”,还处处用心、着意彰显了这本抗日史志是由共产党人为主编撰的事实。例如,口号页中:“我们唯一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为拯救东北人民恢复失土而流血!”“扶植人民一切的利益!”“一切地方政权统交于人民!”“农工商学兵一齐联合起来!”……这都体现着共产党人的不屈意志和伟大情怀!

又如:正文在记述抗日战事的同时,显现出强烈的爱憎分明、褒贬清晰的态度。有对国民救国军抗日将士保家卫国、奋勇杀寇的详载,对指挥和参与“墙缝之战”的著名抗日英烈姚振山和该军英雄二团的称赞、对痛歼日寇辉煌胜利的赞扬,对戴洪昌(戴风龄)父子七人满门忠烈为国牺牲的英雄事迹的称颂,对众多先烈伟绩的敬仰之辞;也有对汉奸万茂森等卖国贼的罪行淋漓尽致地揭露,显示了共产党员的大义凛然。

《血战史》记载了533位为国捐躯的烈士英名,详载了先烈的奋勇战事、牺牲地点,证实了共产党人对殉国烈士的景仰之情。特别是,先辈们撰史都不留姓名,虽有当时政治环境的原因,却也展示了共产党人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

“国统区”版本,是在“国统区”宣传抗日时发放的版本,以国家图书馆收集、珍藏的版本为代表。义勇军在“国统区”免费发放《血战史》时,国民党政府无法否定人民愤起组织义勇军武装、抗日的合法性,无法否定《血战史》记载内容的真实,却以《血战史》封页上标注的编印单位“不合法”为由,要求必须将封面更改为“政治训练部编印”。义勇军撰史先辈智对国民党这一故意的刁难,就将史志封面页的编印单位改印成了“政治训练部编印”;但是,在增加的扉页上和保留的底封上仍然印着“宣传处编印”,如此就出现了在一本书上标注着“两种”编印单位的怪事。事实上,在东北义勇军中,根本没有“政治训练部”这种机构。这证实了义勇军撰史先辈中的共产党员坚持身为共产党员的立场,这是在《血战史》编撰中,共产党员智对国民党政府刁难确的凿铁铁证。“两种”版本,除了编印单位不同外,其余内容全都相同。也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血战史》编撰中,共产党员在东北抗日义勇军中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考证,“两种”版本的《血战史》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部由组织编印、以共产党员为主撰写的反法西斯侵略的抗日史志。《血战史》从政治意义、军事意义和史学意义上来说,都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

(作者单位:北京明标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责任编辑 樊燕)



相关链接东方网新华网中青网凤凰网21CN新闻中经网中广网南方周末博客日报新民网中国网大洋网南都网中华网
凯迪网南方网文新传媒人民网中新网文史天地星岛网千龙网环球网
E_mail:yanhcq@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