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抗日战争时期，杨得志率领八路军部队，转战冀鲁豫边区，打击日伪顽军、反动会道门和匪军，坚持抗战，立下了赫赫战功。1944年，杨得志奉命踏上了西去延安的征途。从最初进入冀鲁豫边区到最后离开的五年多里，作为边区八路军部队和平原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杨得志为冀鲁豫边区发展、为驱逐日寇作出了重要贡献。

受命挺进冀鲁豫

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由此开始。刚结束长征的红军还未站稳脚跟，便又奔赴抗战第一线。9月25日，在山西平型关，八路军第一次出手就歼灭了日本王牌部队1000多鬼子兵，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打出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决心。

在平型关战役打响的同日，毛泽东在《关于华北工作问题》的电报中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要设想在敌整个占领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国民党军纷纷南撤，华北的主要交通线和黄河以北大部分地区被日军侵占。在华北，以国民党军为主体的正规战宣告结束，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上升到主要地位。八路军结束了直接配合友军作战的阶段，根据洛川会议决定，挥师挺进后方，建立敌后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参加了平型关战役的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团长杨得志，1938年2月调任三四四旅副旅长，7月任代理旅长。

一日，杨得志奉命到朱德总司令处领受任务。朱总司令向他交代了具体任务：“你们要去的这一片，属于冀、鲁、豫三省边区，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著名的城濮之战、楚汉相争、官渡之战、朱仙镇破金以及唐末的黄巢农民起义都发生在这一带。如今，这里对确保太行山，沟通山区与平原的联系，扼止日军南下和西进，起着很大作用。所以，无论如何要牢牢地控制在我们手里，任务艰巨啊！”

杨得志坦诚地报告朱德总司令：“冀鲁豫地理位置的重要我了解一些，但在平原地区作战，特别是在敌后作战，我还缺乏经验。”

“困难不会少的，而且你这次去，号称一个旅，但旅政委黄克诚同志和主力部队不能马上和你一起去，所以叫开辟根据地嘛！至于平原作战，可以学嘛！当初我们上井冈山的时候，谁想过要强渡大渡河，要过雪山草地，要在平型关打坂垣师团呢！”“到那个地区后，对日军作战我不怎么担心，那里日军主力比较少，但汉奸、顽固派、各式各样的杂牌军多得很。群众反映，那地方的‘司令多如牛毛’哩！怎么办呢？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说，中国要战胜日本有三条，而主要的是‘中国人民的大联合’。”

杨得志回到旅部，同政委黄克诚交换了意见，确定将六八七团留在晋东南，他同旅政治部主任崔田民带一个营去河南滑县，与先期到达的六八九团会合。

部队刚会合，杨得志就奉命指挥部队堵截在冀南地区受我军沉重打击后南逃的伪军扈全禄部，在汤阴以西将其1400余人全歼。这在当时当地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大胜利。随后，杨得志带领部队在直南特委领导下，经一个多月作战，基本肃清了平汉路东、漳河以南和卫河两岸的伪军和土顽势力，建立了安阳、汤阴、内黄等县的抗日政权，开辟了一大片根据地。

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停止进攻正面战场，转而对付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1939年3月9日，八路军总部将三四四旅特务团、独立团和黄河支队等合编为八路军冀鲁豫支队，杨得志任支队长，崔田民任政委。整个支队4700余人，成为冀鲁豫边区由共产党统一领导的一支较早的抗日武装力量。

一系列胜仗赢得群众信任

冀鲁豫支队成立后，确立了“依托直南，坚持豫北游击战争，开辟鲁西南”的斗争方针。鲁西南地区，就是现在菏泽市周围的东明、定陶、曹县、成武、金乡、巨野直到梁山。杨得志他们到那里后，首先是争取群众支持。由于受日伪顽军反动宣传影响，冀鲁豫支队刚到时，老百姓一见他们就跑进土围子，关紧寨门，大喊着不许八路军靠近，气氛相当紧张。土围子不让进，就在外面做群众工作。围子里的百姓见八路军既不攻打他们，又不侵犯群众利益，就打开围子门，让八路军通过或短暂休息，有时还送开水给八路军喝。杨得志要求部队喝了水一律付钱。老百姓惊讶地说，从来没见过喝点儿白开水还给钱的军队。杨得志和政委崔田民就抓住机会宣传：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和老百姓一起打日寇、汉奸、土匪的，是来保护他们的。不仅喝水给钱，损坏了盆子、碗，也要赔偿，这是八路军的纪律。当时，鲁西南土匪武装不少，司令多如牛毛，老百姓搞不清楚。支队领导意识到，要取得群众的信赖，最有说服力的是打些胜仗给他们看。

