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1949年元旦，新华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亲笔撰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庄严宣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胜利”！同一天，蒋介石也发表了一份《总统新年文告》，无奈地承认“危机更加严重”。这两份新年文告表明，1949年在中国现代史上将具有非凡的意义，中国革命和人民解放战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中共上海局的策反工作由此进一步高涨。

秘密策反

千里长江防线十万国民党军

1948年12月下旬，时任中共中央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简称“策反委”）书记的张执一，冒着风险来到门口有国民党士兵站岗放哨的上海宝山路一号，会见从未谋面的国民党总统府军务局第四（情报）科少将科长、中共地下党员段伯宇。段伯宇的二弟仲宇时任上海港口司令部副司令官兼京沪、沪杭铁路运输指挥官。他住的宝山路一号，人称“段公馆”，后来成了上海局“策反委”的秘密联络点之一。

当时的形势发展很快。辽沈战役已经结束，东北全境解放。淮海战场上，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歼灭了黄百韬兵团和黄维兵团，将杜聿明统率的邱清泉兵团、李弥兵团、孙元良兵团紧紧包围，即将全歼。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已将北平、天津分别包围，华北也将全部解放。整个江北局面大定，人民解放军很快将饮马长江，挥师南下，解放江南，建立新中国。

在此重要关头，上海局“策反委”把迎接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解放京沪杭，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张执一为此决定亲自会见段伯宇。

中共上海局并非只领导上海地下党的工作。1947年5月6日中共中央明确规定：“上海中央局管理长江流域、西南各省及平津一部分党的组织与工作，并于必要时指导香港分局。”张执一作为党的高级干部，身负重任。他当时只有37岁，却已是一位年轻的老革命。他在抗战期间参加了新四军，曾任豫鄂挺进纵队政治部联络部长、第四支队政治委员、五师第一纵队政治委员。日寇投降后，他被中共华中局和军部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中共上海市委委员。从此，张执一活跃于上海的隐蔽战线，经历了许多重大的、惊心动魄的斗争。

段仲宇公馆楼下住着一个班的卫士。楼上即为段家所住。父亲段云峰和他们同住。段云峰，中将军衔，和蒋介石是保定军校同学（同期不同班），曾任军令部高级参谋，在保定军校执教8年之久，国民党军政大员陈诚、顾祝同、白崇禧、周至柔、张治中等均毕业于保定军校。段仲宇的顶头上司、联勤总司令郭忏亦是保定毕业生。张执一认为，段伯宇这种深厚的国民党高层背景，对党的地下工作可起掩护作用；但段公馆也可说“虎穴“，必须提高警惕，千万小心，以防万一。

段伯宇也是党的老地下工作者，时年44岁。他1904年出生于河北蠡县，在天津读中学时即参加反帝爱国学生运动。18岁考入河北大学医科，受中共地下组织影响和指导，秘密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8年到延安，进抗大第四期学习，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国民党第三十二军从事地下工作，1939年到重庆后，接受周恩来秘书周怡单线领导，曾与周恩来会面，奉命打入到蒋介石身边工作，担任蒋介石侍从室上校参谋、总统府军务局第四（情报）科少将科长。后人将他称为周恩来在国共博弈大棋局中布的一颗“冷子”。

段伯宇向张执一详细汇报了他在蒋介石侍从室、军务局期间开展秘密策反初见成效的国民党部队和人员，主要有以下这些：

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代局长贾亦斌（局长是蒋经国），他最近兼任预备干部团团长和预干第一总队总队长。这个总队在中山陵刚成立时只有1000余人。为了保住东南半壁河山，蒋氏父子通过国防部要求加速组建30个军的新部队，所缺基层干部要预干总队扩大招收名额。于是贾亦斌将预干总队扩大至4000余人。另外，贾亦斌又在重庆组建了预干第二总队，派得力人员前往担任正、副总队长，招收学员3000余人；在汉中组成第三总队，招收学员2000余人。三个总队的学员总数达一万余人。

