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我之全家，已委托全部生命于革命，革命进，则我全家存，革命败，则我全家亡，已是铁的事实，我何忧虑？”这是刚加入新四军不久的吕惠生写的日记。在新四军的感召下，他不但自己参加了新四军，还动员几个孩子都参加了新四军。吕惠生将自己和全家的命运，与新四军、中国革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为了革命事业的成功，最后血洒刑场。

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到访，让吕惠生看到抗日希望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寇全面侵华，并将战火引向华中。日机轰炸后的安徽省无为县尸横遍地、血流成河。民众流离失所，群情激愤，纷纷涌至县政府前请愿。此时刚回到家乡的吕惠生，很想发动民众武装抗日、保家卫国。

吕惠生，1903年生于安徽省无为县。1918年考入安徽省第一甲种农业学校，在校期间受到五四运动的洗礼，思想开始转变。1922年考入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1923年改名国立北京农业大学）。大革命时期受共产党员黄瑞生等人的影响，开始倾向革命，加入国共合作中的国民党，并担任国民党无为县党部秘书、临时行动委员会委员。大革命失败后，出任过无为中学校长、进步书店“濡江书店”的董事长、国民党无为县政府建设科长等职。在任无为县建设科长时，吕惠生遇到贿赂不为所动，他建起一座“洗心亭”以明心志。因不愿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吕惠生于1936年毅然退出了国民党。随后，他离开无为，辗转安庆、合肥、南昌等地，继续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这年的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共产党的正义立场让吕惠生心生敬佩，他开始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民族的希望，从内心开始对共产党充满向往。

全面抗战爆发后，面对日寇的侵略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吕惠生忧心如焚。他感慨：“倭人在华北大肆侵凌，国已不国，如此大陆，其将奈何！”饱读诗书的吕惠生深谙“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决定回到家乡，投入抗日救国的洪流，“为中华民族洗雪奇耻大辱”。

在内外压力下，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等6项条件，开始第二次国共合作。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将南方8省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

新四军由北伐名将叶挺任军长，成军前，叶挺特地到延安，向中共中央表态：“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正确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他从延安回武汉后，于1937年12月在汉口成立新四军军部，1938年1月移驻南昌，2月开始整编集合。全军1.03万人，编为4个支队。改编结束后，新四军向皖南、皖中集结，整训后奔赴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

1938年11月，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来到安徽省无为县，组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队伍初创时期，武器和给养都十分困难，需要当地各界的大力支持，便遍访群贤以求合作抗日。

当他们打听到吕惠生是社会贤达，却报国无门时，张云逸参谋长专门拜访了吕惠生，与之共商抗日大计。张云逸从大的国际背景开始说起，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纲领，介绍新四军的作战方针，表达新四军抗战到底的决心，吕惠生听后深受鼓舞，更坚定了帮助新四军打鬼子的信心。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声望四处奔走募捐，不遗余力地筹集粮饷弹药，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抗日做出贡献。

在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的支持下，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无为县抗日游击司令部成立了。中共无为县委从抗日大局出发，派吕惠生与国民党无为县政府谈判，争取抗日游击司令部的合法地位。在吕惠生义正词严的劝说下，韦廷杰县长被迫同意成立无为县抗日游击司令部，由县政府提供给养，韦出任司令，吕惠生担任政训处处长。吕惠生利用这一职务，将胡德荣、何际堂等10多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安插到政训处和所属各中队从事政治工作。共产党人的优秀品德和模范行为，深深影响着每一位官兵，使这支抗日队伍扎根于人民，并茁壮成长。