3月下旬，杨得志率支队一部南下豫东，护送一批由延安到豫东的干部，并与新四军取得联系。他们从东明县和曹县之间出发，经过尹店集时，得知村里盘踞着一股“响马”，但究竟有多少人一时搞不清楚。杨得志便派侦察参谋唐毅山带一个侦察班前去侦察，伺机行动。唐毅山去了很长时间没有消息，杨得志担心发生意外，便带部队往村里赶，随时准备战斗。他们刚赶到尹店集土围子外，就看见唐毅山跑来报告：“支队长，那股‘响马’解决了！”

原来，唐毅山伪装成敌军从开封派来的副官，带着几个侦察员趁黑夜闯进土围子，先捆了岗楼上两个呼呼大睡的哨兵，然后抓住了那个司令，逼他下了投降令，一枪没放就俘虏了全部人员。

杨得志去看俘虏时说：“你们不要怕，我们八路军主要是打日寇、打伪军。只要你们不当汉奸，不害老百姓，我们一不打，二不杀，还可以放你们回家。”他们开始不相信。杨得志又给他们讲了共产党和八路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出了尹店集不远，就把280个俘虏遣散了。这些俘虏很感激，有些人临走时还落了泪。这件事说明，即便是被老百姓称为“土匪”的武装力量，只要对他们坚决执行我党的政策，大多数人也是可以争取过来的，起码可以使他们不再与八路军为敌。

为进一步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4月底，杨得志指挥部队夜袭金乡县城的日本守军，接着在金乡县白浮图袭击了日军的一个汽车队。日军没想到有人“敢”打他们，没有准备，一接火便溃不成军逃跑了。战士们边喊边追，战果虽不大，但灭了日军威风，长了八路军志气。老百姓说：“沈鸿烈（当时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的兵听见日本人的马靴响就溜，八路军撵着日本鬼子的汽车跑。”

6月，冀鲁豫支队又连克曹县、定陶，歼灭反动武装2000余人。老百姓看八路军打了胜仗，疑虑打消了，青年人纷纷要求参加八路军、游击队。冀鲁豫支队还帮助曹县建立了抗日游击区和游击支队，成立民兵联防组织，组织了“青年抗日先锋队”“妇女救国会”等各种抗日团体。曹县县委也由秘密转向公开活动。曹县成了八路军在鲁西南抗日根据地的基本区之一。

冀鲁豫支队的活动引起了日军极大注意。秋末，日军纠集伪军，企图在定陶、曹县一带包围支队。杨得志带领支队跳出包围圈，转移到湖西（微山湖、昭阳湖、南阳湖西部）地区，继续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武装。

转眼冬天到了，中央军委从延安发来电报，指示冀鲁豫支队作长期打算，在该地区进一步扩大、发展和巩固抗日根据地。这时，冀鲁豫支队已发展到了1.7万余人。

1939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立了军事反共为主、政治反共为辅的方针，并发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密令。12月，胡宗南部进攻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阎锡山进攻晋西地区的新四军和八路军，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1940年2月，为统一和加强太（行山）南和豫北的作战指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八路军第二纵队，由八路军总部副参谋长左权兼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杨得志任副司令员兼冀鲁豫支队支队长。4月，八路军第二纵队从山西到冀鲁豫后进行整编，冀鲁豫支队并入第二纵队，杨得志任纵队司令员。

6月10日，日伪军分12路合围濮阳地区，妄图摧毁冀鲁豫边区根据地。飞机、坦克、大炮、汽车加骑兵，来势凶猛。日伪军的战术是：集中兵力，歼我主力，分进合击，夜行晓袭，与汉奸配合，使用毒气等。根据日伪军战法特点，杨得志向部队提出四项要求：行动要轻装、秘密、迅速；侦察要日夜进行，情报要切实可靠；部队要分散，多移动，四处迷惑敌军；不攻城、不占村，随时以有准备的遭遇战的形式消灭其有生力量。他又依据毛泽东“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法，指挥部队分散突围，从背后打击“扫荡”之敌。经过13天的战斗，粉碎了日军的“扫荡”。

“四一二”反“扫荡”后重建、巩固根据地

1941年1月4日“皖南事变”，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点，助长了日军的嚣张气焰。4月12日，日军从内黄到清丰、濮阳、浚县、滑县一带的沙区内，开始了极其残酷的大“扫荡”，史称“四一二大扫荡”。八路军主力部队在沙区游击队和民兵配合下，到处袭击日军，打破了日军的合围，消灭日军700余人，迫使日军在9天后结束了“扫荡”。

日军“扫荡”过去后，杨得志率部回到沙区中心地带。一切都变得不敢认了。日寇打不着八路军，就对无辜的群众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日军在沙区中心地带的3天里，烧毁村庄139个，杀害群众3400人。指战员怀着悲愤的心情安葬了自己的同胞，把仅有的粮食、物品，甚至身上的衣服脱下来，送给群众。复仇！求战！