国民党空军总司令部所属的伞兵第三团上校团长刘农畯。伞兵三团共有2500余人，美式装备。原驻南京近郊，将移驻上海。

国防部所属工兵第四团，团长王海峤上校。下辖三个营，拥有最新的美式装备，能修路、架桥，是国民党统帅部随时准备让它履行重要任务的一支机动力量。

第一绥靖区所属的江苏保安总队，少将总队长齐国楮和段仲宇是中央军校先后期同学。部队驻在苏南金坛、溧阳地区，总人数约万人。

国民党第八兵团所辖第九十六军（一度属第六兵团），军长于兆龙和段伯宇是陆军大学特七期同学，西北军冯玉祥的老部下。反蒋反内战的态度比较坚定。所属三个师驻在南京北边的“三浦”（浦口、浦镇、江浦）地区。国民党第一○六军，军长王修身和段伯宇也是陆大特七期同学，他是冯玉祥的老部下。所属三个师驻于安徽芜湖沿江地区。这两个军主要由宋健人、宋光烈具体联系。“二宋”也是西北军，和于、王两位军长有故旧关系，无话不谈。

青年军第二○九师少将师长方懋楷和贾亦斌还是步兵学校的同学，友情甚笃，多次向贾亦斌表示反对蒋介石打内战。

国民党第五十一军所辖的第四十一师，师长刘卫，与贾亦斌是第十军干校同学。部队驻在扬中县。刘卫曾向贾亦斌表示愿在适当时机“有所行动”。

此外，还有江苏省保安第二旅，旅长周敬亭；江苏省保安第三旅，旅长李焕阁；江西省保安总队；装甲兵部队某营营长等等，都表示反对内战，愿意与我党我军联系。

最后，段仲宇的港口司令部下属的辎汽二团和第十八团，加上从地方抽调汽车和人员临时组建起来的六个营，共有汽车一千四五百辆；其所属的船队、仓库等，总人数亦近万人。物资更是品类众多，有武器、弹药、粮食、被服、油料、通讯器材等。在战时，若没有这些物资器材，部队将寸步难行，毫无战斗力可言。

上述部队的确切人数，据估算有十万之众，形成了从上海到安庆沿江千里的一条地下战线。这是段伯宇经过两年半的深入工作，团结争取了一批进步同学，开展宣传教育所取得的初步策反成果。

张执一指示说：国民党一方面要和我们搞和谈，一方面又在长江沿线部署重兵，搞所谓的陆、海、空立体防线，妄图利用长江天堑阻止我军渡江南下，以实现他们搞南北朝的美梦。因此，配合渡江作战，迎接大军渡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光荣而艰巨。段伯宇联络了这么多部队，很不容易，很不简单，工作做得好，对配合我军渡江将会发挥一定的作用。

其后，奉张执一之命，李正文由段伯宇陪同，奔波于京沪杭地区，代表上海局“策反委”进行实地考察，对几位将军进行面对面策反。

为了加强党对策反工作的领导，经上海局“策反委”批准，贾亦斌、刘农畯、段仲宇、宋健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策反委”还派出联络员秘密进入上述国民党部队，从而在国民党长江防线上形成了一条党的地下战线。

堵塞京沪杭铁路大动脉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将“总统”职位交由李宗仁“代理”。行政院政府各机关仅留少数人在南京，“行政院”南迁至广州。下辖的内政、外交、财政、粮食等12个部、会、委于2月开始在广州“办公”。几十万部队所需军需物资的调运，南京国民政府大批人员、物资要“疏迁”去广州，这些都要通过京沪、沪杭铁路。它们的畅通或阻塞都关系到当时长江防线的部署、京沪杭地区的防守，以及浙、赣、闽、台等后方的“应变”，最终关系到国民党最高当局“划江而治”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因此，“两路”畅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段仲宇曾任蒋介石侍从室上校参谋，1948年11月调任国民党联勤总司令部所属上海港口司令部少将副司令兼京沪、沪杭铁路运输指挥官。

中共上海局“策反委”指示段仲宇：要千方百计使“两路”交通堵塞以至瘫痪，滞阻军运。但国民党高层面对交通不畅的路况，却指示其要尽力保持“两路”畅通。这使段仲宇煞费苦心。

部署于杭州的机械化筑路部队工兵第四团直属国防部，全副美械装备。团长王海峤，陆军大学第十八期毕业，为人正派，有爱国心，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十分反感，强烈反对打内战。上海局“策反委”委员李正文，在段伯宇、段仲宇陪同下，秘密到达杭州会见了王海峤，与其密商如何堵塞京沪、沪杭、浙赣铁路的问题。

工兵第四团下辖三个营，全团官兵2000余人，普遍存在厌战、反战情绪。面对局势的迅速发展，大多数官兵对国民党已经失掉了信心，感到前途无望，起义的可能性很大。王海峤坚定地向李正文表示：愿以至诚之心向中国共产党靠拢，为解放大军进军江南尽一份绵薄之力。

