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批准了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新旧更迭之际，不少党派、团体派人到北平与共产党联系，或致电、致书，要求参加新政协。这固然是个好现象，说明共产党得人心。但也表明，在新政权建立之时，各种政治力量都想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确定新政协代表名单尤为重要。中共中央做了一系列工作，最终确定了一份包括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地区、军队、人民团体和特别邀请的23个单位、662位政协代表的名单。这个名单具有极大的代表性和广泛性，体现了全国人民在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大团结。

代表问题协议的达成

1948年，在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中国革命进入新高潮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于4月30日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得到了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随后，中共中央自8月起，开始邀请和护送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就筹备召开新政协问题同他们进行协商讨论。

9月18日，由香港北上解放区的第一批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等已起程但尚未到达之际，中共中央即致电东北局，要求在民主人士到达哈尔滨后，由东北局征询他们对召开新政协会议的意见。北平民主人士符定一、吴晗、刘清扬等到达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后，周恩来多次去看望他们，听取他们对筹备召开新政协的意见。随后，周恩来拟定了一份《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文件草案，经毛泽东审定后，于10月8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电东北局，征求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意见。

中共中央在该文件草案中提出了关于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初步建议：“提议由中共及赞成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第五项的各主要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成立一个新政协的筹备会。”还在该文件草案后附了一份“提议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单位表”，其中党派单位10个、区域单位6个、军队单位6个、团体单位17个，共39个。中共表示：“所拟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单位是否适当，有无增加或减少，均请诸先生考虑见复。”

为进一步听取各民主人士的意见或建议，东北局于10月23日同他们进行了“分问题具体商谈”。当时，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大多尚在香港或在北上解放区途中，沈钧儒等人希望，中共能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文件草案转发香港，以征求在港民主人士的意见。于是，中共中央于10月30日致电香港分局，征询他们的意见。

11月15日，东北局同沈钧儒、谭平山等人商谈上述答复，他们完全同意，并提出两点新建议：一、规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由中共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代表共38个单位组成，每单位人数6名。二、如再有增加单位的提议，可随时协商，在筹备会中作正式决定。中共中央于11月20日复电表示同意。

与此同时，中共香港分局负责人方方、潘汉年、连贯于11月20日致电中央，报告其与在港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座谈情况及提出的意见：一、国民党集团内，如有赞同三反（反帝、反封、反官僚资本）并见诸行动者，似应准其参加新政协。二、华侨民主人士中各层都有代表参加筹备会则更好。三、东北政治建设协会，可否作为一个单位参加。四、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派”似应列为一个单位，梁先生个人参加是不成问题的，但其组织不应列入邀请单位。五、华南各省游击区人民武装有数万人，有斗争历史（如琼崖、东江等），似应列为一个单位，等等。

中共中央在充分吸纳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意见的基础上，于11月25日由东北局与沈钧儒、谭平山等人在哈尔滨就《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中提出的成立新政协筹备会和新政协的性质、任务、参加范围等问题，进行了商谈，取得一致认识，达成了协议：一、新政协筹备会由中共及赞成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第五项的各主要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组成。每单位参加人数1人至4人，其确定数目和人选，经其本单位提出，由筹备会各单位协商定酌；其无团体组织仅有代表性的人士，则由筹备会其他单位共同推定。二、新政协参加范围，由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压迫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组成，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必须排除，不得许其参加。

最大限度地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新政协筹备会决定“常务委员会得按工作需要，设立各种小组，并由常务委员会指定各小组组长副组长”。当晚，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还通过了《各单位代表参加小组办法》，其中第一小组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各单位代表名单，组长为李维汉。

6月16日至9月20日，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先后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了8次会议。常委会对政协共同纲领、政协组织法和政协代表名单等问题进行反复讨论和最后决定。政协会议筹备期间，周恩来作了《关于中国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不仅阐述了共同纲领、政协组织法等问题，而且明确地说明政协的性质、任务及代表组成的依据，这为之后顺利通过政协代表名单提供了思想政治基础。