此时，冀鲁豫边区区委书记张玺、行政公署主任晁哲甫等也赶来了，同军队领导商定，采取向一些开明士绅募捐为辅、以打击汉奸和亲日派为主的办法，帮助群众渡过难关。经党、政、军、群共同努力，短时间内便筹得边币9.2万余元，粮食8万余斤，衣服1000余件，以及大量生产生活用具。冀鲁豫军区还派出多支小分队，帮助群众修建房屋，重建家园。遭受劫难的沙区人民逐渐安定下来，部队也重新在这一带站稳了脚跟。

“四一二”反“扫荡”后，德国法西斯向苏联不宣而战，苏联卫国战争打响。日军乘机抽调7个师团的主力回师华北，展开“治安强化运动”。

1941年7月7日，冀鲁豫军区和鲁西军区合并组成新的冀鲁豫军区，杨得志兼任军区司令员，苏振华兼任军区政治委员，卢绍武任参谋长，崔田民任政治部主任，同时将一一五师教导第三旅、教导第七旅和冀中军区南进支队等部划归第二纵队指挥，杨得志任第二纵队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第二纵队机关兼冀鲁豫军区机关。

两军区及部队合并整编后，杨得志、苏振华在山东观城红庙村主持召开纵队、军区高级干部会议，研究严峻形势下的军事斗争。会议确定了摆脱伪顽军钳制，将主力部队推到外线反“清剿”、反“蚕食”、反“扫荡”，力争主动的军事斗争方针；决定以濮县、范县、观城、清丰、南乐为根据地中心区，立即分兵向东南和西南推进。

10月10日，杨得志率5个团在巨野县同国民党顽军孙良诚部第十五纵队段海州部开战。经5次激战，歼敌1000余人，俘敌600余人，迫使孙良诚向成武县以西退去。杨得志又把巨南、成武、金乡、嘉祥、郓城五县划为第八军分区，与以曹县为中心的第七军分区连成一片。

从巨野北返南乐时，在秋收季节却接到了第五、第六军分区部队严重缺粮的报告。冀鲁豫行政公署副主任段君毅设法在尚和县筹备了一批粮食。杨得志命第五军分区司令员朱程带队前去押运，途经清丰县宋村时，粮食被顽军高树勋部队截走。

杨得志接到消息后即命朱程“把宋村包围起来，限时要他们把粮食交出来，过时不交，就武力解决”。顽军见势不妙，才把粮食交还，但还是扣留了十几车。

当民兵们把几车高粱、玉米运到村里时，人们惊呆了，装粮的布袋满是血迹，血渗进粮里，成了一袋袋血粮。运粮民兵讲述了八路军以命护粮的经过：运粮的四轮牛车走得很慢，赶车声惊动了据点里的敌军。敌军疯狂射击，拦截运粮车。八路军押送粮车的部队有的在前面开道，有的在两边护卫，边打边走。有的战士中弹，血溅在粮袋上。赶车的群众把负伤、牺牲的战士抬上粮车，许多装粮的布袋浸染了鲜血。群众手捧染满战士鲜血的高粱、玉米，泣不成声。有的老人带着全家面向运粮的来路，长跪不起，祭奠英灵。

1942年新年刚过，饥饿和瘟疫在冀鲁豫平原蔓延。老百姓开始逃荒去山西，闯关外，从这村逃到那村，由这个县城奔往那个县城，在死亡线上挣扎。

在山东范县，杨得志到那里时，竟挤不出逃荒要饭的人群。指战员把能拿出来的东西都拿出来了。然而，当时全区受灾的村庄达1600多个，有80万人断了粮，其中800多个村庄已空无一人。即使把部队的一切都拿出来，也解决不了问题，何况部队的物力、财力也已经很少了。

依照八路军总部的指示，2月，杨得志和苏振华政委决定组织“灾民合作社”开展生产和军民自救；军事上，将游击支队由12个增加到20个，进一步打击日军，保障灾民的安全。

经宣传、发动、组织，灾民合作社在冀鲁豫根据地普遍兴办起来。各地因地制宜，着眼于生产生活，有搞纺织的，有办运输的，有打井的，有晒硝盐的，形式多种多样；同时结合开展减租减息，实施合理负担，以巩固灾民合作社。各县抗日民主政府和合作社出面，向地主借粮，以物换物从外地购粮；部队则采取打汉奸和从敌军手里夺取粮食的办法。

到了播种季节，杨得志和苏振华又请行政公署及县区抗日民主政府向群众发放种子和贷款，部队则牵着骡马协助当地群众耕地、运肥，党政军机关也开展每天“人省一两粮，马节二两料”的节约运动。指战员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开荒种地。群众感叹：“共产党、八路军把死路变成了活路，俺们得救啦！”

