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的前前后后

严梦皋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全党的统治,初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但当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服气的,毛泽东经受着异常严峻的考验。在面临着几十万国民党大军围追堵截的危急关头,毛泽东指挥千军万马四渡赤水,把蒋介石及其“追剿”红军的部队弄得昏头转向,最终跳出了敌军重重包围的圈子,实现了渡江北上、进军川西北的战略意图。四渡赤水之战绩是毛泽东运筹帷幄的神来之笔。诚如《长征组歌》所唱的:“敌重兵,压黔境”“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赤水河只有一条,怎么会渡四次呢?这正是毛泽东军事指挥出奇制胜的高妙。

 

 

一场难以为继的危险战斗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纵队和中央红军总部撤出了遵义城,向北进发,准备经川南渡过长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

    1935年1月27日,中央红军各部陆续到达土城地区。中午,担负中央纵队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与尾追中央红军的川军王牌郭勋祺部交上了火。川军紧紧咬住红五军团不放,郭勋祺部还抢占了土城东南5公里处青杠坡的有利地形,截断了红五军团与红四师十一团的联络。

    1月28日下午1时左右,川敌向红五军团阵地发起轮番进攻。敌军依仗兵力和武器优势,采取小正面、多梯次、连续冲锋的战术,步步进逼,企图动摇红五军团阵地。尽管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一部也投入了战斗,然而红军阵地仍是岌岌可危。在前沿指挥作战的毛泽东得到确切情报,敌军不是原来估计的4个团,而是6个团,而且川军后续部队的两个旅已迅速增援上来,位于旺隆场的川军两个旅也从侧背攻击中央红军。

    面对此情,毛泽东意识到这是一场难以为继的危险战斗,不能再打下去了,便在火线上建议紧急召集政治局主要领导开会。会上,毛泽东提出,红军必须立即停止战斗,撤出战场。作战部队与中央纵队迅速轻装,从土城渡过赤水河西进,以打乱敌人尾追计划,变被动为主动。政治局领导同志一致赞成毛泽东的主张,并按他提出的意见进行如下分工:朱德、刘伯承仍留在前线和他一道指挥部队,而周恩来负责在第二天天亮前在赤水河上架好浮桥,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和处理军委纵队的笨重物资。

    赤水河是川黔滇交界地区的一条重要水道,是长江的一条支流,源出云贵高原乌蒙山区的镇雄县,经贵州赤水县,在四川合江县汇入长江,全长420公里。流经土城这一带的赤水河,河面窄处一二百米,宽处三四百米,水深十余米。河道曲折蜿蜒,水流奔腾湍急,滩多浪大,是川黔滇三省交通的一道天然屏障。所幸的是正值隆冬枯水期,河水不深,河面平静,在夏季汛期要一夜之间在这条桀骜不驯的河上架设能渡过3万多人的浮桥,困难程度是无法想象的。

    这是一个万分紧张的夜晚。周恩来亲自带领作战参谋和有经验的工兵干部到赤水河畔勘察架桥点。最后,选定在土城西南不远的一处河滩架设浮桥。周恩来规定了完成任务的时间,命令各部队工兵连立即向土城居民购买各种架桥器材,搜集船只,他本人则在架桥现场亲自指挥。工兵们把搜集到的盐贩子用以运盐的十几只大木船在河中沉锚固定,然后用毛竹将船连接起来,再在船上铺上了门板。黎明时分,赤水河上的浮桥架设成功。

    就在周恩来指挥工兵部队紧张架设浮桥的同时,朱总司令又指挥部队在浑溪渡口夺得了敌人的一座浮桥。这两座浮桥的架成和夺取,保证了中央红军中路纵队和左路纵队及时地顺利渡河。右路纵队红一军团前卫五团二营在猿猴场(今元厚)渡河,经过激战,强渡成功,为右路纵队渡河打开了通路。

    陈云也紧张细致地投入了工作。他带领卫生、供给部门的同志,奋不顾身地从阵地上抢运下全部伤员,逐个进行安置。在他的督促下,红军把笨重物资全部投入赤水河,使部队减轻了负担。凌晨4点,他向毛泽东报告了部队轻装渡河的准备情况。

    1月29日凌晨3时,朱德发布了中央红军西渡赤水的命令。中央红军除留少数部队继续阻击川军外,其余各路纵队于拂晓前开始西渡赤水河,晌午前,3万余红军全部渡到赤水河西岸,这就是著名的“四渡赤水”中的“一渡赤水”。

    红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向船主们作价付款后,随即将浮桥烧毁。当一支川军追到了河边,只见赤水河河面上漂满了木板的碎片,而红军却不知去向,只得无功而返。

 

 

占领叙永县城失利

 

    中央红军渡过赤水河,分左右两路,进入了川南古蔺、叙永县境,准备从宜宾上游渡长江北进。如果从古蔺北渡长江,就必须先占领

叙永城是川南重镇,处在从贵州西进四川和云南的交通要道上。一条小河穿城而过,河上有两座石桥。县城的城墙十分坚固,早在中央红军刚刚到达黔北的时候,叙永县县长就强行把城外的一千多幢民房全部拆除了,然后沿着城墙挖了壕沟修了碉堡。在中央红军向叙永靠近的时候,在这里防守的是川军教导师第一旅的一个团和第二旅的两个连,还有县民团的5个“义勇”大队。

