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皖南事变时，新四军参谋处第三科副科长、无线电总队副总队长曹丹辉率部突围，并利用收音机零部件赶装出一部5瓦电台，用记忆中的密码和写在大腿及衬衣袖筒内的联络呼号，与盐城新军部取得了联系，后率报务员们化装抵达苏北盐城。本文为曹丹辉同志遗稿，文稿对这一突围过程进行了细致的叙述。

1940年底，国民党反动派对于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一再大肆污蔑并强迫黄河以南的我抗日部队限期撤至黄河以北。在据实驳斥谣言的同时，我党为顾全大局、坚持抗战，答应将皖南新四军军部和部队北移。此时，驻皖南的国民党部队已逐渐向皖南新四军部队迫近，并由苏南、浙西等地增调部队，形成了对我皖南部队的包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即将爆发。

一

1941年1月5日凌晨，我们从云岭防地开拔。当我军渡过青弋江，进抵泾县茂林地区时，国民党七个师的部队便从四面八方包围上来。在东进方向的丕岭，激烈的战斗持续到下午四点钟。在丕岭山下一个小茅草房里，叶挺军长草拟了两份电报稿，交给我们迅速发出去。一份给蒋介石和顾祝同，责问他们为何一面命令我军北移，一面调兵攻击我军，并要求他们立即制止这种无耻的行动。否则，我军当不惜决一死战。另一份电文发向延安，请求党中央指示。

次日晨，国民党军一四四师和七十九师沿着从茂林来的大路，向我军军部进攻，一直打到离军部住的小村只有二三里路的地方。我军直属队全部都组织起来了，不分男女，不分老幼，有枪的拿枪，有手榴弹的拿手榴弹，炊事员也提着菜刀参战了。军长叶挺持着二十响驳壳枪，亲自指挥，激烈的肉搏战一直持续到天黑。外围敌人越集越多，敌我兵力悬殊，要实现原先的突围计划已经不可能了。晚上，部队全部轻装，冒雨向青弋江方向转移。9日拂晓，到达石井坑。在这里，军部几个负责人会合了。三团、五团和特务团的一部分部队，也会合在一起。

我们刚刚把电台架起，耳机里就发来了延安的呼号。电文的大意是：皖南部队的一切军事指挥权，完全由叶挺军长负责。应高度集中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坚决组织突围。遭受损失时，应设法多保存些干部。副军长项英看了电报，把电报交给了叶挺军长，说：“一切请你决定吧！”叶挺看了电报，激动地说：“党中央和毛主席是信任我们的……”说着，泪珠掉在电报纸上。他接下去对大家说：“为了我们党的事业，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我们要坚决战斗下去。从我起，直到每一个战上、炊事员、饲养员，就是剩下最后的一人一枪，也要与卖国贼打到底……”眼前的处境，考验着领导干部，也考验我们每一个人。同志们都抱定牺牲的决心，在叶挺军长的指挥下，和反动派拼到底。

反复的争夺战，从9日下午一直持续了四天四夜。我们顽强地守卫在石井坑这个小山村附近。13日黄昏，国民党反动派又发起一次总攻。军部指挥所的电话铃声不绝。五团阵地上打来电话：团长徐金树同志与敌人短兵搏斗牺牲，全团只剩下十几个同志，但是，同志们宁死不屈，决心与阵地共存亡。话还没说完，电话就不通了。

天黑下来之后，敌人占领了指挥所东边的一座小庙。情况危急，叶挺军长向周参谋长说：“子昆，左侧的小庙必须马上夺回来，不然不但我们指挥所难保，南山上的第三团也要陷入敌人的包围！”随后，特务团团长刘别生同志率领四名通信员，猛扑小庙，仅十几分钟便把小庙从敌人手里夺下来，暂时解除了敌人对指挥所的威胁。

战况激烈，同志们怀着对国民党反动派无比的仇恨，在各部阵地上以一敌十，与反动派进行着决死战斗。子弹打光了用刺刀，用石头，用血肉与万恶的敌人进行搏斗！直到反动军队进攻石井坑，指挥所才向后山撤去。

