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59年3月21日，西亚重镇大马士革城遭蒙古大军围攻。仅16天之后，这座被誉为固若金汤的城池便被攻破。国王纳昔儿在仓皇出逃途中，被蒙古军队俘获。至此，拥兵十余万的叙利亚阿尤布王朝彻底覆灭。在此之前，已有木剌夷国和阿拔斯王朝倾覆，而大马士革的沦陷，则意味着西亚最后一个王国被蒙古的铁蹄所征服。其实，这已经是蒙古帝国组织的第三次西征，在前两次征战中，蒙古铁骑刀锋所向，无坚不摧。而此次西征大马士革的军队统帅，是最为能征善战的旭烈兀（他是成吉思汗之孙拖雷之子，其长兄是当时蒙古帝国大汗蒙哥）。在荡平西亚后，旭烈兀把目光投向埃及西奈半岛，这里的马木留克王朝将是下一个被蒙古帝国在地图上抹去的目标。在此之后，他们想杀入欧洲，去摧毁基督文明的核心地带……

旭烈兀的这次征伐震撼了西方世界。教皇亚历山大四世在其训令中，呼吁所有基督教国家团结起来，共同抗敌：“我们必须采取有远见的行动，抵抗日渐迫近、显然要降临的危险……愤怒的上帝将惩罚这些野蛮的鞑靼人，这些犹如从神秘的地狱里突然冒出来的鞑靼人。”[1]然而，当时没有多少人相信能打败这支曾被教皇格里高利九世惊呼为上帝“罚罪之鞭”的军队。更没有人想到：历史在这个时刻来了一个重大转折，1259年8月11日，万里外的中国合州钓鱼城（今重庆市合川区）—“上帝之鞭”在此折断，世界中古历史就此改写。

蒙古攻宋，四川成为重中之重

1259年前后的13世纪，中国大地上并存着南宋、金、蒙古、西辽、西夏、吐蕃、大理等多个政权。后经成吉思汗、窝阔台、木华黎、拖雷等人四处征讨，西辽和西夏先后于1218年和1227年被蒙古灭国。于是，宋、金、蒙三方成为彼时中国政治格局的基本版图。

1234年，蒙古和南宋的联军攻破蔡州，无路可逃的金哀宗自缢殉国，金国灭亡。对于南宋来说，攻灭金国、洗雪“靖康之耻”，足足地出了一口恶气；对于蒙古来说，拔掉横亘在中间的金国，南宋便危如累卵、唾手可得。尤其是在联军过程中，宋人文弱之气被探究得一清二楚。当年驰骋北方的女真人尚且灭国，何况“暖风熏得游人醉”的南宋。于是，快速攻灭南宋、一统中国，再腾出手西征，成为蒙古帝国的宏大战略。

1235年春，蒙古帝国第二任大汗窝阔台正式发动了对南宋的战争。在此后多年的攻防战中，两淮、荆湖和四川成为正面战场的三大战区，时人称为“三边”。其中，四川是最早承受蒙古大军压力的主要战场。

当时两国边境绵长，蒙古为何首选从四川进攻宋朝？其一，从经济社会地位上看，两宋时期，巴蜀大地社会长期安定，经济迅猛发展，有“扬一益二”的美誉。到南宋时期，四川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在蒙古攻蜀前，四川每年收入接近南宋王朝的三分之一；每年供应军米两百万石以上，约占全国总军米的三分之一。因此，攻取南宋王朝重要的财赋供给地，占有四川丰富的人力、物力、财力，切断南宋重要经济命脉，对蒙古帝国来说战略作用重大。其二，从军事战略看，“陆有剑门之障，水有三峡之险；东扼长江，足为吴楚咽喉；北走秦岭，沟通秦陇肘腋；西南为高原环绕，是滇藏的必经之道”[2]。蒙古帝国若攻占四川，既可凭险据守、长期立足，又可高屋建瓴、以图东南。自秦汉以来，北方王朝的统一大业，多是以蜀为先，然后席卷中原。历史上，长江对于草原游牧民族来说，向来是一道天险。南宋初年，韩世忠便在黄天荡水战中，以八千宋兵击溃金朝名将完颜兀术的十万大军。而占领四川沿江而下，南宋王朝赖以固守的长江天险，便也荡然无存。