    2月1日,红一军团二师奉命向叙永县城发起攻击。攻击叙永城的战斗进行得极其艰苦。红军官兵分成多个战斗小组,在火力的掩护下架设云梯强行登城,守城的川军和民团用猛烈的火力,以及马刀、刺刀、钩镰枪、石灰罐拼死抵抗。红军虽然多次强攻,叙永县城依旧没有被攻破。

    这时,川南“剿匪”总指挥潘文华已经判断出中央红军的目的是从叙永北渡长江,于是立即改变部署,命令川军的8个旅和1个警卫大队直扑叙永。与此同时,一直密切注视红军踪迹的蒋介石见中央红军将要北渡长江,便立即调整了战斗序列,以黔军、滇军各部队和中央军薛岳部共同组成“追剿”军第二路军,由云南省政府主席、第十三路军总指挥龙云为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率13个师加4个旅,分为四路纵队,急促向川南地区推进。

    2月3日正值春节期间,中央纵队到达古蔺县城边上的一个偏僻山村—石厢子。因为是春节,中央纵队和各军团负责民运以及筹粮的干部们四处奔走,试图尽一切可能让官兵能吃上一顿饱饭,有些部队已经饿了两天了。

    2月4日,在叙永县城久攻不下和川军增援部队不断到达的情况下,毛泽东和中革军委作出了新的决定:放弃在叙永一带北进的计划,向云南东北部转移。

    土城战斗的失利和北渡长江的计划夭折,令红军官兵再度迷茫起来,这是中央红军面临的又一个危急时刻。毛泽东常说,人贵有自知之明。行进在茫茫风雪里的毛泽东心情很沉重。他不可能不知道,土城战斗的失利必会引起部队官兵的议论和不满。这是他重掌兵权后指挥的第一场战斗,战斗指挥确实存在着问题:北渡长江的企图没有隐蔽好,打的是红军不擅长的阵地攻坚战。而目前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央红军始终没有摆脱被国民党军“追剿”的局面。他反复思量,在江西指挥红军反第一、第二、第三乃至第四次“围剿”战争之所以能够取得战斗胜利,那是运用了机动灵活、行踪不定、动作突然、出其不意、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战略战术。想到这里,他知道今后该怎么做了,还应是老一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绝不跟敌人硬拼。总结了青杠坡惨痛的教训,他豁然开朗,又充满了信心,心情也轻松了许多。是啊,毛泽东毕竟是毛泽东。毛泽东可不是李德,明明看到敌人已张开了口袋还要硬往里钻。既然叙永县城久攻不下,敌情又发生了急剧变化,渡江计划已不能实现,那就暂缓执行渡江计划。2月7日,毛泽东命令各部迅速脱离川敌,向川滇边的扎西(今威信)地区集中,改在川滇黔三省交界的地区机动作战。扎西地区在云南群峰迭起的乌蒙山中,这一带敌人的兵力空虚,所以红军到这里集结。2月9日,中央纵队和中央红军总部抵达扎西县城。

    当中央红军集结扎西时,蒋介石从进驻重庆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和“追剿”部队前敌总指挥薛岳那里得到情报,获悉中共不久前在贵州遵义召开了重要会议,毛泽东已获全权指挥红军的行动。与毛泽东多次交手、深知毛泽东厉害的蒋介石一听这消息便紧锁眉头,说道:“怪不得近来共军转动那么神速,原来是他在指挥。”身边的高参赶忙宽慰道:“毛泽东接手的是共产党的烂摊子,充其量也只有3万人马,已是穷途末路,他还能闹腾得怎样啊?”蒋介石摆摆手说:“那时在江西也只是3万人,被他闹翻了天。这3万人在他手里可是后患无穷!”

    蒋介石不敢稍有怠慢,迅速调整了围歼红军的作战部署,令云南军阀龙云、中央军薛岳立即调集11个师4个旅的兵力,汇集于滇黔边境,与川军潘文华部聚合在一起,企图将红军包围于长江以南、横江以东、乌江以北和以西地区,“聚而歼之”。

    针对蒋介石的部署,中革军委在扎西召开扩大军事会议。天气很坏,阴冷而潮湿,红军将领们围着火盆,吃着烤红薯讨论战略方针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既然敌人的主力大部已被红军吸引到川黔边境,黔北兵力出现空虚,敌变我变,他胸有成竹响亮地提出了“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十二字战略方针。中革军委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方针。

    为便于连续作战,中央红军在扎西进行了缩编,除红一军团外,各军团均取消了师一级的编制。红一军团编为2个师6个团;红三军团由3个师缩编成4个团;红五军团和红九军团各缩编成3个团,由军团部直接指挥。干部层层下放,充实基层战斗单位,这样就进一步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长征开始时,红军带着“坛坛罐罐”大搬家,严重影响部队的行军和打仗。前一阶段虽然已进行了一些轻装,但仍不彻底,像那台爱克斯光机足有七八百斤,装在一个大木箱里,需要8个身强力壮的战士才能抬起来,几次轻装,总卫生部部长贺诚硬是不同意将它扔掉。这次毛泽东下决心进一步轻装,坚决要求甩掉所有的笨重物资,这台最宝贵的也是红军唯一的一台爱克斯光机也就不得不被掩埋在一户名叫杨保和的贫苦人家的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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