第二天早晨，一些被冲散的同志又三三两两聚集起来。在一个杂树丛中，我遇到了参谋周绍坤、秘书陈烙痕同志。我们一面走，一面叫：“同志们，随我们上山去！”隐蔽在密林里的同志，顺着我们的呼声，一个个跑上山来。这时山下到处是敌人，到处插的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旗。教导总队一个同志，把随身带着的一面红色的讯号旗打起来。许多被冲散隐蔽起来的同志，看到红旗，又挺起胸，握紧枪，顺着红旗飘动的方向奔上山来。

很快，我们三个人的战斗小组，扩大成了一支五十多人、四十多支枪的队伍。在四面都是敌人的枪炮声中，我们召开了一个党员会议，选举了党小组长，把全体人员整编成五个战斗班，又继续战斗了。在一个山头上，我们坚持了一整天。然而，由于敌众我寡，当晚在突围中，我们这支临时组成的队伍，又被敌人冲散了。

二

从包围中冲出来之后，队伍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忍饥耐饿，不停地向前走，逃过了反动派的搜捕。一天黄昏，我来到了一座山下的小村旁，竟然碰上了机要秘书顾雪卿同志。我们两个人悲喜交加，拥抱在一块，几乎是同声地说：“到江北去！”

在一家茅草屋里，一个老大爷知道我们是新四军后，拉我们坐到铺上，给我们弄了些吃的。我们边吃边向老人说，反动派查得很紧，请老人家帮我们换两套便衣。我看他有两个儿子，个儿和我们差不多，就说：“能否把你家这两位老弟的衣服脱给我们，我们留给你一些钱，明天麻烦你老人家出去再替他们买两套衣服？”老汉的大儿子便坐到铺上，把衣服脱给了我。他弟弟也仿照这个办法，拉起那床破被子裹着身子，把上衣、裤子全给了顾雪卿同志。

我们掏出足够买四套衣服的钱，给了老汉。老人说什么也不收这么多。我们塞给他，换了衣服，说了声：“大爷，我们永远忘不了你们！”然后向门外走去。只听那兄弟俩在铺上说；“同志，我们不能送了，你们要小心！”

走出老汉的家，我们俩心情都很激动，虽然彼此没说出口，两个人都有这样的想法：人民群众和我们一条心，我们依靠群众，一定能冲出重围，找到党，找到自己的队伍。

不幸的是，走到青弋江一条支流过渡的时候，碰上一群国民党军队，我和顾雪卿同志又被冲散了。我接连跑了三个村庄，也没找到他。

到了青弋江两岸，国民党军队警戒森严，我没法通过，就辗转到了泾县二十里铺。我在街外一个小摊前停住，想买些麻饼之类的食物。卖东西的青年妇女，仔细地打量了我一番，低声说：“快，到屋里去。”我随她进了草房。她闩住门，对我说：“从这里到泾县一带，都是五十二师的宪兵队和便衣，现在到处封锁，寸步难行，快从我这房子后面的稻田向北走，那里有只小船。”我又惊又喜地问：“你是组织上布置的？”她不答复，塞给我一筒麻饼和一瓢花生，又催了一句：“快走！保重！”不必多问了，我接了东西，扔了十块钱在她桌上，顺她指给的路，迅速地向北走去。

快到渡口了，路旁歇着一个挑担子的人，他突然向我叫了一声；“这不是曹科长吗？”抢上来拉住我的手。我立刻认出来，他是小岭造宣纸的工人张大哥。我们在云岭驻防时，他常到那里收买稻草，元旦那天还和我们一块吃过饭。现在他正挑着两捆稻草，要过江去。他看我谈吐不大自然，拍拍胸口说：“科长，你还信不过我吗，请放心，渡口上没有反动派，走！我们一起走。”说着挑起稻草挑子，同我一块向渡口走去。听他说，新四军的同志从这里渡过去很多，大前天晚上，傅司令（傅秋涛同志）带了几百人从这里过去，还在对面山上打了一仗，把一群反动派全打坍了！

这消息让我心里一阵温暖。我立刻就想到顾雪卿同志：他也过去了吗？他现在在哪儿？真是巧啊！一到渡口，在许多等船的人中，我突然看见老顾了。他笑逐颜开地“哎”了一声，怕被旁人发觉，又把头低下去了。我心里吊着的石头，总算放下了。