李正文说：“我解放大军渡过长江后，要打到沪杭地区估计还要一些时间。你们工兵四团的起义时机要很好选择，过早、过迟都不行。”

王海峤提出，对于上级的调防军令，最好的办法是以空间换时间，拖延调动，把这个团留在京沪杭地区待机起义。具体的做法是，利用当时京沪、沪杭、浙赣三条铁路军事运输紧张的客观形势，借口搞不到车辆，将该团三个营采取逐次移防的办法，一个营放在苏州至杭州的铁路线上，一个营放在杭州至鹰潭线上，一个营放在南昌至株洲线上，一直拉长一二千里。而工兵四团装备的都是笨重的筑路机械，其中有不少是修筑道路的作业车辆。对此，应由王海峤故意拖延；段仲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对该团进行催促，堵铁路就让它堵吧！

李正文代表上海局“策反委”同意此方案。于是，从南京到江西，在京沪、沪杭、浙赣三条千余公里的铁路上，工兵四团那些笨重的“家伙”横七竖八地摆在大大小小的车站上。被堵在铁路上的一趟一趟列车，列车中拥挤不堪的国军，还有满载着各种军用物资的列车……种种铁路乱状，使国民党高层大伤脑筋，虽多次严令“整顿”，却收效甚微。国防部下令通缉王海峤，中共“策反委”派人掩护他秘密去了香港，而三条铁路的混乱状态依然恶性循环，有增无减。

粉碎国民党组建30个新军的计划

1948年10月底的一天，国防部参谋次长林蔚把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代局长贾亦斌找到办公室，说：“现在的局势你也很清楚。我们应该做最坏的打算。为此，领袖（蒋介石）决定立即着手在长江以南组建30个新的军。兵源问题可以通过征兵的办法解决；武器装备美国答应支持，问题也不大。最感缺乏的还是基层干部，尤其是连排长。你是主管预备役工作的，你考虑一下预干局能召集多少干部？”

贾亦斌这一年36岁，是蒋经国“太子系”的红人。但他深感国民党已腐败透顶，此前经段伯宇多次启发引导，已决心向共产党靠拢。此时，他立即预感到这可能是抓实力、抓兵权的一次绝好的机会，但是他又告诫自己，不能露出一点蛛丝马迹，以免坏了大事。于是他不紧不慢地回答说：“抗战胜利后第一批复员的青年军，大约有76000多人，其中还在杭州、嘉兴、重庆、汉中等地读书的有一万多人。他们都授予了预备役少尉的资格。另外还有一些人在南京、镇江等地等待就业。如果把上述两部分人加起来，召集一万人是不成问题的。”贾亦斌还表示愿意承担训练万名预备役干部之责。

林蔚听到贾亦斌能一下子召集近万名预备役少尉，心想编练30个新军的基层干部这个大难题一下子迎刃而解了。国防部很快将报告呈送到军务局。

贾亦斌事先已将此情况告知了中共地下党员段伯宇。段利用在军务局工作之便，在此报告上签注了意见，报告给局长俞济时。俞立即签字呈报给蒋介石。蒋很快批准同意。

经过多次精心谋划，贾亦斌以预备干部局少将代局长的身份，兼任新组成的预备干部团团长兼第一总队总队长。他推荐担任副总队长的林勉新少将，也是段伯宇陆大特七期的同班好友。担任大队长、队长的主要骨干，思想都比较进步，反对打内战，有爱国心，关键时刻会跟贾亦斌一起行动。这样，预干第一总队4000多学员，光荣起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蒋介石为了把只剩100余万的国民党军扩编到350万至500万人，保卫东南半壁江山，与中共相抗衡，下令成立了14个编练司令部，着手补充和编练30多个新军。贾亦斌和他领导的几个预干总队共10000多名学员，尤其是预干第一总队，实为保卫京沪杭所急需。

预干总队和段伯宇策反的十几支国民党部队何时起义、怎样起义？张执一指示“策反委”委员李正文组织段伯宇、贾亦斌、刘农畯、段仲宇等人，多次进行秘密研究。

起初，大家的设想是：在人民解放军举行渡江作战之际，在跨越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广大地域内，特别是京沪杭地区，这十几支国民党部队同时宣布起义，里应外合，策应解放军渡江。这样做的好处是声势大、作用大，影响也大。

