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尔布特:并不遥远的教训

王晓林

庙被关闭,僧侣被强制还俗了,却还未来得及造出新的“人神”;所有的出版社、报纸、杂志和学校一律关闭,却没有新的通讯渠道诞生;对知识分子更是简单到肉体消灭,连戴眼镜都成了罪恶;家庭解体,男女劳动队分开,吃大锅饭,穿一样的黑色革命服,带一样的红格毛巾;婚姻由“安卡(组织)”指定配对……
  1975年6月—8月,在中国已经病重的周恩来在医院三次会见波尔布特,苦口婆心地劝告他们不能这样做,共产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就的,而毛泽东却盛赞“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波尔布特因此而骄傲地宣称: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从柬埔寨学到很多经验。从金边撤出所有人口这样的创举,是任何国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做到的。

S21和钟屋杀人场

  和一切独裁者一样,出于对已经到手的政权的不自信甚至是对自己的不自信,波尔布特紧接着就要实践他在中国“文革”时期学到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在短短3年8个月执政期间波尔布特进行了9次大清洗,真正实践了“七八个月就来一次”。红色高棉的屠刀所向真是匪夷所思,除了旧政权的官员和军人遭到大规模屠杀外,商人、僧侣和知识分子都以“不易改造且对新社会有害”为由一律肉体消灭。随后波尔布特又从党内嗅到了不详的气息,1976年他在党的会议上忧心忡忡地指出“党的躯体已经生病了”。话音未落,屠刀已至,一大批曾经和他一起战斗的“兄弟们”,从巴黎的马列小组同学到丛林中的同志,都遭到血腥的清洗。中央高层领导几乎被处决殆尽,包括内政部长,经济与财贸部长,农业部长,公共工程部长,情报部长,通讯、贸易、工业和橡胶种植业部长,国务委员会第一、第二副主席,主管经济的副总理乃至柬共主要的两位创始人、波尔布特的亲密战友符宁和胡荣在内都没有逃脱被从肉体上消灭的命运。军队方面,柬埔寨革命军总参谋部人员,除总长宋成以外被全部捕杀,即使宋成最终也难逃一劫,波尔布特终于在十几年后的1997年以反叛罪将其全家11口成员全部杀光。波尔布特为他的屠杀的冠名,每一位中国人民都耳熟能详——“清理阶级队伍”。为了屠杀的便利,一座位于金边市中心的高级中学——Tual Svay Prey被改建成监狱(图士楞监狱),又在距离这里12公里的市郊建成了杀戮中心,这就是臭名昭著于世的S21和钟屋杀人场,所有曾经到访过这两处的旅游者无不留下终生难忘的噩梦。
  S21是全国最大的拘禁与拷打中心。1975—1978年的4个年头里,超过2万人在这里被拘禁和拷打,有些人就死在这里,更多的人被送往钟屋杀人场被有计划地处决。红色高棉变态地乐于展示其残暴和野蛮,S21对每一位新进的囚犯都要照相,甚至在他们受刑的前后都要照相,丝毫不在意将来会成为罪证。如今已经成为监狱博物馆的S21,每一间囚室里都贴满了受难者的照片,上至七八十岁的白发老人,下至刚刚出生的婴儿。这些人最后都被折磨致死或分批处决了。1979年初越南军队占领金边时,S21中只有几个囚犯还活着,他们都是依靠绘画、机械修理或摄影技术得以活命。就在越南军队逼近城区的几小时内还有14名囚犯被折磨致死,他们悲惨死状的照片就挂在发现他们被肢解的房间,残破的尸体就被埋在院子里。S21的酷刑骇人听闻,人们至今还能看到沾满污血的刑床,锈迹斑驳的连环脚镣,高耸的拷打架,浸泡头颅的水缸……就连监狱的管理者以及狱卒也往往不能幸免,他们频繁地被撤换并死在原先施暴的地方。在越南军队兵临城下,S21被放弃的最后时刻,监狱长HOR处死了自己最小的弟弟,原因不明。
  和S21相比,钟屋是个毫无悬念的“此处无人生还”的地方。囚犯们被塞进卡车,一路颠簸被送到这个绝命营。这里没有关押犯人的地方,只有刽子手办公室和DDT仓库。人们首先闻到的是浓重的血腥和DDT的味道,听到的是高音喇叭放出的震耳欲聋的歌声。因为处决每天都在按计划批量进行,年轻的刽子手为了节约珍贵的子弹,一般都是用棍棒将受难者打死或者用锄头直接铲断头颅。受害者的血腥和惨叫不得不用DDT和高音喇叭发出的噪音来掩盖。有时押送来整车的女犯和儿童,刽子手们干脆连棍棒都不用,直接倒提孩子双腿,活活摔死在大树上,然后再奸污他们的母亲。至今人们还能看见深深地镶在树干上的小牙齿和散落在葬坑旁的褴褛破布。每一位狱卒都被要求执行处决,否则只能落得被处决的下场(Mr.HIM HUY 口述,见影片《Behind the Wall of S21》)。1980年,人们从这个原来美丽的龙眼种植园中挖出了8589具遗骸。1988年这里建起了一座美丽的高塔,在透明玻璃的后面八千多个头颅按照年龄、性别从塔底一直排列到塔顶。钟屋现已探清的129个集体葬坑至今还有43个尚未挖掘。
  吴哥、暹粒、马德望等地也有大大小小的杀人场,只是没有像图士楞和钟屋这样建成博物馆。