叶挺军长会见，坚定了吕惠生跟随新四军抗战的信心

1939年4月27日，新四军军长叶挺、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等一行到达白茆复凝洲，在进步人士胡竺冰家中会晤了胡竺冰、吕惠生。叶挺军长器宇轩昂，纵论抗战后的形势、中国的前途与命运，并与胡竺冰、吕惠生一起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吕惠生甚是钦佩，也更坚定了跟随新四军抗战的决心。在会晤结束前，叶挺军长告知第二天将抵达无为县，在无为期间准备在县体育场发表演讲。吕惠生连夜赶回无为县城，组织人员做好叶军长演讲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28日，叶挺军长一行抵达无为，全县各抗日团体和各界群众列队欢迎。29日下午，吕惠生与中共无为县委成员一起，组织全县各抗日团体，在县体育场举行万人大会，恭请叶军长作报告。叶挺军长发表了关于与日军进行持久战的演说，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之伟力的最深厚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人民群众是陷敌人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群众听后欢欣鼓舞，掌声雷动，来表达对叶军长的敬意。为配合叶挺军长的演说，吕惠生事先组织无为县文化服务社的人员，连夜赶印了数千份《告同胞书》，在会场散发。受到叶挺军长的接见，并聆听他的演说，让吕惠生信心倍增。他虽然还没加入新四军，但已经将新四军的荣辱与个人的安危系在一起了。

1939年春末，吕惠生担任无为日报社社长兼主编。年底，新四军内部处决了一名贪污腐化的干部，国民党右派想利用这个事件诽谤新四军，连夜炮制了一篇题为《新四军胃口有多大》的文章，用最恶毒、最卑鄙的语言攻击共产党和新四军，并强令吕惠生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全文登载。吕惠生为了不让这些跳梁小丑得逞，维护共产党和新四军在老百姓心中的光辉形象，特意在这篇文章前加了一段按语：

古今中外，文武官吏，贪污腐化、营私舞弊，罄竹难书！若详为录其罪行，非车载斗量不可，超过□□□罪行的岂止千万耶？然而唯有新四军，能有如此严明纪律，不管对人民功劳多大，地位多高，一旦犯法，罪不能容。这是史无前例的！读者可以从中悉其真理，如国家今后能依此为范例，委实大快人心啊！

报纸一出，全县哗然。百姓赞扬新四军纪律严明，是亘古未有的钢铁之军。无为县官吏们精心策划的阴谋破产了，他们不但没有损坏到新四军的名声，反而进一步提高了新四军在群众中的威望。恼羞成怒的他们，跑到报社指责吕惠生，说吕惠生被共党收买了。从此，吕惠生的名字被列入了黑名单。

虎口脱险，吕惠生动员全家参加新四军

1940年3月，国民党安徽省保安二支队（驻无为）司令吴绍礼，邀请无为县各界名流参加茶会，其实是设一鸿门宴，准备将无为县上层社会的进步人士一网打尽，吕惠生也收到了“请柬”。他从容赴宴后，又机智脱险，回到老家十里乡吕巷村，与等在那儿的妻儿会合。他与妻子沈自芳共育有4个子女，当年他的长女吕晓晴才12岁，长子吕其明10岁，次子吕道立8岁，幺女吕学文仅4岁。他们自此由吕巷村奔赴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所在地严家桥，投奔新四军。

吕惠生一家到达严家桥后，受到抗日军民的热烈欢迎。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司令员孙仲德专门为吕惠生一家举行了欢迎会，热烈欢迎吕惠生参加新四军，走上革命道路。吕惠生动情地说：“这是我到革命实践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的好机会，也更加坚定了我走革命的武装斗争之路的决心。”

吕惠生先被安排到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印刷所工作，后又被分配到政治部做宣传工作。他加入新四军后，处处以革命军人严格要求自己，身着粗布衣服，脚穿麻绳草鞋。行军途中，他的脚被磨破了，同志们心疼他，送他一双布鞋，他笑笑说：“我决心将草鞋穿到终生，才算思想在换、立场在变。”顿了一顿，他又对同志们说：“脚磨破了，真的不疼吗？但痛是暂时的，以后结茧就不感到疼痛了。”他接着说：“今天是我参加革命以来流出的第一滴血，只要革命需要，我要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

