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邓小平曾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民们却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农村的改革。群众中还有一句话广为流传：“要吃米，找万里。”群众感谢邓小平、称赞万里，实质是表达对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拥护。八亿农民在农村改革中获得再一次解放，对整个改革发展进程产生重大、深远的影响。

临危受命主政安徽后，万里说，

安徽问题的关键在农村……

1977年6月20日，中央决定调整安徽省委领导班子，由万里担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等职，全面抓安徽的拨乱反正工作。对此万里曾说，原来是派他到湖北省给另外一个老同志去当二把手，可当他去看望邓小平时，邓小平提出让他去安徽。

万里到安徽后，首先集中精力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的事。在此过程中，万里了解到安徽好多地方有出去逃荒要饭的，有些县、地区向省委报告说没有饭吃，要求调购粮食。

1977年8月22日，万里听取了时任安徽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的汇报。这位干了几十年的“老农委”向万里讲述了残酷的现实：全省有将近90％的生产队不能维持温饱。这些队的基本状况是“三靠”，即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其中有10％的队仍在饥饿线上挣扎……

听取汇报后，万里让周尽快拿出切实有效的政策性意见，自己则深入基层，走访了大别山区和淮河两岸，以进一步了解农村实际。

在一位农民家里，万里看见一位老人带着两个十来岁的小姑娘坐在稻草堆上。听生产队长说来的是省委万书记，老人赶忙站起来，身上一丝不挂。走访中，万里问一位农民：“你有什么要求？”那农民把破棉袄掀开，拍拍肚子，说希望肚子能够圆起来。

此情此景，让万里留下热泪。就连这样低的要求我们都没有满足，有愧！过去，老百姓对我们的贡献这么大；现在，他们却还这样艰苦，家徒四壁，一无所有。万里痛心地说：“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

万里意识到，安徽不光是“四人帮”的问题，经济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也很大。他说，安徽问题的关键在农村……他要拿出80％的精力来抓农业。

安徽出台省委“六条”后，

邓小平拍案叫好

经过调研，万里认为，农民吃不饱，生产搞不好，主要是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根本原因是党在农村的政策脱离了实际，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此，要把农业搞上去，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影响农民积极性的问题，就这样逐渐形成了突破“左”的禁锢，以生产为中心，放宽农村政策的思路。

1977年9月，万里指示周曰礼召集各地市农村政策研究室负责人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就当前农村的突出矛盾和解决办法进行充分讨论，并集体起草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省委“六条”）。

出台省委“六条”的想法很朴素、很实在，农村“左”得太厉害，把老百姓都害苦了，要搞几条实实在在的政策，使农民得到好处：要加强对人民公社的管理；要尊重生产力自主权；要鼓励农民搞家庭副业，开发集成牧业……中心的内容是不能搞花架子，以生产为宗旨，农村不要搞别的，要好好搞农业生产，要给生产队充分的自主权。

可是，这个“以生产为中心”，当时许多地方干部不仅接受不了，有的听后甚至还吓了一大跳。不仅地方干部感到紧张，某些高层的神经也被触动，有人说，省委“六条”是“条条都在否定大寨”。上上下下的阻力如此强硬，万里对此却“睁只眼闭只眼”。

就这样，省委“六条”经过上上下下座谈讨论，进行了十多次反复修改，几易其稿，最终于11月28日，以“试行草案”的形式下发全省各地农村贯彻执行。对此，《人民日报》曾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题为《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的文章，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

刚刚恢复工作不久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看到省委“六条”后拍案叫好，他说，现在思想要解放一点，胆子要大一点，要抓住抓紧现在的这个时机，要找出我们自己的办法。随后，邓小平在出访途经四川时，还向当时的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作了推荐。可以说，省委“六条”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一个重要信号，奏响了农村改革的序曲，对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兴起起到了启动、开创作用。

实事求是，

从“借地度荒”

到“包产到户”

“六条”实施、政策放宽后，群众开始活跃起来，改革也深入到生产队的问题。可是，1978年9月，刚刚因为省委“六条”的传达而有所复苏的安徽农村，突然之间又陷入了绝境。

这一年，安徽省从春季就出现了旱情，到了六七月份，长江、淮河的支流都断流了。近十个月没有下过透雨，6000多万亩农田受灾，400多万人口的地区人畜饮水出现困难；全省夏粮全部减产，瘟疫流行。入秋后，旱情更加严重，秋种难以正常进行。如不采取果断措施，大片的土地将被抛荒。

这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让安徽农村的经济形势陡然严峻起来。对此，万里在常委会上提出：该说减产就说减产，不要打肿脸充胖子。

