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1957:越南“双百”运动人物素描

程映虹


陈寅:越南的“胡风”


  作为中国的社会主义近邻,越南政治经济改革的动向一直是中国的参考系。毫无疑问的是,越南经济改革相当程度上受到中国的影响。反过来,越南的政治改革(党的最高领导人差额选举,人代会对政治加强监督和质询等等)近年来在中国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但是,和中国一样,越南的改革思想并不是今天或者在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才出现的,而是在5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当时越南知识分子利用苏共20大和中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在北越的影响,在19561957年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文”、“佳品”运动(名称来自当时两份有影响的民办杂志),是当时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阵营民间舆论的最重要部分。这场运动在1957年秋天越南尾随中国发起反右斗争后被终止。对于那段历史的处理,中越两国今天有着不同的做法。在中国谈论19561957年的百花齐放和反右一般来说并不是禁忌,绝大多数所谓“右派”早就被公开“平反”。但在越南,官方始终没有重新评价那场政治运动,一直掩盖那段历史,但对于很多遭受迫害的个人已经在小范围“平反”。因此,今天的越南人,即使是那些参与民主运动和政治改革的知识分子,很多人对那段历史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对那些在50年代中期大名鼎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他们的言行没有具体的了解。

  和中国50年代中期民主观念和自由思想是由储安平和林昭这些名字所代表的一样,越南当时在这一方面也有一些代表人物。在这篇文章中,我想把他们当中最有影响的一些人简要介绍给中国读者,从中我们可以对那场跨越国界的思想运动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

  

陈寅:越南的“胡风”

  文艺界左派领导人怀青把陈寅当胸揪住,说“同志们,快来,这儿就是胡风!”陈寅辩解道:“同志们,单位领导,我发誓我的名字叫陈寅,不信你们可以去查我的出生证明!”

 

  越南诗人和小说家陈寅,可以说是越南上世纪50年代的自由知识分子中最先发出声音的人。陈寅是40年代下半期参加北越革命并入党的,他是一个充满爱国热情和艺术创造力、崇尚个性独立的艺术家。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为了从法国殖民统治下取得民族独立,加入越盟。越盟是越南独立同盟的简称,其实就是越共,但为了得到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支持,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共产党人没有直接打出共产党的旗号,用的是越盟,后来又叫劳动党。陈寅的创造力很受器重,1954年北越取得了对法国决定性的奠边府大捷后,他受军队总政治部的委派,前往中国撰写有关这个战役的电影剧本和小说。

  当时越盟实行军事化,参加革命的艺术家都归军队总政治部管辖,住在军营里,外出都要申请离营证。陈寅在中国期间正好是胡风在万言书中批评党的文艺政策的时候,陈寅可能了解了有关情况。当时越军总政治部派了一个政工干部和他同行,指导他的创作,事事都要干预,陈寅对此十分厌恶。回国后,19552月,他发起组织了军队中大约30名作家和艺术家联名向中央委员会上书,要求废除军队总政治部对文化艺术工作的领导,把对艺术和文学的领导权还给艺术家和文学家,废除对文艺工作的军事化管理。在上书的同时,陈寅还带领大约20名文艺家面见军队总政治部主任阮志清,提出三项保障艺术创作自由的要求,被阮志清拒绝(阮在5060年代的越南军队中地位仅次于武元甲,1967年去世)。在写作中,陈寅向官方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即只准表现社会主义和党领导的光明面)挑战,要求创作自由。当时越南党内主管文艺的权威素友出版了一本题为《越北》的作品,被官方奉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典范,但受到了陈寅的批评和冷嘲热讽。  

  文艺界左派领导人怀青把陈寅当胸揪住,说“同志们,快来,这儿就是胡风!”陈寅辩解道:“同志们,单位领导,我发誓我的名字叫陈寅,不信你们可以去查我的出生证明!”

  这幅漫画是陈寅的支持者在北越自由化时期(1956年秋)发表在《人文》杂志上讽刺文艺界领导人以“越南的胡风”为罪名迫害陈寅。

  1955年中国批判胡风后,陈寅也被当作越南的胡风受到批判并下放到土改工作队。中国逮捕胡风后,1956年初他也被逮捕,在狱中自杀未遂。但在苏共二十大后陈被释放,后积极参加了《人文》、《佳品》运动,发表了很多作品。1957年秋天在越南的反右中陈寅受到清算,被下放劳动多年。他后来长期研究和创作先锋派作品,1997年去世。笔者在研究这段历史的过程中找到陈寅的儿子陈崇武,他是美术家,90年代在美国留学,现在巴黎从事艺术创作,经常在国际场合和越南举行画展。

  

潘魁:越南知识界的长老

  1956年秋,在苏共20大和中共双百方针的影响下北越文化意识形态出现解冻,潘魁代表越南文化界前往中国参加纪念鲁迅诞辰的活动。


 

