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1949年渡江战役胜利后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受命解放大西南。出征前，刘伯承、邓小平决定从中央和老区选调一批干部，同时招收上海、南京的大中学生、青年职工，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消息一经传出，上海、南京等地便掀起了一股“南下热”，进步青年踊跃报名。作者当时是南京一中一名高三学生，在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下，也毅然报名参加了西南服务团。文章回忆了服务团向大西南进军这一伟大历史事件。

参加西南服务团

1949年，人民解放军飞越长江天堑，取得渡江战役的伟大胜利，蒋家王朝宣告覆灭，但国民党百万残部仍盘踞在中南、西南、西北广大地区。不久，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将解放大西南这一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正在江南追歼残敌的第二野战军。当时，二野领导机关驻南京，刘伯承司令员还兼任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和南京市市长。为给川、康、云、贵地区准备一批接管干部，二野于6月份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号召广大工人、学生和社会青年踊跃参加到解放西南、建设西南的行列中。

我当时是南京一中一名高三学生，还不满18岁，在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下，决心走出家庭和校园，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于是便毅然报名参加了西南服务团，于7月16日入伍。

入伍后，我被编在二分团一大队，分团长是彭涛同志（后任化学工业部部长）。我们一大队的学员绝大部分是南京各大学的学生，少数为中学生。干部多为华北、山东老区的南下干部。同我编在一个班的，有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政治大学、建国法商学院和几个中学的学生，每个班12人左右。战友们大都十八九岁，解放战争期间，都在国统区经历过抗暴、“五二○”、护校等斗争的洗礼，个别人还是地下党员、团员。在旧社会，劳动人民的孩子不易得到受教育的机会，所以学员中不少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但这些同志都坚定地献身于伟大的人民解放事业。我们先驻在察哈尔路中大附中（今南师附中），后迁驻丁家桥中大二部（今南京中大医院）。8月1日，我和战友们穿上了新军装，胸前佩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布胸章。

8月28日，在三牌楼路东侧的原国民政府行政院举行了开学典礼，刘伯承司令员亲临讲话。他称同学们为“炎黄子孙的优秀儿女”，勉励大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追述了长征时红军的艰苦生活，希望同学们不怕苦不怕累，“不要嫌劳动人民脏，不要嫌大粪臭”，希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思想，建立革命人生观；说大进军即将开始，你们现在“跃跃欲试”，但是要“轻装前进”，行装不要过重（后来行军时，每人背包限制为八市斤，另每人带雨伞一把、鞋子一双，私人书籍则交军运）。

随后，我们在南京进行了两个多月的形势和政治理论学习。

邓小平政委抽空在南京人民大会堂向我们讲授了刚发表的毛主席新作《论人民民主专政》。后来又在中大操场作了两次报告。当时没有扩音设备，但数千人的大会场秩序井然，大家都聚精会神地聆听报告。邓政委讲话联系实际，言简意赅，讲解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和西南解放以后的工作任务等。我印象最深的是邓政委讲的这样一段话：“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除了个别人会有变化外，你们绝大多数人是会跟党走到底的。经过考验，将来你们可以加入党的行列。现在，党也不把你们当外人。”

整个学习过程由宋任穷同志、彭涛同志亲自掌握。通过学习，我们打牢了完成艰苦行军任务和投入西南解放后尖锐复杂的阶段斗争的思想基础。大部分同志在学习中被批准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由于学员们大多久居城市，没有走远路的经验，为了准备行军，就在中山陵、玄武湖一带练习徒步行军，每次走一二十里路，很多人脚上都打了水泡。另外，还花时间学习打绑腿、打背包。

9月间，西南服务团编为川东、川南、云南等支队，我被编在云南支队一大队一中队一班。9月26日，云南支队在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成立大会，宋任穷同志到会讲话。支队的领导成员有：支队长刘林元、政治委员马继孔、参谋长李旭、政治部主任陈方、副主任黄天明。支队辖六个大队：一、四大队主要为南京学生，二大队主要为南京青年工程技术人员，三大队为南京青年职工，五大队为苏、皖等地学生，六大队为山东南下干部。另外二野军事政治大学总校也抽调了一个团参加进军云南。

进军大西南

1949年10月3日凌晨，我们从丁家桥驻地出发到中山码头。下午乘轮渡过江，6时登上火车，开始了万里征途。大家情绪高昂，歌声此起彼伏，其中《走！向着大西南走》这首歌则是我们最喜爱的。

虽然大家是第一次乘闷罐车，但都不以为苦，反以为乐。车行极慢，经徐州、郑州，到第三天早晨才到许昌。因铁路阻滞，在那里停了一整天。恰巧这天是中秋节，我们还饶有兴致地开了游艺晚会。

列车于10月9日到达花园口，我们在附近农村休整了一个星期。因铁路部分遭受破坏，17日步行至城陵矶，当日转乘火车抵汉口。

这时汉口刚解放不久。我们于晚间到达，高唱战歌，浩浩荡荡地通过闹市，市民皆驻足观看。全支队人员住宿在面积很大的英商太古公司仓库内。第二天上午，宋任穷同志到驻地作了形势报告。

在汉口休息一天后，自武昌继续乘车南行，当日抵湖南岳阳。因铁路又遭破坏，只得步行三天到达长沙北面不远处一个小火车站，乘火车于24日入长沙。途中在步行过汨罗江桥时，铁路桥已被敌人炸毁，我工兵搭了便桥，让南下的人员通过。桥高而险，我们通过时，大风呼啸，人被吹得摇摇晃晃，俯视江面，浊浪翻滚，令人头晕目眩，但大家毫不畏惧。