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虽然最先通过了《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但筹备会仍是各小组中任务最繁重、工作最紧张的一个。因为仍有许多党派团体和个人要求参加新政协，需要认真对待和处理，而且各参加单位五六百名代表人选亦亟需逐一协商和确定，这是一项极为复杂严肃的工作。第一小组在周恩来精心指导与李维汉具体领导下，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他们与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从香港和国民党统治区来解放区参加筹备召开新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接触，商谈新政协的有关事宜，特别是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代表问题。

新政协筹备工作期间，常委会共收到30个团体和个人要求参加新政协的书面请求。第一小组组长李维汉提出了处理这些请求的基本指导思想：首先注意政治严肃性，严格分清敌我，拒绝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和反动分子；在此基础上强调团结的广泛性，尽可能多地容纳各个方面的团体和代表人物，务使一切为革命作出贡献的团体和代表人物都能适当安排，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李维汉带领第一小组成员，拟定了具体要求：一是这些要求参加新政协的政治派别和团体中，有些解放战争期间对革命虽曾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其组织严重不纯，成分复杂；有些并无民主运动的历史和实际表现；有些在解放战争时期还有过反动行为；还有些则是极少数反动分子或政治投机分子临时拼凑起来进行招摇撞骗的反动组织。总的说，都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参加新政协的标准，因此，作为单位，不能邀请参加。二是对他们中有民主运动历史并有一定代表性的民主分子，在他们的政治派别或团体宣告结束以后，邀请他们以个人身份参加政协或在工作上做适当安排。三是对他们中的一般成员，只要不是反动分子，都给以学习和工作的机会，愿意参加其他民主党派的，帮助向有关党派推荐。四是对于当时同美帝和国民党反动政权关系密切，并仍为他们服务的团体，则予以解散。但对他们举办的事业，在接管后加以改造，使之为人民服务。其中的工作人员，酌情分配适当工作。总之，既要坚持政治上的严肃性，又要实现团结的广泛性，扩大统一战线的团结面。

审慎审查人民政协代表组成

按照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的规定，周恩来、李维汉和第一小组全体成员做了大量工作，对提出参加新政协书面请求的各党派、团体和个人进行逐一审查。

孙文主义革命同盟（简称“孙盟”）是从国民党中分化出来的一个政治派别。对于中共中央的“五一”口号，“孙盟”曾在口头上表示响应。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期间，曾有人提出“孙盟”是否作为一个单位参加新政协。经第一小组研究，认为“孙盟”里边确有一部分民主人士，也对革命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其组织不纯，成分复杂，不宜作为一个参加政协的单位，必要时可个别邀请其中的代表人物参加。1949年7月，“孙盟”负责人许闻天应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到达北平，李维汉与其进行了谈话，肯定“孙盟”过去为革命做了有益工作，同时举例说明该团体成分甚为复杂，建议许闻天考虑“孙盟”自行结束，成员可个别参加“民革”。许闻天表示同意。8月2日，“孙盟”在上海宣告解散。随后，新政协筹备会特邀许闻天等人以个人身份参加了新政协。

民社党革新派全称“革新中国民主社会党”，系1946年11月张君劢等决定民社党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大”和“改组”的国民党政府后，由民社党中分裂出来的一部分人组成。其人员较复杂，负责人中有的与美帝关系密切，有的是国民党军统分子和中统分子；有的人既反蒋也反共，主张走第三条路线；也有少数反蒋民主义士，如沙彦楷、汪世铭等。

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后，该派发生分化。沙彦楷、汪世铭等曾以民社党革新派的名义发表文告，响应“五一”口号。12月，该组织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宣称他们“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及生产劳动大众利益”，主张“肃清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推翻以地主、买办及贪污腐化集团为基础的南京反动政府，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号召全党加强团结，为彻底消灭革命的敌人，加速革命战争胜利而共同奋斗。

1949年6月19日，李维汉在筹备会全体会议上作《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草案）》的说明时讲道，今年春季，中共中央曾与在京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就民社党革新派是否作为一个单位参加新政协问题，作过研究与协商，认为该派在成立的后几年中，经过一些曲折和几次分裂。其内部确实存在民主分子，他们也是努力奋斗的，但就该派整体来说，确实成分复杂，不必作为一个单位参加新政协，必要参加的民主分子，可以考虑个别邀请。新政协筹备会议同意此意见。