到1943年上半年，冀鲁豫根据地形势好转，征粮任务超过了原定计划；灾后几十万灾民稳定下来，根据地和抗日武装也大大发展。部队不但从日军手中夺回了1100多个村子，改造了村政权，而且还发展了77个民兵联防区、22万余人的人民武装，军民情绪空前高涨。

1943年夏，冀鲁豫军区集中主力消灭了对根据地“蚕食”最厉害的伪军杜淑部和公开向八路军宣战的国民党第二十八集团军李仙洲部主力。新建成武、曹县、卫南、滨河、滑县抗日县政府，改变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敌我力量对比。

从1943年9月下旬开始，日军由津浦、陇海、平汉铁路沿线，调集3万多人，对冀鲁豫根据地发动秋季大“扫荡”。

10月2日，杨得志、苏振华指挥内外线部队紧密配合，机动灵活地打击日军。经过43天的战斗，歼敌4100余人，攻克碉堡、据点74处，攻入县城2座，袭击县城4座，粉碎了日军的“扫荡”，并为平原地区反“扫荡”提供了宝贵经验。

奇袭八公桥

在日军“扫荡”后期，国民党军孙良诚部投降日军，充当伪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蚕食”根据地濮阳与濮县间方圆数十里地区，其主力为第四军、第五军。孙良诚率总部坐镇濮阳城东南的八公桥，妄图威逼八路军退出根据地中心区。

杨得志、黄敬、苏振华等多次召开会议，研究严惩孙良诚部的作战方案，最后接受第三军分区司令员马本斋提出的“牛刀子钻心”建议，决定集中兵力，袭击位于敌纵深的伪军孙良诚总部八公桥。

11月上旬开始，为迷惑八公桥守敌，杨得志“声东击西”，命第二军分区司令员曾思玉、政治委员段君毅率部从范县转移到鄄城北部地区，故意远离孙良诚的部队，摆出强攻郓城守敌刘本功部的架势。刘本功急忙收拢部队，增哨加岗，并向孙良诚呼救。孙良诚对八路军要攻打刘本功部的消息深信不疑，原本天天向乡保催要民夫赶筑八公桥工事，这时要得也不那么紧了，修筑围砦的敌军也停了下来。

杨得志同黄敬、苏振华研究后，决定导演第二幕：侧攻两门镇。

杨得志命第四军分区政委张国华率部主攻。11月14日下午，两门镇战斗打响不久，张国华报告：战斗打得很顺利，已歼灭敌军两个连，孙良诚已从八公桥东面的徐镇抽调一个团，正向两门镇增援。

听到这个消息，杨得志当即下令：第五分区司令员昌炳桂率部进到濮阳至东明一线，阻击第四军；第三分区司令员马本斋率部进到濮阳一带，准备牵制、袭扰第五军；第二分区为主攻部队，直取八公桥。

一切安排就绪，杨得志随主攻部队经过一夜急行军，从鄄北地区抵达距八公桥不远的火神庙。

11月16日下午，主攻部队经过40多里的强行军，赶到八公桥附近。八公桥也算是豫北的一座大镇，敌军在镇四周修筑了高一丈左右的坚固围墙，围墙炮楼、碉堡密布，围墙外有堑壕、铁丝网、地雷区，防御体系十分完整。连续几天北风大作，河流结冰，黄土翻滚，正好掩护我军行动。镇子里的敌军悄无声息，连围子外面的哨兵也躲进碉堡里避风。杨得志立刻命令攻城。助攻部队把周围的电话线全部切断，将镇子包围起来。仗打得十分顺利，没多久便消灭了守敌，攻占了八公桥。此战消灭国民党军1100人，俘虏伪第二方面军参谋长甄纪印以下官兵3200余人；缴获枪支1500余支（挺），以及兵工厂的全套机器设备和战马、电台等，还缴获了几十卡车粮食和军用物资。

日军得知八路军攻占了八公桥，捣毁了孙良诚总部，急红了眼。随即从开封驶出80辆满载日军的汽车，直扑八公桥，企图报复。八路军的骑兵侦察支队及时报告，在日军赶到之前，杨得志已指挥部队安全转移。

在杨得志组织指挥八公桥战役时，毛泽东、朱德、彭德怀于1943年11月11日联名致电邓小平、滕代远：敌正在加紧对华诱降，蒋仍未放松对边区军事准备，我为推迟内战，坚持敌后抗战，尽可能屯兵陕北，是十分必要的。望以六团单位补足7500人，由杨得志率主力5000人，年底或明年正月初出发来延安。

1944年2月8日，杨得志率领冀鲁豫军区的四个团和回民支队，告别了奋战五年三个月的冀鲁豫根据地，从濮县的杨集出发，踏上了去延安的征程。■

（作者单位：原南京军区）

（责任编辑 王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