大军压境，江边山城“独钓中原”

翻开今天的中国地图可见，重庆市合川区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四川盆地中的三条重要河流：嘉陵江、涪江、渠江在这里汇流，“三江汇流”的景象在全世界也不多见。在陆路交通不便的宋代，在山地大规模行军，水上运输几乎是唯一可行的方略。

对于这一点，南宋朝廷自然十分清醒。南宋理宗嘉熙四年（公元1240年）十月，蒙古军连破西川20城。宋理宗决定任用名将余玠为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主持四川防务。他还诏令：余玠任责全蜀，应军行调度，权便宜施行。这等于赋予了余玠在辖区内处理军政事务的极大权力。今天的钓鱼城古战场遗址内，仍有一块明人题刻石牌，上书：独钓中原。这既说明了对于中原腹地来说，这里至关重要；也昭示着钓鱼城军民拱卫宋王朝的决心。

余玠入蜀后，第一件事便是迁“省会”。他把四川安抚制置司驻地，从无险可守的成都，迁移至有江山之险的重庆，暂时稳住了西川一溃千里的局势。然而形势依旧危急，面对满目疮痍、民生凋敝的情状，以及川中兵力不足5万的现实，余玠必须迅速组织好坚固防守，以迎蒙军接下来更猛烈的进攻。在广纳贤士、听取建议后，余玠定下治蜀总方略—构建山城防御体系。

很快，合州所属的石照、铜梁、巴川、汉初、赤水5县民众，在钓鱼山上开山采石、凭险筑垒。仅数月后，一座铜墙铁壁便在三江之口巍然屹立，城内面积达2平方公里。与钓鱼城同时修筑的，还有云顶、运山、大获、得汉、白帝、青居、苦竹7座山城要塞，均为江边山城，被时人称作“四川八柱”，而钓鱼城因处于三江汇流地，是“八柱”之根本。

城既筑毕，余玠实行“坚壁清野”战术，将合州、石照县治所迁入钓鱼城内，周边居民悉数纳入，更在城中屯兵、开垦、积粮、备战，由此拉开了钓鱼城36年抗战的序幕，被后人赞为“独钓中原”。

黑云压城，实力悬殊螳臂当车

13世纪的欧亚大陆，数不胜数的国家被蒙古帝国攻灭，何况富庶又羸弱的南宋。临时构建的山城防御体系，岂能挡住骁勇无比的蒙古大军？

1258年夏，蒙军兵分三路进攻四川，大汗蒙哥亲率主力溯嘉陵江而下—没有悬念，蒙军先后攻破苦竹、长宁、大获、运山、青居、大良等关隘。钓鱼城上游的关口悉数落陷，蒙军兵锋直指钓鱼城，不出意外的话，这里很快将被踏平。

1259年正月初一，连破数城的蒙哥心情大悦。自帝国崛起以来，无论在中亚、西亚、东欧，还是高丽、大理，都是攻无不克、所向披靡。蒙古大军所到之处，要么望风而降，要么一击即溃，料想这钓鱼城也是如此。此时蒙哥想得更多的，是尽快攻克重庆府，进而沿江而下，在襄阳与弟弟忽必烈会师，两路大军攻灭南宋、畅游西湖。

于是，蒙哥派出南宋叛将晋国宝前往钓鱼城，向守将王坚传达招降的意愿。王坚耍了个手段—他先是对于招降严词拒绝，然后遵守“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惯例，将晋国宝赶出城去，再派轻骑于蒙军大营附近将其掳回，以惩治叛臣的名义斩杀。至此，一场大战已不可避免。