离合肥近在咫尺的无为县是灾情最重的地区之一。9月23日，万里来到无为视察灾情时提出“借地种麦”—集体的地种不了的，谁愿意种，就去种，谁种谁收谁有。

这时候，肥西县山南公社也在琢磨“借地度荒”的事。有人说，用60年代的老办法，搞责任田，也就是包产到户。

时隔多年，山南公社书记汤茂林（外号“汤大胆”）又想起了这个办法。他说：“为了不饿死人，为了弄粮食，咱们就包吧。”就这么包产到户了。肥西离省会合肥很近，借地给农民这一个大胆的应急政策很快传遍全安徽的广大农村，口子越开越大。

1978年12月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全国广大农村来说无疑是一种解冻。但全会通过的文件里还留了个“尾巴”：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

1979年2月，根据中央要求，周曰礼率安徽省农委工作组到肥西考察。周曰礼从山南返回合肥后，向万里反映老百姓对包产到户要求强烈。万里说，三中全会的文件要看精神实质，不是照抄它的字句，找一个公社试验一下……

2月16日，万里在六安、滁县、巢湖三个地区的地委书记座谈会上又说：“肥西有的公社包产到户了，他们会千方百计把地种上，我说你们干吧，搞富了再说。……现在我们变革生产关系，就是要解除对生产力的束缚，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大的政策已经有了，要解放思想，百花齐放，千方百计把生产搞上去。”不到一个多月时间，包产到户试点席卷肥西大地。

“张浩来信”事件后，

邓小平对万里说：

“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

然而，对于山南区的包产到户试点，事态的发展远比预想的要艰难曲折得多。面对质疑和担心，万里说，省委的态度是不宣传，不推广，不见报。搞错了，我们负责。

然而，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读者来信和“编者按”，又在全国掀起一场轩然大波。1979年春耕时节，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了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七省三县座谈会。期间，《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标题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来信和“编者按”，这封署名张浩的来信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不能随便变更。而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坚决纠正。在这次会后所批转的会议纪要中，也明令“不许包产到户”。

这封来信给正在忙春耕的安徽农民浇了一瓢冷水，一些对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心有余悸的同志认为“编者按”有来头，惶恐不安。

3月16日，万里来到滁县地区。他说：“作为报纸，发表个人不同意见都是可以的，别人写读者来信，你们也可以写读者来信。”“究竟什么意见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靠实践来检验，决不能读了一封读者来信和编者按，就打退堂鼓。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生产上不去，农民饿肚子，是找你们县委还是找报社，报社也不能管你饭吃。”针对各种争论，万里提出了衡量是非的标准。他说，不管什么形式的责任制，就是坚持一条，凡是能增产，能叫农民、集体、国家都增加收入的就是好办法。

但是，张浩来信造成的余悸未消。怕变心理之下，肥西县开始强行扭转包产到户。

同年6、7月间，万里到北京参加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时找到邓小平，把安徽实行责任制和他在农村目睹的情况，向邓小平作了汇报，也反映了各方面的压力和不同看法。邓小平听后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这也是邓小平对安徽试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一次正面表态。

1979年7月，邓小平到安徽视察，听取安徽省委的工作汇报，并登临黄山。邓小平嘱咐安徽的同志，要搞好改革，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

高层会议后，“不许包产到户”

改为“不要包产到户”

1980年1月10日至2月2日，国家农委召开了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会议主要目的，是要通过加强和改善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来克服已初露锋芒的包产到户。

1月31日，华国锋和邓小平、李先念、余秋里、姚依林、胡耀邦等领导人出席会议，听取汇报并讲话。这天的会议，从下午三点开到晚上九点。会上，面对包产到户的争论，华国锋的基本立场与上一年讲话一致，不赞成包产到户。

华国锋讲完后，转向邓小平说：“邓老，现在该到你讲了。”面对华国锋的问题，邓小平没有直接回应包产到户问题，而是转移了话题，讲了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即20世纪末达到小康目标，每人收入1000美金。他说：“这是个战略思想，定出这个目标是不容易的。我们要按照1000美金这个目标，考虑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考虑农村经济的发展。现在不定出规划，不确定目标，四个现代化是没有希望的。”

其实，邓小平对于包产到户一点也不陌生。早在20世纪60年代围绕安徽搞“责任田”的争论中，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就一直持同情、肯定和支持的态度，并由“责任田”引发出著名的“猫论”。

时至20世纪70年代末，对于包产到户在地方的进展情况，邓小平不仅相当了解，而且也有明确的表态。只不过这时他的支持还不是公开的，而是非正式的、私下的。万里晚年曾说：“亏了小平同志的支持。我从安徽回来多次向他汇报，他表示同意，可以试验。出了成果以后，他公开表示支持。”