1940年4月21日，吴绍礼率2000余顽军，对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司令部及所属新九团发动进攻，挑起大规模的摩擦事件。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被迫自卫还击，江北纵队损失惨重，伤亡百余人，纵队参谋长桂逢洲壮烈牺牲，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电令江北游击纵队撤至淮南。吕惠生与妻子带着4个孩子撤退，行军途中经常昼伏夜行，吃不上饭、喝不上水是常有的事，大人还能坚持，小孩子常被饿得哇哇直哭，真是苦不堪言，但吕惠生带着全家坚持下来，没有掉队。

4月底，吕惠生一家随同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转移至淮南路东抗日根据地中心半塔集。8月，路东联防办主任方毅（解放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亲自约见吕惠生，分配他担任抗日民主政府仪征县县长，他毫不犹豫地接受组织安排，立即赴任。妻子沈自芳带着4个孩子住在半塔集的老乡家里。

据后来成为中国杰出的交响乐作曲家、著名电影音乐作曲家的吕其明（代表作《红旗颂》《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回忆，一个秋日的下午，他们家来了两位新四军二师抗敌剧团的女兵，想让他与姐姐去部队剧团工作，剧团正在排练三幕歌剧《农村曲》，需要小演员。当时吕其明与姐姐都正是上学的年龄，母亲明白姐弟俩去部队锻炼是件好事，但她还是有些舍不得，就让两个女兵去仪征征求吕惠生的意见。没想到吕惠生非常支持，他认为让孩子们到艰苦的环境中，到革命的大熔炉中去锻炼是件好事。吕其明和姐姐便在父亲的支持下当了小兵。

吕其明是新四军里最小的战士，虽然得到部队首长及战友们的照顾与呵护，他还是常常想家。想念父亲时，他就会拿出父亲送他的小手枪来玩。而姐姐吕晓晴却控制不住思念爸妈，三次哭着让剧团同志把她送回家，母亲沈自芳也为她求情。吕惠生只是耐心地开导妻子，让她想开一点、想远一点，让孩子们到革命队伍中去经受锻炼，闯出自己的人生道路来。他态度坚决地让女儿重返部队，还严厉地批评当时一些干部让子女留在身边的做法，他说：“小花盆里长不出万年松，庭院里跑不出千里马，只有经风雨见世面，才是对孩子最好的爱护，才能成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在此之前，他将次子吕道立留在了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到13岁参加了新四军七师大江剧团。

吕惠生动员全家参加了新四军，将个人小家的命运，与新四军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担任抗日民主政府无为县长前，陈毅接见吕惠生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悍然发动皖南事变，让亲者痛、仇者快。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由陈毅代理军长。新四军编为七个师，由皖南突围到无为的新四军部分指战员700余人，与战斗在江北的新四军部队共同组建新四军七师。随着七师的组建，无为县抗日民主政府也在筹建。组织上决定由吕惠生担任县长。

吕惠生接到调令后，在去无为县赴任之前，先到苏北盐城，在新四军军部受到陈毅军长的接见。陈毅军长知道吕惠生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有胆有识、能文能武，便热情勉励他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智慧与才能，组建一个公道正派、团结精干的抗日民主政府，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把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进行到底。吕惠生聆听了陈军长的嘱托后，热血沸腾，表示将不负重托、不辱使命，一定把家乡建成民主抗日的典范。

陈毅军长还风趣地说：“皖中这个地盘很重要，组织上要你去当县长，对头。无为县素称鱼米之乡，以后新四军肚子饿了，没啥子吃的，就得向你要。”吕惠生郑重地点了点头：“保证完成任务。”

临走时，陈毅军长将一支漂亮的德国造小手枪赠送给了吕惠生，以作防身之用，兼作纪念，希望吕惠生不但保护好自己，也能更好地打击敌人。

5月1日，在一片锣鼓声中，新四军七师在白茆洲胡家瓦屋前的广场上宣告成立，同时也宣告无为县抗日民主政府正式成立。吕惠生县长走马上任，发表了施政演说：“抗日民主政府是以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一切赞成抗日的民主人士，对汉奸和反动派实行专政。”他表示，本届政府的施政方针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的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改善工农业的生活，镇压汉奸和反动派”。