应该说，这是一场看起来没有悬念的攻城战，双方兵力悬殊、高下立判。这边厢，蒙哥汗亲率精锐7万余，加上应诏从征的各地蒙军、投降的宋军，总兵力在20万人以上。其中，除蒙古帝国最高领袖外，还有亲王5人、皇子1人、驸马1人、郡王3人、总领1人、都总管万户1人、都元帅4人、都总帅1人、元帅4人、万户30余人。这支蒙古大军除骑兵、补兵外，还有军、弩军、水军和擅长攀登的山地作战部队，以及汇集了“诸色匠人”的舟桥、坑道工程兵。

那边厢，城内有兴戎司驻军、地方军和民间自卫武力共2万人左右，还有十余万老百姓。主帅王坚，兴戎司都统制、合州知州，相当于地级市一把手兼人武部长，连面圣的资格都没有。副将张珏，在以文制武的宋代，更是不值一提的角色。然而决定战争的，往往不是纸面实力，所谓“众志成城”是也。

久攻不克，一代骄子意外殒命

是年2月初，蒙哥汗下达总攻令。蒙古大军将城池团团围住，并同时在7座城门发起攻击。钓鱼城军民在王坚、张珏带领下，凭借山势地形，在城上、城下、江心、滩涂展开英勇反击。由于蒙军不善水战，且攻城多是仰攻，蒙军多次突击均遭失败。在连续发动数十次进攻后，时至二月底，各路攻城部队依旧屡战屡败。3月，蒙军在此发起十余次战斗，都被钓鱼城守军一一击退。

连续两月的攻防战，使双方体力都接近枯竭。蒙古大军仗着人多势众，本欲一鼓作气拿下城池，不料天公不作美。4月3日起，合州地区连降暴雨20天，蒙军不得不暂缓进攻，这也为钓鱼城守军赢得宝贵的喘息时间。钓鱼城军民浴血奋战的消息传到临安，宋理宗下诏嘉奖，赞扬王坚“婴城固守、百战弥坚，节义为全蜀山城之冠”。得到最高领袖的表扬，钓鱼城军民备受鼓舞。

4月22日，大雨初停，蒙军都总帅汪德臣率部发动夜袭，再次被击退。5月初，合州天气转暖，初夏晴热的气候引得蒙军大量不适，加上连连攻城不克，军士锐气大减。此时，王坚抓住敌方疲弱期，趁夜率数百勇士出城，实施“斩首行动”：目标，蒙哥汗大营！宋军的主动进攻出人意料，从来都是我打人、哪想人打我？幸得各部众人拼死护卫，王坚才未得手，但这也吓出蒙哥一身冷汗，随后便将驻跸之地迁移至他处。

时间很快来到7月，天气更加酷暑难耐。在两军对峙、千钧一发之际，钓鱼城守军还忙里偷闲，幽默了一把—军士将一条十多斤重的大鱼，和几百张面饼抛向城外，并附上纸条：任尔再攻十年，也无法攻下此城。相形之下，城外蒙军的境况就很糟了。蒙军久屯于坚城之下，又值酷暑季节，北方游牧民族本就畏暑恶湿，加以水土不服，导致军中暑热、疟疠、霍乱等疾病流行，情况相当严重，连蒙哥汗本人，也染上了疾病。时至今日，重庆都有“火炉”的称号。山城“蒸笼”一般的天气，让人难以忍受。700多年前的蒙古大军同样如此。不能再等。

8月11日，蒙军再次集结队伍，准备发起最后的决战。这天，蒙哥汗亲临城外一处高地，他要登高指挥、统帅全局。于是，本次战役的转折、宋蒙战争的转折、世界中古史的转折就此发生，乃至于欧亚大陆政治格局，都在这一天被彻底改变。

城内王坚已“知其计，置于其所”。蒙哥汗正专注于战事，猝不及防，被突如其来的飞丸击中。数月的激战，到此竟落下帷幕。攻城蒙军赓即回撤，“皇子阿速台以军事付统将浑海都，自随柩还蒙古”。明万历《合州志》也记载，宪宗（蒙哥）为风所震，因成疾。班师至悠军山，病甚，遗诏曰：“我之婴疾，为此城也，不讳之后，若克此城，当赭城剖赤，而尽诛之。”一代骄子，就以这样出乎意料的方式殒命在钓鱼城下，这恐怕是宋军都不曾料想的。发射那枚飞丸的宋军小卒肯定无法想象，连姓名都不曾载于史书的他，不经意间改变了蒙宋战争时局，也改变了中世纪。