  潘魁是越南德高望重的作家和学者,他的祖父1880年代时任河内总督,反抗法国入侵失败时自杀,成为越南民族主义的象征性人物。潘魁本人自1910年代起就组织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抗拒殖民主义,成为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越盟深知其社会价值,把他列为统战的头号对象,甚至把他的儿子也安排进统战报刊《祖国阵线》当编辑。但在《人文》、《佳品》运动中,潘魁受邀出任《人文》的主编,成为异议知识分子的一棵大树。

  在写作上,潘魁的特色是依仗炉火纯青的古典和现代文化修养,用伊索寓言的笔法表达自己的政见。例如,他对越盟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看得非常透彻,认为知识分子只是在法国殖民当局和越盟之间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的情况下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只得和越盟合作,但在这种合作中知识分子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和尊严。对于这种两难处境和无可奈何的选择,潘魁有过一个比喻:在他招待客人喝咖啡时,由于越盟控制的越北没有加进咖啡的白糖,潘魁就让客人嚼一些土产粗糖。他说“这些土产粗糖代表爱国主义,它可以冲淡咖啡的苦味,而这种苦味就像越盟的领导。有了这种土产粗糖,我们就可以在忍受咖啡苦味的同时欣赏它的芬芳,因为这种芬芳就是我们知识分子的尊严”。他大胆讽刺越盟对胡志明制造的个人崇拜,把它说成是封建主义和宫廷文化的产物,并把胡志明比作越南家庭中老而无用但却因为年深日久而被供奉起来的放槟榔的石灰罐。他利用越盟跟随北方邻国尊崇鲁迅的机会,在北越提倡鲁迅所代表的自由思考和人格独立,痛斥对思想和文艺的政治控制。在越南反右后,年近八十的潘魁被下放农村劳动,一年多后病死。他的儿子不久也死去,死因不明。

  1956年秋,在苏共20大和中共双百方针的影响下北越文化意识形态出现解冻,潘魁代表越南文化界前往中国参加纪念鲁迅诞辰的活动。

  

陈德草:异议分子中的哲学家

 

  陈德草是自由知识分子中西化很深的一个。他于上个世纪40年代末在法国得了博士学位,用法文在1951年出版了研究胡塞尔现象学的专著,至今仍是西方哲学学界的重要参考书。他希望民族独立,放弃了在西方学界的发展,于50年代初回国,来到北越,参加越盟领导的反法斗争。陈德草真心诚意地参加革命,接受改造,为了体现自己的真诚和与过去一刀两断,他甚至故意不用蚊帐睡在森林里,让自己得疟疾,因为这是很多游击队员的“职业病”。

  陈德草一度也是越盟统战的对象,他受命创建北越国立大学并担任历史系主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权力高度集中、思想和创作自由受到压制的现实十分不满,加入了《人文》、《佳品》运动。他听说中共发表陆定一关于双百方针的讲话后,立即找人翻译,并向越共要求公开出版。陆定一的文章和周恩来发表于19562月关于知识分子的讲话,在北越知识分子和干部中广为流传,但直到1957年春才正式出版。陈德草发表了很多文章,批评越盟不顾越南实际,照搬中国模式推行土改、在农村硬性划分社会阶级、摧毁社会秩序和滥捕滥杀。他尖锐地指出,在土改中,整个省和区一级的政权结构都被重新改造了,造成了“整个农民阶级痞子化”。陈德草介绍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中“自由的本质是个人自由”以及“自由的内容”必须由“自由的形式”来保障的原则,挑战当时官方观点,即自由首先是集体的和社会的自由和“实质的自由”重于“形式的自由”。在越南反右后,陈德草被迫在报纸上发表批判自己的文章,后来被下放劳动,长期受到监视和压制,80年代被允许会见西方记者,但已不敢发表任何和官方相违的言论,直到90年代下半期被允许去西方治病后才在私下发表政见,1997年去世。

  

阮友灯:越共党内的开明派

 

  阮友灯是参加越共革命的热血青年的代表,有点像胡耀邦,是党内负责青年鼓动工作的领导人。他最出名的一项工作是194592日胡志明在河内巴亭广场宣布越南独立时,他成功地发动和组织了成千上万的青年和群众到场,使得他的名字也载入了越南史册。后来他被任命为北越政府青年部副部长,负责实际工作。如果说他在思想上还不能说和潘魁等党外自由主义者完全一致的话,他和《人道》、《佳品》运动的参与者在对具体政策问题的看法上是非常接近的。他支持陈寅等人要求创作和思想自由,在党内斗争中为这些人起了保护伞的作用,为《人道》、《佳品》的生存做了工作。当这两份杂志在“匈牙利事件”后被封闭时,他在1957年春天积极支持北越文联出版另一份《文学》杂志。在这份杂志上,原来在《人道》、《佳品》上发表异议的作者很快又汇集了起来。

  当这份杂志受到越共《人民报》和《学习》杂志的批判时,他撰写文章为其辩护。因为他是党内开明派的代表人物,很多左派对他恨之入骨,尤其是越共党内负责文艺工作的素友和怀青。北越发动反右斗争后,阮友灯不但被开除党籍和撤销职务,1959年还以莫须有的间谍罪判刑15年。刑满释放后,他被放逐到一个偏远山村,在贫病交加中度日,探望他的人说他甚至以昆虫为食物,直到晚年才被允许回到河内,在亲友的接济下生活。