吕惠生上任伊始，即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会同新四军七师，制订《新四军无为县人权保障条例》，以法律形式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使得全县人民精神面貌为之一新，出现了“官兵平等、军民平等、人人平等”的新风尚，大家认识到，每个人都是抗日斗争的主体。

为贯彻陈毅军长的指示，吕惠生特意设立了垦荒局，他不但组织政府机关人员进行垦荒，还动员正在休整的新四军七师指战员加入垦荒行列，一年内就开垦荒田7000余亩，种植杂粮、蔬菜，并养猪养鸡，既改善了部队的生活，也减轻了群众的负担，对战胜日伪顽的封锁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2年7月，皖中行政公署成立，吕惠生当选为行署主任。同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实业救国，到三民主义，再到共产主义，吕惠生经过多方探索，终于找到了一条真正的救国之路。

当了行署主任后，任务更加繁重，责任更加重大。吕惠生励精图治，兢兢业业。在大家心中，吕惠生就是定海神针。

无为县东乡有一条叫黄丝滩的江堤，由于年久失修，威胁着无为、巢县等7县300多万亩良田，200多万人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每到雨季，长江水位上涨，江堤倒塌，洪水泛滥，吞没无数村庄，群众流离失所，惨不忍睹。史书记载，自明朝末年到1943年，黄丝滩决口达96次之多。为了彻底根治水患、造福人民，1943年9月，皖中行政公署决定兴修黄丝滩水利工程，任命吕惠生为工程总指挥。

当时环境非常恶劣，日本飞机常常在无为城的上空狂轰滥炸，吕惠生拖着病体发动并带领群众，夜以继日地加紧施工。历时211天，筑成一条长12华里，底宽12丈，顶宽2.4丈，高２丈的沿江大堤。黄丝滩建成后，使无为周边7县的良田与民众的生命财产得到保障。施工中，吕惠生身先士卒，与民工同甘共苦，艰苦奋斗，为大堤的建成立下汗马功劳。为表彰吕惠生的功绩，皖中行署研究决定，将黄丝滩改名为“惠生堤”。

新四军北撤，吕惠生撤退遇险，壮烈牺牲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后，国共双方开始谈判。谈判后，新四军主动撤出华南、江南和皖中等根据地。9月，新四军七师按党中央指令北撤。

上级考虑部队在撤退时需要长途行军，行军时又常走小路、山路、夜路，还要与国民党军队战斗，而吕惠生体弱多病，家中又有孩子，随大部队行动不方便，便决定让吕惠生乘船由长江水路北撤。

吕惠生服从组织决定，化装成粮商，装了一船米，带着夫人、孩子，以及警卫员等，乘粮船从无为顺江而下。不料，船刚启航，就被特务分子监视到，并密告芜湖的伪军。吕惠生并不知晓，继续行驶。当船只驶到芜湖西梁山附近时，一艘伪军船只拦江搜查，并殴打吕惠生及警卫员，吕惠生镇静自若地回答敌人：“我叫于四海，是粮商。”伪军照样打他，用抢托凶狠地撞击他的腰，吕惠生昏厥了数次。正当他又一次苏醒过来时，一个伪军的秘书认出了他，告诉长官，他不姓于，而是皖中行署吕主任。吕惠生也认识这个秘书，便坦然地说：“我是吕惠生。”伪军立即将吕惠生全家以及警卫员全部逮捕，并将他们带到芜湖关押，后转押到南京。

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吕惠生绝不低头。他在日记中写道：“时间是试金石，是忠是奸，他自有伟大人格来保证，经过火炼之后，让人去看去评吧。”

1945年11月，忠贞为国、一心抗日的吕惠生在江宁镇六郎桥畔英勇就义。临刑前，吕惠生写下绝命诗一首：

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

烟尘开敌后，扰攘展民猷。

八载坚心志，忠贞为国酬。

且喜天破晓，竟死我何求！

在新四军感召下，吕惠生用生命，践行了“我之全家，已委托全部生命于革命，革命进，则我全家存，革命败，则我全家亡”的诺言！■

（作者单位：南京孙中山纪念馆）

（责任编辑 刘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