影响深远，中古历史就此转折

蒙哥汗去世时40岁，正值壮年的大汗驾崩，对于蒙古帝国来说，打击是致命的。比这更重要的，是谁会成为新一任大汗？于是蒙军全线收缩，暂时停止对南宋的进攻。对于忽必烈和阿里不哥来说，兄长的去世，意味着自己离最高权力更进一步。这二人围绕汗位，各自兴兵攻杀，前后长达4年，影响深远。后续的平定诸王之乱，更是持续了35年。覆盖地球陆地面积三分之一的蒙古帝国，也由此走向分裂。

1259年9月1日，一名由亲王穆哥派出的使者，跋山涉水来到鄂州（今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向忽必烈报告蒙哥死讯。已为攻宋做好全面准备的忽必烈，并不想就此放弃，他命大军继续进攻，但遭到鄂州军民奋勇抵抗。不久，妻子弘吉剌氏遣人密报一个消息，让忽必烈感到震惊—幼弟阿里不哥在部分贵族和高级将领拥戴下，图谋汗位。

不能让弟弟抢了先机！忽必烈立即与南宋丞相贾似道签订议和协定，亲率大军北归。

前文已提到，万里之外的大马士革，旭烈兀在收到蒙哥汗死讯后，有着高度政治敏感的他，已嗅出蒙古高原上免不了一番厮杀。作为兄弟，忽必烈是他最要好的兄长；作为远征军统帅，手下这支百战精兵，定能助兄长拿下汗位。于是，旭烈兀停止了对埃及和欧洲的进攻，留下前锋将领怯的不花和两万军队镇守叙利亚，自己亲率10万大军东归。

旭烈兀回军途中，抵达帖必力思（伊朗大不里士城）时，得到忽必烈已即位称汗的消息，遂驻军不前。那边厢，埃及素丹眼见旭烈兀大军东归，联合叙利亚、阿拉伯、突厥曼、花剌子模等国的残兵游勇，向怯的不花发起攻击。怯的不花以1万蒙古军对抗对方12万大军，最终寡不敌众、全军覆灭。[3]得此消息的旭烈兀大怒，意欲再次西征进行复仇，却在途中卷入与金帐汗国的战争中而不能自拔。

旭烈兀被困在伊朗高原，于是，已领教过“拔都西征”的欧洲人，就这样幸运地躲过了“上帝之鞭”的再次鞭笞。至于“上帝折鞭处”的钓鱼城，其结局却充满戏剧性。蒙哥曾有遗言，攻破钓鱼城定要大肆屠戮，以泄愤恨。但讽刺的是，正因其逝世，蒙古帝国逐渐改变传统的屠掠政策，接受各地文化、宗教和语言。忽必烈在灭亡南宋过程中，也较多保留了南中国的经济和文化。

1279年，在历经36年抗战后，钓鱼城依旧屹立于三江之畔，巍然不动。而在此之前，广东崖山，陆秀夫背负幼帝蹈海而死，南宋宣告灭亡。朝廷都不在了，困守孤城显然没有意义。最终，在与蒙军有识之士接洽谈判后，经忽必烈同意，钓鱼城以和平的方式开城投降。当年蒙哥汗力战而死却不可得的城池，最终以这样的方式，保全了城中十余万人性命。而这座“独钓中原”三十六年的坚城，也为世界历史留下一个名垂千古的非凡战例！

注释：

[1][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版，第340页。

[2]陈世松、匡裕彻等：《宋元战争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59页。

[3]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下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84—114页；拉施特：《史集》第3卷， 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6页。■

（作者单位：重庆合川区新闻信息中心）

（责任编辑 刘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