但张执一经过深思熟虑后认为，这几支部队大规模联合起义的计划不现实，即使另外加上我们党所掌握的其他所有准备起义的部队，同时联合起义，在总体力量上仍然小于敌人的力量，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不可能取得成功。只能利用机会，采取小规模的形式，一个部队一个部队地单独起义。预干第一总队是蒋经国的嫡系，驻地嘉兴处于沪杭铁路的中枢，北临上海，南靠杭州，四周围驻有国民党的重兵。它一动，敌人就会像饿虎扑羊似的扑上来，区区4000之众哪里抵抗得了几十倍的敌人？

明知起义要失败，张执一却提出预干总队应该相机单独起义。他认为，预干总队的起义政治意义非常大。第一，说明蒋氏父子最亲信的嫡系也与之彻底决裂，阵前倒戈，投向人民，这象征着蒋家王朝已经到了众叛亲离的末日；第二，从表面关系上看，贾亦斌是蒋经国自己挑选的“心腹”，预干总队是蒋经国经过多年苦心经营，准备用来支撑蒋家王朝的“擎天柱”，如不经过武装起义，就进入解放区，可能得不到解放区人民的信任，这对贾亦斌和整个预干总队官兵都是不利的。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把蒋经国嫡系的干部拖过来，在当时的条件下，一时也难以消化。不如在蒋的京沪杭命脉地区，来一次起义，可以起到动摇蒋家王朝总基地的作用；或把这支嫡系队伍拖垮，起到威慑敌人、瓦解敌人的作用。

贾亦斌坚决拥护张执一的指示，分析了在嘉兴起义的利弊。他认为，从嘉兴东往浦东或西往天目山，都是国民党政权核心地区，重兵云集，正规军就有四五十万，加上交警、保安部队和宪兵警察特务，总数号称七八十万人以上。其次，嘉兴地区水网纵横、湖沟密布，起义部队无山区可以依托；敌人却据有铁路和公路，可以运用现代化交通工具迅速调动部队围追堵截。起义部队只有数千人，要对抗几十倍敌人的“围剿”，在军事上取胜的可能性确实很小。但事在人为，如果我们能出敌不意，以最快速度越过京杭国道进入天目山，加上我党苏浙皖游击队的接应，再加上驻溧阳、金坛一带齐国楮的保安总队进行策应和配合，那么胜利的希望也是很大的。关键在于组织指挥的严密和行动的果敢迅速，在敌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就把部队拉上天目山。

通过深入讨论，贾亦斌最后表示，虽然起义的风险很大，但党组织认为有必要，就应当干！干革命不能不冒风险，即使起义不能在军事上取胜，也可以达到三个目的：一是政治上在蒋政权的“心脏”来个大爆炸，震撼其神经中枢，并以此向国内外宣告蒋氏政权内部已经众叛亲离；二是军事上在国民党京沪杭防御体系炸出个大窟窿，打乱其部署，动摇其军心，粉碎其京沪杭防御“固若金汤”的神话；三是从组织上使蒋氏父子依靠预干总队编组30多个新军的计划彻底破产，打破其扩编大批国民党军固守东南半壁河山的迷梦。

方案确定后，贾亦斌在上海局“策反委”派出的联络员张文藻协助下，加紧了一系列的起义准备工作，包括派人沿起义路线暗地勘察了地形，绘制了详细的行动路线。

正当起义准备工作紧锣密鼓进行之际，突然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蒋经国从溪口打电话要贾亦斌去一趟，说是蒋介石要亲自召见，随后又多次来电催促。

难道东窗事发，蒋氏父子要对贾亦斌下毒手？去，还是不去？

李正文和段伯宇认为，党组织领导的起义准备工作，非常谨慎，机密保守得很好，迄今未发生过人员被捕等事件。蒋氏父子叫贾亦斌去溪口，未必一定抓到了把柄，否则何不对贾采取断然措施呢？其次，去溪口，固然是“鸿门宴”，有巨大风险；但如不去，则更增加蒋氏父子怀疑，对我们不利；再次，去溪口见蒋氏父子，还可亲眼看看那里的动静，取得第一手的情报资料。

权衡的结果是，李、段、贾一致认为贾亦斌应该去，争取变被动为主动，并获取更多第一手战略情报。张执一听取汇报后，批准贾亦斌去溪口。

贾亦斌在溪口三天，蒋经国亲自考察，指定预干总队从陆路开往福建建阳。贾表面佯装坚决执行。蒋介石还亲自接见了贾亦斌，一同观看了京剧。

从溪口回到上海，“策反委”认为预干第一总队不能去福建，必须尽快在嘉兴起义。

张执一指示李正文秘密赶到嘉兴指导预干总队起义。4月6日，李正文和贾亦斌在南湖的一条游船上，敲定了起义的有关重大问题。最后，李正文代表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当面批准了预干第一总队起义计划。当天午夜，3000多名学员以进行军事演习为名，开往浙西地区。一场震惊国民党朝野的预干第一总队起义，就这样爆发了！8日的《申报》进行了如下报道：