在长沙城内住了四天，29日部队移驻长沙西郊银盆岭，一直住到11月15日。这段时间，部队学习了刚公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1月16日，我部自长沙乘火车到湘潭，往前便再没有铁路了。从18日起，开始了横穿湘西山区、云贵高原的长途徒步行军。

部队沿山地公路西行。这一线的海拔在一千米至二千米以上，道路蜿蜒曲折，陡峭难行。湘西雪峰山等处尤为险峻。部队途经湖南的湘乡、邵阳、洞口、芷江、晃县和贵州的玉屏、三穗、镇远、施秉、黄平、炉山、贵定、龙里等地，连续行军四十余日，基本没有休息。途中，支队电台收到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于12月9日在昆明宣布起义、云南宣告和平解放的消息，群情沸腾，大家纷纷表示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12月27日，我们赶到了刚解放的贵州省省会贵阳市，在那里度过了1950年的元旦。1月2日又兼程西进，经清镇、平坝、安顺、镇宁、关岭、晴隆、普安等县，于1月3日到达黔滇边界的盘县。部队在此休整了两个星期，组织大家学习了新区政策、民族政策和会师政策等。云南省昆明市各界人民慰问团也赶到盘县，慰问我部人员，赠送礼品，表演了云南花灯等节目。

这期间，卢汉指挥昆明军民击退了国民党第八军、第二十六军的反扑，取得了昆明保卫战的胜利。而奉命解放云南的由陈赓将军指挥的二野四兵团所属十三、十四、十五等三个军，在四野一部、二野五兵团一部和滇桂黔边纵队配合下，自两广方面长驱进入云南，乘胜追歼顽敌。一直带领我们行军的宋任穷同志到盘县后，即偕同张冲同志赴安龙，与四兵团及边纵负责人会师，然后绕道罗平、陆良一线，与陈赓司令员同率大军进入昆明。后宋任穷同志出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陈赓同志兼任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

2月6日，我部离开贵州盘县，进入气候宜人、富绕美丽的云南东部地区，9日到达云南沾益县，至此结束了从湖南湘潭开始的二千八百多华里的长途山地行军。

在这段艰苦的行军生活中，我们这些刚走出城市和校园的青年同志，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每日行军七八十里，有时甚至是上百里。时值冬令，踏冰霜，冒风雨，攀险峰，履深壑，有时还要披星戴月黑夜行军。每班配备步枪一支，夜间轮流警戒。沿途国民党残余部队和山区土匪武装不断袭扰，致使我部有少量伤亡，前站与掉队人员也偶有被敌俘去者。担任警备任务的警卫营（实际为一个加强连）随时深入路侧进行搜索、警戒，击毙、生俘匪徒多人。

行军中，每个同志除背自己的背包外，还要带米、盐、柴等物，到宿营地后还要拣柴薪。这一路多为苗族、侗族、布依族等族杂居的贫瘠落后地区，采购困难，我们有时只能吃到干辣椒、烧芋头之类的食物。生活虽然艰苦，但同志们在解放大西南七千万人民、建设新中国的最高使命鼓舞下，发扬“三大互助”（即思想互助、体力互助、物质互助），团结一致，战胜了各种艰难险阻。行军中宣传鼓动工作也十分活跃，因此部队一直保持着旺盛的乐观主义和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

接管云南

我部在沾益休整学习了11天，并在该地欢度了1950年春节。2月20日（年初四）乘火车到达昆明，在东郊干海子又住了10天。3月3日，一大队继续徒步行军，于7日到达滇中重镇玉溪，接管玉溪专区。二、三大队参加接管昆明及各地工矿企业，四大队参加接收武定专区，五大队参加接收楚雄专区，六大队分散于省和各地市、县各单位。

云南是边远省份，民族众多，经济落后，交通闭塞，封建势力根深蒂固，解放晚，又系和平解放，当时情况异常复杂，斗争尖锐激烈。

首先是潜伏特务及已被歼的国民党第八军、第二十六军的溃兵星散各地，与农村地主土匪武装相勾结，形成了众多股匪，打着各种反动番号啸聚山林。他们抢劫财产，杀害军民，疯狂破坏接管、征粮、反霸工作。在玉溪专区，云南起义部队的一个保安团公开武装叛乱，与匪特互为呼应，有些城镇一度沦入敌手。我南下同志被其视为眼中之钉，惨遭毒手者日有所闻。

我云南支队同志征尘万里，行装甫卸，即经受了这场血与火的洗礼，配合部队投入到剿匪和镇反的战斗中。虽然学生出身的同志们缺乏群众工作和武装斗争的经验，但绝大多数人英勇果敢，坚定顽强，表现出了“炎黄子孙的优秀儿女”的英勇气概。有的同志与匪徒搏战，英勇牺牲；有的同志被俘不屈，慷慨就义。我所在的一大队一中队的原中队长张盾同志（冀中南下干部，1938年入党）入滇后出任通海县县委书记，1950年7月30日在该县杨广区政府电话室内打电话布置工作时，被4名化装潜入的匪徒乱枪击中要害牺牲，年仅27岁。我的班长姚尧、校友蒋克诚等许多同志也先后罹难。现在玉溪市忠烈祠内还立有记载他们英名和事迹的石碑，供后世瞻仰纪念。

流年似水，弹指间已是70个春秋，当年南下的战友们，有的早已英勇牺牲，有的积劳病故。除少数同志调动离滇外，绝大多数定居在云南各地，兢兢业业地战斗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

（责任编辑 王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