1980年3月6日，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之后，国家农委印发《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纪要》。与1979年春那次会议纪要比较，“不许包产到户”变成了“不要包产到户”，显然口气缓和了一些。

为包产（干）到户“上户口”

1978年10月，时值秋种之际，为了不使劳动力外流，把麦子种下去，保证来年有饭吃，小岗生产队队长严俊昌、副队长严宏昌商量后，将全队20户人家115人分成两个组，没见效果；又分成4个组，仍然合不拢；接着分成8个组，且多为父子组、兄弟组，还是不行。

在这种情况下，全队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决定把田分到户干，即实行包干到户（大包干），并把“誓约”写在一个纸烟盒上。

1979年，小岗队获得大丰收，粮食产量达13.2万斤，油料达到3.5万斤。全队粮食征购任务为2800斤，实际向国家交售2.5万斤，超过任务7倍多；油料统购任务300斤，实际向国家交售2.5万斤，超过任务80多倍。小岗生产队由原来的“讨饭队”一跃成为“冒尖队”，大包干的名声迅速传开。就这样，大包干这种新型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形式—包干到户，由凤阳农民首创并迅速传播开去。

若干年以后，人们普遍把小岗村的契约看作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开始。然而在当时，对这一切，万里并不知情。1980年1月2日，安徽省委召开全省农业工作会议，万里一口气读完了凤阳县县委书记陈庭元的报告。

会刚一开完，万里就去了当地。老百姓说，能不能让我们搞三年啊？万里说，我批准搞五年。老百姓要送他花生，说以前想送也没有，现在非要送不行。万里就拿了，军大衣口袋里都装满花生。回来开常委会的时候，万里把花生放在桌上，说这就是包产（干）到户的成果。

1980年2月，万里调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农业，离开了安徽。离任前不久，万里明确将包产到户列为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为包产到户“报了户口”。1月11日，他在省委召开的农业会议上，总结了前30年农业的经验教训，强调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是要调动八亿农民的积极性。万里说：“包产到户不是我们提出来的，问题是已经有了，孩子已经生下了，他妈妈挺高兴，可解决大问题了，你不给他报户口，行吗？……我们的态度是不能打击群众的积极性，群众已经认可了，那就只能同意、批准。一定要满腔热情地帮助它完善，一年两年三年都可以，使农民富起来。”

邓小平第一次内部回应

包产到户问题

调到北京以后，万里发现自己的处境甚至比在安徽更加困难，斥责包产（干）到户的呼声不只是小小的杂音，这个“临时户口”的前途未卜。

关键时刻，邓小平说了话。

4月2日，邓小平找胡耀邦、万里、姚依林、邓力群等领导人谈话，主要是谈长期规划问题。邓小平说：“农村地广人稀……政策一定要放宽，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以包产到组，有的可以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的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政策放宽以后，有的地方一年可以增加收入一倍多。我看到了很多这样可喜的资料。要解放思想！此事请万里同志研究个意见，提到书记处讨论。”

同月，中共中央召开经济发展长期规划会，邓小平在会上指出：甘肃、内蒙、云南、贵州等省区的一些农村生产落后，经济困难，应当实行包产到户。

6月，经时任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批准，全国政协组成调查组赴安徽调研农村改革。调研中，农民一提起过去的“大呼隆”就生气：“大呼隆”就是不干活！过去就穷在“大呼隆”上；现在要变在责任制上，这样干上三五年，保险叫国家盖仓房，社员有余粮，住瓦房，有钱存银行！

经过调研，调研组得出结论：尽管各种形式的责任制都比过去那种“大呼隆”要好，但从具体情况来看，联产责任制对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起了更加显著的作用。

“包产（干）到户”从“临时户口”

转正为“正式户口”，

从“地方粮票”变成“全国粮票”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就包产到户等农村改革问题发表谈话，作出了更有力度的回应。这就是此后见诸《邓小平文选》的《关于农村政策问题》一文。

这次谈话的篇幅很简短，从内容上看，其要点之一在于对包产到户的直接肯定。邓小平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

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强调，“总的来说，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除表现在集体化的组织形式这方面外，还有因地制宜发展生产的问题。因地制宜就是那里适宜什么就发展什么，不适宜发展的就不要去硬搞”“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

小平同志谈话后，经万里提议，1980年9月召开了省委第一书记座谈会，旨在把“不要包产到户”改为“可以包产到户”。经过反复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75号文件，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上取得了一席之地。

1981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这个会议纪要在1982年1月1日以中央“一号文件”的名义下发到全党。这就是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文件第一次正式肯定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社会主义性质，并把上一年度75号文件中“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临时户口”改成了“正式户口”。随着转成“正式户口”，包产到户这张“地方粮票”也终于变成了“全国粮票”。■

（作者单位：中国文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 陈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