  在波尔布特大屠杀的年代中,柬埔寨的华侨和越侨遭受了比柬埔寨人民更大的苦难。在柬的大约2万名越南侨民几乎被斩尽杀绝,这是1978年越南大举入侵的最直接的理由。柬埔寨的华人在1975年红色高棉上台之初大约有60万,而在1979年暴政结束时只剩下了30万。朗诺政变之初,中国大使馆曾通知华侨干部去“解放区”参加柬埔寨革命,组织关系留待中柬两党日后协商解决。一千多侨干和男女青年慷慨激昂奔向“解放区”,加入柬人民抗美斗争。实际上柬共并不欢迎这些华侨干部,因此北京方面决定并宣布,中国共产党和柬埔寨共产党已经取得协议,决定将柬埔寨华运组织的全体成员移交给柬共。也就是说,柬埔寨的华侨、华人今后将由柬共掌控。所以红色高棉干部经常对华侨、华人说:“中共已经把你们全交给我们了!”而红色高棉掌握政权后立即开始宣传,“华侨都是资产阶级,有史以来都是吸柬埔寨人血的。”贡布、波萝勉、柴桢、磅湛等省还发生过逮捕从城市来的华人或生长在农村的侨胞及华侨教师的“红色恐怖”,许多人被处以死刑或苦刑。早在1974年4月28日就曾发生过著名的“桔井事件”:大批从前线回来的红色高棉战士开进桔井市中心,把轻重机枪摆在街上,对准华人的住宅,限令全市华人立即到农村种田,并拘捕了罪名是煽动华人回国的嫌疑分子一百多人,这些人大部分都在受尽酷刑后被处决。在1975年4月金边大疏散的200多万人中有大约40万华侨,那时他们根本不可能向祖国的大使馆求救。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柬埔寨问题专家爱德华兹说,波尔布特梦想建立的是以柬埔寨农民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华人在种族和意识上都不符合这一模式而成了整肃的对象。到了1976年,柬共内的华侨干部被屠杀殆尽。
  而在当时,我们中国人又看到了些什么呢?我们看到和蔼可亲的波尔布特同志时而在大寨参观,和郭凤莲女士亲切交谈,时而在下榻的宾馆庭院里和工人们一起弄花剪草,时而被这一位或者那一位高层人士亲切接见,一派莺歌燕舞,温情脉脉,大有取代西哈努克亲王与莫尼克公主成为新的银屏新星之势。如果你没有去过柬埔寨,没有去看过S21和钟屋,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和你同一个年代,在离你并不太远的地方曾经发生过那么可怕的事情。
  1978年圣诞节,越南10万“志愿军”大举进攻柬埔寨。民心丧尽的红色高棉政权在两周内即告崩溃,波尔布特仓惶逃入边境丛林。1979年1月7日金边沦陷。越南人到处所见不是奋起反抗的柬埔寨人,反倒是兴高采烈、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柬埔寨百姓。无论如何是这支军队终结了无明的屠杀,驱散了死亡的恐惧。
  在越军入侵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件在古今中外外交史上都算得上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中国大使馆在大使孙刚的带领下居然追随波尔布特残部退入柬埔寨西部原始森林,在越军的追击下连续多日行军并在雨中睡觉。后来在森林里搭起三间草屋作为临时“大使馆”,靠吃象肉和野生动物为生,坚守外交岗位47天,七个人差点饿死和病死(摘自2005年1月15日《扬子晚报》)。
  2月,中越战争爆发。
  在波尔布特执政的短短3年8个月时间里,柬埔寨人口骤减了三分之一(《国际统计年鉴》1995版),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红色高棉在夺取政权之后迅速地达到完全丧失理性的巅峰。在速度上,它超过斯大林的肃反;在广泛性上超过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残暴和野蛮的程度上超过希特勒纳粹,在毁国毁民的程度上超过非洲的卢旺达;在死亡人数和国民人口相对值上它创造了世界纪录。人类史上只有不得已的战争而没有不得已的大屠杀,即使如此,柬埔寨的大屠杀也超出了人类正常思维的底线,其性质使所有史学家至今难下定义。就连英文词汇Genocide(有计划的灭种和屠杀)也不准确,因为它既不是种族间的,也不是地域间的,既不是利益间的,也不是宗教间的,甚至都算不上意识形态间的,因为除了波尔布特临终前的谵妄——“我没有屠杀,我只是在战斗”,至今也没有什么理论或者著作来说明或解释它。人们只能说这是一个疯子在向全人类挑战,向人性的底线挑战。这是一场向着毁灭人类也毁灭自己的黑暗高歌猛进的种族自杀。这样反人类、反人道、反文明、反理性的类似癌细胞一样的政治产物居然出现在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可以说非常接近的20世纪70年代,这令所有研究人类野蛮行为、人类大屠杀事件和柬埔寨问题的专家至今都迷惑不解。
(责任编辑 徐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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