下了渡船，我向工人老张点了下头，表示再见。然后和老顾一前一后走向一个岔口，看看四周没人了，他才一下抓住我的手，说了一句：“我们又在一起了！”

两个人道了一番分手后的经历，便决定到前面小岭街上找些东西吃。于是，我们俩走进了一个茶馆，要了点吃的。我刚吃了一个烧卖，小跑堂的进来，低声说：“你们快走，泾县县长带着二十几个人进街来了。前门出不去了，我给开后门。”他生怕我们不了解他，又急促地说了句：“我认得出，你们是新四军同志，快，快……”

还有什么话好说呢，我们只向这个小同志说了声“谢谢”，就走出了茶馆的后门。登上山顶，只见一群穿黄军装的反动军进了小岭街。老顾感慨地说：“我永远不会忘记茶馆的这个小鬼！”

是的，我们不会忘记他们，不会忘记突围以来一路上帮助我们、掩护我们的人民群众。

三

走一关，又一关，翻一山，又一山。一天，我们终于来到了长江边上的一个小山村，摸黑又拍开了一家房门。小草房里，住着老两口。我们想问一下突围同志走的去向，可是那老汉一字不吐，总是摇头说不知道。当我们说是新四军时，老汉、老妈妈说话的口气变了。把家里仅有的一块腊肉拿出来炖给我们吃。老汉怕我们不是新四军，仍闭口不谈新四军的行动方向，只是老妈妈忍不住吐露了一句，说她女婿和儿子都当新四军。新四军在哪里？她望望老汉，又不肯说了。

第三天早晨，我们告别三位老人出门的时候，老汉送到门口，才指指一架山说：“孩子，你们从那里爬山，翻过山去就好了！”老人最后这两句话，给了我们希望，我们揣摩着这两句话，飞快地向山顶上跑去。到达山顶，只见滔滔长江，如飘带一样环绕在山下十余里的丘陵中。我们俩高兴地呼叫起来：“长江，长江！只要渡过长江，就回到我们部队了。”我们新四军挺进游击纵队，就在巢县、无为一带。

在山下小山村里侦察时，我碰到了三团的同志。那个战土引着我们来到了营部。营长不是别人，正是袁大鹏同志。1938年4月，我们是一同从延安调到新四军来的。老战友在患难中重逢，格外亲近。他告诉我们说，特务团也有一个营突围出来了，团政治委员张闯初同志，就住在前面一个村里。当晚，我们几个团营干部在一块开了个会，决定暂在长江南岸铜陵、繁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继续收容皖南突围出来的同志，相机渡长江北上，到皖中与挺进游击纵队会合。

我们2个营4个多连，在日伪顽三面夹击中，坚持斗争了一个月，终于胜利地渡过了长江。在无为县境遇到了曾希圣同志和我军挺进纵队的孙仲德司令。当时军部指派曾希圣同志负责收容皖南突围的部队及零星人员，并筹划组建新四军第七师。我们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开始了新的工作。

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把我们一网打尽，日寇也在长江沿岸加紧配合，进行封江。然而，他们的算盘落空了。许多突围出来的同志，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了江北。我们的部队一天天在扩大。

为了尽快和江北指挥部取得联络，我们把突围出来的十几个电台工作人员组织起来，利用收音机零件，日夜赶制出一部电台，同志们兴奋地说：“我们就要和上级取得联系了！”“哎呀，哪里有密码和呼号呢？”一个同志发愁地问。

这个我早已心中有数了。皖南突围那天，电台全部破坏的时候，我就把延安和陈毅、张云逸两个指挥部的电台呼号等通信联络规定，用笔写在两条大腿上和村衣袖筒里了。经过许多天的奔波，大腿上的字迹虽然磨光了，可是写在衬衣袖筒里的还在。同时我们脑子里还有一本密码，它更是不会丢失的。电台架起来，很快就通了。

次日下午，我们收到了一份电报，是江北指挥部转来的刘少奇和陈毅两位首长从苏北盐城新军部发来的慰勉电。电稿从这个干部手里，传到那个干部手里。曾希圣同志把电文传达给每个突围出来的同志。它鼓舞着大家，激励着大家。不久，我们的新四军又编了七个师，在新军部的领导下，沿着党中央毛主席规定的正确路线，继续战斗在江、淮、河、汉广大的土地上。■

（责任编辑 刘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