驻禾陆军预备团一总队千余学员叛变

（本报杭州7日电）国防部预备干部第一总队，原驻嘉兴，总队长贾亦斌，副总队长黎天铎，官佐士兵4000余人，上锋原定计划开往闽省整编。该部忽于7日擅自行动，扣征快班及民船，离禾（嘉兴）去崇德、德清等地，可能往武康、安吉、孝丰、苏浙皖边，与该处土共取得联系。浙省周主席闻讯后，即派兵追截，并令该沿途各县自卫队驻军严予监视……

（本报嘉兴7日电）预干一总队之叛变，据悉为前总队长贾亦斌所策动……口号为反对共产党暴力，不满国民党腐败，共同创造，自力更生……

在溪口的蒋氏父子很快得到了贾亦斌“叛变”的报告。蒋经国痛哭流涕，向其父检讨“用人不当”。蒋介石下令围追堵截，还悬赏5万银圆“缉拿”贾亦斌。

“国防部”接到蒋介石的指示后，下令调遣部队“围剿”预干总队，包括几个正规师和江苏、浙江、安徽的保安部队及交警总队，兵力多达几十倍。起义学员少数英勇牺牲，千余人被打散，2200余人被抓回。贾亦斌只身跳崖，负伤后被老百姓救起，送往中共浙西游击区，后辗转到了江苏丹阳，受到了陈毅的接见。

这次国民党预干第一总队嘉兴起义虽遭失败，但达到了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原先设想的目的，影响极为深广。张执一称它“起到了震撼京沪杭后方的作用”，挫败了蒋介石组建30个新军的计划。

伞兵第三团海上起义，

毛泽东朱德致电表扬

1949年3月上旬的一天，上海局“策反委”委员李正文奉张执一之命，在“段公馆”秘密召集段伯宇、段仲宇、贾亦斌和国民党伞兵第三团上校团长刘农畯，再一次研究了该团的起义方案。

伞兵被称为“天之骄子”。蒋介石将多次执行战略机动任务的伞兵视为“掌上明珠”，几次亲自检阅。蒋介石“引退”前的一天，特地召见伞兵司令张绪滋和三个伞兵团长进行“慰勉”，要他们在“危难之际毋忘党国期望”。

可是蒋介石哪里知道，在场的刘农畯已和中共地下党员段伯宇暗中联系，表达了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并率领全团起义的强烈愿望。

段伯宇诙谐地说：“老蒋真是看错了对象、选错了人。他的特务机构也是一群无能之辈。他没有想到，站在他面前的四个人中，农畯学弟早已向共产党表示，要在南京也搞一个‘西安事变’，把老蒋抓起来，以谢国人。”

李正文说：“是啊，一切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总是造成众叛亲离，自己培养和制造了自己的掘墓人。历史的规律就是如此。蒋介石也难以逃出这个历史法则。”

鉴于伞兵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早在全面内战爆发后即开始了秘密策反。华中军区派遣的陈家懋，原在国防部二厅潜伏，1948初奉命到伞兵司令部搞情报策反，公开身份是中校军械主任。伞兵三团中校团附李贵田和表侄孟虎（上校团附姜健的贴身卫士）都是华中军区这条线上的地下党员。1949年初伞兵第三团移驻上海郊区，上海局策反委先派李正文、段伯宇到该团密访，后又派联络员周其昌秘密进入该团卧底。

3月上旬，李正文约定周其昌碰头，掏出一张名单交给周其昌说：“你把这几个人的组织关系接过来。”周其昌一看名单，不禁哑然失笑。原来有本团中校团附李贵田和三营准尉副排长孟虎，还有地下党员陈家懋和谢易清。虽常见面，却不知他们也是共产党员。

伞兵第三团的起义方案，“策反委”曾进行过多次密商。鉴于上海周围地区国民党大军云集，一个团要揭竿起义并取得成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起初设想将该团往第七十五军防地靠近。第七十五军军长吴仲直多次邀段仲宇到该军任参谋长。待将来解放军进攻上海时，争取七十五军和伞兵三团一起举行阵前起义。可是国防部下令将伞兵第三团撤往闽、台，那只有在途中起义或到福建后再待机起义了。