  

阮孟墙:呼唤民主与法制的律师

 

  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越北,还有一批受过西方法律训练的历史和法律学者,他们从政权和法制关系的角度提出意见。阮孟墙是在法国得到法学博士学位的著名法学家和律师,他对土改中造成的滥杀滥捕穷追不放,主张追究政治责任。在195610月,正当北越自由化达到高潮时,他对正在召开的越南国民大会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设立一个独立委员会,调查土改中所谓的“过火”行为、对政府干部的工作建立制度性的监察、把非官方的群众组织真正建成表达人民意见的渠道,以及实现建立在出版和新闻自由之上的言论自由。他强调说,在越南,政治权威至高无上,凌驾于经济和文化生活之上,这是导致土改中的灾难性错误的主要原因。当时越南劳动党召开全会,把总书记长征等党的领导人抛出来作为替罪羊,让他们为土改中的“过火”行为承担责任,长征辞职,一个政治局委员被贬为中央候补委员,另一个中央委员被贬为普通党员。对于这种不触及制度性根源的“纠偏”,阮孟墙一针见血地说,作为律师,在这样一个权力结构中,他无法在法律的意义上判断什么样的个人能够为这样大的错误承担“责任”,只有恢复法制,才能在制度上避免重犯类似于土改这样的“错误”。

  

冯馆:把诗句铸成枪弹的诗人

 

  在北越的那场自由化中,打先锋的是文学艺术家。诗人冯馆是其中很有名的一个。冯馆有两首诗当时广为流传。第一首是“反腐败反浪费”,抨击北越不受监督的权力下产生的种种恶行,在诗中,他说“我想把诗句铸成枪弹、射进那些头头的心脏、他们挥霍人民的血汗、就像丢撒毫无价值的纸钱”。第二首是《母亲给我的教训》,在诗中,他发誓做一个说真话的诚实的诗人:“雷电也打不倒我、如果夺走我的笔和纸、我就用刀把诗句刻在石头上。”为了这些诗句,冯馆后来在狱中度过了32年,198858岁时才获释。

  冯馆可能是上世纪50年代那批知识分子中唯一一个在越南革新开放后有机会“发声”的人。出狱后,他利用“苏东波”后越南短暂而有限的自由化,在90年代初发表了一些作品,创办杂志《越南之门》。冯馆的舅舅是素友,越南的老左派,原来也是诗人,其作品代表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歌颂新社会的光明和英明。对这个名字,中国的文艺界从50年代到70年代是非常熟悉的。他在1956年是知识分子运动的靶子,1957年是整治知识分子的先锋。后来素友官运亨通,80年代是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冯馆出狱后,舅甥曾于1990年新年会面。在那次和冯馆的会面中,退休的素友念了一首诗:

  一个干部买了一只表

  但他不知道这是真货还是假货

  于是他问卖表的姑娘

  姑娘说:“假的,但做得和真的一样!”

  啊呀,我真的分不清楚!

  冯馆听了这首诗很有感触。他在《越南之门》上发表了这样一些感想:“对我来说,这首诗很让人困惑。难道这个政治偶像,这个诗人——曾经像我舅舅一样敏锐(这里他大概用的是反讽笔法)——直到70多岁才开始想到这样一个问题:这一切到底是真还是假?或者是他心里早就在问自己,但一直等到现在,当手中已没有大权时,他才能像一个普通人那样想问题?”

  为了这些“感想”,冯馆的《越南之门》很快被封闭了。“苏东波”之后越南短暂的“自由化”也就此告终。

  北越的《人道》、《佳品》运动的参与者是很广泛的,还有很多重要人物。例如出版家陈少宝,《人道》和《佳品》就是他的明德出版社出版的。音乐家文高,是北越国歌的作词和谱曲者,他积极参加了陈寅发起的上书和请愿。历史学家陶维英,反对把越南历史削足适履地套到马克思主义人类历史阶段论中,也尖锐批判了北越照搬中国极“左”模式对知识分子实行严厉的思想改造,认为这是在完全摧毁知识分子的尊严。邓范努是著名生物学家,他曾经在战争年代帮助越共就地取材制造抗生素克服森林生活中的种种传染病。女诗人刘氏燕(笔名翠安),是越南女性主义文学的代表。他们都同情和参与了那场自由化运动并在事后受到清算。19582月,首批172名参加了《人文》、《佳品》运动的知识分子被送进“再教育班”,3月,第二批304名知识分子也被送进这个班。受运动影响的一般知识分子,后来都或者上山或者下乡接受改造了一段时间(尽管在50年代初已经有过思想改造运动)。

1960年北越以“法国间谍罪”审判“人文—佳品”运动的一些参与者,其中有阮友灯,陈少宝和翠安,刑期从5年到15年。照片中女性中立者为翠安,其他的难以确认,但阮有灯和陈少宝包括在内。

 

(责任编辑 萧 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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