6月27日，李维汉会见汪世铭，向他表示，经与各方面商讨，认为民社党革新派成分复杂，不宜作为一个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建议他们考虑自行结束。其中的民主人士代表人物可由新政协筹备会邀请，以个人身份参加。成员中的民主分子，如“民盟”同意，可以个别参加“民盟”，他们中如有被误认为反动分子的人，可将名单开来，以便协助解决。汪世铭表示同意，并说已函请该派组织暂停活动。

这次谈话后不久，社会上发现以民社党革新派名义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对他们未被邀请参加新政协表示强烈不满。询问汪世铭、沙彦楷二人，他们表示事先不知道，愿意公开予以驳斥，自行处置。1949年9月，在民社党革新派决定自行解散后，新政协筹备会特邀沙彦楷、汪世铭以个人身份参加新政协。

当时，解放区还有人建议新政协筹备会应照顾“汉留”这一与红帮类似的全国性组织。对此，中共中央指出“青红帮、汉留等，既非民主党派，又属封建组织，对反美反蒋无贡献，有些地方更常为反动统治的爪牙，故不应邀其参加。即使其中个别分子或一部分人也曾参加蒋管区的人民抗丁、抗粮运动，我们亦应以革命群众看待之，而不要以帮会看待之，免得助长社会中的秘密封建组织”。据此，将“汉留”排除在了新政协之外，保证了新政协的严肃性与纯洁性。

还有一些党派，如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因有民主运动的历史，被邀请参加新政协。对此，周恩来曾专门作出说明：九三学社是在抗战后期成立的，在民主运动中起了很大作用，并且响应“五一”口号。因为当时在国民党统治之下，不能公开发表意见，所以一直到北平解放时才公开活动。“台盟”是一个革命的组织，五一前就从事台湾人民的解放运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早就筹备，今年（1949年)才成立，它的前身是青年救国会、民主青年同盟等革命组织，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对革命贡献很大。

确定代表名额和人选的时候，不是平均主义，而是有重点、照顾到各方面，包括少数民族。第一届政协少数民族代表共有28位。从人数上看，这一次民族方面的代表比较少，包括回族4人、彝族1人、蒙古族2人、苗族1人、朝鲜族1人、黎族1人、藏族2人，共7个少数民族的代表，他们主要来自西北、西南、东北、海南岛等地，这是因为一则当时许多少数民族地区还未解放，二则大规模民族识别工作还未进行，对少数民族的认定不全面。就民族成分来说，新政协代表人选亦曾出现个别的遗漏。如少数民族代表中没有安排满族代表（在其他单位中有满族代表，如齐燕铭、罗常培等）。后来召开政协第二届委员会时做了弥补。李维汉也曾就少数民族的名额问题谈到，希望能多增加一点儿少数民族名额，但由于当时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多数还没有获得解放，在物色人选和交通等方面都有困难，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出席会议的少数民族代表还是少了些，而且代表面不够广泛，实为遗憾。

此外，政协会议筹备期间，还有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中国民治党、中国农民党、光复会、中国少年劳动党、人民民主自由联盟、民主进步党、中国人民自由党等，自香港派人来京活动，争取公开合法地位和要求参加新政协。据当时各方调查，这些所谓党派的成员十分复杂，性质多属反动。因此，新政协筹备会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后来，其中有的人随着形势的演变，政治态度发生了变化，陆续回到了祖国大陆人民的阵营，参与新中国建设。

经过3个多月的协商、酝酿，终于确定了一份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地区、军队、人民团体和特别邀请的5个方面、23个单位662位的政协代表名单。这个名单具有极大的代表性和广泛性，体现了全国人民在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大团结。

1949年8月18日，新政协筹备会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各单位首席代表座谈会，讨论新政协代表名单，李维汉在会上作了《新政协代表名单协商经过情形》的报告。周恩来在总结新政协筹备工作时说“维汉同志出力最大”。李维汉为筹备新政协所付出大量的艰辛劳动得到了党中央的充分肯定。后来，中央统战部把参加新政协的单位人选和各项统计印制成册，毛泽东看后风趣地说，那是一本包罗万象的“天书”。■

（责任编辑 王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