几天后国防部决定伞兵部队从海路撤往闽台。2月25日，国民党最大的巡洋舰“重庆号”，驶出吴淞口后在海上英勇起义，驶往解放区，给伞兵三团爱国官兵带了一个好头。

刘农畯是个血性汉子，年轻时参加过C•Y，早就向往共产党。他建议利用南撤的机会，在海上起义。他说：“如果撤往福建后，再待机起义，夜长梦多，恐易生变。只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才有成功的可能。海上起义风险虽大，但只要精心组织，沉着冷静，也许能置之死地而后生。即使起义不成功，死而无憾。”李正文对此大为赞许，在最困难、艰险的时刻，展现了爱国军官的高尚情怀。

上海局“策反委”书记张执一批准了伞兵第三团在海上起义的方案。

人的十个指头也不一般齐，何况2500多人的一个团，人心怎么可能一致？国民党长期灌输的反共教育，使少数官兵对蒋介石抱有愚忠思想，对起义持反对态度，例如团政工室中校主任等少数人思想就比较顽固。一旦上了船，他们裹胁一部分人反对起义，双方在船上发生火并，问题就大了。因此刘农畯和地下党支部决定，让这些人以“先遣人员”的名义，派他们先去福建设营，免得碍手碍脚。

另一个难题便是派船问题。要找一条船恰巧装下伞兵第三团和军械处的全部人员和武器装备，的确是难乎其难，不是船大了，就是船小了。

“策反委”指定段仲宇解决此难题，因他的港口司令部负责各种军用和民用船只的调拨以供军需。经过段的机智谋划，顺利解决。

预干总队起义后，因国民党特务到处搜捕李正文，奉组织之命，李正文撤离上海去了香港。对伞兵三团的起义工作，改由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委员田云樵领导。

田云樵于4月9日晚在中正东路（现延安东路）大沪饭店与埋伏在伞兵的中共地下党员开会，代表党组织肯定了大家过去所做的工作，批准了行动计划，向大家表示慰问，对提出的问题一一作了答复，并特别强调了以下几点：

一、我们的这次行动是利用伞兵南调的机会在海上起义。我们在三团的力量还是比较强的。一定要牢牢掌握主动权，把伞兵部队带到解放区。

二、在解放区登陆的目的地是连云港。若遇紧急情况，也可在苏北的八滩及其他任何一个港口登陆。

三、关于伞兵第三团即将行动的情况，中共上海局已与华东部队有电报联系。华东部队方面也已作了布置。

四、起义工作具体由打入伞兵团的中共地下支部领导。刘农畯作为这个团的团长，应该更多地负些责任。

五、在行动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保密，加强警戒，控制好要害部位。对任何胆敢反抗起义的顽固分子，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决不可手软。

田云樵还重申了党对起义官兵和船员的政策，要求多做些发动群众的工作，团结绝大多数，胆大心细，争取起义的完全胜利。

4月13日下午2时，满载着国民党伞兵第三团全体官兵、伞兵司令部军械处官兵的大型坦克登陆艇中字102号，徐徐离开黄浦江码头，向茫茫大海驶去。

航行途中，地下党支部进行了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排除了一个又一个障碍，终于保证了起义的成功。15日早晨，靠近苏北连云港码头时，散发了起义宣言。

当天上午，中共新海连特委负责人苏羽专程到港口看望了起义部队。下午，特委书记谷牧又专程到团部，会见了起义领导人员。18日，新海连军民召开了热烈隆重的欢迎伞兵三团起义大会，谷牧致了欢迎词。起义官兵向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了致敬电。5月18日，毛泽东、朱德发来了致伞兵三团起义官兵的回电，全文如下：

刘农畯团长、姜健副团长、全体官兵们：

庆祝你们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而加入人民解放军的英勇举动。希望你们努力于政治上和技术上的学习，为建设新中国的新伞兵而奋斗。

毛泽东朱德

五月十八日

伞兵第三团起义的成功，从政治上来说，连蒋介石最宠信的“掌上明珠”也投向了共产党，表明蒋介石已成为孤家寡人；从心理上来说，进一步动摇了京沪杭地区以至东南半壁江山的军心和民心。仅仅几天以后，在党中央、毛泽东指挥下，人民解放军一举突破长江天堑，取得了渡江战役伟大胜利。■

（责任编辑 刘曾文）